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又聽到說，殖民者為向當地人民表示關心，將要對當地的老戰士予以獎勵，即向他們頒發一枚獎章。我是否可以說，我寫這件事不是帶著諷刺的口吻，而是帶著某種悲哀的心情呢？當然，對一個人的勇敢和忠誠給予獎勵，我看不出有什麼壞處。然而，今天在卡比利不正有許多處於饑寒交迫中的人，他們過去不也是戰鬥過嗎？我心中暗想，當這些人向他們餓得骨瘦如柴的孩子們展示出那塊證明他們忠誠的金屬牌子的時候，他們會有什麼表情？

在此還要說一說，清醒的認識，是我們制定建設性政策的因素。卡比利除了某幾種次要的糧食作物外，主要是果樹栽植，由於自然條件無法對其加以強制，則應盡量改善這種產品的狀況，以使其儘可能地平衡當地的消費。

我同時也打算在這裏提出一些可行的措施。在這種急迫的形勢下，關鍵在於趕緊動手去做，如果只是設想一些烏托邦式的什麼體制，或空想一些虛幻的解決方案，那是不相宜的。因此，在這裏將要提出的每一個建議，絕非出於大胆的冒險行為，而是已經在卡比利進行實驗或者正在實驗的經驗之談。因此，這裏將要提出的一些意見，自然就不是空想出來的東西。一位天才的演說家，最近曾強調指出：在政策方面，是沒有著作權的。在這裏涉及的問題是為一個兄弟民族造福的嘗試，這也是我們為自己規定的唯一任務。

我的這一調查，便在此結束，我希望這一調查能有助於完成卡比利人民的事業，這也是我願意為之服務的唯一事業。對於卡比利的苦難，我也不想再說什麼了，包括其原因和醫治方案。我願意就此打住，對於這樣一種整體事業，無須說什麼虛比浮詞，因此我也不想再補充什麼無用的話了。但同樣，對於這樣一種可怕的苦難原無須多說，然而這種苦難的存在，又強迫人們去說它，同樣這個調查如果它在最後避開某些很容易提出的批評意見，那可能也還沒有達到它預期的目的。

這種荒謬的政策，我在波爾-蓋東的公路上看到了它的象徵物。那是在穿越阿格力博那個卡比利最窮的地區時，我看到了唯一的一個漂亮的東西，它像大海一般的沉重，聳立在山口頂端的一個凹形缺口處。那裡是一片長滿野生植物和乳香黃連木的一無出息的滿是山岩的土地，舉目遠望，杳無人跡。然而，富麗堂皇的阿格力博學校卻矗立在那裡，像一幅毫無用處的圖畫一樣。

因此，倘若有人想使卡比利變得繁榮昌盛，把它的人民從飢餓中拯救出來，並面對這樣一個民族盡到我們一份責任，那就必須對卡比利全部的經濟生活條件來一番改造。

就在卡比利本地，在靠近波格尼地區的布-馬尼，各部門都在開展這種工作。另一方面，法國整個南部人口密度不大，也曾容納過幾萬名義大利人在我們自己的國土上殖民。

1938年，該鎮栽植幼樹苗一千棵，今年計劃栽植幼樹一萬到一萬五千棵。這一工作並未列入特別資金預算之中。當地人儲金互濟會的公用獎金保證了這些樹苗的提供，苗圃可以自由地提供給所有農民，由農民管理，從前的辦法是，這些苗圃只在鎮屬土地上開闢，被稱做試驗田，農民們只在這裏進行質量管理和收穫。像無花果幼樹的栽培需兩年時間，等其能結果收穫需五年時間，在這五年中，農民只付幼苗的利息，其數目很小，即占幼苗全部價格的百分之四。五年之後，等無花果開始收穫利潤時，農民可以再經營五年，以便收回從前交付的資金。

在斯迪-阿依什區，工資為六法郎。外加麥餅和無花果。當地一個農業公司，對它的工人每天發七法郎工資不管飯。另外還有合同制，每年一千法郎，外加伙食。

隨後，他便帶著對我不信任的目光走了。

我僅在此提供一下各地區的工人工資情況，對此不加任何評論。但我願事先說明，如果大家覺得這種工資發放情況太過不正常的話，我可以向您擔保那是不會錯的。我眼前就擺著一些波爾基-莫納依埃爾地區、沙巴泰-特拉科勒轄區農業工人的調查卡，上面有半個月工作情況的記錄，有工人的姓名、工號和議定的報酬情況。一張卡片上寫的工資是八法郎，另一張是七法郎，最後一張寫的是六法郎。在考勤記錄欄內，我看到那位拿六法郎的工人，在半個月內工作時間是四天，不知大家是否明白了這意味著什麼？

再有就是把所有的村莊按其地理位置加以組合了。但在原來混合管理的鎮級範圍內，已做了劃分，至今尚保留著那種分法，再重新劃分勢必造成行政管理的複雜化，而這又是必須極力避免的事。

卡比利所建造的只是幾個宮殿而已。然而它所需要的卻是許許多多設備齊全的現代化的學校。我想，所有的教師和我一樣，他們會說，用不著馬賽克貼的美麗的牆壁，只需有一個舒適、有益於健康的居住條件也就夠了。我也認為，他們是相當熱愛自己的本職工作的，正如他們每時每刻都用自己的行動所證明的那樣，他們寧願在生活十分艱苦而寂寞的窮鄉僻壤里守著兩個班的學生，也不要毫無用處的庭園、花草。

為此，在涉及這個災難的卡比利其他方面情況之前，我願意對我們在阿爾及利亞所熟知的某些說法予以批駁，這些說法主要是關於卡比利人的「精神狀態」方面的問題，其目的無非是為當前的情況尋找託詞。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再也看不出有什麼東西比這些說法更為卑鄙的緣故。比如竟有人卑鄙地說，這個民族可以讓他們在任何環境中生存，甚至連阿爾貝特·勒布倫先生也是如此，如果有人每月給他兩百個法郎作生活費，他可能在橋洞里生活，可能吃任何骯髒的東西，甚至可能吃垃圾箱里的麵包皮。在人類對生活的眷戀中，有某種東西比世界上任何苦難更為強烈。因此，說這個民族所需要的與我們不同，這種說法是卑鄙的。如果說他們從前沒有這些東西，那有足夠的時間我們可以為他們創造。看到一個民族品德如何為其墮落辯護，以及像卡比利農民那種有口皆碑的樸實品性如何為使他們忍飢挨餓的生活合法化而爭辯，那實在是一件咄咄怪事。不，看事情不能這樣看，我們也不能這樣看。因為所有固定的想法和所有的偏見，如果把它們強加于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上成年人不堪飢餓，孩子們因牛馬都不如的食物而不斷夭亡，那麼這些偏見和固定的想法，都將變得使人憎恨。事實上我們每天都在和一個民族並肩前行，這個民族的生活卻落後了三個世紀，而我們卻是對這樣一個驚人的差距唯一無動於衷的人。

不幸的事實是，卡比利的農民以其所使用的傳統收穫方式，只能從兩個油橄欖中收回一個，但可以肯定的是，產量翻一番的時日不會太遠了。另一方面，關於質量問題，如果我們想到目前歐洲人吃的油罐車裡的橄欖油，其酸度從來未低於一點五度到兩度，而且總有一種令人不舒服的味道。那麼，橄欖油質量的改進則勢在必行。

如今，這些義大利人已經走了，那麼我們照樣可以讓卡比利人到這個地區來殖民。有人曾對我們說：「卡比利人，對他們的山區太過留戀，不樂意離開那些地方。」對此我首先回答的是，讓他回憶一下，在法國有五萬卡比利人，這些人就已經離開了他們的故土。其次，我的回答可以讓一個卡比利的農民來代替。因為我對他也提出了這個問題，他的回答是：「您忘記了，我們沒有飯吃，我們沒有選擇的餘地。」於是又有人會對我說：「那麼這些卡比利人最終還是要返回他們的故土，還會把這片土地給拋棄的。」這有可能，但他卻沒有看到，卡比利的移民會有後代來繼承父業，也沒有看到，某一土地的所有者，只有把自己那塊土地賣給比他年輕的樂於購買者以後，他才會離開。

在波尼-杜阿拉，我們驚奇地看到，一個班級竟有八十六名學生，教室里所有的空間都坐滿了學生，有坐在凳子夾空里的，有坐在講台邊上的，還有幾個索性站在邊上。在基馬阿-沙里基，有一所漂亮的學校滿員是二百五十人，在十月份就拒絕了五十多名學生入學。在阿德龍的學校，法定人數是一百零六人，除十三歲的學生不準入學外，又退回十余名學生。

在一個地區搞大型項目，如果其需要性在實際生活中體現不出，那麼其結果必然是虛耗經費。那麼我在這裡是否應該提一提，卡比利這個地區缺少公路、缺水到了何種程度呢？搞大型工程的政策，應該是在實施大型工程的同時，要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失業現象，要把工資提高到正常水平，要使卡比利的經濟增值，而且要在一定的時期內使人民受益。

以上羅列的這些事實倘若還不足以服人的話，那麼我還可以再補充一下。在艾爾-克蘇鎮，有二千五百名卡比利人，其中就有兩千人處於貧困狀態，農業工人每天所帶的食品，僅只是四分之一個大麥餅和一小瓶油，這就是一天的口糧。所有的家庭，除了吃草根和野草，還須加上蕁麻子。把這種蕁麻子放在鍋里煮上幾個小時，便可以成為窮人的補充食物了。在阿札加附近，有許多部落都是如此。在戴麗斯附近的村莊，可以說是最貧困的了。特別是本尼-斯萊姆村，貧困戶佔百分之九十六，這個比例叫人難以置信，這個村子的土地貧瘠，什麼都不生長，居民逐日減少，都到山裡找些倒伏的樹木用以燒炭，然後便伺機到戴麗斯去賣。我之所以說「伺機」，是因為他們沒有專賣許可證，在一般的情況下，他們的炭和馱炭的驢子是要被沒收的。本尼-斯萊姆村的居民，一般都在夜裡去戴麗斯，但鄉村警察也在夜間出巡，被抓住后，驢子便被送往牲畜待領場去。人被處以罰款不說，還要交驢子的保管費。如果不能交款，便被送進監獄，然而在那裡倒不錯，至少可以有飯吃。在這個意義上說，也只能在這個意義上說，賣炭這個營生，養活著整個本尼htｔｐｓ://ｒｅad•9９ｃｓｗ.ｃoｍ-斯萊姆村，這絕非諷刺。

總之，這樣一種開明的政策，開闢了一條使卡比利行政管理得以解放的道路。這種解放，在今天，實際上只要大家有這個意願便可以實現。隨之而來的，便會使這個不幸的地區大大提高其物質生活。我們今天為推行這方面的工作已經在這條路上犯了許多錯誤，帶來許多失敗。在擴大當地人的政治權利方面，我還不太了解有什麼理論比人權法更加權威，但一具體到卡比利，這種理論就顯得可笑了。因為是我們為了使卡比利阿拉伯化而實行由本地人管理並引進阿拉伯語時，把這個人權法強加給卡比利人的。時至今日，我們再反過來指責卡比利人執行了我們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東西，那實在是太不知趣了。

最後我要指出，那個無法辯解的工作日的工作時間，由於卡比利的工人都居住得離工地很遠，這就使得一個工作日的時間更長了。有些工人往返要走十多公里路程。晚上要到十點鐘才能到家，第二天清晨三點鐘就得起身上工，只有幾個小時的睡眠時間。也許有人會問我，是誰強制他們非要回家去住不可呢？我只能回答說，那是一種難以想象的迫切願望，即想在自己家人中間盡情地享受那麼一段充分放鬆的時刻，在那種時間里，既有他們自己的歡樂，也可處理一下他們所操心的事情。

我們同樣也不應該在其他部落的改造中後退，比如烏阿迪阿，那裡有許多麻煩事要處理。在烏阿迪阿的中心區，已經有一百多名法國選民，它的市場每年可以帶來七萬法郎的經濟收入，它的稅收為十萬法郎。在那個地方，是有經驗可以借鑒的，比如允許原籍是卡比利籍的法國公民享受當地公民的待遇等。

不錯，我對教育的能力不抱幻想，然而那些以輕蔑的口氣聲稱教育無用者，自己卻是受過教育的人，無論如何，如果我們真心實意地接受民族的同化，而且這個民族又是講法語的人民，那就不應該一開始就把他們同周圍人分開。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這也正是這個民族所要求的。我的看法是，到那個時候兩個民族間的互相了解將會開始。我之所以說「將會開始」，那是因為，這種了解目前尚未成為現實，正因如此，我們的一些錯誤政策才可以得到解釋。要做到此，只需我們伸出真誠的手也就夠了，而我本人也正是做的這個工作。要推倒隔離這兩個民族的那堵大牆，那任務應該落在我們肩上。

這個政府機關，通過選舉選出一個十分精幹的行政班子，都是卡比利人，而且以二十萬法郎的極小預算，用一年半的時間使當地的這個政體存活下來，並且沒有一個人有怨言。而且卡比利人也是第一次參与了選舉的監督工作，這一工作他們做得很認真，並開展了討論，絕對不敷衍了事。他們覺得這種公益事業是十分可貴的，這當然很有道理。因此，對這些新鮮經驗我們不應過於挑剔，哈吉爾先生提出的改進意見我認為是中肯的。因為到目前為止，部落—鎮政府選舉是通過提名來選舉它的鎮長。但部落里尚保留著他們的部落長，並且還保留有監督他行使權力的行政主管。這樣，這三位負責人的工作職能便一直很難協調得很好，因此，需要進一步加以明確和規定其許可權範圍。

經濟中心和旅遊區都受到了影響，很不景氣，那是意料中的事。但我們在本文中所關心的乃是卡比利的人民和村鎮的命運。但可以指出的是，在蒂茲-烏祝有一所漂亮的當地人學校，可以容納六百人就學，但每年都拒絕五百名學生入學。

在烏迪亞，農業工資為六到八法郎。摘油橄欖的婦女，其工資為三到五法郎。鎮區工人為十到十一法郎，其中也要扣除所欠稅款。

談到馬約鎮，我手頭上有一本學校同村莊數和居民數相比較的詳細賬單。這雖然不是社會文學，我認為這樣詳細地列舉也會使人感到厭煩。那麼就粗略些，只便這樣說也就夠了：本地區差不多有三萬人，只有九個班的學生，在戴麗斯地區的波龍-斯林村，其貧困狀況我已有過介紹，該村有九千居民，連一個班級都沒有。

——你們就只吃這些嗎？

——十五天。

這對每一個人來說，很明顯的是一種政策的兩個不同的方向。但這兩方面又不能互相分隔。我們不能想象，要提高卡比利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去同時提高其勞動力和產品的價值。這並非僅僅是以六個法郎的工資去踐踏人道的問題，這也是一個邏輯問題。卡比利農產品那種極低的價格，不僅僅違背了公正的原則，也違背了情理。

然而，在卡比利存在的各種問題中，沒有任何東西比以下這個簡單的事實更能說明問題的嚴重性了：如果不給那些持有合格證書的工人以出路，怎麼培養他們也無濟於事。而這種出路，在目前來說，存在於宗主國，即如果不給卡比利移民以方便，那麼任何政策亦將徒勞。

即使是這位工人一個月勞動二十五天，他也只不過能拿到一百五十法郎的工資，就這麼多的工資，他必須提供一個有好幾個孩子的家庭三十天的口糧。這或許可以緩解人們不滿的情緒，但我卻要問，讀過我這篇文章的讀者里，有幾個人能以這樣的收入維持其生活？

除了這些事實之外，我還能補充些什麼呢？大家好好讀一讀這些材料吧，如果覺得這些東西很正常，那就請您把道理講出來，如果您覺得很使人憤慨，那就需要行動，但倘若您覺得不可信，那就請您到實地去看一看。

關於糧食的分發，我只簡單地說一下，經驗已經證明這種做法是荒唐的。對於一個有四至五個孩子的家庭，每兩個月或三個月發給他們十二公斤糧食，這無異於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的。每年用去幾百萬公斤糧食，但這幾百萬公斤卻沒有一點兒出息。我不認為這種賑濟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做法。但在某種情況下，也確是毫無意義，那就不如改行一種有建設性的社會政策。

這一政策已經開始啟動，凡是系統地開始啟動的地方，比如波爾-蓋東鎮以及波尼-葉尼部落，那效果可以說立竿見影。第一批完工的有十七個蓄水池，還有幾條道路。第二批受益的地區，是卡比利最富有的部落中的一個，那裡的工人工資每天可拿到二十二法郎。

一份官方報告指出，估計有百分之四十的卡比利家庭，目前年收入低於一千法郎，也就是說（請大家認真想一想）每月收入不足一百法郎。同一報告估計，僅有百分之五的家庭，每月收入為五百法郎。如果再告訴您，卡比利農民每一個家庭，其成員最少為五至六人時，您便會立刻產生一個想法，即這些農民過著一種難以描述的困苦生活。我相信可以這樣說，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農民要靠吃野草或草根度日，其他那些人，則必須依靠官方以賑濟糧食的方式過日子。

必須從這個原則出發。如果說某些人能夠改善卡比利人的現狀，那麼首先應該是卡比利人自己。有四分之三的卡比利人是生活在本地官員和非本地官員混合管理之下的。我不會像其他許多人那樣，在政治形式上打筆墨官司，因為那距離真正的民主尚遠。由這種組織形式造成的濫用權力的現象，大家已經都說了。但在市鎮的混合管理方面，今後由卡比利人自己在行政管理上加以驗證還是可行的。

在這種艱難形勢下，卡比利人也便像所有貧困和人口過剩國家的人民一樣，由外地移民予以資助，這是個盡人皆知的事實。我僅指出，這種種現象在經濟繁榮時期估計一個月可以有四千到五萬人。僅蒂茲-烏祝一個區，以匯票形式匯來的錢數便達四千萬法郎，而弗爾-納肖納爾鎮，一天便可達一百萬法郎。這一大筆資金在1926年前後便是可以彌補卡比利的經濟虧空。可以說，在這一時期，該地區正是經濟繁榮時期，卡比利人以其頑強精神和自己的勞動，戰勝了自己家園的貧困。

在這方面，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簡化手續，第二件事便是對移民要善加引導。在目前，讓卡比利人從農事活動中得到收益是可行的。在此我無意以尼日官方的做法為例。讓卡比利的農民為了個人利益而到一個災難性的國度里去，並終老在那裡是不足取的。但是殖民當局如果願意的話，它還可以在阿爾及利亞再開發出二十萬公頃的土地。

對於這樣一種貧困現象，我們該下些什麼葯呢？我會立即回答：只有一種葯，那就是賑濟。一方面發放糧食，另一方面，用這些糧食和救濟現金，創造一種名為「賑濟工地」的形式。

有人會對我說：「這是一些特殊情況……正碰上危機，還有一些其他情況。再說，那些數字也並不說明什麼問題。」老實說，對這種看問題的方法，我無法理解。說統計數字不說明什麼問題，好，我同意，但是，如果我要說我曾經到過阿朱札的一個村莊，在那裡我見到一位居民，他家一共有十個孩子，只有兩個活下來了。這可根本談不上什麼統計數字或者是什麼故意擺樣子，但卻是一件十分明顯的、很能令人深思的事實。我同樣也無需指出，在弗爾-納肖納爾鎮附近的學校里，有多少名學生因飢餓而昏厥過去。我只需知道這樣一個事實就夠了，即這些事情已經發生了，而如果對這些苦難中人不實行救助的話，這種事還會發生。我同樣只需了解這樣一個事實就夠了，即在塔亞姆-阿赫的學校里，那裡的教師在去年十月份曾經見到一些學生赤條條地來到學校而且滿頭都是虱子。他們給這些孩子穿上衣服，並用理髮推子把頭髮全部剪光。我依然是只需了解這樣一個事實就夠了，即在阿朱札，到中午十一點下課時，學生一般都不回家吃午飯，因為他們居住的村莊離學校很遠，在校吃午飯的學生中，六十人里只有一人能吃上麵餅，其餘的人則拿一頭洋蔥或幾個無花果充當午飯。

再也沒有比這一件事更激動人心的，即某些卡比利人已經清醒地認識到，教育已經單方面地在他們和他們的妻子之間挖了一道深溝，他們中有一個對我說：「家庭已經不是一個空名或一個沒有具體內容的社會框架。我們每天能感受到不能同我們的妻子共同分享一點兒彼此感情的痛苦，給我們辦一些女校吧https://read.99csw.com，不然的話，這一道裂口將會打亂卡比利人生活的平衡。」

——嗯。

通過1937年4月27日的法令，一個開明的立法機構已經預見到把某些阿爾及利亞部落升格為鎮級的可能性，並把這一工作委託給當地人去做，由一名主管監督行使。在阿拉伯地區和卡比利地區這一工作已取得了許多經驗。如果這一嘗試能夠成功的話，那麼由部落擴大為鎮的工作便沒有理由拖延。此外，那時教育工作的豐富經驗也將在卡比利推廣，我也願意看到這方面成功的工作。自1938年1月開始，在距費爾-納肖納爾幾公里處的烏馬魯部落，在哈吉爾先生的主持下，部落改鎮的工作已開始運作。由於哈吉爾先生的勤勞和工作能力，使我得以在實地看到了這個村的工作情況，並向我提供了他所取得的成績資料。烏馬魯這個部落包括十八個村，一千二百名居民，在部落的中心地建立了一個鎮政府和幾個附屬機構。鎮政府的職能同其他鎮政府相同，但其優點是，它是為居民而設。這樣，居民們有些公務手續要辦理，便可省去長途跋涉之苦，僅1938年5月，該政府為它轄區居民就辦了至少五百一十七件事。同年，它為五百一十五名卡比利人辦了移民手續。

例如在波爾基-莫納依埃爾鎮，全鎮有兩萬七千人，其中有一萬人過著貧困生活，僅有一千人左右能夠維持溫飽生活。在我到達這個鎮上的那一天，正值官方救濟糧食，我就看到差不多有五百個極其貧困的人在那裡耐心地等著分發給他們的那一份口糧，也不過是幾公升小麥而已。也正是那一天，有人讓我去賑濟現場，看看那種令人不可思議的場面：有一位彎腰曲背的老婦，體重只有二十五公斤。每個貧民可以領到十公斤左右的小麥。在波爾基-莫納依埃爾鎮，這種賑濟每月都有，其他地方則每三個月一次。但是每一個八口人的家庭要維持僅僅一個月的口糧，就需一百二十公斤小麥。有人告訴我，我所見到的那些窮苦人家，就要用領到的十公斤小麥，維持他們一個月的生活，其餘不足部分只有以草根和一些菊科植物的莖當糧食充饑。這種東西，卡比利人以苦澀的諷刺口吻稱其為驢子的長生花。

在這裏只需善意地指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也就夠了，如果說卡比利是一個消費地區，那麼一方面必須努力提高其人民的購買力，同時還要通過自己的勞動以補償其產品的不足；另一方面，還要努力縮小其進口貨物和產品之間的差距，並儘可能地增加自己的產品。

我不想轉彎抹角。在今天，似乎是一個人把某個法語國家的苦難公之於眾，這個人就不是一個好法國人。應該說，在當今之日怎樣做才算是一個好法國人，教我很難說。有許多人，以不同的方式來標榜自己是個好的法國人。在他們當中，有許多碌碌無為的庸人或是基於個人的利害關係，便以此來自欺欺人。但至少，我們還了解怎樣才算一個正直的人。依我的偏見而論，我認為，法國最好的做法，莫過於以其公正的行動來樹立自己的形象，並以此來保衛自己。

在描述卡比利苦難的總體情況之前，重新回顧一下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順著那條饑饉的脈絡所了解的一些情況，我想對造成這種苦難的經濟原因說幾句話。這些原因是一系列的：卡比利是一個人口過剩的地區，其消費高於出產能力。整個山區內，聚居著大量居民，其中某些市鎮，諸如居爾居拉，其人口密度竟達每平方公里二百四十七人，歐洲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達到這個密度。法國人口平均密度僅每平方公里七十一人。此外，卡比利人，其主要消費資料是糧食，如小麥、大麥、黍類等，以此做成麵餅，或古斯古斯。而卡比利地區的土地又不出產糧食，本地出產的糧食僅占本地居民消費的八分之一。而居民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糧食就只有花錢購買。在一個地區，其工業生產少到幾乎等於零時，它便只能附屬於糧食生產的加工行業。

在費爾-納肖納爾鎮分發糧食時，我見到一個孩子，肩上扛著一小袋剛剛發給他的大麥，我便問他道：

最後，我又情不自禁地回到我曾經逗留過的那個地方。正是那個地方，也僅只是那個地方，可以使我在此寫出我的結論。因為在那些漫長的時日內，到處所見都是些令人不快的景象，處身於一種前所未見的自然環境中，不僅只是白天令人愁煩，而且有某些夜晚，我似乎也覺得對那個地區和那裡的人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此外，部落—鎮的工作也引起某些反對意見，對這些反對意見，我將繼續探討，同時也引起了一些批評，這些批評也值得研究。在最近的一次宣傳攻勢中，有人曾說，部落乃是一個人為的行政單位，很有可能會在部落—鎮的範圍內形成一些利益相反的村莊或實體云云。對此，可以毫不遲疑地說，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種情況是不存在的，這種情形不大可能會發生。但就是同一個宣傳運動，就有人主張把上述的做法從部落過渡到村莊去。這種想法遭到了一致的反對。因為，一方面大多數村莊沒有任何經濟來源，例如，有些村莊，作為公共財產的只有一片白蠟樹林或者一些無花果樹。另一方面，卡比利的村莊，其數量太多了，很難設想把一些政體分得如此支離破碎，那樣也很難對其實施監督。

從現在起，我打算不冒充傑出的經濟學家，而是從情理的角度，對我們所期望的卡比利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前景作一瞻望。對這個地區的苦難，我已說了不少，但那僅僅局限於對這種苦難的描述，而沒有同時表達出應該如何去做。

卡比利有的是太多的居民，卻沒有足夠的小麥，它的消費大於出產，它的勞力報酬少得可憐，不足以彌補其貿易逆差。它在國外的僑民，如今已日漸減少，也不能再以其勞動所得來補貼這個失衡的天平了。

關於收入情況是這樣的，如果每十五棵幼苗中只能成活五棵（這個估計數不可靠），那麼農民的收入就十分可觀了。而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實際上是得不到任何經濟好處的，這也無須加以評論了。只祝願行政當局能夠推廣這種做法，而且希望能儘快見到成果。

可能這就是為什麼暫緩執行目前的立法，並在已制定的行政管理範圍內一成不變的原因吧。在這方面，我只有重述一下哈吉爾先生以驚人的遠見卓識向我提出來的政治改進意見。除此之外，我沒有更好的做法。該改進方案旨在在部落—鎮一級範圍內實現一種更加全面的民主，並且這種民主應建立在比例代表制的基礎之上。如果僅僅是為了避免利益的碰撞，哈吉爾先生認為，只需給這些利益各方代表以表達的機會也就夠了。因此本方案建議，一方面，不再實行提名選舉，而由各村選出自己的代表，然後再由這些代表組成鎮議會，由鎮議會選出自己的議長。這樣，一個部落內部各村之間的競爭就可避免了。另一方面，村莊內部的選舉，按比例選舉。每個村莊里八百人出一名代表，這樣村莊內部的競爭也可以避免了。例如，在基馬阿村，原來應出十名代表，現在就是二十名。最後，哈吉爾先生針對費爾-納肖納爾混合管理鎮的各部落進行的鎮級選舉，以及針對混合管理鎮共同的經濟預算的投入情況，建議把這些收入在各部落間以人口多少進行按比例的分配。這樣，在卡比利內部就形成了一個小型的聯邦共和國，而享有真正的民主權利。一個如此明智的觀點，一個如此出眾的思想，我覺得足資我們許多官方的民主機構加以效仿。總之，我在此已把這一方案原封不動地介紹出來，剩下的就是希望我們的行政部門加以妥善操作了。

我的確知道，野菊藤構成了卡比利糧食的一個基礎。隨後我對此又在各處作了觀察。但我所不知道的是，上一年在阿博地區，有五名卡比利小孩因吃了一種毒草根而死亡。我還知道，所分發的糧食，不足以維持卡比利人的生命。但我所不知道的是，這種糧食分發工作還能使他們死於非命。就是那年冬天，有四名老年婦女，從遙遠的鄉村部落一直跋涉到米什萊去領取分發的大麥，在回去的路上竟死在雪地里。

——沒有。

實施大型工程，我知道此舉屬於所有能煽動人心的項目中的一部分。而煽動人心，其主要特性就是制定的所有項目都不打算去實行。在這裏講的，則恰恰相反。

因此，一項讓卡比利以其真正的面貌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政策也有待完善。因為，這個地區那種可怕的災難，將在這裏結束，並將得到它應有的報酬。我知道，要做這一切工作，資金的預算是不可避免的。但我想再重複一遍，應該妥善使用已經批准的預算資金。因為我們缺乏的可能不是資金而是頑強精神。如果沒有必要的勇氣和清醒的頭腦，任何大事也做不成，為了把這一政策執行下去，僅僅在一個時期內對它有興趣還是不夠，應該永遠有興趣，而且只對這個政策有興趣，其他可以放在以後去做，我們不應期待這一偉大的舉措由僑民來完成，因為我們尚不知曉他們是否樂於去做。但倘若有人提出說，這種努力應該由宗主國完成，那麼我們要舉雙手贊成。因為同時我們可以證明一個把阿爾及利亞同法國分離的制度只能給我們國家帶來不幸。等到兩方面的利益交織在一起的那一天，我們便可肯定地說，人的心靈和精神也隨之而成為一體。

在這方面是沒有出路的。這並非是發放糧食，可以使卡比利人免於挨餓，這乃是要消滅失業和監督工資的發放。這個工作，我們能夠而且應該明天就著手做起。

這是否意味著在卡比利的教育事業上就什麼也沒做呢？恰恰相反，已經興建的非常漂亮的學校，我看差不多有十余所了。每所學校耗資差不多都是七十萬到一百萬法郎。其中最豪華的，當屬基馬阿-沙里基、蒂茲-拉什、蒂茲-烏祝以及蒂利里等地的一些學校，然而這些學校在一般情況下都不能正常地招收學生，它們對當地群眾的需要根本無法滿足。

最後，一件實事已經變成普遍現象hｔtps://rｅａｄ.９９cｓｗ•cｏm，但卻有極其強烈的反對它的呼聲，對此我不應該保持沉默。在所有的市鎮里，只有波爾-蓋東除外，貧困者所欠的稅款（因為他們常常是不交納稅款）則全部由他們所得工資的現金中扣除，對這種殘酷的做法，實在找不出更嚴厲的詞彙來形容它。如果這種賑濟工地是用來幫助那些在飢餓線上掙扎的窮人維持其生存的，它們就應對此找出一個辯護理由，可能這理由很可笑，但應該是實實在在的。如果這些工地是為了讓那些掙扎在飢餓線上的窮人來勞動而任其繼續忍飢挨餓的話，那麼這些工地就已構成了對苦難者們一個令人無法忍受的殘酷的剝削。

在波尼-葉尼，由於正趕上實施許多大型工程這一時機，在那裡，失業者便大大地減少了。而且工人們一天勞動的報酬是二十二法郎，這一事實證明，剝削乃是造成低工資的唯一原因。至於其他理由都是不成立的。

在艾爾-克索平原地區，那是個殖民區，那裡男人可以拿到十法郎，女人五法郎，孩子被雇來修剪葡萄樹，可拿三法郎。最後，是戴麗斯到波爾-蓋東那一片地區，那裡的工資是十二個小時的勞動可以拿到六至十法郎。我再提兩件事，便可以結束這些使人討厭的數字了。首先是，那些工人從沒有反抗行動。只在1936年，在波尼-葉尼，工人們忙於修造一條公路，他們每天只能拿到五法郎，於是便舉行了罷工，他們得到了一本記載工作量的本子，上面規定他們的工資是十法郎，這些工人並非工會會員。

在烏瑪魯的一所學校里，據我所見，那裡的教師在十月份每班都不得不拒收十幾名學生入學。即使這樣，這些班級已經超額六十到八十名學生了。

我所起的作用絕非去追尋什麼虛幻的責任，我沒有當一個控訴人的興趣。即使我有這種嗜好，也還有許多許多其他的事不允許我那樣去做。一方面，我非常清楚，經濟危機已經給卡比利帶來了災難，不能再讓它遭受損害了。另一方面，我同樣也非常清楚，這種開明首創精神會遇到多大的阻力，有時這種阻力是來自最上層。最後，我也非常清楚，一種願望，不管其原則有多麼完美，在執行過程中是會走樣的。

但由於經濟危機，法國的勞動力市場緊縮，卡比利的工人便被排擠出去，並對移民設下了種種障礙，1935年便制定了一系列法令，規定了各種名目的繁瑣入境手續，使得想進入法國的卡比利人，愈來愈覺得只能待在自己的山區而無法出門了。為返回自己的祖國，須交出一百六十個法郎的費用。數不清的行政障礙，並且還強行立了一種奇怪的規定，即必須交齊移民所欠的稅款。其名目也同樣奇怪，移民處於凍結階段。只舉一個數字就夠了，米什萊鎮的移民一次便交了在經濟繁榮時期他們收入的十分之一的法郎。

我想提出幾個關於這方面的研究課題。卡比利的勞動力並非按其實際價值付酬，其理由一是失業者過多，一是把這一自由交給勞動力的使用者。工資問題，歸根到底只有失業問題解決之後，只有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取消之後，以及價目表確定之後，才能變得正常。在此同時，對勞動力的監督檢查，便變成了卡比利的一個現實情況。其最好的辦法是由政府部門儘可能多地僱用工人。這樣，監督也便成了必然手段。同樣，解決失業問題也可以分三個時期進行：一是通過實施大型工程的辦法；一是通過普及職業教育的辦法；一是通過外國移民組織的辦法。

我曾經想說的是，如果有人想要為卡比利做些事情，如果有人已經為它做過某些事情，這種嘗試僅觸及問題的表面，而且是表面的一小部分，從而會使問題整個存在下去。我這樣說，不只是針對某一部分人，而是針對大多數人。如果我想讓這份調查被大家所了解，那麼我可以告訴大家，它並不是想說：「請你們看一看你們把卡比利弄成什麼樣了。」而是說：「請你們看一看，你們沒把卡比利弄成這個樣。」

為減少失業人數，許多市鎮都組建了「賑濟工地」，在那裡，貧窮者從事一些公益勞動，作為報酬，他們每天可以領到八到十個法郎的工資，一半以糧食、一半以現金方式發給。比如弗爾-納肖納爾鎮、米什萊鎮、馬約鎮和波爾-蓋東鎮，就都組織了這種工地。這一形式有其優點：它保護了貧困者的自尊心。但也有一個缺點，這就是所有的市鎮把所有應分發的糧食都用在這一項目上，那麼殘疾人就無法救濟了，因為他們不能參加勞動。此外，由於場地有限，貧困者參加勞動則採取流動方式，能參加兩天勞動的卡比利人可以到最優惠的地方去勞動。在蒂茲-烏祝每四十天里可以勞動四天，就能領到二十公斤的小麥。

在蒂茲-烏祝地區走了一遍之後，一天晚上，我們在城裡的大街上散步，我向陪同我的一位朋友說，是不是「到處都是這樣」，他回答我說，我還會看到更差一些的地方。說完我們便去看了當地的村莊，在這裏，小店的照明條件很差。暗淡的光亮照著黑暗的街道，其中不時傳來音樂和歌曲，鐵鎚的敲打聲和人的說話聲混雜在一起。

在擴大果樹種植方面，首先應大力擴大卡比利的主要果樹栽植，如無花果、油橄欖等。另一方面則應大力移植次要果樹作物，如櫻桃樹、角豆樹，等等。除了這兩方面之外，這一林業政策也只是剛剛起步，可以看做是波爾-蓋樂鎮的一個樣板和實驗。

我們發現，我們曾向歐洲一些國家貸款四千億法郎，如今已全部付之東流。難道拿出這個數目的百分之一來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做不到嗎？不錯，我們尚未為改善法國人民生活水平投入這筆資金，但我們可以請求法國人民為此作出自己的犧牲。

另外，這也是卡比利在教育方面普遍存在著的一個問題，那就是這個地區缺少學校，然而卻不缺少教育經費。對這種反常現象，稍後我將加以說明。如果不把近期才建造的十余所規模宏大的學校算在內的話，那麼卡比利目前存在的學校大部分都是建立在1892年前後，即阿爾及利亞的財經預算要依靠其宗主國的時代。

目前，對這種嘗試需要推廣，每個中心地區要建立此種類型的學校，從技術上培訓那裡的人民，技巧和思想同時並重，使之成為受人歡迎的學校。

以上所說並非是這些令人害怕的悲慘景象的唯一證據。例如在蒂茲-烏祝的「部落」里，小麥則變成了奢侈品，只有家境最好的人家，才能吃上小麥和黍類的混合食品。有時候，貧苦人家得花上二十個法郎買一公擔橡果——一種野生植物的果子，當飯吃。在這些部落里，窮苦人家一頓飯的食譜，一般是一張大麥餅、一盆野菊莖做的湯和一些野錦葵的根。再在這種湯里放一點兒油，就算不錯了，但如果上一年油橄欖歉收，那麼今年就沒有油吃。這樣一個食譜在卡比利幾乎每家都能見到，沒有一個村落是例外的。

這就是我所見到的更差一些的地方。

至於女校，乃是殖民當局值得讚揚的創舉，其辦校歷史並不長，但十個村莊，有九個沒有女校，我們也無意去追究責任了。但必須指出的是，卡比利人要興辦這方面的教育有著極端的重要性，而且他們在一致呼籲要擴大這種女校。

關於改進目前產品質量和提高出售價格方面，其任務是艱巨的。在此，我僅談幾個主要方法，對無花果乾果通過乾燥車間進行，其產品則通過食油合作社銷售。的確，以卡比利傳統的收穫方式是不能提高其產品質量以達到提高收入目的的。油橄欖樹的形狀特像一個巨大的斷肢，對其幼苗的前期培養沒有特別方法。使無花果脫水的辦法是放在柳條篩子里，然後放在屋頂上晾曬，有時則放在角豆樹下，這樣就容易使果實遭到一種類似谷蛾的小寄生蟲的蠶食。這樣是沒有辦法提高產品質量的。

——五口。

難道這些還不夠嗎？如果我再向我的筆記本上看一眼的話，所見到的令人憤慨的事實比這要多出兩倍。我對把這些事實都公之於眾也並不抱什麼希望，然而還是應該全部講出來為好。

卡比利又是一個林業區。其兩大支柱產業是無花果和油橄欖。在一些地方，其無花果則剛夠本地區消費。至於油橄欖，其出產量要以年份而定，有的年份不足本地所需，有的年份則又出產過剩。那麼，依據目前的出產狀況，怎樣來調節這個地區常常處於饑饉狀態的居民所需呢？小麥生產管理局，則把小麥的價格予以提高，但無論是無花果還是油橄欖，其價格均未能提高。於是卡比利人，這個小麥的主要消費者，便在自己的土地上很不心甘情願地花大價錢，為填飽肚皮來買小麥。

在馬約地區，一個不限時間的工作日，男工人可拿九到十法郎。如果是摘油橄欖，該區也定了一個家庭勞動工資標準，為每公擔油橄欖八法郎。一個四口之家，每天可以平均摘兩公擔油橄欖，那麼該家庭每個人每天可收入四法郎。

總之，這幾項措施，足以使卡比利人的勞動得到其應有的報酬。我認為再重複一下下面的問題還是有必要的，即目前的撥款對於我們進行的這一事業的發動工作還是足夠的。這一事業一旦得到發展壯大，就會變成生產力，而這一政策的實際效益，也只有當生產力產生了價值時才會充分地顯現。

鑒於以上這些原因，建立乾燥車間的做法，已在許多市鎮上實行。這些做法中最有啟發作用的是，阿札加和西迪-阿依的做法。在阿札加，由於技術人員合理的操作，其產品價格第一年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二十，第二年提高了百分之八十。在西迪-阿依，乾燥車間製作的無花果乾果，其價格每公擔平均是二百六十法郎。而本地人土法製作的，為每公擔一百九十法郎。至於參加者和出售總量，在阿札加有一百二十個農民工，交來的無花果，其總售價達到十八萬法郎。其結果是，經過一番抵制之後，大多數農民都相信了這一辦法。在當達鎮有一家私人合作社也已有這樣做的計劃，該合作社由生產者自己組織並領導。這一切都可以使人明確地感受到卡比利在這方面的前景。

祝願卡比利的人民在走向更加獨立、更加覺醒的道路上變得成熟起來。對此，我是有信心的。在一天早晨，當我從烏馬魯回來同哈吉爾先生交談時，便九-九-藏-書提出了這一看法，那時我們一起向前走著，當我們來到一個缺口處時，向外一看，便發現一個幅員遼闊的部落展現在地平線上。於是我的夥伴便向我一個個講出各個村莊的名字，向我講述他們的生活，講述村莊如何把各種利害關係強加在他們頭上，如何強迫居民參加送殯的行列，以便使窮人也仿效富人的做法。……站在這一片廣闊的景色前，我們見到清晨的太陽一下子便從地平線下跳了出來，使得這個缺口變得霞光萬道，令人目眩，遠處的樹林似籠罩在一層水汽中，大地在陽光照射下，也是霧氣蒸騰。我終於明白了，有什麼樣的紐帶可以把這些人民聯結在一起，又是什麼樣的東西使得他們和自己的土地牢固地聯繫起來。我同時也明白了，只需那麼少的一點點東西，便可以使他們滿意而和諧地共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那麼我何以對那種管理他們生活的願望、那種使他們深刻地成為自己應該成為的那種人的願望毫不明白呢？何以對為使他們成為一個勇敢的人、有覺悟的人的願望毫不明白呢？有了這種願望，在他們當中，我們便能夠無須以虛假的羞恥之心來真正地吸取重要的和公正的教訓了。

我無意完成這幅物質匱乏到極點的圖畫，只想指出，這種苦難對於這個民族的不幸來說它並沒有提供一個極限。這一切是顯得那麼非比尋常，而且還有更不幸的時刻，因為夏季過去，便會有冬季的到來。在夏季自然條件對這些苦難者是有利的，天氣不冷，適合驢子走的山路也比較好走，有兩個月的時間還可以採集一種可食的野菊科植物，根莖類野生植物也非常豐富，有些東西可以生食。今天，我們認為苦不堪言的時刻，而對卡比利的農民來說，卻是值得慶幸的時刻。然而，一旦大雪覆蓋了大地，封住了道路，斷絕了交通，嚴寒肆意摧殘著那副缺乏營養的身軀，簡陋的茅屋也無法居住了，這個時節，對於這裏的人民來說，便是一個漫長的難以描述的災難時刻的開始。

面對著所有的善舉，所有的微小的實驗，所有的好意，所有的空話，又給它加上了飢餓、泥濘、荒僻和絕望。我們不妨拭目以待，看看前面所舉的那些善舉是否夠用。如果有一種不太真實的奇迹出現，使法國的六百名議員都能夠沿著我所經過的這條令人絕望的路線走一遍的話，那麼卡比利的事業就會向前邁進一大步。在任何情況下，只要政治問題為人道問題所取代，那麼人們就能向前跨進一步。但願一項明智而民主的政策的執行能夠減少一些這種苦難；但願卡比利能重新走上生命之路，那時我們將第一個讚揚這一成就，儘管在今天，這種成就也已並非是值得我們引為驕傲的事業。

此外，還必須指出，對這些分發對象的選擇，在大多數情況下，都由當地行政官員任意決定，或由鎮參議員決定，但鎮議員又不能獨立決定這一切。在蒂茲-烏祝，就曾宣布，上一屆的鎮議會普選就是同分發糧食同時進行的。如果這事是真的話，也不是我應該參与的事，但既然有這種說法，就說明這種做法是不妥的。另外，我還了解到，在伊塞爾就發生過拒絕把糧食發給那些曾投票贊成阿爾及利亞人民黨的人。還有，幾乎在整個卡比利對分發的小麥的質量都有怨言。這些糧食，可能有一部分是國家糧食的存糧，但另一部分卻是用的軍隊庫存的餘糧。其結果便是，比如在米什萊，分發的大麥其苦澀變質到連牲畜都不吃。有些卡比利人就曾對我說，有時他們甚至非常羡慕憲兵隊里的馬，因為這些馬匹，至少還有個獸醫負責檢查它們的飼料是否可用。

在蒂茲-烏祝，其分發糧食的情況也大體相似。有些婦女要趕三十或四十公里的路，前來領取口糧以維持這種悲慘的生活，當地的牧師也一定要參加這種賑濟，主要是為那些可憐的婦女在夜間提供一個棲身的場所。

在米什萊附近，如果我敢這樣說的話，那裡的情況更令人受教益。比如，阿各達勒村有一萬一千名居民，只有一所有兩個班級的學校，依託馬克村有一萬名村民，竟一所學校也沒有。在波尼-烏阿西夫鎮，阿杜拉馬那學校剛把一百余名學生拒之門外。

卡比利人的渴望學習，以及對學習的興趣，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了。卡比利人除了其在天性上的愛好和在實踐上的聰明外，他們很快便懂得了，學校在使他們自身獲得自由解放方面能起什麼作用。當前，在許多村莊里，你都可看到村民們辟出一塊地方，自願出錢或出勞動力為自己造一所學校，這種事實並不鮮見，然而有些地方半途而廢的事也並不鮮見。這件工作不僅對男孩子們有利，在卡比利各個居民點，凡我所到之處，沒有一個地方的居民不向我提出他們迫切等待著能有招收女孩子的學校。如今在這些學校中拒收學生的已不止一所。

——你們吃的餅里放油嗎？

合作生產出來的食油產品則遇到了更多的障礙。某些行政官員不願意幫助解決這些問題，其理由是平原地區的殖民當局反對這樣做。他們主張低價購進油橄欖，而不樂意高價買進橄欖油。另外，所有的中間人和掮客對這一新鮮做法不懷善意，因為這樣做將標志著要打破他們在這個領域的一統天下。另外，這樣做卡比利人還需要貸款，而這種貸款可以從中間人那裡得到，但產品須按期賣給中間人，這一困難可以解決，其辦法是把合作社新出產的油類同貸款機構的關係予以斷絕，比如同儲金互濟會的關係，因為它在向合作社貸款時，就起到中間人的作用。最後一種手段是，卡比利的農民可以直接同中間人打交道，但這種辦法可能要使這一新生事物發展的速度放慢，但無論如何，它卻是不可抵禦的。

在此，我覺得要講出我的全部想法，會是十分尷尬的。我不知道從我剛才講的那些里，是否該相信這個卡比利，它認為：「你們看到了嗎？就是要花最多的錢，建造儘可能少的教室。」我總認為，這些學校其實是為前來旅遊參觀的人或者是調查團而建的，它們同當地人民的基本需求毫不相干。

我認為，這樣一種政策最應該受到譴責。與此同時，我們還應該了解，建造一所這種宮殿式的學校所需資金比造三所普通學校還要多，而且每年都有因資金超額使用而引起的互相推諉責任的現象。我曾經了解過建造一所包括兩個年級和兩所教員宿舍的現代化舒適的學校所需的資金數額。

當地的殖民者借口說，卡比利的工人經常流動，因此對他們實行的是所謂「臨時」工資。但在卡比利，現時所有的工資都是這種「臨時」工資。可見這種拙劣的解釋下面，掩蓋著的是不可告人的利害關係。至於那種認為當地人勞動力低下的流行看法，我想對此要予以澄清，因為這種看法的理由，是來自於那些殖民者對這一地區苦難人民的一種普遍蔑視，而這種蔑視，在我眼裡恰好宣判的是宣揚這種看法的那些人，我可以宣稱，那種認為卡比利工人工作效率不高的說法是錯誤的。因為果真是那樣的話，那些逼迫他們的工頭，就會改變態度了。

因此，卡比利人需要學校，和他們需要麵包一樣迫切。我還認為，這種教育制度應該進行全面的改革。在這方面，我向卡比利民眾提出來的問題得到了一致的同意。等到把歐洲教育制度同卡比利當地的教育制度相隔離的那種人為的障礙消除之日，卡比利的學校就會多起來了，等到兩地人民為相互理解而坐在同一學校的凳子上，並開始互相熟悉起來時，卡比利的學校就會多起來了。

在基馬阿-沙里基地區，那裡是比較富裕的地區，男人十五個小時的工作可以得到八到十個法郎，婦女是五個法郎。米什萊附近，農業工人平均工資為十小時勞動拿五個法郎，外加每天管飯。鎮公務員為每天十一到十二法郎，但卻不通知當事人便直接扣除拖欠的稅款。這種扣除的稅款，有時竟達到全部的工資數。一般平均每十五天四十法郎。

一天清早，我在蒂茲-烏祝看到一些衣衫襤褸的孩子正在和卡比利的野狗搶一個垃圾箱里的東西。一位卡比利人回答我問題時說：「每天早晨都是這樣。」另一位當地居民對我說，冬天，在村子里吃不飽，晚上也沒有東西蓋，於是便發明了一種可以使自己入睡的方法。他們大家圍成一個圈，在中間燃起一堆木柴，並且不時地挪動地方以便活動一下關節，整個夜間在那間簡陋的茅草房裡，便形成了一個由人的身體躺在地下構成的圓圈，並且不斷地轉動。這樣可能還不夠，因為森林法規定，不準這些貧苦的人到有森林的地方砍木柴。……每逢星期二專區的區長便用自己的錢，請五十名卡比利兒童吃一頓飯，請他們喝湯、吃麵包。有時吃過飯後，他們便在那裡等待著分發糧食，因為每到月底便分發一次。白人修女和一位名叫羅蘭的牧師也對這些慈善事業提供資助。

整個這樣一種政策，必不可免地要有一套解決具體問題的輔助措施。例如，工人們的居住條件，應按照魯什爾法金規定的模式加以安排。有關人員的投資可以用土地入股的形式（因為幾乎所有的卡比利人都有自己的小塊土地）或者勞力入股形式，或財物入股形式予以解決。同樣，共同收入的分配，如歐洲人和當地人之間的分配問題，也有重新考慮的必要，而且應該要求歐洲人作出必要的犧牲。

如果烏馬魯的經驗成功，那就沒有任何理由不予推廣。有許多部落正在等待著擴大為鎮。例如在米什萊周圍，就有那麼一些部落都在等待，那裡的條件比烏馬魯的甚至更好一些。這些部落有自己的市場，其收入很可觀。如果行政當局有意使這一經驗獲得成功，那麼，有些部落如芒格萊、烏阿西夫等也應該升格為鎮。在這方面，有時候混合管理的鎮，對那些有自己市場的部落升格為鎮持反對態度。其借口為，這些部落的市場收入（有些市場每年可上交十五萬法郎）應該屬於鎮所有。然而實際上有條件的部落也就是這幾個。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發現部落—鎮體制，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會使得混合管理的鎮失去其存在的意義，那麼我們就只能犧牲後者。

到處都幾乎一樣。在阿德尼，有一百零六名農校學習的學生，只有四十人能夠吃飽。即使reaｄ.９９csw.ｃｏｍ在村莊里，失業人員也隨處可見，但分發糧食的機會卻很少。在米什萊鎮轄區的所有部落，差不多每個部落平均有五百名失業者。在那些最貧困的部落，如阿克畢爾、阿伊-亞伊亞、阿比-約瑟夫等地，其失業人員的比例還要高。在這個鎮上，就有四千名壯年男子失業。在阿茲魯-克拉爾的學校里，一百一十名學生中，就有三十五人每天只吃一頓飯。在馬約，據估計，居民中貧困戶佔五分之四。但在那裡，卻每三個月才發一次糧食，在烏阿迪亞斯，七千五百個居民，有三千名處於赤貧狀態。在斯迪-亞赫，百分之六十的居民是貧困戶。在艾爾-費雷村，有人把一些家庭指給我們看，這些家庭經常兩三天吃不上飯。這個村莊里大部分家庭除了日常吃草根和麥餅外，還得到樹林中打松子以補不足。但這一做法又常使他們吃官司，因為森林法和森林看守員對這種事是不講情面的。

在涉及另外一些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先詳細介紹一下。我剛才已經提供了波爾基-莫納依埃爾地區工人平均工資的情況。現在再補充一下：特拉科勒農場的汽笛，在那個季節里不斷地鳴叫，四點一次，十一點一次，十二點一次，十九點一次，加起來勞動時間共為十四個小時，村裡的工人工資為每天九法郎，經過鎮議會議員們激烈的抗議，才增加到十法郎。在蒂茲-烏祝，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平均工資為七法郎。鎮公務員的工資平均一天為十二法郎。

1892年到1912年，學校的興建處於全面停止時期。在當時，按照若里讓-瑪麗的規劃，將撥出五千法郎興建一大批學校，甚至當時的總督呂托，在1914年2月7日曾鄭重宣布，每年要在阿爾及利亞開辦六十二個班級和二十二所學校。如果這個計劃能夠實現一半的話，那麼，今天仍然處於無學可上的九十萬當地兒童早已受到教育了。

在沒有證明其為錯誤的辦法以前，為提高其產品價值，主要有三種方法：第一是增加產量；第二是改進質量；第三是穩定出售價格。後面兩條常常是同時進行的。以上三方面在卡比利是可行的。

——你們沒有無花果？

阿依-阿克地區，有一個名叫「老市場」的村莊，十月份有二百名申請入學的兒童，只收了十五名。

——你們家有幾口人？

在這個地區，據估計有百分之八十的孩子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僅在這一個地區，就有近一萬名兒童整天在泥塘里嬉戲。

這是否說，殖民主義者在這方面就什麼也沒做呢？問題是複雜的。勒波先生在最近的一次講話中說，花在當地教育上的經費有數百萬法郎之多，然而據我比較詳細的調查，其結果不容置疑地表明，那情形並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明確地說，必須相信，那數百萬法郎的經費用得很不得當。這也正是我打算加以說明的問題，但我們還是先看一看具體情況吧。

鑒於我並沒有深入探究的一些原因，這一官方計劃並沒有得到執行。其結果便是出現了下面這個統計數字：在卡比利夠入學年齡的兒童，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夠享受到學校教育。

對行政當局最大的批評，可以說是這一政策執行得過於分散了。亦即是說，開出一筆巨大的預算，但卻用於各個不相聯繫的分散工程。因此，在實際上那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各地區財經特別評議會幾乎都提出：「預算資金到哪裡去了？」當然，在這裏並不是要求新的預算，起碼目前是如此，但要求的只是更好地使用這批已通過的資金。投入卡比利的資金已近六億法郎。在這裏關鍵的問題是，要制定一個總體的，而且是完善的計劃，以便使這個計劃切實可行。而我們能做的只是一種政客政策，即制定一些權宜措施和修修補補、小恩小惠及資本平衡分配政策。而卡比利所要求的，卻是與政客政策相反的東西，即要求一種有遠見的和開明的政策。要有整體觀念，要把所有分散的預算、分散的資金，把所有於事無補的零星施捨性開支集中起來。這一切，便是由卡比利人自己把卡比利搞活的必要條件，也是把農民真正吸引過來，使他們從事正當工作，並給以公道報酬的必要條件。

今天，我想我這次對一個地區的居民的苦難和飢餓的走馬看花式的報道，就此打住。大家至少可以感覺得到，這裏的苦難並非我們思考的一種模式，也不是思考的主題。它是一個客觀存在。它在呼喊，它在失望，我想再說一遍，我們為此做了些什麼？我們有權利對此不聞不問嗎？我不知道這種苦難是否會被理解。但我只知道，在訪問了蒂茲-烏祝的那個「部落」回來時，我同卡比利的一位朋友登上了可以鳥瞰該城的一片高地，在那裡我們長時間地用眼睛看著夜幕慢慢地降臨。在那個黑暗正從山頂上向這片燦爛光明的土地上降臨的時刻，它同時也帶給最冷酷的人心頭的一陣鬆弛。但我卻也明白，在山谷的那邊，那些正在圍著一塊劣質大麥做成的麵餅吃飯的人心中，並不平靜。我也同樣明白，沉醉於這樣一個出人意料的崇高夜晚，會有一絲溫馨，然而這種苦難恰如我們面前的紅燈，它是一個禁令，禁止通向人間的一切美景。

這一形勢的急轉直下，便把卡比利引向了災難。必須花高價購小麥，而卡比利的農民卻不能從中獲利，因為他們的產品是被以低價收購的。從此他們只好花錢買小麥，並以他們孩子的勞動來躲過饑饉。他們同時被剝奪了勞動的權利，於是便失去了擺脫飢餓的手段，其結果也正是我親眼所見，並樂於用極少的筆墨來加以描繪，並希望多少對此能有所體會那種困苦和荒唐。

該區的農場主們還僱用婦女在田間除草，以同樣長的勞動時間，她們得到的工資僅為三法郎五十個蘇。在弗爾-納肖納爾，農場主們給他們工人的工資一天為六到七個法郎，而婦女僅為四個法郎一天，此外會發給她們一些麥餅。鎮公務員一天的工資為九、十或十一個法郎。

——給你發這些東西，幾天一次？

處於饑寒交迫中的人要擺脫這種困境，通常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勞動。這是最基本的道理，請原諒我在這裏又重複了一遍。然而卡比利的目前情況證明，這個基本道理尚沒有像它所表明的那樣已受到普遍的重視。先前我曾經講過，卡比利成年人尚有一半失業人口，而四分之三的人則患營養不良。這種不協調的比例，絕非誇大其詞的結果。這隻是證明了尚未失業的人的勞動並不足以養活自己。有人對我說，工資太低了，還有人對我說，工作日超過了法定的時間。我還知道這個工作日的時間差不多快超過法定時間的一倍了。我也不想在這裏提高嗓門兒大聲喊叫，但我不能不說的是，卡比利的勞動條例是奴隸制的勞動條例。因為我實在找不出其他名目來稱呼這樣的條例。該條例規定，工人一天勞動十到十二個小時，而其平均工資則只有六到十個法郎。

依克加諾村，有一萬五千名居民，連一個班也沒開。蒂茲里村，也有一萬五千居民，只有開一個班的一所學校。伊阿加薺那村（有五千居民）沒有學校。阿茲魯-波沙爾村（六千居民）也沒有學校。

還有一些林木栽培學校，如麥克特拉的林木栽培學校。但它每兩年才能培訓出三十幾名學生。這也僅能算是一種實驗性質，談不上學校。

比如在庫庫鎮的札烏亞村外面，那天傍晚，我們有幾個人在一片灰色石築公墓里漫步，一起觀賞著山谷里的暮色正在加深。這個時刻，雖然已不是白天，但也還稱不上夜晚，那時我便感覺不到我同那些漫步在墓地想找回自我的人有什麼區別。然而，這種區別，在幾小時以後，大家行將吃飯時，我便已分明地感覺出來了。

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各個工地上，身體虛弱的工人們，甚至連鎬頭都舉不起來，這也是事實。但那是因為他們沒有吃飯的緣故。在這裏，有人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卑鄙的邏輯，即他們希望一個人沒有力量，因為他沒有飯吃，因此，就可以少付給他工資，因為他們沒有力量。

那麼，正是因為如此，我便重新找到了我這篇調查的意義所在。因為，如果殖民主義的征服者們能夠找出一個為自己辯護的理由的話，那便是他們在可能的範圍內幫助了被征服的人民保持住自己的人格。如果我們對這個地區有什麼義務要盡的話，那就是准許這個世界上最具自尊的、最有人情味的民族之一，能夠始終忠於自己和忠於自己的未來。

有人會說：「請小心，外國人會抓住這一點不放的。」然而，如果當真有人會抓住這一點不放，那麼他們就已經在世人面前以其厚顏無恥和凶暴殘忍受到裁判了。如果法國能夠起而自衛反對他們的話，那手段可以用大炮，也可以用我們自己的方式，即我們仍然能講出自己的想法，仍然能以我們每個人的綿薄之力來糾正不公正的做法。

這個民族的未來，如果說他們勞動的同時又在沉思，並通過這些來教會我們這些憂心忡忡的征服者變得聰明一點兒的話，我認為是不錯的。我們至少應該使人原諒我們自己對政權的狂熱和需要，這對一些缺乏遠見的庸人是很自然的事，同時我們也要把一個比較智慧的人民的重擔和需要承擔起來，以使他們徹底走上強盛之路。

「我們下去吧，好嗎？」我那位同伴對我說。

這樣一所學校所需資金為二十萬法郎，而一所宮殿式的學校所用經費可以造三所這樣的學校。我覺得對這種做法可以這樣來比喻，即你花一千法郎買了一個玩具娃娃送給一個三天沒吃上飯的孩子。

另一方面，也並非因為卡比利人不能從事受國家法律保護的那種專業而使其工資很低。在這裏我們強調的是，應該幫助他們那些城市工人和農業工人能夠受到職業教育。在卡比利有一些職業學校，在米什萊，這種學校可以培訓鐵匠、細木工匠和泥瓦匠。這個學校曾培訓出許多很不錯的工人，其中一些甚至還被安排到米什萊工作。但這所學校總共只有十幾名學生，這些實驗還是很不夠的。

——不放。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