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時政評論三集(1958年) 阿爾及利亞的危機

時政評論三集(1958年)

阿爾及利亞的危機

然而這份口糧,在大多數情況下也並不能實現。比如在卡比利的烏阿斯,在南奧蘭區,在奧雷斯山區,這些地區互相距離很遠,那裡的人民每月只能領到四至五公斤口糧,也就是說每人每天只有一百三十克到一百五十克口糧。
這個國家的人民對公正的理解,既成熟又具有本能性,他們可能對這種分配原則能夠接受,但他們卻不接受對口糧給予剋扣的做法(他們見到我時,總是強調這一點),而且剋扣的只是阿拉伯人的口糧。在目前形勢下,不惜把自己的鮮血奉獻出來的人民,有理由認為,別人也不應對他們吝惜自己的麵包。
一般地說,人民希望從他們自己獲得的政治權利方面來開始並完成他們的社會成果。如果阿拉伯人民願意投票表決,那是因為他們明白,他們能通過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來消除在工資及撫恤金方面的不公正現象。但人民似乎是對民主已失去了信仰,因為別人呈現在他們面前的民主是一個十分難看,並且滑稽可笑的東西。他們希望從另一個方面來達到一個目標,這個目標從來未改變過,並且能提高他們的生存條件。
請大家原諒我在此要提供幾個數字。阿爾及利亞在穀類方面正常的需要,每年為一千八百萬公擔。按一般演算法,這一需求大致可以滿足。因為1935—1936年度,按估算可以產糧一千七百三十七點一萬公擔。但上一年其糧食產量僅達到八百七十一點五萬公擔,也就是說僅能滿足正常需求的百分之四十。本年度人們估計更為悲觀,因為據估算,其糧食總產量不會超過六百萬公擔。
附言:本文寫完時,適值一個晚報上發表了一篇攻擊《宣言之友》的主編費拉特·阿巴斯的文章,指控他直接組織了阿爾及利亞的暴亂。一眼便可看出,這篇文章是在巴黎寫的,由一些臨時材料拼湊而成。以一種如此輕率的態度誣栽出一個如此嚴重的罪名,那是不可能成功的。要支持或反對費拉特·阿巴斯和他的政黨,有許多東西要說,我們也的確要講的,但法國的記者們應該明白,一個如此嚴重的問題,只想通過輕率的號召以實施一種盲目的鎮壓是解決不了的。
如果法國行政當局已經決定,不執行卡特魯將軍向「宣言之友」所認可的那些原則,那麼它很可能會發現,「宣言之友」的所有政治主張都會從那件事實中吸取自己的力量,即他們把同化政策看做是一個「不可接受的事實」。法國行政當局那時可能會得出結論說,只要消除「宣言之友」的各種論點,也就足以讓這個事實變成可以接受的了。這表明當局寧願以監獄和壓迫來對此做出回答,那真是一個十足的愚蠢做法。
很可能是他們把「宣言之友」拖進了當前的這場動亂之中。但我從直接消息來源那裡了解到,費拉特·阿巴斯是一個在政治上非常有經驗的人物,不可能為這樣的極端做法所左右,再說他也並非不知曉,那些人的做法將會加強阿爾及利亞的反動政治勢力。這位曾經寫過「任何一個非洲人都不會為希特勒賣命」的人,在這方面已足以使我們放心了。
我們能明白這意味著什麼?我們能明白,在這個國家,那裡的藍天和大地是有意讓數百萬人民忍飢挨餓嗎?在每條大路上,我們都能看到一些面帶菜色、衣衫襤褸的人。所經之地,我們隨時都能看到,那裡的田地被挖了個亂七八糟,原來是成部落的居民都到這裏來挖地,以便能找到一塊埋在田裡的植物的根莖。這種根莖雖然苦澀,但當地人稱做「塔魯達」,可以拿回去磨成粉煮粥。
我曾在上份早報上讀到,有百分之八十的阿拉伯人希望自己能成為法國公民。我可以概述一下阿爾及利亞目前的政治形勢,得出的結論恰好相反,可以說,他們從前確實是想成為法國公民,但現在卻沒有這個願望了。當一個人很久以來便抱有一種期望,但當這種期望一旦破滅了時,他就會另找出路,而且也便沒有了那種願望。這就是阿爾及利亞當地人的現狀,對此我們要負首要的責任。
1945年的阿爾及利亞,已經陷入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的深淵,這些危機是它所固有,但卻從沒有達到目前這麼嚴重的程度。這個美麗的國家,現在正是春光明媚、繁花似錦的時刻,但那裡的人民卻在飢餓中掙扎,為求得正義而呼籲,對這種痛苦的現狀,我們決不可以無動於衷,因為他們是我們所熟悉的朋友。
儘管這個方案對阿拉伯人有好處,但阿拉伯的輿論由於曾經有過這方面的教訓,這一次普遍持不信任和保留態度。這便是歷史的教訓。法國的聲譽有挫折,也有損失。1947年那次登陸,給阿拉伯人以同其他民族接觸的機會,並使他們對此產生了興趣。後來又有了泛阿拉伯聯盟,對此我們不應忽略。那對北非人民來說是一個永遠的誘惑。最後,又有了那麼多的悲慘事件,從而增強了他們的怨恨。這一切的結果,便是產生了1936年那個布倫維-奧萊特方案,它當時受到了熱烈的歡迎。那個方案本可以理順許多事情,倘能成功,就不致使我https://read.99csw.com們今天再受到不信任了。到頭來,我們依舊是遲了一步。
這個宣言講了些什麼呢?實際上,這篇宣言僅孤立地批判了法國在北非的政策,並且僅提出了一個觀點。這個觀點的主要內容是,表明了法國的同化政策必然失敗,以及承認阿爾及利亞作為一個國家的必要性,這個國家應同法國有著密切的聯繫,但卻應保持著自己的特色。宣言稱:「這種同化政策,今天在所有人眼中,已經是一個不可接受的事實(黑體字是我改的)和一個為殖民主義服務的危險遊戲。」基於這個原則,宣言要求,阿爾及利亞應有自己的憲法,以保證阿爾及利亞人能享有各項民主權利,並且在議會中應有自己的代表。1943年5月26日,該宣言又添加了補充內容,還有最近於1945年4月和5月分別發表的兩篇文章,補充內容和兩篇文章又進一步闡明了這些觀點,宣稱要結束敵對情緒,承認阿爾及利亞政權,並起草自己的憲法,由憲法起草委員會負責,該委員會成員由阿爾及利亞全體人民普選產生。
但在具體地介入北非出現的危機之前,必須掃除某種在這方面的偏見,我認為這還是必要的。首先,要提醒法國人,阿爾及利亞是一個客觀存在,通過這種說法,我想說的是,阿爾及利亞存在於法國本土之外,因此它所存在的這些問題都帶有一種特殊的色彩和特殊的範圍。而這些問題的最終解決,不能按一般宗主國解決問題的模式去做。

結論

僅乾旱尚不足以造成這樣一種可怕的災難,此外還有耕種面積減少的原因。其原因,一是種子不夠,二是飼料沒定價格,因此有些不識大體的土地所有者認為種飼料要比種糧食好,此外還須考慮到當時的一些具體技術上的困難。如對生產資料的重利盤剝(如一條麻袋,原先售價二十法郎,現可賣到五百法郎),燃料的定量分配,在外部僱用勞動力,等等。如果把這些因素都算進去考慮,我們便會明白,與外部世界隔絕的阿爾及利亞,在自己的土地上是沒有辦法來養活自己的人民的。
總督府應予撤銷,成立一個真正的政府機構,其中各部的部長應由法國人和阿拉伯人平均分配。

阿爾及利亞的危機

饑饉,在阿爾及利亞一直是一個可怕的災難,而且每年的收成像當地的雨水一樣,變幻莫測。在正常年景,法國行政當局預先準備的儲備糧用於乾旱季節的補貼,然而這些儲備糧自從被宗主國支配以來,便為德國人所利用,因此這裏就空了。於是阿爾及利亞人民便只好每年打飢荒。這是一種災難,有一件事可以提供給大家一個關於這方面的概念,在阿爾及利亞所有高原地區,自一月份以來便一直未下雨,而在這廣闊無際的高原上種滿了小麥,那麥穗比野外的麗春花|蕾都小。土地乾裂得像一片熔岩,其乾燥程度直到春天播種時,得用兩套牲口拉犁。耕犁劃下去,土地裂成碎塊,揚起灰塵,竟無法下種。遇到這種年景,人們估計,收成要比頭一年更差,又是一個災難的年頭。
從當時那種飢餓中,我們所見到的情形是很令人痛心的。當地的行政當局不得不把救濟糧減到每月每人七點五公斤(農業工人每月可以從工頭那裡領到十八公斤,但那是極少數),這個數目,只能使每人每天有二百五十克糧食可吃。這對於只依靠吃糧來過活的人來說是太少了。
在政治上,我還想提醒的是,阿拉伯人民是一個客觀存在,通過這種說法,我想說的是,他們並不是一群不相關的貧困者,也不是對西方來說用不著予以尊重和保護的人。恰恰相反,他們是一個有著偉大傳統的民族。他們的道德品質,只要你稍加接觸,便會發現那都是一流的。
各位讀者可能會想,我提出的這些改革要求目的何在?不管輿論如何,必須相信,這些要求是現實存在,而且它們已深刻地印在阿拉伯人的政治嚮往之中。
這個黨的主席叫費拉特·阿巴斯,賽蒂夫人,大學畢業,醫藥學專業,戰前曾是同化政策最堅決的支持者之一。當時他是《諒解》日報的主持人,該報一直支持布倫-維奧萊特方案,並呼籲要在阿爾及利亞建立民主政治,以使阿拉伯人享有其應該享受的各項權利。
有一件事可以說明我這種意見。所有的法國人在學校里都學過,阿爾及利亞歸內務部聯繫的共有三個省,在行政管理上講,這是不錯的。然而實際上,這三個省面積非常之大,有四十個法國中等省份那麼大。其人口有十二個法國中等省份那麼多。其結果便是,宗主國的行政當局認為自己做了大量的工作,因為它已向阿爾及利亞運去兩千噸糧食。然而對於這個國家的八百萬人民來說,這些糧食恰好夠他們一天的消費,第二天就必須重新挨餓。
在這些匆匆寫成的文章中,情況極不真實,大家從中得不到任何有教益的東西。至於阿爾及利亞的屠殺,如果沒有職業煽動https://read•99csw.com家參与,倒也確實無法解釋,這倒是真的。而另一件事也確是實實在在的,即如果這些煽動家不利用一種政治危機趁機插手的話,也便察覺不到他們的活動,而對這種政治危機如果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那不但是白費心機而且也是危險的。

阿爾及利亞的饑饉

當我們了解到,在這個國家,糧食的珍貴不亞於黃金,然而卻在黑市上可以買時,我們說糧食並沒有公正的分配便找到了第一個證據。在我訪問過的絕大多數市鎮上,糧食的官價是五百四十法郎一公擔。然而在地下買賣的黑糧,一公擔的價格在七千法郎至一萬六千法郎之間。這種黑市上的小麥乃是由不法殖民者或當地的封建地主所提供。
緩解由挨餓引起的苦痛,醫治好心靈的創傷,這便是我們目前必須解決的一項任務。幾百艘運糧船,或者兩三項糾正不公平的嚴厲措施,這是幾百萬民眾向我們提出的緊急要求,由此,現在我們可能會明白何以一定要對這幾百萬人先予理解然後再下判斷的理由了。
然而,當我們一旦把這件事做完了,也應該看到,我們並沒有把全部的事情做完。因為阿爾及利亞事態的嚴重性絕不僅只是阿拉伯人挨餓這一件事。其嚴重性還在於他們認識到這種挨餓是不公正的。因此,只向阿爾及利亞提供他們所需要的糧食,那還是不夠的,還必須對這些糧食予以公正的分配。我本不願提這件事,但也確實是這件事並沒有去做。
自從我們進入阿爾及利亞以來,就很難說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政策表現得非常協調。我也不想向讀者敘述,從對阿拉伯王國的基本概念到同化的基本概念其間有多大的變化。最後,同化的概念,還是在理論上勝利了。五十年來,法國對此所確立的眾所周知的目標就是,向所有阿拉伯人逐步敞開取得法國公民資格的大門,但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這僅只停留在理論上。同化政策甚至在阿爾及利亞本土上,主要是在那些大殖民者中間,也遭到敵視,而且這種敵對態度就從來未終止過。
這個民族,除了其生活條件外,絕不比其他民族差。在他們身上我們可以學到許多東西,在一定的範圍內,他們也可以在我們身上學到某種東西。有許許多多的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或在其他地方,總覺得他們是一群烏合之眾,渙散無力,對任何事情都不感興趣。有一件事可以告訴大家,在一個最偏遠的部落,距海邊八百公里的地方,我很驚奇地聽到有人提起弗拉吉米爾·都爾買松先生的名字。那是我們的一位同行,他在數周前發表了關於阿爾及利亞問題的一篇文章,對該文章穆斯林們的評價是,不了解情況並帶有侮辱性。我不知道《費加羅報》的那位合作者是否竟那麼快地在這個阿拉伯國家獲得了這種名聲。但這個名聲卻說明了廣大的穆斯林群眾在政治上的覺醒。尚有許多法國人並不了解這樣一件事實,那就是有幾十萬阿拉伯人,為我們國土解放事業曾艱苦戰鬥了兩年的時間,當我指出這件事情之後,我便取得了不堅持偏見的權利。
我們會說,該怎麼辦呢?無疑,問題是困難的。然而,如果我們想拯救這一方苦難的人民,如果我們想阻止這群飢餓的民眾不致被某些犯罪的狂人激怒,從而再發生像在賽提夫地區那樣的互相殘殺,那麼我們就必須爭分奪秒,不要考慮自己的利益而行動起來。我將在下一篇文章中講到必須消除的不公正做法,以及在經濟領域要執行的一些緊急措施。
法蘭西要進行選擇,這是它的信譽所在。一旦選擇完畢,使寫在紙上的文字產生了意義,便應該堅持到底。某些特殊利益是同這一工作相對立的,總是試圖阻止歷史前進。然而,歷史卻是不停地發展,而世界人民也和它同步前進。任何時期的歷史形勢總會有其歸宿的。如果有人不順應這種變化,那就只有任這種機會溜走。由於不了解這些基本道理,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政策始終比實際情況落後二十年。有一個事實可以幫助人們對事物的了解。
這次的政治危機已然持續了好多年,並沒有奇迹般的突然消失。相反地,它更加惡化了。而來自阿爾及利亞的所有消息,都使人想到,這種政治危機今天是建立在憤恨和不信任的基礎上的,而且沒有得到任何緩解。蓋爾馬和賽蒂夫的屠殺,已經在阿爾及利亞籍法國人中引起了深深的不滿和憤慨。隨之而來的鎮壓活動,也已加劇了阿拉伯民眾的恐懼情緒和仇恨心理。在這種氣候下,一個堅決的,同時又是民主的政治行動,就會減少它成功的可能性。但這也並不是使我們對此悲觀的理由。國民經濟部長已經著手實施一個糧食分配措施,如果能把這個措施繼九-九-藏-書續下去,那麼便足可以改變經濟形勢的糟糕局面。但政府當局必須堅持和擴大實行1944年3月7日的法令,這樣便可以向阿拉伯民眾證明,任何不滿情緒都不能阻擋法國政府向阿爾及利亞輸出法國人民普遍享受到的那種民主制度。但向阿爾及利亞輸出的絕不是空洞的演說,而是貨真價實的東西。如果我們有意把北非人民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我們就應該在世界人民面前表現出我們的決心,讓世界人民通過法國制定的最好的法律和它的最公正的人民來認識法蘭西。我們應該表明這種決心,不管形勢如何變化,也不管新聞媒體的宣傳攻勢如何強大,我們都應該矢志不移。我們應該堅信,在北非或在任何其他地方,如果不能拯救正義,那麼法蘭西的一切也都無法得到拯救。
今天,在使北非動蕩不安的事件面前,應該避免兩種極端態度。一種是,把當前的某種形勢看成是悲劇性的,其實這種形勢只不過須嚴肅對待而已。另一種態度則是,看不見當前的嚴重困難,也看不見現時阿爾及利亞正在這些困難中掙扎。
我無意用兩三篇文章繪出一幅北非的政治形勢圖,那樣沒有人會對我這種做法感到滿意,而事實上也不可能做到。然而阿爾及利亞的政治形勢,確是被偏見和無知給歪曲了,而且早已經被大大地歪曲了,如果我們用經過核實的資料加以客觀的描繪,就會證明這一點。我想做的,也正是這種客觀的描繪。
如果這個方案能夠真正付諸實施,可以使差不多八萬名穆斯林獲得選舉權。它同時還同意取消關於阿拉伯人的特殊法。為取消這一特殊法,北非的民主人士曾鬥爭了許多年。的確,阿拉伯人同法國人並非執行的同一個刑法典,也不在同一法庭上審判。該特殊法在對阿拉伯人的刑事判決方面,較之法國人更加嚴厲,也更加迅速。1944年3月7日的法令取消了這一過分的法律,是一件大好事。
這無須在政治上有什麼特殊的見識便可指出,只有採取大規模的進口政策才能改變目前形勢。政府剛剛宣布,將把一百萬公擔小麥運往阿爾及利亞。這是件好事,但不要忘記,這麼多的糧食,差不多僅夠那裡一個月的消費。不可避免地要在下個月以及以後的每個月中都要向阿爾及利亞運去同等數量的糧食。因此,這種糧食進口的問題並不能被認為已經解決了,相反地要持續下去,直到把自己也耗得筋疲力盡。
這樣的話,我們看到的多了,它並非使所有人都那麼開心。對於偏見和輕率行事,並不是輕易便能戰勝它們的。但我們卻永遠相信,這樣做是理智的和穩重的。今日之世界,各方面都充斥著仇恨,到處都有暴力和武力,到處都有屠殺和喧囂,它們把空氣搞得污濁不堪,使我們如置身於可怕的毒霧之中。我們所能做的,無論是為謀求法蘭西的真理還是人類的真理,我們都應該使之為反對仇恨而努力。無論花何種代價,我們都應該極力安撫這些在長期災難中掙扎的人民那顆破碎的心靈,並減輕他們的痛苦。我們自己,至少應該努力做到不要給阿爾及利亞人民辛酸的生活中再加上任何負擔。這是正義的無邊偉力,只有它才能幫助我們重新獲得阿爾及利亞和它的人民。
所有這些,都是圍繞著絕大多數穆斯林輿論所集中起來的思想,以及代表這些思想的人物來敘述的。費拉特·阿巴斯所團結的人物和黨派非常廣泛,比如烏雷馬斯派,屬於穆斯林知識分子群,他們鼓吹對伊斯蘭教進行唯理論的改革。而且他們到目前為止,仍支持同化政策。特別是阿爾及利亞人民黨,他們屬1936年解散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政黨,但仍在非法地為阿爾及利亞的分離主義進行宣傳活動,他們也加入了「宣言之友」,他們把「宣言之友」當做他們活動的跳板。
正值一個動亂的時刻,法國的輿論對阿爾及利亞事態改變了口徑。它背離了阿爾及利亞,並利用這種眾說紛紜的機會,在不同的報紙上發表了許多文章。這些文章意在說明,阿爾及利亞的事態也並非如大家所認為的那麼嚴重,政治危機也並不是普遍存在,僅只是由幾個職業煽動家哄起來的而已。這些文章之所以引人矚目,並非是因為它們的資料翔實、說理客觀。比如其中一家報紙就說,最近被逮捕的那位「宣言之友」的主席是阿爾及利亞人民黨的家長,而這個黨的領導人在長達數年的時間里一直由麥沙里·哈基擔任。最近他也已被捕。另一家報紙則把烏雷馬斯派說成是以民族主義為宗旨的一個政治組織。其實,他們只不過是一個改良主義者的群眾團體。另外,他們直到1938年仍然支持同化政策。
關於議會,「宣言之友」清楚地意識到在法國將會遇到反對意見,因為他們認為議會代表應該嚴格按人口比例產生,而在阿爾及利亞,阿拉伯人同法國人的比例為8:1,他們認為議會應該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議會。鑒於此,他們接受憲法起草委員會的組成人選由百分之五十的穆斯林當選者和百分之五十歐洲人當選者組成。為緩解法國人的敏感性read•99csw•com,他們也同意議會的許可權只包括司法問題、社會問題、財政問題和經濟問題,而安全問題、外部事務問題、軍事組織問題和外交問題則交由巴黎的中央政權處理。當然,這種基本論點,反映了社會要求,其主旨則是解決任何問題都應該在阿拉伯政策中體現出最完全的民主手段。我想,到此為止,我已把「宣言」的主要觀點講明,自認並沒有背叛他們的思想。
持第一種態度者,以自己的利益為重,希望政府採取高壓政策,這樣不僅缺乏人道主義精神而且也極不策略。持第二種態度者,則是繼續加深宗主國及其非洲領地之間的鴻溝,這種鴻溝使宗主國及其領地相脫節已經有好多年了。這兩種情況,都會執行一種目光短淺的政策。那將違背法國利益和阿拉伯利益。
對於目前正處於饑饉中的數百萬阿爾及利亞人,我們能做些什麼呢?
有多種前景在阿拉伯人民面前敞開著,並且由於在世界人民的歷史上永遠不變的是每一種他們所嚮往的前景都在政治上有其表現方式,所以今天的穆斯林輿論,便圍繞在一個引人矚目的人物周圍,即費拉特·阿巴斯,還有他的那個黨(「宣言之友」)周圍。我將在下一篇文章中談一談這方面的活動情況。該黨是阿爾及利亞被佔領以來在那裡出現的最早的和最有意義的黨派。
如今,費拉特·阿巴斯也和他的許多同道一樣,開始對同化政策倒戈。他領導的報紙《平等》日報積極主張承認阿爾及利亞這個國家,並以聯邦制的形式同法國保持密切聯繫。該報的主編阿茲·克蘇,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老游擊隊員,他原先也是同化政策的支持者。費拉特·阿巴斯現年五十歲,此人無可爭議地是法國文化的產兒。他第一本書的卷首題詞引用的是帕斯卡的語錄,這並不是偶然的。實際上,他的思想是相當成功地融合了邏輯和情感的帕斯卡思想。他以典型的法文文筆寫下了一句公式化的語言:「法蘭西有賴於我們的自由,而自由有賴於我們的強大而強大。」費拉特·阿巴斯之所以能寫出這樣的話,有賴於法蘭西文化的熏陶,而且他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甚至他的詼諧和幽默也無不帶著這種特點。他的報紙《平等》日報,也具有他這種強烈的特色。比如,該報曾因這樣一個聲明而受到讚揚:「我們要以各種族的一百名封建領主交換一萬名法國教師和技術人員。」
於是,就只剩下了空頭理論,其中有些論據在表面看來還是很有說服力的。然而卻直到目前仍然使阿爾及利亞處於現在這種政治形勢之下,絲毫沒有進展。對這些論點我也不想加以討論,但在這方面,以及在其他方面,將來有一天必須加以認真地選擇。但是法國應該明確地表示,如果它仍將阿爾及利亞看做是它的一塊被征服的土地(這片土地的人民被剝奪了所有的權利,並且強加給他們一些額外的負擔),那麼那裡的人民就應該同我們一樣,處於絕對獨立的條件中。或者如果它在其民主的原則上再賦予一種相當普遍的意義,以使那裡的人民得以生息發展,那麼它就應對此負起責任。
這種不平等的分配方法,再加上其他一些事情,便形成了一種政治上的麻煩,這我將在隨後幾篇文章中論述。但在這裏使我感興趣的,是這種不公正在經濟問題內部所產生的影響。它可以加重當地人內心的痛苦,而這種痛苦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政治上的麻煩

這種有教養的、具有獨立見解的思想,隨著他的人民的思想演變而演變。他把人民的共同要求寫進了一個宣言,在1943年2月10日公開發表,併為卡特魯將軍所接受,作為討論的基礎。
北非出現的經濟匱乏是那麼嚴重又那麼急迫,然而僅此一樁,也並不能解釋阿爾及利亞的政治危機。如果我們要談論它,首先要提到的,是那裡的饑饉,那是先於一切而占首位的事情。而事實上,政治上的麻煩則先於饑饉。當我們做完我們必須做的向阿爾及利亞人民提供糧食這件工作之後,我們還有許多事要做。或者換一個說法,就是我們要考慮我們在那裡的政策問題。
我在阿爾及利亞用三周時間所作的調查,沒有其他目的,只是想減少一點兒宗主國對此情況令人難以置信的無知。為作這次調查,在我力所能及的情況下,走遍了北部沿海地區、阿爾及利亞的內陸,南至它的邊界地區,行程共為二千五百公里。我在那裡訪問了所有的城市及所有最邊遠的部落。我把行政當局的意見及見證材料,同當地農民的、當地移民的以及阿拉伯老軍人的意見及見證材料都作了對比和研究。因為要九九藏書制定一項好的政策首先要掌握各種材料,在這個意義上講,我那份調查材料堪稱貨真價實的調查材料。但是如果說,我這樣提供的材料,並不是新情況的話,那也是經過核實以後的材料。我想,這些材料可以在某些方面對那些負責專門制定阿爾及利亞政策,並希望把阿爾及利亞從這種糟糕的局面中拉出來的人會有幫助。

運糧船和公正

這一大希望的落空,自然就激起了群眾的極端不滿。今天,法國政府向阿爾及利亞提出的1944年3月7日法令,和布倫-維奧萊特當年提出的選舉方案大致相同。
面對這一切,與其譴責他們,倒不如深刻地理解一下其原因,倒不如為他們伸張民主的原則,正像我們為自己伸張民主的原則一樣。我的打算,在後面的那些文章中可以看出,那就是通過一系列簡單明了的客觀報道,支持他們這種願望。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曾經說過,絕大部分北非的當地人對同化政策的成功表示不抱希望,但尚未被純粹的民族主義爭取過去,於是便紛紛轉向,向一個新的政黨「宣言之友」黨靠攏。我認為,讓法國人了解這個政黨還是有必要的,這有利於法國人考慮對這個黨是反對還是贊成。
最後一種情況是,整個阿爾及利亞在口糧分發中,發給當地人的口糧比規定分給歐洲人的數量要少,這一點是最令人感到痛苦的。這是一條原則規定,法國人每天規定的口糧為每人每天三百克,而阿爾及利亞人則為二百五十克。而在實際分發工作中,這種不公平表現得更突出。我們前面已經說過,阿拉伯人每天僅能領到一百克到一百五十克。
總之,這一切都足以告訴我們,對於阿爾及利亞不應該有任何偏見,要防止套用現成的模式。以這個觀點來看,法國人應該再次征服阿爾及利亞。為了馬上講出我在那邊得到的印象,這個征服要比第一次更加不容易。在北非同在法國一樣,如果我們希望未來仍然於我們有積極意義,我們就應該創造新的模式,要更新我們的方法。
這就是為什麼,如果我相信我的調查的話,阿拉伯的輿論,絕大多數對同化政策表示冷漠或敵視的原因。然而,為改善這種形勢,在決定應該如何行動之前,必須確定一下阿爾及利亞當前的政治氣候如何。
阿爾及利亞已經向它細心的訪問者顯示出並非含糊不清的信號。市內所有最大的餐廳都用啤酒瓶的底部當酒杯,而且杯口都已破損。大旅館里向你提供的衣架,都用鐵絲做成。商店由於被炸毀,所有的櫥窗均用厚木板搭成。在一般人的家裡,大都把寢室的燈拉出來作為吃晚飯時的照明,這種情況絕非鮮見。很顯然,那裡十分缺乏工業製品,因為阿爾及利亞沒有工業。尤其缺乏的是進口產品,後面我們將會看到它的影響。必須大聲疾呼的是,阿爾及利亞絕大部分居民都處於飢餓狀態,這反映了阿爾及利亞出現的事態的嚴重性,對此必須找出解決辦法。阿爾及利亞的居民以整數計,估計可達九百萬人。這九百萬人中,有八百萬是阿拉伯——柏柏爾人,一百萬是歐洲人。絕大部分的阿拉伯人都分散在阿爾及利亞廣大農村的各個部落里,並由法國殖民當局把他們集中起來建成混合市鎮。阿拉伯人的基本食物是穀粒(小麥和大麥的麥粒),然後再加工成粗麵粉,或者製成麵餅。如果沒有這些穀類,幾百萬阿拉伯人就會挨餓。
另外,即使這些糧食交給了收購機構,也沒有得到公正的分配。本地司法行政機關非常惡劣,仍然我行我素,因為那些本地籍的行政長官,通常都在法國行政機關里擔任類似總管的職務。因此大都由他們擔任糧食分發的管理工作,而他們管理這一工作,其分發辦法帶著極強的個人隨意性。由法國行政當局直接主持分配的,儘管不多但卻是公平合理的,而由本地人分配,則始終都不公平,最常見的情況是徇私和偏袒。
阿爾及利亞的危機從表面上看,是經濟範疇的危機。
1936年,在經過十七年的停滯不前之後,產生了布倫-維奧萊特方案,它標志著朝同化政策向前邁進了一步。該方案沒有任何改革,只是重新提出對阿拉伯人授予公民權的問題,並給予六萬名穆斯林以選舉權。這個方案相對地說,比較穩妥,在阿拉伯民眾中喚起了希望。幾乎所有的上層殖民者,則分別聚集在財政評議會和阿爾及利亞市長聯合會大廈內,表示反對,說該方案並沒有交付議會通過。

宣言黨

實際上,我並非不知道這項工作的難度。為了穩定形勢,及時地向阿拉伯居民提供一定數量的糧食,以及取消黑市等,需要進口一千二百萬公擔的糧食。運這些糧食就需五千噸位的船隻二百四十艘。在剛剛結束戰爭的今天,任何人都明白這對我們意味著什麼。然而,在今天這種緊急情況下,也必須看到,我們絕無退路。如果需要的話,我們應該向全世界求援,提供這些船隻。當有數百萬人在飢餓中呻|吟時,這件事當然應是所有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