當然，我對共產黨領導人，對民主自由的興趣不抱半點幻想，特別是他們對待反對他們的人。我只認為，斯大林統治下的無窮無盡的訴訟案件，和那些無休止的審判，使人不快，因為在這些審判中常常會有一位妻子或一個兒子前來提出要求，要求對她的丈夫或對他的父親判處重刑，而這些案件和審判，卻會對那些所謂的「人民」政權造成最大的危害。

答：那要有很大的抱負和使命感，這些我都沒有。就我個人講，我不想扮演任何角色，我只有一個願望，即作為一個人我嚮往幸福，作為一個藝術家，似乎我還應該讓許多人能夠活下去，但卻不能藉助戰爭和法庭手段。但這些事卻主動找到我門上來，就像它們主動找到每個人那裡一樣。從前的藝術家們，在暴政面前至少可以保持沉默。如今的暴政有了很大的進步，它們不准你沉默，也不准你保持中立，你必須公開表態：是擁護它還是反對它。好吧，既然如此，我就聲明反對。

相反地，如果有人對亨利·馬爾丹的事情澄清誤解不含糊其辭，給他來個一清二白，他很可能會有一個明確的態度。在此，我要說清楚的是同時也有人要求我這樣做，就是釋放亨利·馬爾丹。

馬克思死後，有一種議論開始傳播，並且愈傳愈烈，即自由是資產階級的一個蹺蹺板。這句話，有一個詞用得不到位，但在當代的混亂局面中，我們卻為這個錯位的詞付出了代價。正確的說法應該是這樣：資產階級的自由是一個蹺蹺板，而不是所有的自由都是蹺蹺板。或者更確切地說，資產階級的自由並非自由，如果說得好聽一點兒，那就是：資產階級的自由還沒有達到真正自由的地步。但有些自由是要爭的，並且永遠也不能拋棄。一點兒也不錯，對於那種白天被關在家裡不能出門，晚上便和全家人擠在一間小房子里的人，是沒有自由的。但這應該譴責的是一個階級、一個社會和那種束縛人的制度，而不是自由本身，也不是我們當中最窮困的人也不應缺少的自由。因為即使社會處於變革之中，而且變得對所有的人都彬彬有禮，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滿意，但如果這個社會沒有自由，那麼這個社會仍然是野蠻的。由於資產階級奢談自由，卻並不付諸實踐，那麼工人階級的社會也就不應該實行自由，而只是以自己並未像資產階級那樣去奢談自由而沾沾自喜嗎？然而混亂局面就出現了，在革命運動中，自由便慢慢地處於被譴責的地位，那原因是資產階級社會已把它當成了一種欺騙手段來使用了。出於對資產階級社會這種濫用自由的理所當然的不信任，於是便導致人們對自由本身也產生了不信任感，充其量也只不過是把這件事大大地向後推遲，並且聲稱在這一段時間之內，不談自由之事。同時還宣布，首先需要的是正義，至於自由，那在以後再說，就好像奴隸們永遠都渴望得到正義一般。而思想活躍的知識分子對勞動者們說，勞動者感興趣的只應該是麵包，好像勞動者們並不懂得他們要獲得麵包，也需依靠本身的自由。不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不公正面前，這種走向兩個極端的傾向是很強烈的。在座的諸位，恐怕不止一人，或者在行動上或者在思想上，都對此做過退讓吧，但歷史已經邁開自己的腳步，我們所見到的那些，到現在便足以使我們思考。由勞動者自己發動的革命已在1917年取得勝利，那時人們確實已看到真正自由的曙光，以及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希望。但這一革命由於受到了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包圍和威脅，於是它便加強了軍事裝備和警察機構，竟至成了一種公式和一個學說的繼承者，而不幸的是那種公式和學說給予它的是那種令人極其懷疑的自由，於是這一革命便慢慢地變得衰弱了，然而警察機構卻得到了加強，而世界最偉大的希望也便在這個世界上最有效的專政中變得僵化。資產階級社會的虛假自由，也並不比它更差。在莫斯科和其他地方以及在革命的集中營里被殺害的，那些在匈牙利等地被槍決的，並非是資產階級的自由，乃是1917年的自由。資產階級的自由也同樣能夠做這種欺騙人的勾當。革命社會的誣陷和腐敗使資產階級做起這種事來問心無愧，同時也有了依據。

問：馬克思主義者及其追隨者們認為自己也是人道主義者。但對這些人來說，人的本性只能存在於未來的無階級社會中。

最後我還想加上一句，把自由與正義分離，將導致文化和工作分離，這是社會的最大罪惡。歐洲革命運動的混亂，一部分原因是它失去了自己真正的祖國，即失去了在它經過各種失敗之後重新獲取力量的所在，而這正是自由的信念所在。同樣，歐洲知識分子中的混亂，其原因是受到了雙重欺騙，即受了資產階級的欺騙和假革命的欺騙。這雙重欺騙把知識分子同他們唯一真實性的來源，即工作和痛苦分離了，而且使他們同其唯一的天然聯盟，即勞動者的聯繫割斷了。至於我本人，我從來沒承認過有兩種不同的貴族，一種是勞動貴族，一種是知識貴族。而且我現在也已明白，有人瘋狂地想讓這一方面的貴族屈服於另一方面的貴族；我也已明白，這兩個範疇都同樣高貴，他們的道理，特別是他們的工作效能產生於團結，如果把他們分開，那就會被暴君政治和野蠻力量一個個地削弱。相反地，如果團結起來，他們便會建立世界的法律。因此，任何旨在分裂他們和破壞他們團結的做法，那都是反對人類及其崇高理想的做法。一切獨裁勢力的第一個努力，就是同時控制勞動和文化，因此必須同暴君和野蠻勢力白刃相見。因此，依我所見，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今天有兩種叛變的方式，其所以要叛變，因為他接受了一件事，即勞動和文化的分離。第一種方式，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具有的特點，他們接受了自己的特權是由勞動者的屈服所換得這一觀點。他們經常保衛自由，但他們首先保衛的乃是自由給予他們的特權，僅僅屬於他們自己的那種特權。第二種方式，以這種知識分子為代表，他們以左派自居，由於對自由的不信任，便接受了這種觀點，即文化和自由，由那種所謂為未來的正義服務的虛妄說法所左右了。因此不可相信。在這兩種情況下，受益的只有非正義方面，要麼便背叛自由，默認或者接受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分離的觀點，認為勞動和文化是軟弱的，於是便把自由和正義一筆抹殺！

終究會有那麼一天，一小撮軍人和工業家，在談到莫里哀和伏爾泰時，他們會用「我們」這個字眼，或者在把那位詩人先期槍決后，再對他的作品進行歪曲，然後予以取締。那一天，其實就是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至少可以使我們想到，那個可憐的希特勒還是值得同情的。他無須浪漫地走向自殺那條過分的道路，只要學一學他的朋友佛朗哥，並且耐心一點兒，也就夠了。這樣，今天他很可能就會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個代表，去到上沃爾特執行教育使命去了。至於墨索里尼，也會前往衣索比亞去執行提高那些衣索比亞孩子的文化水平去了，因為就在不久前他頗把那些孩子的父親們給殺了一些。於是，在一個終於和好了的歐洲，大家便都一起參加文化取得徹底勝利的慶典，在這個慶典上專為那些將軍和元帥舉行了盛宴，由有一個班的民主國家的部長們為他們倒酒端菜，這些部長是絕對的現實主義者。

就這樣，這件事便陷入了一個很難反駁的反對意見的干預中。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在所有規定軍隊士兵必讀的報紙上發表文章的人都說，依據他們的觀察，印度支那戰爭是一條死胡同，是沒有出路的，它付出了鮮血和痛苦的代價，它是國庫開支的一個負擔，希望至少要找出一個辦法來結束這場戰爭，並且應該動用監禁手段。他們同亨利·馬爾丹唯一不同之處，就是他們不是軍人。在對亨利·馬爾丹的判處不僅僅使用軍事法律的同時，有人就把他的情況同那些反對印度支那戰爭的人的情況等同起來看待了。如果還對他的判決與眾不同，大大地加重的話，那就會使人認為，由於共產黨人的身份才使得對他判決加重了。

那麼，怎樣才可以打破這個可怕的圈子呢？很明顯，只能從現在起由我們自己動手，在我們周圍重建自由的價值，絕不能再讓它廉價出售，即使是暫時性的也不行，同樣，這一工作也不能同我們要求正義的行動分割開來。對我們所有的人來說，當前最合適的口號應該是：對正義的要求毫不退讓，對自由的要求，毫不放棄。特別是我們還需要的某些民主自由，也並非是微不足道的幻想，也並非是我們不經抗爭便能得到的東西。這種民主自由，它確確實實地代表了在最近的兩個世紀中我們所取得的偉大革命成果中所僅有的成果。它絕九-九-藏-書非如相當一批巧舌如簧的政客所說，是對真正自由的否定。一個理想的自由，絕不是在一天早上突然會從天上掉下來，絕不會像一個到了老年就會退休那樣那麼自然地到來。有些自由是需要爭取的，需要一個一個地艱苦地爭取。我們尚存的自由，只是階段性的，肯定是不夠的，但卻是取得全面解放之路上的某些階段，如果我們同意取消它，那我們便將無法前進，相反地還會倒退，就會又處於落後狀態，而且總會有一天要重走這條道路，而我們如果重新努力，就將會付出我們的汗水和血水。

答：人們既不要求他們寫關於合作社的事，但也不要求他們寫出來的東西起到使痛苦者麻木不仁的作用。既然您要求我談談個人的看法，那麼我就盡我所能盡量簡單地談一談。作為藝術家，可能我們不需要介入當代的事物，但是作為一個人則需要。被剝削或被槍殺的礦工，集中營里的或殖民主義統治下的奴隸，大批受迫害的人群，這些人在世界各處都有，他們需要所有能夠講話的人打破自己的沉默，並且不要站在他們之外。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寫戰鬥性的文章和作品了，我沒有參加那些共同的鬥爭，因為我希望世界上到處都見到希臘式的雕塑和偉大的傑作。有這種願望的人不在少數，那原因很簡單，即他們希望創造，或希望努力使得偉大的創作在自己的想象中能夠生存下去。但是，從我的第一批文章到我最後那本書，我寫了很多（甚至可能寫得太多了），因為我無法克制自己每時每刻從那些受侮辱受壓迫的人那裡汲取各種有助於我寫作的內容。因為這些人需要有嚮往。如果大家都緘口不言，如果我們只指給他們一條出路，即在兩種被侮辱的境況中任選一種，那麼無論是他們還是我們就都沒有出路。我覺得我們不能接受這種想法，凡不能接受這種想法者，就都不能躲在象牙塔內睡大覺。這也並非是出於高尚的道德情操，實在是出於無法忍受，甚至可以說是出於生理上的無法忍受，不管你是否體驗到這一點。我就曾見過許多尚沒有體驗到這一點的人，但我卻不羡慕他們躺在象牙塔里睡大覺。

不，我們今天選擇自由，並非如克拉什科那樣，從獲取蘇維埃政權的利益轉到獲取資產階級政權的利益，恰恰相反，因為選擇自由，並非如人們所說，選擇就是反對正義，相反地我們今天選擇它乃是站在那些到處都在受苦受難並進行著鬥爭的人的立場上選擇，此外無他。我們在選擇自由的同時，也要選擇正義，說實話，在今後的選擇中，我們不可能只選擇這一個而放棄另一個。如果某一個人奪走了你的自由，請你放心，你的麵包也已受到了威脅，因為這不取決於你，也不取決於你的鬥爭，而取決於你那位主人的意願。在這個世界上，隨著自由的步步後退，苦難便節節增長，反之亦然。如果這個無情的時代，曾給過我們某種教益的話，要麼就是經濟革命將是自由的，要麼就不是革命；或者解放將在經濟領域出現，要麼就沒有解放。受壓迫者並不僅僅要求取得溫飽，他們也同樣要求從他們的主子那裡解放出來。他們知道得很清楚，只有從他們主人那裡獲得尊重，才能最終擺脫飢餓。

就是這些卑鄙論據，今天引起了我們大家的議論紛紛，併為此作辯護。我無意在此做出一副相信「這乃是文化方面的大事」的面孔。此乃是在文化的大旗後面一種討價還價的交易勾當。即便就討價還價而論，它也不能自圓其說。它可能最終會使某幾個時令商品專賣商發財，但卻不利於任何國家和任何事業，只能損害歐洲人民至今仍為之鬥爭的某些理論。這就是為什麼當佛朗哥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接受時，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不能採取兩種態度的理由。如果對負責這樣一種活動的組織，我們僅說不能同它進行任何合作，那還是不夠的。今後我們每個人都應在自己的崗位上，同它作正面的堅決的鬥爭，以便儘快地揭露它，並非它自己所說的那樣，並且指出它並不是一個致力於文化事業的知識分子的團體，乃是一個可以為任何政黨服務的政府間的聯合體。

至此，便出現了第二個論據，即要幫助佛朗哥，儘管他有很多毛病，因為他是反對共產主義的。首先他在國內反共，其次他為反共、為下一次的戰爭提供必要的戰略基地。對此，我們姑且不問這種理由是否體面，但只問一聲這樣做是否聰明。

如果堅持要把他投入監獄的話，最好的辦法是這樣說，可以監禁，因為他是個共產黨人。剩下的，就是對這個決定進行美化，然後就是大造監獄，最好是成千上萬地造，以便能容下幾百萬共產黨選民，儘管我們目前尚非常缺乏住房。就我本人來說，儘管對斯大林的共產主義學說和實踐持堅決反對的態度，但我卻認為對這種做法不能美化。相反地，應該在其他公民能得到民主自由的同時，也讓共產黨人同樣能得到。

如果把剛剛揭露在我們面前的違法者和各種敲詐勒索者加起來，那就會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即整個歐洲，都是一個集中營，而且除了監獄的看守之外，就沒有自由的人了，而且他們也應該輪換著坐牢。如果只剩下一個人時，就可以稱這個人為看守長，那將是一個完美無缺的社會。在那個社會中，一切對立的問題，即二十世紀政府間的齷齪事件，都將一勞永逸地得到解決。

但這卻並不意味著因此而把我們藝術家的本性輕易附著于某種社會上的說教。我曾在另一個場合里說到過為什麼藝術家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重要。但如果我們以一個人的身份介入到那些事件中去，那麼我們還算什麼藝術家？目前尚不是我們走出虛無主義的時候。因此，我要否認創造的價值而為人道的價值作辯護，那將是愚蠢的，反之亦然。對我來說，這兩者是不可分割的。我把衡量一個藝術家的偉大與否（如莫里哀、托斯托依、梅爾維爾等），放在他們是否能在兩者之間維持平衡上。今天，在各種事件的壓力下，我們不得不把緊張狀態帶到我們的生活中來。這就是為什麼今天許多藝術家在這一事實面前退縮了，並躲進了象牙之塔，或者皈依宗教的原因。依我看，這同樣是一种放棄責任的表現。我們應該同時為痛苦和美服務。持久的韌勁、力量以及私下裡的成就，這些都是一種高尚的情操，它是建立在我們所需要的新生上的。

首先，是新聞界把亨利·馬爾丹的破壞活動同他在軍事區內散發傳單一事給搞混了，而且經常是故意搞混。實際上，他的所謂活動已被撤銷起訴，相反地他散發傳單一事已被定性，由海軍方面自己解決，並通過軍紀做了處理，這大家已經意識到了。其處罰比被送上法庭要輕得多了。

答：您是說因為這樣，使得那些知識分子同左派分離了？從傳統上說，左派一直是同非正義、同蒙昧主義、同壓迫作鬥爭的。而且他們一直認為這些是互相依存的。那種認為蒙昧主義可以通向正義，政權的理智可以走向自由的思想是新近才滋生的。事實上，某些左派知識分子（幸好，不是全部）今天已被力量和效力給嚇呆了，正像右派知識分子在戰前或戰爭時期那樣。他們的態度各有不同，但無所作為卻是一致的。第一部分人想做一個現實主義的民族主義者，第二部分人想做一個現實主義的社會主義者，而最後他們都背叛了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變成了一個空洞的現實主義者。

困難之處在於，你隨著某種革命走入了歧途，而自己又沒有失去對這種革命的信任。這個問題也正是我們自己的問題：正因為如此，羅斯梅爾的書就很流行了。一種歷史現象，或是革命的產生或蛻變，如今已成為我們思考的中心，他對這些都能直接闡述，毫不掩飾。難道我們不是一個已衰老了的革命的兒子嗎？難道我們不是一個已僵化了的、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稱霸的革命的見證人嗎？正因為如此，為了很好地思考這個問題，就不應當像那種人一樣，對革命本身進行辱罵，因為那種人，所希望的是任何革命都要流產。為了在各種已沒落了的革命中吸取必要的教訓，應該感到痛苦，而不應對此感到高興。羅斯梅爾在本書中闡述了一個革命的誕生，並使我們和他一樣，對這一革命，在三十六年之後，仍然懷有熱烈的愛，並在他這本書的最後部分，對這一革命造成的痛苦作了準確的估量。對這種流產的革命，他抱著一種怎樣的歡快心情呢？如果他能夠表現出來，那也是表現得少，而克制得多。對於人們誇張地稱之為歐洲左派的悲劇這件事，我們不能理解。因為我們並沒有清楚看到人類的某個階級集團因為斯大林政權繼承了一種革命，在這一革命中資產階級所有制已被摧毀而反對他，相反地認為是因為他在瘋狂地加強這九_九_藏_書種資產階級社會而反對他。有那麼一天，全世界勞動者的解放將會同那些美好的訴訟一起進行，在這一訴訟中，一名婦女把她的孩子們帶到審判席的欄杆前譴責他們的父親，並呼喚他，使他不要忘記所受的嚴厲的懲罰。在那一天，利己主義和商人的卑怯將會被忘記，而金錢社會也將不能依靠其失去的效能加以維護，而維護它的乃是革命團體令人驚訝的罪惡。

答：曲解詞義是沒有用處的，我說的那些話，暫時還有意義。我很清楚，浪漫派藝術家，選擇的是歷史的永恆運動，是偉大的史詩，是了不起的奇迹。如果我要選擇某些事情，則和他們恰恰相反，乃是歷史和人類的共同命運，是每日每天的普通生活，而且讓人們都能在最可能獲得的光明條件下建設這種生活，是不懈的鬥爭，是反對自身墮落和別人墮落的不懈鬥爭，此外沒有別的。

問：是否正是因為如此，才使您同左派知識分子分道揚鑣了？

總之，這是一直可以理解的傾向，但最終不管怎樣顛來倒去，這些人的新立場從左翼觀點出發就會是這樣的：有一些壓迫是可以為之辯護的，因為這些壓迫是順應歷史潮流發展的。因此，就會有一些享有特權的劊子手。這有點像約瑟夫·麥斯特勒在另一個場合里所說的，他們從來未被當成一個縱火犯。這個論點是我始終所不贊成的。在此請允許我對那些直到現在仍被稱做左派的觀點提出反對意見，即所有的劊子手都是一丘之貉。

可能正是為此，我也將在這一點上打住，我感到內疚，因為我不同意羅斯梅爾的觀點。例如，由於他附著於他所談論的那個時代太過緊密，便為它的一切作辯護，甚至對科隆斯塔事件也是如此。我的第一個動作便是對準了為他所低估的、由布爾什維克造成的制憲會議解體事件所造成的巨大反響。不管對這一措施如何辯護，它依然是一個明顯的信號，即一直到那時仍被認為是合法的（因為它是反對舊社會的壓迫）那種獨斷專行，會反過來施之於革命者本身。但在讀過羅斯梅爾強調了這個國家年輕的革命所製造的種種危險之後，我的第二個動作便是猶豫不決。當我們讀到這些當時的見證時，當我們看到那樣的鬥爭、那樣的犧牲是由某些生命換來的時，我們便會想到，像我們這樣的一些人沒有那種幸運，也沒經受過那種痛苦去生活在那個充滿希望的時代，但卻在這些方面不去聽聽，也不去好好理解，竟去講些其他的事。歷史的經驗也便是我們的經驗，可能過於離奇，也過於特殊，以至於竟不能使其推而廣之。戰爭和抵抗運動，除了它們本身之外，我們對它們的外延一無所知。確實，它們只有讓我們看清楚極權主義的卑鄙下流是萬惡之首也就夠了。只需讓我們下定決心，哪裡有這種極權主義，就在哪裡同它鬥爭也就夠了。但是其他方面呢？我們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進。我們必須前進，這是毫無疑問的，並且必須由我們自己去尋求真理，此外我們別無他法。然而這樣做卻又妨礙了我們不斷地把自己的經驗同別人的經驗相比較，而在這方面我們又理所當然地需要指導者和當事人的幫助。從我自己這方面講，而且也正是我這篇序言的主旨，我認為在諸多不吝賜教的指導者中，我更喜歡像羅斯梅爾這樣的人，因為他們不是以指導者自居，也不居功自傲，他們不接受侮辱，也不背叛，他們每時每刻都在鬥爭，並堅持數年不懈，在這期間他們始終保留著對新生的信念。是的，這些人是我們戰鬥的同志，是我們的老大哥。但他們卻遭到恥笑，因為他們沒有力量並且表面上是孤立的。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只有強權政治才是孤立的，即使這種政治有一千張嘴來頌揚自己的武力。而羅斯梅爾這些人，卻恰恰相反，他們是堅持下來了，並且頂住了壓力，所以我們今天仍然能吸收他們的營養，如果不是這樣，那麼我們就一無所得。

當然，這隻不過是一種預卜而已，並且在全世界範圍內儘管各國政府和警察部門以極大的善意試圖達到這個美好的境界，但我們仍然處於目前這種狀況。例如，在我們西歐這邊，自由已受到官方的尊重。但這就很自然地使我想到那些貧窮的遠房姊妹，她們散居在一些資產階級家庭中。有一位表姐，她失去了丈夫，成了寡婦，這就使她失去了當然的保護者，於是她便被收留了，在六樓里給了她一個房間，便當了這家的炊事員。星期日有時主人還帶她逛逛大街，以表示自己的善良和寬厚。但在其他情況下，特別是在盛大的節日里她便被關在家裡。如果有一位不正經的警察在街頭無人處侵犯了她，大家也不把這件事當成大事來看，因為她這種事看得也不少了，特別和主人一起上街時。再說，無論如何也不值得為此事和司法部門鬧僵。在東方，可以說這種事更是常見的。這件事在廚房裡就可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只需把她關在大櫥櫃里，外面插上兩道閂就可萬事大吉。什麼時候讓她出來呢？似乎要等到半個世紀以後，差不多要這麼長時間，即待到理想的社會最後出現的時候。那時候就是大家歡慶她得到解放的盛大節日。但據我的意見，那時候必須小心提防不要讓蛀蟲給吃了，而且我還頗為擔心，別人恐怕就此無法再使喚她了。如果說，這兩種自由觀，即一個是櫥櫃里的自由，一個是廚房裡的自由，互相輪番使用，而且在這種亂折騰的同時再把廚房的工作內容縮小，那麼我們就會很容易地發現，在我們的歷史上，強制是多於自由的，而我們生活在其中的這個世界，也將會變成我們剛剛說的那個世界。

一個警察機構，如果不實施恐怖手段，那麼它便永遠無法解決反對者製造的問題。而殖民主義統治下的人民或者是陋室政治以及社會的不公正所提出來的問題，也絕非用壓迫手段所能回答得了的。民主，如果它是徹底的，是不會從極權政體那裡得到好處的。它能儘力所做的一切，乃是反對依靠武力推行的非正義做法，而自己所依靠的乃是建立在正義上的力量。因此，它應該要麼接受對方的退讓條件，承認其存在著重大的缺陷，並進行改革，以便形成自己真正的力量；要麼便什麼也不做，放棄自己的權利任其變成一個極權的政體。（在這種情況下，它又以什麼名義來同極權政體作鬥爭呢？）

答：這首先就證明了從現在起，他們就否定了我們所有的人。因為這些人道主義者正是我們現時人類的譴責者。對於這種自命不凡的人，他們會背離人類普遍的原則，那又有什麼奇怪的呢？他們也否定了代表未來人類的人們。這種狂妄的觀點實在是帶有宗教性質。但為什麼這種觀點卻比那種宣稱將來人們會進入天國的觀點更加合法化呢？實際上，歷史的發展結果，因受到我們條件的限制沒有一件事可以事先確定下來，它只能是一種信仰的目標，或者是一種新的蒙蔽的手段。這種蒙蔽手段，在今天絕不比過去建立在殖民地壓迫上的、拯救不忠的靈魂的那種手段更差。

最後要講的是，這樣一種事業，我知道得很清楚，不可能沒有風險和苦澀。我們應該頂著風險上。因為藝術家們坐在家裡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但我們卻不要苦澀。藝術家的一種傾向就是自以為是互相休戚相關的，事實上，有人也帶著一種不可告人的歡樂向他們呼籲這種團結一致，但卻不起作用。因為他們生活在眾人之中，那地位既不高也不低，他們生活在那些工作著和鬥爭著的人之中。他們的使命，在壓迫面前的使命乃是打開所有的監獄大門，使所有的不幸者和幸福者能夠講話。在這裏，藝術在反對它的敵人中為自己作了辯護，因為它本身的行動證明了它不是任何人的敵人。只有他們自己可能無法肯定，那種設想中的新生、正義和自由的新生是否會實現。但倘若沒有他們，這種新生也將不能成形。沒有文化，沒有文化中所蘊含的相對自由，那麼這個社會儘管是在形式上完美的社會，也只不過是個弱肉強食的社會。因此，任何真正的創造，都是對未來的一份禮物。

我們今天在這裏慶祝新的、令人鼓舞的民主的勝利。但這一勝利是民主關於自身的勝利，是關於民主自身的原則的勝利。佛朗哥的西班牙，在文化教育搞得熱火朝天的時代，就已悄悄地介入法國，而塞萬提斯和烏那穆諾的西班牙，則不止一次地被扔在大街上。當我們曉得了，在馬德里，目前的新聞大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直接合作者，在希特勒統治時期曾為納粹作過宣傳時；當我們曉得了，剛剛給基督教詩人保羅·克羅戴爾授勛的這個政府，曾經是給希姆雷那個焚屍滅跡的組織者授過紅箭勳章的政府時，我們便有充分的理由說，民主國家的教育工作者們剛剛歡迎的，不是加爾德龍，也不是羅普·維加，而是約瑟夫·戈培爾。戰後七年，這個極端的轉向，值得我們向比內先生的政府表示祝賀。在制定上層政策方面，我們不能指責他憂心忡忡，舉步不前。大家都知道，直到目前為止，歷史的命運多少取決於教育工作者們反虐待的鬥爭進行得如何。但我們也並不認為，對那些虐待人的教育工作者給予正式的任命便算完事。比內政府也想到了這一節。九-九-藏-書

在這個不要記憶的時代，今天由我出面介紹阿爾弗萊德·羅斯梅爾，是一件反常的事，如果一言不發，那可能倒是合乎時代要求的。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我只需這樣說就夠了，即羅斯梅爾，還有一些在1914年反對第二國際出爾反爾的那些人，是極其少見的活動分子之一。他經歷了四十年的鬥爭，仍然對那些在時政的壓迫下很快便倒下的人保持著尊敬和友誼，仍然保持著堅強的信念。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他是一位工團主義者，1914年，他對西方工人領袖們的背信棄義感到憤怒，便轉而支持1917年的革命，隨後他又起而反對斯大林的政策，自那以後便投身於漫長而艱苦的工會主義的復興工作。羅斯梅爾在那個反覆多變的時代，始終徑直地向前邁進，並且始終不絕望，不氣餒。因此，他也從未背叛過自己的信仰。這些，在讀《列寧時代的莫斯科》這本書時便可充分地看出來。「我只這樣簡單地說就夠了：我曾經在那兒待過，當時就是那樣。」這就是這位見證人的聲音，這很可能會使那些喜歡讀傳奇性的歷史小說的人感到失望。那麼，羅斯梅爾在哪兒呢？在俄國，而且主要是在十月革命以後和列寧逝世以前的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那是一個了不起的時代，在那個時代，世界似乎在從頭走起，歷史是在一個帝國的廢墟上重新開始的！那個時代，在世界的另一端，芸芸眾生一直在高壓下生活，至此便相信自己已得到了解放，並且相信自己已到達了李卜克內西所說的天堂之門。但羅斯梅爾卻以自己的方式為這個時代作了證明，他日復一日地工作著，沒有半點兒浪漫主義色彩。革命的發生同樣是藉助于集體的力量，比如要通過各種委員會及各種代表大會艱苦的努力。羅斯梅爾就曾參加過一些這種有歷史意義的代表會。但他在書中娓娓道來，似乎這些會議的參加者，像某一方面的專家一樣，正在安閑地坐在那裡把自己的知識向眾人講解。一本小冊子出版了，並且引起了紛紛的議論，當時他正在莫斯科，但他卻僅只簡單地敘述了一下，並指出那是一本論「共產主義幼稚病」的書，並說列寧的這本書包含著另一種病症的病菌，它將會在免疫力較列寧差的戰士中造成災難。同樣，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召開，在這次大會上列寧宣布蘇聯的新經濟政策，同時宣布，國家資本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候見廳」，很可能要通過它來改變革命歷史和我們歷史的航道，等等，這一切由他道來，也如同日常事件一般，平靜異常。革命的社會黨人的訴訟案，列寧的逝世，及他所留下的譴責性的遺言等等都是聳人聽聞的大事，但由羅斯梅爾在書中介紹出來，都是以報道的口氣來說的，但對斯大林的稱霸，其結論卻是譴責性的，有分寸的，但又是肯定的。他的見證不止一次地引起輿論的關注。然而，如果他的信念戰勝了那麼多的失望而仍然保存下來的話，那就是他的信念中，有著這種始終如一的鎮定和自如，不需要放開喉嚨大喊以表明自己的力量。一個人能夠毫無保留地投身到這樣一個偉大的實踐中去，他也必然承認這種實踐有其不足之處，因此他也從不因事業的失敗而反過來譴責它。

這個原則對亨利·馬爾丹適用。他受到指責的那種活動，對他來說是一種政治上的反對活動，是在特殊環境下做出的。他所受到的不公正的懲罰，並非僅僅針對他這種活動而判決，並且十分明顯的不公正。依據民主的公平合理性和道德標準，應該立即予以釋放。

當然，操作起來，並不那麼容易，但應儘快進行。但是，怎麼辦呢？學校是一回事，市場貿易又是一回事！說實話，在這個歷史時期，有點像奴隸市場，大家在用軍隊的犧牲者來交換移民。談到文化，那將是以後的事。再說，這也並非政府的事。藝術家造就了文化，隨後由政府來加以控制，並在適當的時機，為了更好地控制文化，政府便開始取締藝術家了。

有人告訴我說，只要共產主義的宣傳攻勢繼續下去，政府對亨利·馬爾丹就不會有所動作，而只要政府沒有動作，這種宣傳就不會停止。於是，為了不丟面子，雙方都下了決心。我們可以看到，當今的世界政治，是無論如何也不丟面子的。然而，據我看，這個「面子」您愈是不惜一切代價來保存它，它愈是不那麼漂亮。然而，大家卻都在努力保存自己的面子。於是這件爭面子的鬥爭，就圍繞著一個關著犯人的牢房發生了。

自由是被壓迫者的事業，其傳統的保護者總是來自被壓迫的人民，那便是公社。它在封建時代的歐洲，曾保持著對自由的堅信，市鎮或城市的居民在1789年曾在短時間內使它取得過勝利；自二十世紀始，那便是工人運動，它負起了爭取自由和正義的雙重責任。而對此，這一運動卻從來沒想到過這兩者是不可調和的。是體力和腦力勞動者把自由給具體化了，並使之在世界上變成了一個原則，乃至變成了我們的思想。空氣是我們所不可或缺的，但我們在呼吸它時卻並不留意，只有在沒有了空氣時，我們才會感到死亡即將來臨。如果今天，在世界上那麼大的一部分土地上，自由在退卻，那毫無疑問是因為奴化工作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犬儒主義和武裝得那麼齊全，同時也是因為自由的真正保護者由於疲勞，由於絕望，或者由於戰略思想的失誤和缺乏有效的措施而轉了向的緣故。是的，二十世紀最大的事件，就是由於革命運動而拋棄了自由的價值，以致贊成了社會主義在政治獨裁和軍事專制的社會主義面前步步後退。自那時起，某種希望便消亡了，而自由的人們則普遍地萌發了孤獨感。

藝術家和他的時代

問：有人對您近期的作品稱之為堂吉訶德式的。難道這不是一個既理想又浪漫的關於藝術家的角色的定義嗎？

同樣，理想主義也是最糟糕的，乃是給他們所採取的任何一種行動或他們所相信的任何一個道理賦予歷史的意義，但卻並沒有在各種歷史條件中體現出來，然而卻一相情願地設想出一種虛幻的結局。難道把一種前景任意當成歷史的規律，就是現實主義嗎？更何況這種前景到底如何，我們一無所知。

「厭惡」一詞，在這兒用就顯得太輕了。我覺得今後我們反覆地說明我們的憤怒也是沒有用的。既然我們的政府也很現實，它可以不要榮譽也可以不要文化，因此我們在感情上絲毫不能讓步，相反地也要變得現實一些。既然這是一個歷史形勢的客觀因素使得佛朗哥獨裁的政治在柏林的廢墟上垮台十年之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尚保持這種姿態，那麼我們在對待擺在我們面前為維持佛朗哥政權辯護的論據也應持客觀的和冷靜的態度。

依照軍事法規，這一違法事件，只需幾周或幾個月的監禁便足夠了，因此亨利·馬爾丹很高興地接受了這一判決，並且已到海軍服刑去了。與此相反，官方法庭卻宣布了一項非常重的判決，並且指出，它不認可此事僅只違反了軍事法律，從更廣的範圍上講，這種傳單的性質是在搞宣傳活動，即反對印度支那戰爭。

不錯，一旦自由成了特權，它便蔑視勞動，並把勞動同文化分離開來九_九_藏_書，但實際上自由並不能成為特權，自由乃是由義務構成。當我們每個人試圖把自由的義務置於它的特權之上時，自這時起，自由便把勞動和文化匯合在一起了，並且使這成為一種力量，一種唯一有效地為正義服務的力量。我們行動的準則，我們抵抗運動的秘訣可以簡單地歸納為：凡侮辱勞動者，必侮辱智慧，反之亦然。革命鬥爭，解放運動百年的努力，首先應歸結為：加倍地並且不懈地反對侮辱。

是的，自佛朗哥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那一瞬間起，該組織便從世界文化領域走了出來，這是我們應該指出的。有人反駁我們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有益處的。關於事務工作同文化活動之間的關係，當然有許多說法，但我們起碼應該相信，在我們這個時代，長期維護一種謊言是任何益處都沒有的。如果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獨立存在，那倒不如解體的好。總之，文化團體過時了，但文化尚在，我們至少也應該相信，該組織是不會解體的，因為一個政治上的高級機構，總會顯現出它自己的本來面目。真正的文化，靠真理而生存，因謊言而消亡。它總是在各種環境中生存，但卻不是生存於宮殿中，不是生存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電梯里，也不是生存在馬德里的監獄中，而是生存在流放的大路上。它也總會有它的團體，而我所承認的只有一個，即創造者和自由者的團體。這個團體，它反對極權主義的殘暴，反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卑鄙，反對布拉格的訴訟案件和巴塞羅那的判決，承認任何黨派的存在，但卻只為一件事服務，即自由。就是在這個團體，我們，我們大家將接納自由的西班牙。但卻不是讓它從小酒館的門口悄悄地進來，不需要辯論，而是公開地、莊嚴地進來，並且給予它足夠的尊敬和撫愛，對它的工作和心靈予以讚揚，並且我們要向它表示感謝，感謝它作為一個大國，它過去曾給過我們，並且現在仍然給我們的最有益的忠告。

這一點，我們從羅斯梅爾身上和他的書里都看得相當清楚。像他那樣的人們，都能夠抵禦自己對希望的失望，而且都是雙重抵禦。首先要抵禦的是氣餒，其次要抵禦的是對反抗力量和解放力量的悲觀失望。總之，我們能夠看到，如果他們面對這些問題一點兒也不讓步，並且始終在無產階級的鬥爭中鍛煉自己，並且能在工人階級的困苦境遇中磨鍊自己，那麼革命在我們相當一部分虛無主義者中間就不會是這種形象。它曾經被認為是一種手段，是一條道路，可能這條道路是通向這一片土地的必由之路，在這片土地上生存與死亡並不是雙重屈辱。只有那些把革命看成是一種純而又純的善舉，而且又是神話般的善舉，把革命當成絕對的報復行動，看成是可以改變一切罪惡的靈丹妙藥，可以化解他們疑慮的萬能手段，只有這些人，他們才可能被失敗拋進絕望的深淵，從而便使他們放棄一切，萬念俱灰。這些人被熱月失敗搞得勇氣盡失，便對波拿巴的加冕歡呼，或者把1789年的遺產拋卻，這兩種情況都把自由送進了墳墓。但是，還有一些人認為革命是一種手段，但卻不認為它是純粹的善舉，這種善舉既不可背叛也不可評價。但革命卻是可以背叛的，對此必須明白，它所依靠的是人，是人性的最偉大之處也是最低賤之處。革命也可以評價，因為它不是最高的價值。如果它終於使處於它下面的人性受到屈辱的話，那麼它應該受到譴責。依本人之見，革命是一個雙重行動，這本書就是一個樣板。羅斯梅爾在本世紀的不幸中找到了這個雙重裁決，熱情地頌揚了似乎死去的那種，並且簡略地，但卻有力地揭露了尚存者。

問：作為一個藝術家，您是否選擇了時代見證人的角色？

我認為，真正的自由黨人，在放棄他們最大的力量，即在個人合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西方世界中使斯大林主義不得不退卻的那種力量，亦即是說，自由的公正和威信的力量，他們把它放棄，將會一無所得。在任何情況下，不自相矛盾的民主，是不能用法庭來削弱一個學說的力量的，只有和這個學說作鬥爭，以保證民主可以得到表述的自由。

說實話，我們至今尚未走出這個被侮辱的圈子。但是車輪在轉動，歷史在變化，可以肯定地說，我們的鬥爭將不是孤立的，那一天已經快到了。對我來說，我們今天的集會便是一個徵兆。凡參加工會者要聯合起來，為保衛自由，我們要分秒必爭。是的，這確實值得我們各有關方面的所有的人都集合起來，表示我們的團結一致和我們的希望。道路還很漫長，如果在這個混亂局面中沒有戰爭的介入，那麼我們終將會賦予正義和自由以我們所需要的形式。但為此，今後我們應該明確地、冷靜地，但卻是堅決地排斥那些灌進我們耳朵里的謊言。不，我們不要在集中營里構築自由，也不要在殖民主義壓迫下的人民中構築自由，自然也不要在工人階級的苦難中構築自由！不，和平的鴿子不能在絞刑架上棲息！不，自由的力量不能把受害者的孩子們同馬德里和其他地方的劊子手們放在一起！基於這一點，至少我們今後可以堅信，自由並不是一個或某個元首送給我們的禮品，而是我們從每天的鬥爭中所奪取來的財富，這種鬥爭的勝利是每個人努力的結果，是大家團結的結果。

最後，使我們生活在其中的這個世界帶上自己特色的，恰恰是這種犬儒主義的辯證法，它以屈辱來對抗非正義，而這兩者又互相強化。當人們把戈培爾和希姆萊的朋友佛朗哥，這個二次世界大戰的真正的勝利者請進文化的殿堂時，那些抗議者和聲稱已寫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章程中的人權每天都在佛朗哥的監獄中被嘲弄。對這些人，人們表情嚴肅地回答道，波蘭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成員國，至於談到公眾的自由，波蘭並不比西班牙做得更好。真是愚蠢的論斷，毫無疑問！如果您不幸曾把自己的長女嫁給非洲兵營的一個軍士，那麼這並非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次女嫁給一個市儈的理由。因為在家庭中，有一個害群之馬便已足夠了。但上面說的那個愚蠢的論斷卻相當有效，每天都有些事向我們證實這一點。對那些高喊著要求正義並把殖民主義的奴隸指給大家看的人，有人就反其道而行之，把俄國集中營里的犯人指給他們看。如果你提出抗議，反對在布拉格殺害諸如歷史學家卡朗特拉等人的事件時，就會有人把兩個或三個美國黑人扔到你面前給你看。在這種討厭的不斷加碼的互相攻擊中，只有一件事沒有變，那就是受害者，他們始終是受害者，只有一種價值始終受到侵害或閹割，那就是自由。我們到處可見的正義也同樣在貶值。

然而，儘管人們如此的失望，也正是在這裏面存在著再生的因素。依我看，這種因素既不是克拉夫什科這個斯大林政權的受益者，也不是法國內閣的那些部長（他們是血洗突尼西亞政策的責任人，他們是能夠對斯大林的專制提出批評的），而是羅斯梅爾以及和他差不多的那些人。這也是能夠向革命提出的唯一問題，這個問題也只有反抗者有理由提出，正如只有革命者有理由向反抗者發問一樣，它們是互相制約的。列寧向那些孤僻的恐怖主義者提出了現實主義的忠告，這是正確的。但1905年那些反抗者的例子不斷地提供在二十世紀革命的面前，提供在國家恐怖主義的面前，這也是必不可少的。這並不是對這種革命的否定，而是使它成為一種新的革命。因此，這個時代最大的失望，就有可能不會變得毫無價值。

至於西班牙在戰略上的重要性，我沒有資格談論它，因為在軍事方面，我永遠是個門外漢。因為在西班牙採用了不適宜的辦法來阻止共產主義的活動，這將會給歐洲的共產主義化一個重要的機會，如果歐洲共產主義化能夠得逞，那麼西班牙將會在市場經濟之下被共產主義化。那時，各種論據將會在這個戰略綱領中應運而生，並且終將戰勝華盛頓的那些思想家。於是那些思想家便會說：「那我們就只好發動戰爭了。」毫無疑問，他們也可能戰勝。但卻使我想到了戈雅，想到了他畫筆下的那些肢體不全的死屍。各位知道他是怎麼說的嗎？他說：「Grande bazana, conmuertos.」意思是：「反對死神的偉大壯舉。」

問：在當今世界上，藝術家能做些什麼呢？

第一個論據觸及不干涉原則，可以把它這樣歸納：一個國家的內部事物，只同這個國家本身有關，換句話說，一個好的民主主義者，總是在自己國內活動。這個原則是無懈可擊的。自然，這也有其缺陷。希特勒上台執政，只與德國有關，關在集中營里的第一批人，不管他們是猶太人也好，是共產黨人也好，也的確都是德國人。但八年之後，布上瓦爾德，那個製造痛苦的首府，卻是個歐洲城市。原則歸原則，它卻並不妨礙它的鄰人去做他家的主人，那麼我們就接受這個現實吧，承認我們的鄰居能夠很合乎禮儀地打老婆，也能讓他的孩子們喝蘋果燒酒。在我們這個社會很有那麼一點兒起緩和作用的東西。如果鄰居太過分了，我們就把他的孩子們帶走，把他們託付給一家社會福利單位。佛朗哥，他就是一個能夠做得過分的人。我們還可以假設，我們的鄰居能夠毫無節制地飼養自己的家畜，那你對此就無話可說，這是不言而喻的。他應該得到的懲罰，你可以輕易地辦到，但你卻把雙手插在自己的口袋裡，因為這不是你的事。但如果這位鄰居同時還是一個商人，你又沒被強迫在他家裡做事，也沒有人強迫你供給他必需的物品，不需借錢給他，也用不著和他共進晚餐，總之，你可以無須干涉他的這一切事物，而對他不聞不問。但如果在這個地區有相當多的人也是如此對待他，他就有必要思考一下了，他就要看一看他的利益在何處，他起碼會有一個機會來改變對自己家庭的愛的觀念了。但卻不能指定這個四十歲的人會對他的太太講出什麼理由來。對此我們不應懷疑，這就是不干涉政策。但是，自從你和他共進晚餐的那一刻起，或者是自你借錢給他的時候起，並且還好心地指望有下一次。自這時起，你便實行了一個貨真價實的干涉政策了，儘管是為了反對受迫害。當你偷偷摸摸地把寫有「維生素」的標籤貼在他用來為自己孩子提神的蘋果燒酒的瓶子上時，特別是當你決定，當眾把你的孩子交給他教育時，你這樣做卻比他更加殘酷，甚至加倍的殘酷，因為你是在鼓勵犯罪，但你卻把它稱為美德。

我們首先看一看，他與上述的做法是完全背道而馳的。這樣做，執行的並非不干涉政策，也不能一相情願地阻止一個政黨，不管是什麼政黨，在自己國家之外取得勝利。但這種矛盾的做法，又不會嚇倒任何人。因為任何人都不會真正地相信在對外政策上有不干涉的事。我們現在不妨認真地假設一下，假設我們設想同佛朗哥能夠結成一秒鐘的聯盟，以便保持我們的自由，那麼我們可以想一想，他能用什麼來幫助大西洋聯盟的戰略家們反對東方的戰略家。在當代的歐洲，維護一個極權政體，不管它能存在多久，都是意味著對共產主義的加強，這是一個貫徹始終的經驗。這是指在那些自由已成為國民的實踐的國家而言，同時也是指闡明共產主義不能勝利的學說而言。否則把自己的腳步踏在法西斯國家的國土上，那對他來說是再容易不過了，東歐國家的例子便是明證。在西班牙，共產主義的運氣最差，這是個事實，因為站在它面前的，是一個真正左派的群眾和絕對自由主義者，以及完全具有西班牙個性的人。在1936年舉行的最後一次自由選舉中，共產黨人在議會的四百四十三席中僅獲得十五席。為在西班牙建立一個徹底的馬克思主義，國際上的愚蠢陰謀也同樣遭到了失敗。我們還可以設想，這雖然有些荒謬，即在共產主義進攻面前，如果佛朗哥政權是唯一的一座橋頭堡，而它的政策又旨在從一個方面削弱共產主義，那麼這種政策能在其他方面起作用嗎？對於歐洲的那幾百萬人來說，沒有任何辦法可以阻止西班牙事物的發展，就像反猶太主義、集中營等等這些都是一種測驗，它可以使我們從中看出一個民主政治的誠意如何。而系統地維護佛朗哥政權，總會妨礙這些人相信民主國家政府的誠意，因為他們自稱自己所代表的是自由和正義。這些人無論如何也不會同意保衛自由的，因為他們自己就是自由的扼殺者。一種政治，它把那麼多的自由人民逼得走投無路，能夠稱得上是一個現實主義政治嗎？它只能是一個罪惡的政治，因為它一方面加強自己的罪行，另一方面它只能使所有的西班牙人，和其他國家的人民失望，因為這些人民是反對製造罪行的。

那麼最簡單，也是最吸引人的，莫過於譴責政府，或者譴責某些隱約可見的強大勢力，譴責他們的狡獪伎倆。此外，他們也確實應該受到譴責，其犯罪的密度既大，時間也長，以至竟使人無法看清楚其淵源。但就責任而言，他們並非唯一的責任者。總之，如果自由從來就只有政府部門監督著他的成長的話，那麼很可能他現在仍然還處於兒童階段，並且最終將會以「上界天使」的頭銜被埋葬。在金錢和剝削社會，據我所知，自由和正義從來就沒有佔過上風，警察政權從來都被認為，他們的法律學校是在地下室里開辦的，他們在那裡審訊犯人。因此壓迫和剝削乃是他們的職業，無論是誰，只要他要求他們實施無監督的自由政策，他就應該清楚地知道，自己立刻會身敗名裂，而且是當然之事。如果在當今之世，自由受到了侮辱或束縛，那並非因為它的敵人背叛了它，而是因為它失去了正當的保護者。是的，自由成了一個寡婦，不應該對此加以迴避，因為這是事實，它是我們大家的寡婦。

但這卻並不意味著我在選擇一個合適的見證人的角色。這隻表明我接受這個現實的時代，一句話，履行自己的職業。此外，您還忘記了，今天的審判官、被告和見證人，已相互調換了位置，而且其速度之快，足資楷模。我的選擇，如果您認為我應該有一個選擇的話，那就是至少我不應該坐在審判官的位子上，或者像我們許多哲學家那樣，在它之下。除此之外，相對地說，行動的機會還是有的。比如工會主義，在今天是占第一位的，而且十分活躍。

我則恰恰相反，我要為真正的現實主義辯護，反對神話同時也反對違背邏輯和中立主義的態度，反對浪漫的虛無主義，不管它們是資產階級的，還是所謂的革命的。總之，這些遠非是浪漫主義藝術家。我認為對此制定一個規定或建立一種秩序還是必要的。我說的只是不能隨便制定一種規定。當然，由這樣一個無規定可言的社會建立這樣一種我們所需要的規定是令人意外的，或者相反地，由那些空論派的議論家宣布，不要任何規定，也無需拘泥細節可以任意而為也是不行的。

如今的監獄，在外表上是什麼也看不出來的，我們見得多了。但經過進步黨派或是反動黨派的專政而製造了那麼多的殘酷刑罰之後，在被引渡到維也納之前便在布拉格被處決的十一名被定罪者，至今仍然給我們留下了不祥的陰影。儘管有幾百萬人已然死去或已被判處死刑，但歐洲過去曾以此為榮，現在仍然以此自豪，一個人五年的生命，也會永遠保留著這種無法估計的價值。如今，監獄依然是一個最常用的行刑場所，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僅只因某人的看法不同或人生觀不同而把他投入監獄。在這裏，並不意味著以釋放亨利·馬爾丹為借口加以發揮，如果釋放他是應該的話。一個非常自信的公道，應該是大度的，它應該從容地接受任何置疑。那些永遠也不同意在所有的反猶太主義中從理論上加以辨別，或者永遠也不會原諒那些令人厭惡的逼供者，他們並不是自由的敵人，而是自由的真正保衛者。這些人應該以一個自由的保衛者身份，以一個反對極權主義者的身份向法國政府提出釋放亨利·馬爾丹的請求。

最近，應邀在一本小冊子上寫一篇關於亨利·馬爾丹的文章，有人對我說，這件事已做了安排，特別是《當代》雜誌的編輯們已做了安排，我拒絕了。理由很簡單：由《當代》出面來維護自由的價值，會影響自由的聲譽。只有一種情況，即一個生命在發揮作用時，（比如像羅桑貝爾夫婦那種情況，所有的人毫無例外地都不得不向他們求饒）才會面對各種混亂，表現得無所謂。至於其他，我們需要的是清楚明白。而亨利·馬爾丹，則比我們大家更甚，每一件含混不清的事都使他延長了在監獄里的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