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關於薩德、蘭波和洛特雷阿蒙，有些人很早就對我說過，他們曾經有過同您一樣的思想觀念，只不過他們不敢提出，怕別人說他們是離經叛道。我可以告訴您，他們現在是感到寬慰和滿意的。

如果我曾說過，至今我仍然這樣認為，自1933年以來，布雷東先生應該對他的某些聲明有所懷念的話，那也決非因為他的行為同希特勒式的冒險有些混淆的緣故，儘管以他長期以來易怒的性格，他並不在乎此，而是為了向他那時所表現出來的震怒和憤慨表示敬意，因為自那時起，歐洲已被投入血腥的屠殺之中，他在那種暴行面前表示了自己的震怒和憤慨，對此應該有所懷念。我們大家都知道，某些虛無主義的表現（對此我們大家都或多或少負有共同責任）已使我們在全力以赴反對我們所厭惡的事業的鬥爭中喪失了具有理性邏輯的自衛。布雷東所要求的那些東西，給我們留下了一些巨大的消極影響。但這種冒險僅是個別行動。薩德、洛特雷阿蒙，以及其他一些和他們志同道合的人，也僅只單獨行動。我們這些人，歷史把我們聯繫在一起，我們能夠動員別人，但卻沒有固定的章程。在我自己，我曾經試過，並且現在仍在試圖使自己納入某種規則之中，並且逐步深入，取得這種可怕的經驗之後，便可有望越過某種不可避免會出現的災難。自戰爭開始和被佔領以來，我便不停地從這種苦痛中吸取有益的東西。我也曾相信，布雷東也體驗過這種滋味。儘管他今天否認，坦白地說，我很難相信他的話。

一個人如果在我面前表現得充耳不聞，我寧願認為他實際上是個聾子。他的論點十分簡單：我把天說成藍色的，其實是黑的。他那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依然是要討論一種立場，這種立場不但沒有被採取，而在我的書中卻對它進行了批評而且是反對的。儘管我的書對這種立場給予了徹底揭穿，但他還是這樣歸納的：所有的罪惡都存在於歷史的現實之中，而所有的好事都與它無關。在此，我必須提出嚴正的抗議，並且心平氣和地對你們說，這種手法是卑鄙的。一種批評，假設它是成立的，而且又是以這個國家中重要的雜誌之一的名義提出的，應該毫無條件地把一本書中的主張擺出來作為批評的依據，要反對它，就要說明它壞在何處，這應該是當今知識分子最起碼的誠實。應該想到有些人雖然看過你的文章卻沒有看過那本書或者沒有想到這些問題，應該讓他們充分了解全面情況。現在的情況卻遠非如此，他們是被欺騙了，因為你們的文章向他們說了謊。不錯，《反抗者》的意圖在於證明，純粹的反歷史主義，同純粹的歷史主義同樣令人遺憾（至少，在今天的社會是如此）。它寫道（是為樂於讀這本書的人寫的）：只相信歷史的人會走向恐怖，對歷史什麼也不相信的人卻願意實施恐怖。它還說，存在著「兩種無效的手段，一種是克制，一種是破壞」，存在著「兩種軟弱的表現，一種是善，一種是惡」。它還特別指出「否認歷史，反過來就會否認現實」，同樣「你遠離現實，就會把歷史當成能解決一切的鑰匙」，但這些論述又有什麼用處呢？您的夥伴對此並不關心。他已經把自己「泡」在歷史之中而不去考慮事實了。當他提筆寫文章時，他便裝腔作勢地對我說：「一旦永久的原則和沒有體現出來的價值被人所懷疑，一旦理性開始動搖，虛無主義便會立即勝利。」在這裏，他向我提供了兩種選擇，一個是他的無能，一個是他心懷叵測，其實這兩種乃是互相依附著的。無論是誰，只要他認真地讀過我那本書都會知道，虛無主義在我看來是同脫離物質的價值和形式上的價值相吻合的。對1789年資產階級形式革命的批判，在我的書中，是同對二十世紀犬儒主義革命的批判并行的，它同時指出，在上面兩種情況下，儘管價值觀念被置於歷史之上，儘管這種價值被視為絕對同歷史是等同的，但虛無主義同恐怖仍然被看成是合法的。在系統地取消了這種雙重批判中的一個時，您的編輯先生便把他的論點神聖化了，但與此同時卻毫不臉紅地犧牲了事實。

對這次論戰，我想就此打住。無論如何，這一切都不及生活和創造的力量來得深厚。也許我在行進中感覺到它時，我已經出了錯，我想，它和我們同時在向前跋涉，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所有這一切噪音都會自行消亡，包括安德烈·布雷東本人。但我卻對真正的反抗者充滿信心，他們將熱情奔放地出現在我們面前，而決不是像布雷東現時用青銅鑄就呈現在我們面前的那種形象，雖然神經質，但卻不會動。

……

面對你們的文章，有必要重新寫出和重新申明事實的真相，這事實就是我的書並沒有否認歷史（否認這一點是毫無道理的），只是批判了那種把歷史絕對化了的態度。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並不是歷史被擱置在一邊不予理睬，實際上是反映了一種思想觀點，這種觀點並不反映現實，而是反映在你們的文章和論點之中。此外，你們的文章也承認，我書中有些地方對這種論點提出反對，但文章的作者所想的僅僅是通過各種魔術手段使我寫的這些東西不會改變他的信念。這的確是一個奇迹。從其範圍上講，我們說，並非僅僅書中的兩三個地方反對他這種不可動搖的信念，乃是整本書都取反對的立場，就其寫作手段、分析內容甚至從它深刻的內涵看，都是如此。一個深刻的、光明正大的批評，無論在何種場合，只要它不是故意嘲弄一個想象出來的論點，就會仔細和我真正的論點相對照，即看看它是否會幫助歷史回到虛無主義方面去。這種批評極力試圖證明，歷史能夠賦予自己各種價值而不是單純的力量價值，或者再進一步證明，人們可以在歷史範圍內活動而無須求助於任何價值。我不認為這是件輕而易舉的事。但我將防止自己相信這件事在那些思想武裝比我好的人會做不到。說實話，我對您在這方面的期望值是不小的。但我卻錯了。您的合作夥伴卻更願意在我的推論中取消關於歷史問題，以便能更進一步指責我事實上取消了對歷史的推論。事情絕非隨心所欲便能成功，他採取了把事物扭曲的辦法，這同我一貫的思想是不相容的。我要向您概述一下，以期向您提供一個這方面的確切例子。不錯，你們的批評使我說出，存在主義（它同斯大林主義一樣）是歷史的囚犯這樣的話。於是存在主義便很輕易地取得了勝利，同時在這塊公眾耕種的地方給了我沉重的打擊，以致我們大家，包括我本人在內，都成了歷史的囚犯，也便使我無法逃脫。這毫無疑問，在這方面我可能會比他理解得更好一些。對此我是怎麼說的呢？我說存在主義「暫時已屈服於歷史主義和它的矛盾」。你們的文章在這裏，同在整篇文章里一樣，用歷史取代了歷史主義，這樣就把這本書的內容完全反過來了，而它的作者也便成了死不悔改的理想主義者。我只想請您自己評價一下這種手法是否嚴肅是否高尚。

問：許多同情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為了更好地為他們的革命態度和革命美學觀點辯護。他們紛紛投靠在聖·茹斯特門下，還有一些人投靠在薩德或肖戴羅斯的旗幟下。您不覺得在這種條件下，他們紛紛投向這些明目張胆的暴亂者有點奇怪嗎？另外，還是這些人，他們聲稱自己同時也併入洛特雷阿蒙、蘭波甚至波德萊爾一派（這些人都醉心於製造前進的路障）。也許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就存在著這種極有效，又極強有力的辯證法，它可以解釋在歷史上或在文學上，所有偉大的反叛者，都是革命者吧。

3.對非馬克思主義的一切革命傳統，要麼絕口不談，要麼便冷嘲熱諷。第一國際和巴枯寧運動至今仍然活在西班牙和法國的全國勞工聯合會的廣大群眾之中，但卻對其不理不睬。1905年的那些革命者，他們的革命經驗是書中的中心思想，卻完全以沉默的方式被擱置不理。革命的工會主義，受到了嘲笑，而我為它辯護的那些依據，比如關於它的調查材料，關於它從反動的專制的社會主義轉變過來的材料等卻被避開了。您的合作夥伴就好像不知道馬克思主義之所以開創了革命傳統是基於德國的意識形態，從而打開了哲學時代的大門。而《反抗者》在讚揚非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傳統時，也並不否認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及其成就，而你們的文章竟然古怪到好像除了馬克思主義，其他的什麼都沒有。你們的文章竟把我的論點歪曲到這種地步，那是意味深長的。他說最終只有馬克思主義才是革命的，因為在當今的世界上只有革命的運動才能使用軍隊和警察。

首先談文章的寫法，在你們的那篇文章中，過於慷慨地使用了「幾乎是理想的成功」這種字眼，然而緊接下來的便對這種「成功」表示了擔憂，並且相當明確地暗示，《反抗者》以其使用的「幸福」這個字眼吸引了右派的思想。我將不得不提一提那些使進步作家感到不愉快的事，使他們聽一聽，好的文風乃是出自右翼之手，而左翼人士，卻以其革命的美德寫出些蹩腳的文字和不規範的語言。我想指出的是，首先，我絕對不贊成您那位合作者的意見。我不敢肯定《反抗者》這本書是否寫得很好，但我卻希望它是一本寫得不錯的書。我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我的思想真的是前後不一的話，只要能把這些思想寫得很好，也可以使這種不一致得到彌補。你們只不過是假設地在談一本思維混亂、文筆拙劣的書。但實際上，您的那位合作者，並非真正地關心我的寫作文風，也不在乎自己的文風，他那始終如一的意圖昭然若揭。他實際上是在利用我本人對形式藝術手段和現實藝術手段的分析成果而已。但他卻反過來用以攻擊我。然而我必須說明的是，我對形式手段的批判，依據最嚴格的定義，已然觸及了純藝術形式研究的作品的實質，在這些作品中，所謂主題只不過是個擺設而已。

因為他們同真正的反抗者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即使我們大家都感到遺憾，這個問題的解決也絕非易事，它對我們的信念和崇拜的偶像都會有所損害，對這一點，布雷東是十分清楚的，最近他已開始研究某種倫理學了。他那種前後矛盾的強烈反應只不過證明我們已觸及了他問題的實質。站在我的立場上，我僅願意進行必要的澄清，作必要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而布雷東本人，最終應該對此表示歡迎。我那本書沒有別的目的，只不過想把反抗者的概念恢復到它原有的價值上，因為它經常受到別人的損害，包括那些本人就打著反抗者旗幟的人。不管怎麼說，這對布雷東來說是很寶貴的，因為他可以因之辨清是非，走上和大家團結之路。

答：我對事物的看法和您不一樣。恰恰相反，我認為混亂的時刻已然過去。愈來愈多的人是那些不再相信世紀騙局的人，愈來愈多的人是那些默默工作和埋頭創作的人。他們咬緊牙關，決心完善自己和完善自己的理論以反對破壞者。表面上看，鬥爭是不平衡的。你可以摧毀這些人，但你卻不可以侮辱他們。自這時起，事情便顛倒了，過去，謀殺依靠謊言，如今不行了，它必須赤膊上陣。虛無主義已然山窮水盡，將在其自己的矛盾中死於非命。我們必須站在這一點上，越過這一點，不是死亡便是再生。我對我認識的或不認識的朋友都抱有信心，對他們的抵抗力量抱有信心。我肯定我們會再生的。此外恐怕我們作家之間的糾紛沒有您說的那麼嚴重。在普雷耶爾的集會上，您說的那些作家並沒有掩飾他們的分歧，這些分歧常常由他們口中自己說出。這些也並不影響他們的團結。當一個具體的時機到來時，他們會強迫自己團結起來。這樣即使有分歧又怕什麼呢？我們不要求他們相愛，他們通常是不那麼可愛的，人們要求他們有韌性。再說，只有「不同」，才能創造世界。自然，這個時機並非作家自己能創造出來。不管怎樣，請不要懷疑我的書能對此作出貢獻。

答：忠誠也不屬於這種範疇。它本身無所謂品德。納粹的黨衛軍也是非常忠於他們的主子的。

首先談矛盾衝突方面。極其粗略地講，你們的文章好像一切都是在保衛馬克思主義，認為那是不言自明的一種教條。從嚴格的意義上講九_九_藏_書您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毫無疑問這是盡人皆知的事，然而在你們的文章中卻發現了以下幾點：

問：忠誠不同樣屬於這種英雄主義範疇嗎？

問：您出生於地中海岸邊，您感情|色彩的源起，常常被認為有地方色彩，可以肯定，在北方和南方這兩種感情|色彩之間，思想家們的內心世界常常是搖擺不定的。

鑒於此，我只向您提一個觸及您的論據核心的問題。您對我把神秘學派、純潔派和冉森教派，稱之為基督教的至善至美的形式這一觀點表示了理解，隨後您又強調了有關「凈化」的那些神學學說的危險性。您的依據便是，從歷史上有據可查的那些凈化主義者的「政策」看，其後果足可引為借鑒。我本人在《反抗者》一書中也指出過，這種過分的、純表象的邏輯，把信徒們推到被凈化的位置。不管怎麼說，您已經以教會為武器來反對那些怪論了。而教會也將被認為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活的中介體，它把慈悲置於凈化之上。

至少埃爾威先生這種強有力的辯證法能夠征服您的同事吧？坦白地說，我還是第一個驚奇地見到這位馬克思主義者，在他們黨的最先進的雜誌上發表論文討論馬克思的事。我還沒有發現一個人，注意，我說的是沒有一個人，另外也沒有一篇文章來反駁他。馬克思之後一百年的今天，辯證法在埃爾威及其朋友們手中已日趨衰敗，它已不再是一門辯證的藝術，竟變成了一門任意宣判、任意否定的藝術。就這樣，他們便隨心所欲地宣判我，說我不關心殖民主義統治下的受害者，而對我數百頁的文字卻視而不見，然而這些文字卻證明了近二十年來，我除了為此而鬥爭外，實際上沒有進行過其他的政治鬥爭，這是埃爾威先生及其朋友們儘管出於戰術考慮，也是抹殺不了的。此外，也正是這位埃爾威先生，他說我對廣島事件的縱容是有罪的，這又是一件隨心所欲的罪狀。1945年8月8日，也就是廣島事件的第二天，沒等斯德哥爾摩宣言發表，我便在《戰鬥報》上撰文說：「機器文明現在已然發展到其野蠻程度的最高點。」可是埃爾威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在他們的報紙上是怎樣說的呢？他們同他們過去稱之為資產階級的新聞機構一道共同歡慶這個完美無缺的勝利。對這種表演我要窮追不捨，並且還將追下去，如果他們向那面推我的話。但您已經向我表明，埃爾威先生的推理和他的撒謊一樣：信口開河。

答：是的，只要您一事不做，一言不發。另外，只要這種忠誠為生命服務，為人類的幸福服務，也可以。倘是這種忠誠是以別人的死亡為代價，或以強制手段為代價，那就不可以。不錯，關於此類問題，人們為了替自己辯護，可以提出的最後一個問題，那便是：「我曾經是忠誠的嗎？」但是，這個問題如果其內涵首先不是自問一下：「我是否沒有失去過尊嚴，也沒有使別人失去過尊嚴？」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麼這個問題就沒有任何意義。

這種有選擇地使用論點的做法矛盾很多，那批判的矛頭首先對準的，卻恰恰是您的那些合作者的大部分作品；其次對準的，是你們的雜誌上的某些社論。為了替他對待我那本書的立場辯護，他必須完全違背《當代》的觀點，指出歷史有一條必由之路，也有其歸宿，它表露在我們面前那種可怕和邋遢的面孔只不過是一種假象，相反的，它不可避免地會向前發展，不管它起伏盛衰，它總會向著和解的方面發展，到那時我們便將進入最後的自由境地，即使他宣稱只承認一部分馬克思主義，而拋棄另一部分也好，那麼他所選擇的那一部分，在哲學上不反對你們的公式，即批判的馬克思主義，而不是預言的馬克思主義。但他當時承認我論點的依據，這就又否認了他自己的文章。只有預言的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以及一種永恆的哲學的原則），才能幹凈而利落地反對我的論點。但是，你們的雜誌能夠毫無矛盾地、乾淨利落地肯定那些原則嗎？因為，如果人類沒有足資選擇的那麼一種歸宿，歷史又何以會有現在就能看得見的那種道路呢？如果它有那麼一條道路，又何以人類卻找不到自己的歸宿？如果人類能找到這種歸宿，那麼他們在你們所說的那種可怕的永無止息的自由中又會怎樣呢？這些目標，它們還將得到發展，在我看來是十分可觀的。無疑在你們那位批判者的眼裡，它們絕不止此，因為他完全避開了使《當代》感興趣的唯一的一個討論題目，即關於歷史走向何種歸宿的問題。《反抗者》意在指出，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所必要的犧牲，無論是昨天還是今天，只有為了歷史有一個美好的歸宿，才能被認為是正義的，同時黑格爾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卻排斥這種歸宿。關於這一點，我在書中詳盡地做了闡述，但你們的那位編輯卻隻字不提。

我只相信布雷東頑固地做出一副傲慢而天真無邪的樣子，因為這是我親眼所見。例如，在人們今天所處的這個日漸衰落的社會中，他認為只有馬克思主義者才是有罪的。因此他從我的書中看出了資本的特權，那原因便是書中有對馬克思主義的評論。這實在是太妙不過了。虛無主義沒有好的也沒有壞的，只有一個漫長的和帶著蠻性的冒險，而我們大家又都應該對此負責。勇氣便表現在明白無誤地把它說出來，並且表現在處於這個死胡同里能為自己找出一條出路的思考中。在他頑固地死不認錯和堅持真理永遠掌握在自己手中時，布雷東便宣判了自己把反抗者給資本化了。他想把一切都據為己有，從否認一切的好處到精神的特權，把一切都兼收並蓄：無辜者有道理，破壞者也有道理。但這是不可能的，反抗者，他們並非沒有偉大的熱情，但也不會把這一切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因此布雷東想要做的，他自以為勇氣百倍，結果卻泄了氣。兩軍已經對圓，世界上已愈來愈快地扎滿了恐怖的軍營，思想和道德每天都在變換著面孔，只有我們依然保留著蒼白的面孔。於是便以一個過分美化了的反抗者的名義，我們這個時代悲劇中一個品德最高尚的人，開始散發詩歌合格證書，否認他知道的一切，不去研究他為何戰鬥，對他人的尊嚴視而不見，並且瘋狂地攻擊他人。您的兩位對話者，一位拒絕在《反抗者》一書中提出的反抗者應有的明智形式，另一個則特別熱衷於概念的分寸，教導我要向希臘哲學家那樣做，把荒謬減到最小的地步（如果他們能讀我那本書的話，他們自己也會笑的）。唉，「把荒謬減到最小的地步」這一做法已執行了好久了，我們將在絕對的極端中走向絕路。改造我們的經驗，而不是順應它，此其時也。對此我想作出自己的努力，卻決不否定我們自己的真理，然而也並非沒有內部鬥爭。但對此人們對我做出的唯一回答乃是，不要像尼茨什那樣跌得那麼深而得了地中海熱病，並且很開心地讀讀紀普的作品。鑒於此，站在帕特里先生的立場上，我很謙虛地提到了尼茨什。

這就是為什麼我僅在這樣一個嚴格的範圍內，出於對光明的熱愛，要求您撤回您用的那個形容詞。我肯定您是出於大意才那樣寫的。我覺得這將會給您一個機會，您可以花很小的力氣，也無須改變您的立場，只消明白無誤地表明，那些謊言家、罵人者和一輩子都在大喊大叫的人，同那些艱苦卓絕地尋求他們那個時代的真理和大眾的解放的人是不一樣的也就夠了。倘若您不這樣做的話，那麼那些和我相似的人，今後他們能相信您並跟隨您嗎？他們同樣也不可能把身穿漂亮長袍的檢察官同宣布法庭即將開庭、請大家起立的人區分開來的。但我還是不願懷疑您的回答。

2.以馬克思和黑格爾為後盾，以權威的口吻宣布，理想主義乃是一種反動哲學（用這種手段，企圖也把我牽扯進去，儘管我的書上寫得明明白白）。

然而，正是由於有這樣一個前景，這個前景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也正是因為巴枯寧依然活在我的心中，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中，所以我才毫不猶豫地把他同他那個時代一起所具有的虛無主義的偏見放在第一位。這位不知疲倦的革命者，他自己也知道，真正的思考，是應該不停止地走在時代的前面，一旦停止不前，它便死去了。他也知道，我們也不應該把走在我們前面的那些人中的最優秀者永遠留在自己身邊。我們對他們表示的最大的敬意，乃是繼續他們的事業，而不是把他們供奉起來。正是因為人們把馬克思供起來了，所以主義也就消亡了。自由主義的思想，如按我的想法，則不應該走這條路，它確實有著極豐富的內涵，只要它能毫不含糊地改弦易轍，從虛無的主義那裡回過頭來就能發展，因為這種虛無主義已經沒有出路了。對這種浪漫主義我曾經批評過，而且今後還要予以批評，但對那種豐富的內涵，我卻願意為它幫忙。

我不認為自己是一個純潔派，不管從哪方面說都是如此。儘管從前我曾關注過阿爾比人的爭吵，但這一插曲對我來說，已成為相當遙遠的過去，已無助於說明我自己。然而我依然想就這一話題向您提出如下一個問題：如您的推理一旦被接受的話，那麼將怎樣解釋，在阿爾比人大興怪論之際，恰恰是教會興建了所有的宗教裁判所，這一點您也承認，而這種裁判所乃是當代恐怖主義者的警察局；又將怎樣解釋那些阿爾比人，儘管他們大鬧凈化鬧得使人惱火，但他們卻被野蠻地凈化和屠殺了；同樣又將如何解釋，不管神秘學派也好還是冉森教派也好，作為這些派別中最後一批人，並且作為今天的見證人之一，他們在那些凈化機中所處的地方也並非是超然世外的一方凈土。難道這些簡單的事實還不足以證明，「凈化」一詞可以有多種含義嗎？難道還不足以證明，純潔派的至善至美論，不是同政治上的純粹主義不同嗎？同樣，教會不也是被證明，它在其宣言上是一個中介者，而在其行動上，則已遠遠超出這個限度了嗎？最後，您對基督教學說的解釋和對歷史上基督教的解釋，其本身不也帶點兒過分的摩尼教味道嗎？

這種有分量的意見使我感到，我所選擇的寫作手段並非孤立。但不管如何，我卻相信你們的文章，在實質上沒有觸及我的寫作手段。它只不過想把我排斥在圈子以外，並且指責我由於我的偏見，使我遠離了社會現實。不幸的是，恰恰是您的合作者的寫作手法被他自己的矛頭所刺中了，他離開我那本書的原文，顧左右而言他，而我那本書，不管他怎麼說，起碼是現實的模式之一。比如我寫道：「我們可以認為，經濟的決定作用，在人的行動和思維的源起中，起著首要作用。」我所不同意的只有一點，即這種作用是排它的。而您那位夥伴的寫作手法，使他馬上就反過來說，我不承認經濟所起的首要作用，並說「顯而易見」（毫無疑問，這種「顯而易見」是內部所見）我不相信經濟基礎的作用。既然你決心否定讀一本書有什麼意義，那麼又何必大肆批判它呢？這種斷然的口吻始終貫穿於你們的文章中，從而斷絕了任何討論的餘地。天明明是藍的，你們卻硬是讓我說成是黑的。在這種情況下，要麼我就承認自己是個瘋子，要麼我就宣布和我對話的是個聾子，此外別無出路。幸虧，天仍然是自己的模樣，於是我就只能逐個檢驗一下您合作夥伴的論據，以便決定到底是我瘋了還是他聾了。

我覺得，倘若不是極端的厚顏無恥，那麼一本書中把我們這個時代的恐怖和反抗排斥在外，是很困難的。然而在當時必須事先定下一個可以實現的目標，即我那本書必須直接置於當前的歷史環境之中，以九-九-藏-書便在這個歷史環境中豎起一面對立的旗幟，而且這就是一種行動，儘管這種行動的方式是微不足道的。你們的那篇文章已經事先做了回答，說的確是一面對立的旗幟，只不過這面旗幟是「過於漂亮也過於極端了」，總之，按他的說法我的寫作特點有巨大的毛病，那就是沒有表現出哪怕是一點點「生存的缺陷」（原文如此）。我們應該明白，寫得好（至少您的合作者是這麼說的）就會失去生存的權利，即使這種生存是有缺陷的，寫得好就會遠離生活，而只有錯句、病句才是貼近生活的，而這種錯句、病句又是真實激|情的標誌，寫得好就會遠離世間的痛苦，而把自己置於一個又寒冷又孤獨的小島上。由此可以看出，這種論點實際上是旨在把我趕出現實的世界。通過對我寫作風格的研究，便把我趕進象牙塔中，在裏面像我這樣的沉思默想者，就會毫無作為地凝視著資產階級無法補贖的罪行。

當他可憐我接受不合時宜的讚揚時，難道我們真的變得淺薄了嗎？不是的，因為這種態度本身就很能令人回味。實際上，您的這位合作者情不自禁地會想到，在右翼人士和教條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者之間，就沒有一個明確的界限。按他的看法，他們至少有些相似之處，其中便發生著不祥的互相混合。如果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便會直截了當地或者羞羞答答地向右翼轉向，或者變得適應右派的觀點，這便是文人手段的第一個先決條件，不管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這也是我這封信的主題思想。但這一條原則，卻不適用於《反抗者》對馬克思主義所採取的明確立場，然而卻正是這一點成了您的那位合作者在我那本書中所瞄準的對象。於是他第一步，就是貶低這種立場，在強調這條原則的同時，並指出這種立場，如果它不是源自反動的深淵的話，起碼也是向著反動的深淵走去。他們這樣講是頗有點困難的，尤其是《當代》的編輯們，他們面對著我講這些話，要考慮到以後怎樣和我經常打交道的事，儘管他們不樂於和我交往。如果這種解釋是正確的話，那麼你們那篇文章就在很大程度上變得好懂了。既然在現實中無法把我劃到右派那邊去，那麼至少，要通過對我文章寫法的檢查和對我那本書的研究，指出我的態度太過現實了，是反歷史的，是沒有意義的。接著，第二步便採取專橫手段。這似乎在自由作家之中頗為流行。他宣稱，依據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觀點，我這種態度在客觀上是為反動派服務的。事情很明白，我那本書及其作者，即我本人，是同這種論斷背道而馳的，於是您那位合作者便勇敢地改寫了我的書和自傳。附帶說一句，由於今天很難把目標放在他為我製造的將來上，以便有一天他依然會振振有詞，並使我無法開口，那麼我們不妨試著對這一令人感興趣的手段的某些細節分析一下。

我努力想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您那位合作者決定對我那本書進行批判時卻對那書中的論點進行了刪節和篡改，並且給讀者造成一種那是一本自傳的印象，對此我要把他的真實意圖公之於眾。一個在表面上看起來是次要的問題，便足以把我們引到多方解釋的道路上去，它可能會使我那本書受到右翼報刊的歡迎。這件事本身就夠使我感到一種不大不小的痛苦了。我們不應對一種思想只看它是屬於左派還是屬於右派來確定它是否正確，也不應由左派或者右派來做這種決定。如按這種說法，笛卡兒就應該是斯大林分子，而佩吉則應該是比內派了。如果這樣，那麼對的一方我認為是在右翼那邊，那麼我就成了右翼分子，亦即是說，在這方面，我同您的憂慮毫無瓜葛。然而，我又覺得您的憂慮有些過早了。那麼，到底所謂右派的態度是什麼樣的呢？為援引報紙上選登的一篇文章，該文章絕對處於政治分類界限以下，我曾有幸得到《里瓦羅爾》報的一頓臭罵。屬於傳統右翼的報紙《圓桌會議》，在一篇署名為克羅德·莫里亞克的文章中，也極有克制地罵了我一通，從我那本書一直罵到我的性格（不錯，我從來也沒有用我的名字寫文章為這位克羅德·莫里亞克領導的報紙《思想自由》發表的那篇下流文章做過辯護，這您可以回憶一下。如果我在無意中做過這種事，那麼為維護我的自尊，我將立即作公開的道歉）。《思想自由》這張報紙（它也確實屬於右翼，但並非是傳統右翼）對我是不公平的，那一次僅同意不影射我被假定呼吸系統有毛病。以上這三件事至少可以使您的那位合作者重提舊事的企圖宣告破產。再有，就是我那本書，有時候被所謂資產階級報紙的文學專欄作家們所稱讚。的確，我對此感到羞恥。但是，同樣是這些報紙，不也經常稱讚《當代》的作者們寫的書嗎？而且這些報紙卻隻字不提《當代》的作者們曾和維里埃先生一起吃過飯。在我們大家共同生活的這個社會裡，在新聞界目前的狀況下，我的任何一部作品都不會得到您的合作者的贊同的。我感到戰戰兢兢，至少我怕我的作品會得到一陣臭罵，或者受到你們大家一致的譴責。說實在的這種事已經發生了，我真不明白我今天的批評者，那時候何以竟會大唱讚歌。

答：是的，他們能做些什麼呢？當然，首先就是自我克制，知識分子在今天之所以有其非常重要的地位，那是因為在一百五十年之中，他們鼓吹並且參加了一個偉大的革命。西方傳統夢寐以求的，由哲學家對政權的管理，如今已在數億人中盛行。然而哲學家卻並沒有我們所想象的那種頭腦，要管理就必須通過警察機關，但他們在這方面的客觀性和仁慈心已經有所減弱。當代虛無主義的兩種形式，資產階級和革命者，已被知識分子拋了出去。於是您的問題便又回到這方面來，即「知識分子（請注意，我說的是知識分子，而不是藝術家）給他們製造的痛苦，他們能夠消除嗎？」我的回答是：能夠，但要有條件，那便是：第一，他們必須承認這種痛苦，並且要予以公開；第二，不能說謊，並且要坦率地承認自己的無知之處；第三，不實施統治；第四，不準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準有任何借口建立專制政權，即便是臨時性的也不行。在這些基礎之上，你們可以團結你們想要團結的人，不管他們是什麼人，我本人也願成為這些人中的一員。

關於哪方面的問題呢？在我的書中，我已說過不止一次對1905年俄國革命者讚揚的話。在提到暴力和謀殺時，我也試圖規定一個界限，謀殺不許超出這個界限。卡里亞耶夫和他的同志們的事例使我得出結論說，只有當他自己也面對死亡時，才可以開殺戒，而且任何人都無權侵犯他人的生存，除非他自己也面臨著毀滅。最後，任何人及在任何情況下如果被逼到這種極限時，也必須是以一條生命換取另一條生命。但對絕對非暴力行為則屬例外，不過我不相信埃爾威先生對此能寫出一篇有誠意的文章來，在對生命的尊重方面，不能以毫不妥協的立場去思考。埃爾威先生和他的法庭同事做出一副發現秘密的面孔，說我有系統地頌揚恐怖主義，因而說我同意使用謀殺手段來對付蘇維埃幾百萬共產黨人，特別是對他們的領袖們。與此同時，他們還無恥地向我散布必須在蘇聯國內進行戰爭的思想。那樣子就好像他們已經忘記就在不久以前，即他們受和平思想啟示而突發靈感之前，對我的和平主義可並不是那麼辱罵和嘲笑的。最後勒杜克還暗示說，我那本書是美國人付的錢。

對這些無聊的議論，我也不想加以討論，我僅只提一下在我那本書剛以某種方式寫出來時，埃爾威們或勒杜克們便宣傳活命哲學，並且始終保持著一副罵人的架勢，而且互相吹捧。對此，我不可能不明白這對我意味著什麼，同時對某些人又意味著什麼。這些都是我的罪狀，特別是對我全面譴責的罪狀，而這又是埃爾威們和勒杜克們晝思夜想的事，就像有些人嚮往著要到鄉下隱居一樣。您認為寫得很漂亮的埃爾威先生的那篇批評文章，其所依靠的首先便是警察和法庭的手段。儘管他的恫嚇戰術對我不起作用，儘管這些知識分子不光彩的煩惱註定還要長久地繼續下去，這是意味深長的，而且也是值得重視的，但我卻仍然要向《觀察家》提一個問題。

主編先生：

把以上這兩方面的問題一比較，人們便不難發現，我的解釋是真實可信的。你們的文章對一種學說好像是在說：對的，但卻對牽連到政治方面的問題又保持沉默。必須看到，這種矛盾現象反映了哲學上的二律背反，它是同您合作者的原則直接對立的。

這個問題便是：您是否認為一篇文章以警察的訛詐手法和以很少掩飾的威脅手段來結尾，真的就那麼「漂亮」嗎，如果您不是屬於那種醫生之流的話？因為有一些醫生經常會把皮膚的紅腫說成美麗得艷若桃花，待其化膿時又說美若乳酪，並且津津樂道。那麼問題就又回到《觀察家》上來了，不管怎麼說，它如此讚揚那篇文章，那原因豈是一兩句話便可說得清楚，或者僅承認它是一篇攻擊文章便能了事的嗎？我不曉得您將做何種回答，我僅希望您不要把問題縮小。倘若我不把我所想的一切直接告訴您的話，在這種形勢下，我不認為您的回答會大大超出我的預料，也不認為它會使所有的自由作家都感興趣。

先生：

主編先生：

……我們還是提一下這場超乎那些微不足道的討論之上的論戰吧。我曾對那些超現實主義者採用誇張手法，並以一個年輕而正直的反抗者在世界各地的大聲疾呼為例。一個正義的憤慨所表現出來的過激和狂熱能夠席捲各個角落。

答：可能我要寫一本續集，但為什麼要修改？我不是一個哲學家，而且也從未以哲學家自詡。《反抗者》一書也並不是專門地和全面地研究反抗者的書。因此也沒有必要加以補充和修改。我知道這本書在這方面的不足，即在資料來源方面和深入思考方面都有欠缺。但我的目的僅只在於再現那種經歷，我自己的經歷。當然，我也知道，那裡面也有許多其他人的經歷。在某些方面，這本書也可以說是一種發自心底的講述，一種獨一無二的心底的表述，為此，我反覆考慮，認真推敲，花了四年時間才寫完。對我來說，我不認為這是一本在觀點上同我其他著作互相脫節的書。有許多作家，我覺得他們的書是渾然一體的，或者說是彼此照應的，甚或是前後呼應的。

我首先假設，《觀察家》並不想說那篇文章妙就妙在其風格上。實際上，那裡邊有許多妙不可言之處，叫人瞠目結舌無從反駁。至少我們應該為作者消息之廣、學問之深而喝彩。我們只舉一個例子，您肯定已經發現埃爾威先生把阿爾貝·索萊爾同喬治·索萊爾給弄混了，並且很慷慨地把喬治應得的賜予了阿爾貝。在此之後，還是這同一個人在同一篇文章中，自封為最有資格稱愛因斯坦、波赫爾、黑森貝格，還有一些其他人，是「肉體上衰退的理論家」。當然埃爾威先生並沒有衰退，還能夠勇往直前：他的行囊是太輕了。

問：自你發表了那封答覆布雷東的信件以後，路易·鮑威爾先生在一篇關於《反抗者》的文章中提出，您的那本書給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一個美好的信念。對這種離奇說法，您作何感想？

這已經是再清楚不過了，那麼怎樣解釋，你們的文章竟自認為有權如此歪曲一個論點呢？對這個論點我還在繼續思考，覺得儘管它得不到你們的支持，但至少是可以經得起無惡意的檢驗的。為回答這個問題，我不得不站在批判者的立場上，稍微反過來看一看。這便是想證明一下，你們的文章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態度，從哲學上講，乃是建立在矛盾衝突和虛無主義之上，從歷史的角度看，乃是無可奈何的思想在作祟。

2.不錯，凡在我書中觸及專制社會主義不愉快的事及其政治問題時，他便絕口不提。面對一部作品，在具體研究二十世紀的革命同恐怖手段之間的關係時，儘管它有缺乏現實之處，你們的文章對這個問題便不置一詞，或者是表現得羞羞答答。直到最後，只有一句話，它暗示說ｈｔtｐs://reaｄ.９9ｃｓw•ｃom，反抗的確實性通常都是表現在令人生疑的欺騙之中。這指的是大家和個人，不管怎麼說，如果我們同意專制社會主義是我們這個時代主要的革命經驗，那麼就很難不把恐怖手段當成一種規律來看，而且將永久存在於現實之中，而且集中營也成為不可避免的了。在我書中，對這個問題卻從來沒有置之不理。而不正常的是，在提到我的書時，你們卻從來不提這個問題，反而說我沒有進入事物的核心。

這些意思已經可以在我那篇關於洛特雷阿蒙的文章的字裡行間中看得出來。當然，那先決條件就是你一定要讀它。因此，置其他內容於不顧，匆匆忙忙地指責我是循規蹈矩者，那是毫無意義的。（至少在這方面是如此，確實，我承認，從純文學的角度看，我對《戰爭與和平》的評價大大高於《馬多羅爾之歌》）因此，指責本身沒有任何值得我害怕的東西，我只不過為澄清真理進行討論而已。如果說，在我們這個社會裡有什麼東西可以保留下去的話，那麼，所有那些不光彩的東西都不值得保留。不幸得很，確實一點兒也沒有。我們的政治的和哲學的信念已把我們引入絕境，在那裡，一切都應該另起爐灶，從所有制的形式到正統的革命觀念。我們怎樣才能使某些起而反抗的因循守舊者擺脫這種思維模式和事物模式呢？

我饒有興趣地讀了您對《反抗者》評論的那篇文章，對此表示感謝。

首先，我沒被邀請便介入這次談話，我對此表示歉意。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介入這次談話，但這次談話的矛頭直指我本人，並非針對我的作品，於是我不得不站出來講話，因為你們的編輯部和帕特里先生已經站出來了。我也不得不作一較長的回答。還要請您原諒的是，你們公開的這一場糾紛並不算短，我同時要回答兩個人，對布雷東先生便恕不再另行作復了。

問：您從前作了一些報告，引起了一些糾紛，在您同那些人結束這些糾紛之前，我們發現，共產黨人的新聞機構對您的《反抗者》也保持沉默。既沒有半點兒攻擊性的言論，也沒有半點兒微詞。

先生，請接受我真誠的敬意。

答：沒有。

答：對，我看過了。沒有評價，也不想談它。該文的作者就桀驁不馴講，至少在理論上表現得很傲慢。他吊銷了我革命的合格證書。對此我感到害怕。當然，他同時也撒了點兒謊。正是由於他撒謊，所以他才不提我那本書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批判只講形式的倫理道德，而這已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基礎。也正是由於他撒謊，所以他也像其他一些人一樣，對我明顯地傾向於自由工會主義一事隻字不提，保持沉默。幸運的是，除了我的這位評論者所認可的傳統外，還有另一種革命的傳統，這種革命戰爭的傳統啟發了我的論述，而且它還沒有消亡，因為它始終都在不息地戰鬥。其佐證可以在一本名叫「無產階級革命」的雜誌里隨時見到。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您也曾提到過，我也知道他們很喜歡讀巴黎的報紙，如果他們知道有這麼一份頗有膽量的工人階級的雜誌的話，他們會重新提高一些信心的。

在相對自由和歷史需要之間是無法選擇的。必須顧忌到，這樣一種態度會導致人們只向著自由的方向去想，或者只選擇需要的一面，以使人們像一個男人所做的那樣，一相情願地選擇自己的意中人。但什麼都想得到，卻什麼也得不到。就像您的那位批判者一樣，他不要證據（甚至反對證據）便信口雌黃地批評我，說我什麼也不想做，或者說我什麼也不懂，他只熱衷於另一種做法，即使用一種什麼都想得到的手法，卻叫人們什麼也不去做。他大喊大叫，說別人全在雲山霧海中迷失了方向，他卻能在天底下地上面四處飛翔，對於他腳下那些正在忙碌著的警察卻視而不見。難道他真的不知道那些警察在忙碌嗎？我甚至都不想去了解。儘管我已開始感到有些疲勞，疲於審視我自己，也疲於看一眼特別是那些老戰士，他們曾經為自己那個時代不顧一切地奮鬥過，但我也不認為他取類似我這種態度，假設那麼多的客觀困難是對的。

問：我曾經同某些活動分子或者說准活動分子作過幾次簡短的交談，他們大多數都不願讀您這本書。其他人則給這本書冠以這樣的名目：那是馬克思主義的論述，對此他們一竅不通。當然，也許是他們不同意您的意見，而又不願意以其他方式表現出來的緣故吧。

答：不錯，我的那本書正是同那樁所謂馬克思主義論述公案有關。在把這份功勞據為己有之前，必須對批評我的那些意見予以駁斥，而駁斥它們的合適方式，就是不要對那些東西視而不見，要讀它們。我極力想表明的，乃是二十世紀的革命，如果不重新回到它所真正信仰的道路上來的話，那就只能把它的虛無主義推向極端以至造成世界性的破壞，此外，別無出路。這一點相當重要，以至我不得不套用埃皮克代爾的話：「如果你想堅持，那就辱罵吧，但一定要先讀一讀。」您看，不管怎麼說，像我這種情況，他們不讀我的書，卻肆意辱罵我，這句話不是再合適不過了嗎？

問：就我本人來說，自《反抗者》出版以後，我經常有機會談到它。我很高興地告訴您，和我談話的大部分人並沒有忽略它的重要性。在這些談話中，我同樣也注意到，只要一提到那些公開的批評，許多人都表示很難過。我並不想在此談論您同布雷東和帕特里的論戰，但我應該告訴您，由於非斯大林主義左派的分裂，我的那些朋友心中都很苦澀，那是大有原因的。我們有很大一批人，對於由民主革命代表大會為保衛藝術於1948年在普雷耶爾組織的那次晚會尚留有非常鮮明的記憶。在主席台上，我們大家決心追隨的人物都到了，甚至連布雷東也在內，從魯塞到薩特，從理查德·威廉特到其他一些人。面對某些我們在精神上嚮往的人，這樣一次集會，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鼓舞和希望。至今，四個年頭已經過去了。對那次講話的大多數人，我們依然保持著敬意，但我們卻發現，他們分手了，更壞的是，他們分道揚鑣了。薩特反對魯塞，您本人同布雷東意見不合，而且布雷東不止一次地和大家爭吵。對此，您不擔憂這種分裂會把您的朋友局限在危險的小圈子裡嗎？在許多人中間出現了巨大的混亂。對此應該加以解決。我確信，在一種公認的危險面前，保持沉默是不可能的。

現在人們明白了，對於巴枯寧，我原來的意圖是想在他那些虛無主義的聲明上畫上一個重音符，而絕非對這樣一位非凡的人物缺乏敬意。比如對於第一國際的汝拉山脈地區和西班牙組成的法蘭西聯盟，在我那本書的結論中就曾以此作參考的依據，而該聯盟卻正是由巴枯寧分子所組成。又比如我認為他的思想對於革新的絕對自由主義的思想是極有啟發作用的，而且從現在起就已經在法國和義大利的自由工會主義的鬥士中體現出來了，那證明便是他們所開展的運動持久而富有活力。

主編先生：

問：我迫切希望有這些人參加的一次新會議的召開能成為可能，如果不能全部參加的話，至少大部分人能夠參加。不管怎麼說，對普雷耶爾會議那一段美好時光的記憶，促使我提出這樣一個永久性的問題：「知識階層能做些什麼？」我想應該向您說明，我不是說想了解例如今天他們能為革命做些什麼，只是想了解一下，他們為幫助本世紀的人走出困境能做些什麼。

問：你打算將來還要出一部《反抗者》的續集嗎？或者，您會對這本書作些修改？

但這又有什麼用？儘管你們的文章不想了解這些，但我們大家確確實實是處於風險和困難之中，正在尋求我們自己的真理。這就是我為什麼不像你們那樣以輕率的態度動輒以審判的口吻講話，我僅只向你們指出一種矛盾，也不想預斷你們將採取的解決辦法。至於我自己，當然也沒有任何最後的建議要提，只不過有時我似乎覺得已看到了這個古老的世界中應該消亡的東西，不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也不論在眾多的學說中還是在歷史上，同時的確也看到了應該繼續保存下來的東西。我可以肯定地說，我們唯一的任務，乃是保衛這種脆弱的幸運時期。我的這本書除此之外，可能沒有其他方面的意思了。肯定地說，我這封信也是這個意思。如果說你們的文章是沒有意義的，作者的語氣是不友好的，那我就只能閉口不言。如果是相反，他很嚴肅地批評了我，而且是光明正大的，那我就會一如既往，很虛心地接受。但為使頭腦平靜起見，又不因為我得不到公正待遇而心情不安，作者便做出誤解了我所寫的東西的面孔，似乎是他並沒有看見我所描繪的歷史面貌一般，不幸的是，他沒給以公正待遇的並不是我，而是我們的生活和鬥爭的道理，是我們要跨越矛盾的正當願望。自此，沉默便已成為不可能了。因為對我們自己或我們的時代來說，我們沒有跨越任何東西。

我僅就兩個方面談一談：

您既然建議我對加斯東·勒瓦爾的文章作一答覆，那麼我就盡量簡單地寫一點兒。勒瓦爾文章的開頭使我大倒胃口，然而看到結尾處，又把我的胃口吊起來了。但我這個答覆卻沒有絲毫和他筆戰的意思。我絕對認為勒瓦爾的出發點是公正的，他講的許多論點，我認為也是正確的。如果他不抱成見地檢查一下我的論據的話，他也將會明白，可以說我對他那些文章的基本內容是贊同的。總之，我從中獲益匪淺，儘管這些文章是在反駁我。

答：是的，這我知道——我們大家都是如此。一步登天，較之和小鬼較量要容易得多，但必須說明，總有一天國王的衣服要被脫|光。可是，到那時候大家卻能真正地愛上他。人們對這些創造者所能給予的最大敬意，乃是拒絕他們的封贈。洛特雷阿蒙，特別是蘭波，他們從沒有表現得像他們孤立無援和手握真理時那麼偉大，可惜，他們卻被粉飾過的神話所迷惑。

答：是否這是因為共產黨人的報紙對這一方面不感興趣的緣故呢？

問：在許多文章中，尤其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在我稱之為您的「倫理文章」中，您常常反駁邏輯方法，難道您不認為邏輯方法此刻卻正好擊中人們的病痛所在嗎？而且這些病痛被消除的那一天總會到來的，到那時，「邏輯方法」這個詞將重新變成一個高貴的字眼。如果不是這樣，我認為，大多數的哲學體系將受到絕對的譴責。

答：可我的心並不搖擺。我在結論性的意見中也未曾說過，任何事物的解決，都只能在地中海沿岸完成。我只是說，過去一百五十年來，歐洲的思想體系是建立在反自然概念和反唯美概念上的。而這些概念其起源卻恰恰相反，是源自地中海思想體系的中心。我還談過，與此同時，平衡被打破了，歐洲從沒有像現在這樣處於中午和夜半的鬥爭之中，而且一種活的文明不可能在這緊張狀態之外形成，也就是說，不可能離開長期以來被忽略了的地中海傳統。就是這些。我發現，在這一論斷中，大家十分謹慎，按我的性格，我認為有些過於小心了。在我誕生之地的地中海的非洲岸邊，由於距離的關係，在那裡人們對歐洲的面貌看得更清楚些，而且也知道這個面貌並不太漂亮，但至少，不應該現在讓我說些與我曾經說過的話背道而馳的內容。

先生：

唯一能夠賦予《反抗者》以生命激|情的，便是新生。至於您，您有權思考，有權講話，儘管圍繞著我這本書，有許多議論，但它們將會平息下去。我堅信，有一天人們會承認，這本書將會加強人們對未來的信念，會給這最後一批自由的人以幸福。

在此，我不想對這篇研究性的文章作詳盡的回答。對這篇文章，我有時覺得無須爭辯，有時又覺得它在推理上大胆了些。對於您發現了我那本書對形而上學是排斥的這一點，無疑我是有許多話要說的，比如，您對恐怖的分析，對於古希臘文化同基督教之間的關係的看法等。這些您都在批判那些神秘的怪論中提了出來。但，每當我面對基督教哲學家們全九九藏書方位地向我進攻時，我都有些尷尬。他們說，我的信仰難以解釋，從而否定我對基督教有足夠的認識，卻無視我在研究基督教的理論及其歷史上所花的力氣，而您也並非不是如此。我覺得自那時起，便很難用理智的論據來說服您了。因為您無論在任何時候都會指出我的局限性，說我已力不從心了，或者說我的理論已變得虛無縹緲了。

答：我反駁的不是邏輯方法，我反對的是那種以理性的邏輯方法來取代活生生的現實的思維邏輯。各種哲學體系一直都試圖解釋客觀世界，而不是給客觀世界硬性套上某種規律，那是宗教和意識形態所固有的東西。

問：近幾年來，在宗教界，大家對英雄主義議論頗多，可以肯定，以您的道德觀念，會從中看出一種新的人道主義精神的。

承蒙您的雜誌專門為我發表了一篇文章，那題目是相當刻薄的，我想借回答這篇文章的機會，向貴雜誌的讀者提供一些對文人的手段以及對該文章所採取態度的看法。該文所採取的態度，是與您本人有密切關係的，我可以肯定，對此您不會否認。說實話，這種態度比文章本身更使我感興趣，而那篇文章的蒼白無力又頗使我吃驚。既然我被迫要對這篇文章發表意見，那我就只能在確定了我的看法之後再這樣做。我的看法便是，就其實質說，該文稱不上一篇研究文章，倒不如說是一篇供人研究的文章。在此我要表示我的歉意，本文可能要和您的文章一樣，寫得比較長，我盡量說得清楚一些。

因此，我已看不出他這篇文章的妙處能躲藏在什麼地方，或許就在他的結論部分吧，不錯，說實話他的結論是全篇最重要的部分。他的結論，同那篇發表在《人道報》上由維克多·勒杜克署名的同一主題的下三爛文章能夠配合，便足以證明埃爾威先生的全部無聊工作都被他幹得馬馬虎虎。正是基於這一點，我覺得您的合作夥伴應該繼續幹下去，因為他自己也常這樣宣稱。

您在一般情況下不願意，比如說把殖民主義同斯大林的獨裁加以區別。您這樣做是對的。在一般情況下，對重大問題的表態，人們有權遲疑一下，有權在同意與反對之間權衡一下，也應該考慮一下雙方的論據。這些事您也沒有必要通知我，而且這種事也並非那麼悠閑自在，其實是很痛苦的。然而面對當前所有因素都在力圖把我們動員起來的形勢，您卻不能僅只為了保衛自己的價值，甘願冒天下之大不韙，毫無例外地反對一切，而使自己停留在這種批判的立場上裹足不前。否則，您表面上的這種毫不妥協的態度只不過是一種進退兩難的尷尬表現。不幸的是，事情總有個範圍，在這個範圍內，您那種立場卻遭到了譴責，須要加以保衛。我寫這封信的背景，就正是您已處於這種譴責之中，不得不對自己的立場加以辯護。其證明便是，這種情況並不是您拒絕在殖民主義和暴君政治之間加以選擇，而最終乃是您拒絕在看家狗和自由人之間作出選擇，拒絕在警察左派和自由的左派之間作出選擇。這正是使我吃驚和憤慨之處。也並非為了我個人，因為我已經習慣於獨自為戰了，乃是為了整個的事業，為了有時候你們也曾揚言要保衛的那個事業。

為安德烈·布雷東著想，也為了使我本人不致站在通常攻擊他的那些人一邊（因為我厭惡那樣做），對那些人我也不想加以評論。因此，我這封信實際上並不是對他那篇使人驚奇的文章做出的回答。這倒不僅僅是因為他沒有真正讀懂我的文章，那是很明顯的，也不僅是因為他那篇純感情用事的文章並沒有修正我任何一個關於對洛特雷阿蒙的實際觀點。同樣，也不是因為布雷東向我做出一副教導我如何桀驁不馴的教師面孔。據我所知，不論在我這方面還是在他那方面，沒有任何東西足以使他對我做出這樣一副面孔。特別是他那篇文章的口氣，使任何人看了都感到不舒服。那麼他也應得到相應的回報，但我尚未決定那樣做。

答：我不是人道主義者，至少我沒有聽到有人這樣說我。至於英雄主義，我認為應予選擇。我們不能不問青紅皂白一律以英雄主義來辯護，也不能以籠統的愛來辯護。

1.拒絕實事求是地討論關於馬克思和黑格爾的研究文章，並且公開地佔領這塊陣地。是真是假，有馬克思主義的預見嗎？在今天，是否有眾多的事實來反駁呢？是真是假，「精神現象學」准許有犬儒主義政治的理論嗎？例如，曾經有過左派的黑格爾主義分子嗎？如果有的話，他們在這方面對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產生過影響嗎？這些論點都是我那本書的中心思想，但在你們的文章中卻絲毫不提。例如，關於第一點，我並沒有講過馬克思的批判手段是錯誤的（相反地我倒是讚揚它），但是，他的預言有一大部分卻是落空了。在這方面，是很有必要討論的。但你們的文章卻說，我讚揚馬克思乃是為了更有力地攻擊他。我們姑且不論這種充耳不聞的手法，但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同對我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一樣，如出一轍。自您的合作者談論這件事起，他的不負責任的態度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一樣，便強迫他這樣想，即馬克思的論斷是不能碰的。它們絕對不能碰，因為馬克思主義本身，也是上層建築。如果我們也像您的雜誌那樣，信仰經濟基礎，那就必須承認，馬克思主義在我們的經濟社會中經過一個世紀的變革，應該是過時了，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如此，而且也應該予以批判，正像我做的那樣，對此是無須大喊大叫的。如果不承認這個事實，那就會導致否認經濟基礎，就會又回到理想主義方面去。歷史唯物主義，通過它自身的邏輯，應該不斷地超越自己，不斷地發現自身的矛盾，不斷地自我糾正，或不斷地完善自己。凡是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對待它的人，都應該對它有所批判，馬克思主義者應該首先這樣做。因此，如果真是取這樣態度的話，就必須對它加以充分論證，但你們的文章卻對此不予討論。由於我不能下結論說您的合作夥伴以輕浮的態度對待一種學說，所以我將僅指出其種種曖昧的表現，似乎這種曖昧態度在它的文章中一涉及政治問題就尤其明顯。

問：毫無疑問，這些新聞媒體的反映並非全部，您當然還收到許多個人來信，您是否覺得這些信件比報紙上發表的文章更公正？

我當時理解這些過激行動，也並未曾用當前超現實主義的觀點加以評論，包括他們的反駁文章在內，而研究他們的反駁文章對我是有用的。超現實主義的起因，我覺得對我一直是有用的，特別是在研究他們的走向方面。因此，它一直是我們大家思考的一個內容。但布雷東先生卻拒絕研究，他否認矛盾，並希望看到的是我們的一致性並沒有終止。同樣，他還重申他最初的原則。於是我們對此不得不認真對待，並對他的原則做了實事求是的評價，這一次我們沒有妥協。但當我們考慮到布雷東先生乃是同我們處於同一矛盾體中時，我們對他的辯護未曾過分重視，就是在他頑固地堅持時，我們也並不相信，這也是正常的。

社長先生：

就這樣，從這種對一部作品的背景完全錯誤的假定出發，當然這種假定最省力，您的合作夥伴終於把矛頭對準了《反抗者》一書。他斷然拒絕討論本書的主旨，即從反抗活動中產生出來的局限性加以界定，批判虛無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預言，對辯證矛盾的分析，批判客觀犯罪論的觀念等等。但相反的，他卻對書中根本沒有的一些提法大加討伐。

首先，他從我的寫作手段開刀，他宣稱，我閉口不談經濟和歷史在革命源起時的作用。事實上，我絕不會愚蠢和無知到那種地步。如果我在一部作品中，專門研究希臘喜劇對莫里哀作品的影響，這絕不意味著我否認他作品中有著義大利的淵源。我在《反抗者》中進行的，乃是對革命運動思想面貌的研究。這也並非是我為自己定的一條嚴格的規定，可能還是在一個時期內的當務之急，因為在這個時期中，經濟乃是我們的奶油之塔，並且有成千上萬冊書籍及出版物在吸引著非常耐心的公眾，把他們的注意力吸引到歷史的經濟基礎上來，吸引到電氣對哲學的影響上來。這正是《當代》每天所做的工作，並且是誠心誠意地去做，那麼我又何必側身其間呢？應該有自己的專業分工。我僅僅指出了，並且我也堅持認為，在二十世紀的革命活動中，以及在其他領域中，有一種十分明顯的現象，那就是把人當成神，於是我便把對這一現象的研究作為課題。下面便是我的原話：「這種研究的意圖，並不是單純地對其描述，也並非對偉大的革命中出現的這種現象對其歷史的和經濟的原因做一個一勞永逸的清點工作，乃是通過某種革命的現象尋找出其連貫性的邏輯，並加以闡述，找出形而上學反抗論的確切主題。」您的合作夥伴引用了這句話，但正如他自己說的，對此並沒給予重視，但卻斷言，說我在這些謙虛的語句後面掩藏著最大的野心，並且聲明我否認了我自己從未說過的話。並說我為了高高在上的神學利益，對那些忍飢挨餓的人的痛苦特別不放在心上云云。對這種不負責任的說法，總有一天我要說話的。我僅在此指出，也是出於對自己良心的安慰，只有基督教的批評可能會從反面指責我，說我忽略了人的「精神需求」，並把這種需求降到「眼前的需求」。我還想指出，這一次卻是對自己的徹底安慰，那便是我的這種研究手段得到了權威人士的讚揚，就是亞歷山德洛夫和斯大林。前者在他的「Literatournaia Gageta」中曾經指出，後者在批評對上層建築的解釋過於狹窄，並且是很高興地指出。另外，在提到思想對社會意識形態的形成上起的主要作用時也提出過。

《新批判》經過了六個月的醞釀，終於發表了一篇關於我那本《反抗者》的研究文章。我在您的周刊上讀到了它，確實是一篇妙文。你們的評價使我感興趣，並使我又想到那篇研究文章，儘管它的署名是皮埃爾·埃爾威。我讀完以後，覺得不得不加以評論，至少對您使用的那個形容詞是如此。

問：自然是如此。但這也是一個事實，即一個做過好事者，和一個做過壞事者，他們都同樣可以心懷忠誠。從絕對意義上講，假如我們排除任何實例，您不認為忠誠可以使人變得正直嗎？

還有一點次要的要說，就是你們的批評還以一種極其輕浮的，或者說可笑的或輕蔑的方式研究了某些次要的論據，但卻不是無意識地用一種想象出來的論點當成我的論點來反對。這樣，他的工作完成了，我也被放在了被審判者席上。他可以宣稱，我在教導自己脫離歷史，教導自己無所事事，教導自己拋棄一切有效的手段。於是便把我放在印度支那人面前、阿爾及利亞人面前、馬爾加什人面前，以及亂七八糟的井底礦工面前，這時他就可以宣布說，這種立場（我可從來沒取過這種立場）是不可取的。為了擊破論據公正的這最後一道障礙，他只需重造我的自傳，為他的論點所用也就夠了。比如，他可以解釋說，我長期生活在地中海海灘上的舒適但卻有些陰沉的環境中，而抵抗運動又僅僅在上述那種條件下向我展示了歷史的面貌，而這種條件又使我能夠理解這種歷史，然而現在環境變了，歷史對於我那精細的感官則顯得過於激烈了，於是我便立即利用我那靈活的方式準備退卻，並且美化我的隱退生活，說那種生活乃是藝術和家畜的朋友。我以極大的寬容心原諒了這種天真的愚蠢。您的合作者並非被強制了解這些殖民主義的問題，從這些問題中可以看出，它們使您的夥伴睡不著覺，但它們卻在二十年前就使我睡不著了。這些阿爾及利亞人，一直到戰爭爆發為止read.99csw.com，都是我作戰中的同志。他們也並非被強制理解抵抗運動（我在其中僅起著次要作用），對我來說從來都不是歷史的一種美好形式，對那些在抵抗運動中受過苦難的人亦復如此，因為他們不是在這一運動中殺人，便是被殺。好像還應該向您說明一下，如果說我在準備一個美好的隱退生活，以便陶冶在藝術之中這種說法不是真實的話，這種態度或某些人想把我推到這方面去倒是真的。如果那樣，我會徑直地把它講出來，而無須花力氣寫四百頁的一本書來為它辯護了。這種功利主義對我評價的方式是我無論如何也不能苟同的，這你們也已了解。你們的文章，我從中既看不出對我的寬厚，也看不出正直，卻從中看出了拒絕深入討論問題的態度，看出了那種背叛某種立場的願望，而如果不是立即開展一場真正的辯論的話，那麼這種立場還是暫時不說也罷。

首先，您會發現，在我那本近四百頁的書中，關於巴枯寧的論述只佔了四頁半。這足以說明，不能認為我寫那本書的動機就是專門研究巴枯寧的，只不過想從他那裡找出一些足資我參考的東西，在書中對其他人我也是這麼處理的。我寫那本《反抗者》的方案始終沒變，即從反抗思想中找出並研究它自身的矛盾，同時研究如何超越這種矛盾。關於巴枯寧，我僅只從他身上指出了這種矛盾的一些跡象，在書中我對其他大量的思想家的研究亦是如此。全部問題在於，首先要了解這種矛盾能在巴枯寧身上存在。我堅持認為，他身上是有這種矛盾的。勒瓦爾可能要想，我未能把巴枯寧思想的積極面貌給予充分的肯定。（他還應該發現，為了使讀者理解，就這麼一小部分具體問題，他花了不下五十頁的篇幅。）至少，他從未打算要否認巴枯寧的文章中存在著虛無主義和非道德主義的觀點。我們從巴枯寧政治生涯的開始和中間都能發現這種虛無主義和非道德主義，這已經能夠證明文章的作者的這種傾向是一貫的。我不相信有人會對勒瓦爾說，這種思想只存在於他的文學領域中。我堅持認為，一方面在布爾什維克主義中有著奈特舍耶夫的血緣關係。另一方面巴枯寧同奈特舍耶夫是合作的，對此勒瓦爾也並不否認。但這卻絕不說明什麼問題，在此我僅對勒瓦爾對此事的解釋提出異議，他認為我是把巴枯寧作為俄國共產主義之父來看待的。相反的，在四頁紙中，我就曾兩次明確地提到，巴枯寧在各種場合下都反對專權的社會主義。我之所以重提我曾說過的事實，乃是為了強調，虛無主義的憂傷感，在反抗者的觀念中是存在的。因此，當勒瓦爾詳盡地向我列舉了巴枯寧大量的積極思想時，我更加證明了如下的看法：巴枯寧是十九世紀在真正的暴動中能夠同馬克思對抗的兩三個人中的一個。我更加認為，勒瓦爾在他大量的敘述中，正在和我向同一方向前進，他使我在巴枯寧和其他人身上所研究的那種矛盾性更加明確了。

答：波德萊爾思想上的老師約瑟夫·德·麥斯特勒，此人什麼都不反對，包括路障在內。聖·茹斯特保衛的是形式上的合法的思想觀念，這種觀念恰恰受到了黑格爾和馬克思的批判。至於洛特雷阿蒙和反軍國主義分子蘭波，共產主義制度便足以使他們受到再教育，那種以這些混亂為借口的人是沙龍里的共產主義者。他們這種手法尚不是關係到人類的自由和流血犧牲，那倒也確實有趣。

答：是的。

但是，我們將不會同我們這個時代的那些咄咄逼人的大師對抗，以顯示我們並非他們那些奴隸中的一員，這一點請你們相信。那麼除了在大師們中間表現出與眾不同之外，還有其他方式嗎，比如說，一種能讓大家公開承認的方式？一種非常漂亮的手段就是我在這裏所描述的那種，它可以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取得那種效果，正像我這封信中所說的，即公開地否定我的寫作手段及其成就。但這又是直到目前為止，你們所不願意做的事。

現在，我們不妨走得遠些。我們從巴枯寧和其他人那裡發現的虛無主義，曾經暫時起過作用。但時至今天，我們不可能沒有積極的道德觀念，這一點，你們這些1950年的絕對自由主義者也是知道的。那麼，我們到哪裡去尋找呢？資產階級的思想道德，由於他們的虛偽和不大不小的殘暴，已使我們感到氣憤。而支配著絕大部分革命運動的政治上的犬儒主義已使我們反感透了。至於那些所謂獨立的左派，實際上已被強大的共產主義運動所懾服，已然依附於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派別下，連自己都覺得不夠光彩，因此也已然被繳了械。所以我們只能在自己身上去找，在我們自己的經驗中去找，亦即是說，在反抗思想的內部去找，去找那種我們需要的道德觀念。如果我們無法找到，那麼，世界將會崩潰，這個崩潰的世界可能就是正義，但我們自己也將在它之前先行垮掉，那將是可恥的。因此，除了研究反抗思想內部虛無主義和對未來的嚮往之間正在掙扎搏鬥的矛盾之外，別無出路。我在抵抗這種消極思想方面下的工夫，遠比醫治它要多。

以上三個方面，使我不得不說，你們的文章是把馬克思主義當成了千古不變的教條了。因為如果從某種哲學觀點來反駁理想主義甚或歷史相對主義成為可能，如果不引證馬克思的思想和觀點，那就很難不把它當成一種反動理論了。而且如果不從馬克思及其學生們那裡尋求必要的歷史資料就承認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是有價值的，老實說，那也是不可能了。你們的文章，如果說它能夠充實某種理論的話，那就是它僅僅加強了歷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

1.用一種非直接的方式表示，凡是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者（包括我這種情況），都被推到右翼方面去。

問：自大百科全書派以來（也是自夏多布里昂以來），一位知識者第一次完成了一本關於反抗者的全面論集，這是一個不朽的神話。但似乎有相當一部分人不明白這本書的內涵。讀過這本書的大多數藝術家表現出的迷惑不解，也使人難以置信。在這種情況尚未進一步發展之前，您是否願意在這裏講一講，哪些文章給您留下的印象最深？

但在布雷東的文章中，他那專橫的論斷和對問題的曲解，可能會導致對我的立場有錯誤的認識。因此，我希望您能幫我澄清一下。不錯，在我那本《反抗者》書中，有一部分，我認為反抗者們在某些方面顯得有些虛無主義。這在那時的一些大作品中，例如從薩特到超現實主義者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但那是為了把他們這一方面的表現同他們的創造性加以區別的緣故。他們這種創造性，同樣在上述某些作品中有所反映。但這遠非是對循規蹈矩者們和逆來順受者們的讚揚，我的重要思想乃是力圖證明，這種虛無主義是造成循規蹈矩或甘為奴隸的媒介，並且同現在尚在世的反抗者們那些活生生的榜樣相反。

先生，請接受我真誠的敬意。

把人類從一切羈絆下解放出來，以便使他們能夠在實際上從事歷史所需要的工作，那就應該解除他們鬥爭的哲學，因為這種哲學可能會把他們拋到任意的地方去。這樣，按照虛無主義的邏輯，便從極端自由走向極端需要。這除了坦率地承認自己是在製造奴隸之外，別無其他。當您的合作者，在把別人貶低一通之後，又假裝承認反抗在某些方面是對的，他寫道：「在革命方案中確認反抗的存在，無疑對我們的事業的健康是有益的。」而這種贊成的態度，只不過是表面文章而已，實際上您的合作者所贊成的，乃是對任何事情都可以進行反抗，但就是不能反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政權。

我僅想加以說明的是，我是在深知其底細的情況下這樣做的。勒瓦爾的一句話，那是來自一個自由主義分子的話，僅這一句話就足以使我的心靈感到苦澀了，那便是他所寫的，我是以所有人的審判官自居。如果說《反抗者》那本書審判了某個人的話，那首先審判的是作者自己。在這本書中，使那些人感到激動不安的，並非華麗的詞句，他們已經明白，我所分析的乃是一種矛盾，而這種矛盾首先就在我身上存在。我所提到的那些思想，曾經給過我養分，我願意繼續這樣做，以便使大家繼續前進。我並非是一個哲學家，我所能講的，只是我曾經歷過的一些事情，我曾經歷過虛無主義，經歷過各種矛盾，經歷過暴力，經歷過戰亂的破壞。但與此同時，我也歡呼過創新，歡呼過生存的偉大。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強制我高高地站在與我休戚相關的這個時代之上來審判它，我只能在這個時代的內部，把自己也放進去加以評價。但我卻要保留今後對我自己或對別人講出我所了解的事物的權利。只有唯一的一個條件，那就是我這種做法不能給人們增加無法忍受的痛苦，但當圍在高牆裡的我們正摸索著走出去時，卻要指出在目力所及之處那個可以打開的大門所在的地方。是的，我要保留對我所知的情況說話的權利，而且我肯定要說。我感興趣的便是新生。

接著便以同樣的手法來對付我那本書，他無視明顯的事實，硬把它說成是一部反歷史的教材，是一本棄權論者的教理課本。然後再藉助經典著作（我這裏指的是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著作）指出我這本缺乏現實意義的書實際上是為反動思想張目。這種表演的第一個障礙，就是結論先於《反抗者》的那部作品。一部作品不管它是好是壞，如果它是描寫距我們極近的歷史事實的，就很難給它戴上先驗論的帽子。然而你們的文章卻論證說，這部作品已然「打算」青雲直上了，而《反抗者》只不過是在一群聖使很蹩腳的頌揚聲中，為它完成了這種罪惡的，且又不可避免的登龍術而已。自然，在我的作品中找到這種傾向的最好辦法，也仍然是把它置於這個位置上。這時，你們的文章便會說，當《外國人》雜誌被一種「具體的主觀性」（請原諒我引用這種不通的語句）來隨便議論時，《瘟疫》雜誌發生的事件便被「局外的主觀性」所見到了，但這種主觀性「自己並沒有參与其事，只不過從旁邊打量而已」。不管《瘟疫》雜誌的讀者狀態如何，即使是一位漫不經心的讀者，只要他願意把這本書從頭到尾讀完，就會明白講這些話的人是里厄博士，即那本書的主角，他是被收買了來講那些話的。儘管《瘟疫》雜誌以一個客觀的專欄作家的名義，用第三者的口吻說這番話，但它仍然表現得很坦率，並且為了使這種坦率表現得更加徹底，他們把一切都已計算好了，以便使講話顯得更加直率。自然，我們可以把這種行為稱之為無恥，但這也只不過是一種假設而已，因為只有淫行才是做|愛的唯一證據。而《外國人》則相反，它以第一人稱的形式講述，這是一種客觀的、超然物外的做法，也正如它的雜誌的題目一樣。您的合作夥伴對他診斷的合法性是那麼沒有自信，在同一段落中竟高傲地聲稱要授予《瘟疫》雜誌的人員以他稱之為道德的紅十字勳章，但他卻忽略了向我們解釋，這些被他封賞的可憐人，僅憑著遠遠地那麼打量著，就能使「道德的紅十字勳章」發生作用嗎？人們不難發現，這種令人尊敬的組織工作，其理想的冠冕上缺乏美麗的羽飾（但我們卻可以在溫暖如春的編輯部客廳里找到它），但一方面卻無法拒絕在某些道德標準上裝飾上這種羽毛，另一方面又使人對這種極簡單的「從旁邊打量」的行動方式更加喜愛。但何以竟對這種頭腦的極端混亂卻鍥而不捨呢？如果說《外國人》正在向《瘟疫》過渡的話，除了在您的雜誌上外，沒有任何一位讀者會否認它們之間已經有了千絲萬縷的瓜葛了。如果提出相反的意見，那隻能是撒謊或者是做夢。除了不顧事實提出證明說我已經背離了歷史實際這一論斷外，他們還能做些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