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有人看出來了：《舊唐書》的這一小段記載和我前面的敘述在細節上有些出入？

先交代兩句背景：陳子昂在提交《復讎議》的時候，做的官是左拾遺，這是個諫官，這就意味著，他雖然是在討論禮和法的問題，可按我們現在的話說，他既不是法律口兒的，也不是禮儀口兒的，而柳宗元寫《駁〈復讎議〉》的時候，做的官是禮部員外郎，恰恰就是禮儀口兒的。

如果我是當時的審判官，我很可能會判徐元慶凌遲處死，因為實在是此例不可開、此風不可長啊，如果不來個雷霆手段，草民們會以為殺官的後果不過如此，真再多來幾個光腳的不怕穿鞋的，這還了得！更何況，我自己也是個官啊，保護整個兒官員集團的利益也就等於保護我自己的利益，雖然死鬼趙師韞曾經是我仕途上可惡的絆腳石，我早就巴不得除了他，可我和趙師韞的矛盾說到底都屬於內部矛盾，當我把目光轉向草民們的時候，趙師韞和我就變為同盟軍了，所以，在這個時候，維護趙師韞的利益也就是維護我自己的利益。我想，同僚們也都會支持我的，因為我維護自己的利益也就是維護大家的利益。——別罵我哦，我只不過把問題想得比較現實罷了。

孔子回答說：「睡在草墊子上，拿盾牌當枕頭，不去做官，決不跟仇人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上。不論在集市上還是在朝堂上，只要一遇到仇人，應該馬上動手殺他——腰上別著傢伙就抄傢伙，沒帶傢伙的話，赤手空拳也要上！」

是不是有人覺得這種事情純屬偽問題，現實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出現？——那你可錯了，這樣的事情還真的出現過，就發生在漢景帝的時候。當時，有個叫防年的老百姓大逆不道，居然殺了自己的繼母（不是親生母親），但究其原因，竟是這位繼母殺了防年的父親（也就是她自己的老公）。

胡適是正方，自然也還有反方，魯迅就是一個：「雖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然而現在的人們，卻幾乎誰也不知道一個筆伐了的亂臣賊子的名字。說到亂臣賊子，大概以為是曹操，但那並非聖人所教，卻是寫了小說和劇本的無名作家所教的。」

子夏又問：「那麼，對殺害叔伯兄弟的仇人又該怎麼辦？」

我在正文會開講《春秋》「一經三傳」，「一經」就是《春秋》，「三傳」就是《左傳》、《公羊傳》和《榖梁傳》，所以，既然柳宗元現在搬出了《公羊傳》作為重要斷案依據，我們就先對這幾句話留心一下。

不僅僅是「蠻夷」，通常有所謂東夷、西戎、北狄、南蠻，單從字面看就知道不是好話，「夷夏之防」里的「夷」就代表了所有這些東西南北的落後文化。至於為什麼要重視「夷夏之防」，可用的理由比如著名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等等，意思是說：夷人們雖然勉強也被叫做人類，但其實都是些牛鬼蛇神——我們可以參考一下亨利·梅因在論述古代社會的時候說的意見：「一個原始共產體對於在風尚上和它自己有非常不同的人，往往會感到幾乎是自然的憎惡，這種憎惡通常表現為把他們描寫成怪物，例如巨人，甚至是魔鬼（在東方神話學中，幾乎在所有情況中都是如此）。」——現在我們很難想像了，湖南早已是「唯楚有材，於斯為盛」，蘇杭一帶也儘是才子佳人，可當年這些地方都是「蠻夷」啊，盛產巨人和魔鬼！更要命的是，這樣一種「春秋大義」斷續保持了兩千多年，孫中山的綱領口號有「驅逐韃虜」，鄒容的《革命軍》號召「殺盡胡人」，都有一種拒斥夷狄的味道在內。

柳宗元說：我從文獻上看到武則天在位的時候，發生過一起徐元慶謀殺案，當時的諫官陳子昂提議判處徐元慶死刑，然後再在徐的家鄉給他搞什麼表彰活動，陳子昂還建議把這個判例載入律令，永遠成為國家法典的一部分。我覺得這樣的做法是非常錯誤的。

——還真是有意義的，而且是非常現實的意義，這一點後面就會看到，咱們先看看柳宗元的這篇《駁〈復讎議〉》吧：

徐元慶案件以一種極端化的形式讓「禮」和「法」的矛盾暴露出來了——這事如果發生在秦朝就非常好辦了，秦朝是嚴刑峻法制國，立法是本著法家思想，遇上徐元慶這樣的，沒什麼廢話，三下五除二就給殺了；而唐朝雖然也不乏嚴刑峻法，但立法思想似乎卻是儒家的禮治精神，也就是說，講等級、講貴賤、講所謂的「君臣父子」。知道了這些，我們就容易理解徐元慶案件的審判難點了：這一件小小的謀殺案竟然挑戰著最高治國綱領，挑戰著佔據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讓法律的「體」和「用」凸現出了尷尬的矛盾，這案子可怎麼判？——難煞人也！

這話雖然基本不錯，可我還是得給墨索里尼正一正名，或許「總體國家」是個比「極權國家」更加適宜的說法，按照薩托利的咬文嚼字，「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明確的權威主義獨裁製度，它遠不是『單純的獨裁』，也遠不是一個極權國家。」——這應該能使我們對上面的「一切從屬於國家……」的名言稍稍放一放心，反正，一個人無論如何也是「不許脫離國家，不許反對國家」的，即便這道理是墨索里尼講的。

那該怎麼做呢？道理是這樣的：徐元慶如今之所以能夠以孝義感動天下，都是因為他為了孝義而不惜犧牲生命的精神。如果咱們饒他不死，他也就不成其為捨生取義、殺身成仁了，咱們這等於是在玷污人家的節操啊！所以我陳子昂以為，最好的辦法莫過於依法判他死刑，然後再依禮給他在家鄉和墓地搞搞活動什麼的，好好表彰一下。

——為什麼一段是《春秋經》，一段是《公羊傳》呢？因為《春秋》（以後還是把它叫做《春秋經》好了，不容易引起誤會）相當於一本經典教材，歷來被認為是孔聖人編寫的，裡邊獎善罰惡，蘊涵著治國大道，但這教材也有一個缺點，那就是：內容編得太洗鍊了，一般人看不懂其中隱蔽的涵義。那該怎麼辦呢，這就需要有教輔來作補充參考，而《左傳》、《公羊傳》和《榖梁傳》就是留存下來的三大《春秋經》的教輔。三大教輔各擅勝場，而其中最早被官方認定為經典就是這部《公羊傳》，也稱《公羊春秋》。

話說回來，再表柳宗元，他老人家如今正在唐朝這個專制社會裡抖摟出了「血親復讎」的春秋大義，搬出《公羊傳》這個大招牌，建議今後如果再遇到徐元慶之類的案件，應該遵照《公羊傳》的精神來作判決，總結起來就是：「如果父親是被冤殺，兒子就可以報仇；如果父親有罪該死，兒子就不可報仇。」（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

——這才是本案的難點所在：對殺人兇手徐元慶到底應該怎麼量刑？

——《舊唐書》和《新唐書》原名都叫《唐書》，後人為了區別兩者才把一個叫「舊」、一個叫「新」。《舊唐書》是五代時期編纂的，《新唐書》是宋朝編纂的，《新唐書》的兩位主編都很有名，一位是「紅杏枝頭春意鬧」的宋祁，一位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為什麼要重修《唐書》，因為宋人對《舊唐書》的一個重要不滿是：《舊唐書》的筆法缺乏懲惡揚善的精神，既沒使忠臣孝子得到應有的褒獎，也沒給奸佞叛黨足夠的唾罵。——要知道，中國的修史傳統奉孔聖人的《春秋》為濫觴，孔子之所以成為聖人，是因為《春秋》而不是因為《論語》，《春秋》是以微言大義暗藏褒貶的，而歷來傳說「《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聽上去很像是和尚在講因果報應，但也不知道到底是誰影響了誰。九九藏書

這一段是孔子的高足子夏和老師的對話。子夏問：「對殺害父母的仇人應該怎麼辦？」

至於徐元慶，父仇已報，了無遺憾，便從從容容地束手待縛。

可能會有人覺得難以理解：《公羊傳》到底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經典，是闡發《春秋》的微言大義的，是要讓「亂臣賊子懼」的，怎麼可能去讚揚伍子胥的復讎呢？要知道，按現在的說法，伍子胥可以被定性為叛國投敵，是個大大的漢奸！儒家經典竟然會褒獎叛國行為？會站在漢奸一邊？！

嗯，可也未必，如果看看他藉以成名的一些文章，會發現這傢伙很會溜須拍馬呢。再看看史書記載，好像知識分子階層普遍對這小子沒什麼好感啊！

柳宗元上邊是從法理原則上抓住了要害，緊接著又從徐元慶這個個案當中抓住了要害。——柳宗元問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徐元慶的父親到底是因為什麼才被趙師韞殺的？

柳宗元和陳子昂雖然同處唐朝，卻並不是一個時代的人，陳子昂死後七十多年柳宗元才剛出生，所以，柳宗元是在翻閱歷史卷宗的時候看到了徐元慶謀殺案的相關文件，對當時的判決大為不滿，於是就針對著陳子昂的《復讎議》寫了一篇批駁之論。

《禮記》在唐朝的科舉教科書中屬於「大經」，地位很高，又因為語言內容相對淺近，所以學的人也多，所以用現代的話說，《禮記》思想在當時有著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和滲透力。這樣看來，徐元慶一案的兩難之處就在於：如果依「法」，殺人者應當償命；可如果依「禮」，殺死殺父仇人天經地義。

於是，這塊燙手的熱山芋最後就交到了武則天的手上。武女士思前想後，最後終於下了個結論：「要不，就放了這小子吧。」

好啦，大家別看我羅羅嗦嗦了這麼半天，其實《舊唐書》對這件事的記載非常簡略，不過才寥寥幾句話而已：

——噓，小聲點兒，這話可別讓老百姓聽見！

即便是在現代社會，只要思想覺悟不是很低的人恐怕都會認為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所以，個人再怎麼受到不公正待遇，在面對大事大非的時候也要以國家為重，比如當年乒乓球選手何智麗引起的大討論就很說明問題。具體到伍子胥的例子，哪怕是父親被冤殺了，哥哥被冤殺了，自己也被一路追殺，可就算再有不平，也不能投奔外國啊，更不能帶領外國軍隊殺進祖國啊！墨索里尼曾經說過：「一切從屬於國家，不許脫離國家，不許反對國家。」——這話我是轉引自朱庭光的《法西斯體制研究》，朱老師接下來還有解釋：「可見，極權主義首先是一種國家觀，以宣揚國家至高無上、包容一切、主宰一切為核心，要求人們無條件地服從國家，進而發展為國家對社會生活領域的全面而嚴格的控制。」

唐朝。武則天時代。

先說一個小問題：為什麼有了《舊唐書》，還要重修一個《新唐書》？

這句話的具體出處是《公羊傳·定公四年》，上下文大家都很熟悉：楚國人伍子胥因為父親和哥哥都被楚平王冤殺了，伍子胥逃到吳國，多年之後，伍子胥在吳國受到吳王闔廬的重用，後來帶兵攻打祖國楚國，大敗楚軍，這時候楚平王已經死了，楚平王的兒子楚昭王逃到了附近的隨國。《公羊傳》對這一段史實的記載很可能並不可靠，但在態度上確是鮮明地支持伍子胥的復讎的，「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這句話就是從伍子胥這兒說的。

陳子昂的《復讎議》抓沒抓住問題的重點？有什麼毛病沒有？看似文采飛揚、邏輯縝密，其實藏沒藏著什麼致命的紕漏呢？

兩千多年前的夷狄更讓諸夏看不順眼，所以，《春秋經》在提到吳國的時候一般都會說「吳如何如何」，只用一個「吳」字，但在「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這句話里卻用了「吳子」，這可是尊稱啊，這就表示了對吳王幫助伍子胥出兵伐楚的一種激賞。有趣的是，僅僅在這句話的幾個字之後，《春秋經》便又恢復了用單擺浮擱的一個「吳」字來稱呼吳王了。

這我們還是先要分清：大體來說，秦朝以前的中國是封建社會，秦朝社會以後的中國是專制社會，這兩種社會形態有著本質的不同。儒家原本的思想有一個重要原理，大體可以叫做「推己及人」，比如我們都熟悉的那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從小到大一步步做起來的，那麼，在家兒子孝順父親，在朝臣子忠於君主，也是這個道理。而大家熟悉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類的觀念其實都是專制社會的產物，要擱在封建社會，君要臣死？嘿，那得問問憑什麼！read.99csw.com

陳子昂這裏先是點明禮和法的不同功用：禮是用來使人進步的，法是用來搞好國政的。那麼，拿盾牌當枕頭時刻準備著為父報仇這是做兒子的大義所在，沒錯；而誅殺罪犯也是政府的一項基本功能。如果禮義有缺，就沒法教育百姓；如果國法不彰，就沒法制理國家。所以說，禮和法是相輔相成、不可偏廢的。

柳宗元該展開議論了，他和陳子昂一樣，也是先從禮和法的不同功用來入手的。

柳宗元說：如果徐元慶的父親當真犯了法，論罪當死，趙師韞殺他只不過是執行國法，那麼殺他的就並不是趙師韞本人，而是國家大法。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徐元慶謀殺趙師韞就分明是仇恨國法，這性質可就變了，可就不是為父報仇了，而是犯上作亂了。那麼，判處徐元慶的死刑自然是理所應當的，又憑什麼還表彰他呢？

春秋大義強調「夷夏之防」，也就是說，推崇中原地帶以周天子為核心的那些文明程度較高的諸侯國，比如魯國、齊國等等，這些國家被稱作「諸夏」；看不起邊緣地區那些文明程度較低的國家，比如楚國、吳國、越國，這些國家被認為是「蠻夷」。

司馬遷就背著這個包袱，所以他對伍子胥的評價是：「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是一個實至名歸的「烈丈夫」。我們還要留意的是：司馬遷是受過《春秋》學的名師傳授的，在董仲舒那裡聽過課，所學的具體科目就是《公羊傳》。

如果是在普通法系的社會（簡要而言），徐元慶卻很可能逃得一命，我相信陪審團的成員們很容易會站到徐元慶這邊的。再想一想，如果武則天時代真的有陪審團，並且判案過程公正的話，那麼徐元慶無罪釋放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題外話之一：現在是不是有人覺得陳子昂這小子不太地道啊？是個邏輯不清、還鼓吹嚴刑峻法的傢伙？

如果是在條文法的社會，徐元慶恐怕必死無疑，判決依據是：他的行為觸犯了刑法第某某條，於是，按照刑法第某某條的規定，應該判處死刑。

——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似乎早已深入人心，成為政治行為和社會生活的主導思想，而對於為父報仇這種事應該怎麼做，儒家經典里可是有明確記載的，而且還是大聖人孔子的金口玉言。我們看看《禮記·檀弓》：

一般人馬上就能想到的是：八成是政敵買兇，這種事還少么，沒什麼稀奇，兇手就是個收錢賣命的黑道中人，背後的主謀天知道是誰呢！

——好了，到此，就是《新唐書》里關於徐元慶謀殺案的全部內容了。

翻譯過來就是：同州下邽人徐元慶的父親被縣尉趙師韞給殺了，後來趙師韞陞官當了御史，徐元慶改名換姓到驛站里做了一名服務生，等趙師韞來驛站歇腳的時候就拿刀殺了他。大家覺得徐元慶孝義忠烈，打算免了他的罪，可陳子昂建議說：「徐元慶蓄意謀殺，案情清楚，按照國法應該被判處死刑，國法不可不依。但是，念在這小子是為父報仇，情有可原，孝義感人，所以建議在殺了他之後再大張旗鼓地表彰他一番。」大家都覺得陳子昂說的在理。

回憶一下《禮記·檀弓》裡子夏問老師孔子的話：「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回答「弗與共戴天」云云。現在我們想像一種情況：如果是母親殺死了父親，這種情況應該「如之何」呢？

這是一個非常人性化的最高指示，即便徐元慶依法當殺，但皇帝法外開恩，給予特赦。那麼，既然民心思放，皇帝也願意放，看來徐元慶是可以撿回一命了，這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情。可是，就在這個時候，突然傳來一個不和諧的聲音：「放不得！」

所以，宋祁和歐陽修秉承著「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的精神，下大功夫重修唐史，要使這部新編唐史具有賞善罰惡的道德意義。這個目的的確達到了，後來章學誠評論《新唐書》有一句很中肯的話，叫做「筆削謹嚴，乃出遷、固之上。」意思是，《新唐書》「筆」和「削」都很嚴謹，在這點上做得比寫《史記》的司馬遷和寫《漢書》的班固還強。

胡適和魯迅誰是誰非我們暫且不論，《春秋》獎善罰惡的效果雖然有爭議，但這種修史精神卻當真傳承了兩千年，於是，徐元慶謀殺案就沒有像在《舊唐書》當中那樣被收錄在陳子昂的傳記里，而是被收錄在題目叫做《孝友》的一組專題傳記當中，而且傳主就是徐元慶本人。

認識一個人真是很難！

孔子在這裏說的「弗與共天下也」就是俗話「殺父之仇，不共戴天」的原型。所謂「反兵而斗」，是說發現仇人的時候身上正巧沒帶傢伙，於是掉頭回家去取。——連這孔子都覺得不應該，就算在澡堂子里也得掄拳頭上！

官員被謀殺了，這會是怎麼回事？

柳宗元接著又搬出了一部儒家典籍：《周禮》上說：「凡是殺人而符合道義的，死者的親屬便不許報仇，誰要報仇就處死誰。」（這段《周禮》在下文還會出現，屆時再來詳說。）接著再引「春秋三傳」之一的《公羊傳》：「父親被冤殺，兒子可以報仇；父親有罪該死，兒子報仇就會引起接連不斷的仇殺，這樣報仇是不合道義的。」柳宗元歸納說：如果按照《公羊傳》的這個原則來審理刑事案件，這就符合禮的標準了。

想起來了吧，陳子昂的那篇《復讎議》的結尾不是也有這麼一句話么，前邊還說過柳宗元翻故紙堆給陳年老案翻案是不是閑得無聊，看，這還真是有實際意義的。陳子昂的《復讎議》被附進了法律文獻，成為後來判決同類案件的參考，現在柳宗元的請求如果獲准，他的《駁〈復讎議〉》也將附進法律文獻，成為後來判決同類案件的參考。

這可是個難題哦，從《檀弓》里看，孔子認為殺父和殺母之仇都是不共戴天的，是在同一個級別上的，所以，如九九藏書果真是母親殺了父親，做兒子的還真不好辦呢。

陳子昂的這個建議乍一聽好像滿不著調，可仔細再一捉摸，卻還真是個高招：這一來，「法」和「禮」的矛盾被輕鬆化解了，兩頭都照顧到了，嗯，高，果然是高！

《公羊傳》對「吳子」的那番闡釋翻譯過來就是：「一直都稱『吳』，為什麼這裏卻改稱『吳子』了呢？這是因為吳國人雖然屬於蠻夷，這時候卻樂於為中原分憂，所以要誇上一誇……」這裏的中原指的就是中原諸夏系統里的蔡國，而作為蠻夷的吳國為了幫助蔡國，毅然和楚國作戰，這一戰，既幫助蔡國出了氣，又幫伍子胥報了父兄之仇。

——柳宗元抓住了問題的要害：禮和法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其核心價值觀都是一樣的，決不是互不相關的兩套系統，像你陳子昂這麼一搞，等於把禮和法對立起來了，搞出兩套核心價值觀了，大傢伙分不清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了。

——依「法」，還是依「禮」，這是個問題。

按說謀殺案並不稀奇，可這樁謀殺案卻吸引了各位高官的注意，就連武則天本人也把眼光盯了過來。

說這話的人大家恐怕都不陌生，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陳子昂，但凡讀過幾首唐詩的應該都那首慷慨悲涼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就是這位大詩人、大才子陳子昂，此刻莊重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放不得！」

而離奇的是，這名服務生，也就是犯罪嫌疑人，在殺人之後卻不逃跑，而是主動撥叫了110，投案自首了。據他後來供述，此案並沒有什麼幕後主使，完全是自己一人所為，作案動機是：報仇，報的是殺父之仇。

這話可謂再一次抓住了要害。《韓非子·外儲說下》有句名言，說：「以罪受誅，人不怨上」，就是說一個人因為犯了罪而受誅殺，這個人是不會埋怨法官的。

原因之一是：死者是位中央大員。

——如果你想的答案跟這孩子一樣，那就恭喜你了，因為這孩子可就是日後的漢武帝啊！

這個難題最後是讓一個小孩子給解決掉的，這孩子當時剛剛十二歲，按現在的標準也就是小學才畢業，他說：「所謂繼母如母，但到底不是親生母親，把她當作母親是因為父親的關係，而防年的繼母居然殺了老公，這就是主動斷了夫妻的情義，於是，她既對老公失去了作妻子的資格，又對防年失去了作母親的資格，所以，防年殺母只應該判作普通的殺人罪，而不該判作殺母的大逆罪。」

陳子昂的說法是：「徐元慶蓄意謀殺，案情清楚，按照國法應該被判處死刑，國法不可不依。但是，念在這小子是為父報仇，情有可原，孝義感人，所以建議在殺了他之後再大張旗鼓地表彰他一番。」

這倒錯怪陳子昂了，就在《舊唐書·刑法志》里，陳先生針對武則天統治時期的白色恐怖，又發揮了他的才子做派，搞了一篇長篇大論，建議要行仁政。——是啊，陳子昂可是「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一位風流俊彥，自然是一身正氣、憂國憂民的。

「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這是一條被人遺忘的儒家主張。如果一個人他的父親被官府冤殺，而他自己又上告無路、上訪無門的話，依照儒家的觀念，最天經地義的選擇就是懷揣利刃，手刃仇人！

有人可能會不理解：「一件陳年舊案子，當事人都死了多少年了，還翻個什麼案，難道大家不應該團結起來向前看么！翻歷史舊賬有意義么！」

案子一直報到漢景帝這裏，還真把漢景帝給難住了，這個殺人犯防年到底該怎麼判呢？殺父、殺母之仇都是不共戴天，所以，防年的繼母是防年的不共戴天的殺父仇人，而防年自己又是自己的不共戴天的殺母仇人……◎＃￥％……※×沒有250以上的智商還真想不明白！

但這件案子有些不同。

——按《新唐書》的版本，這篇文章到這裏就結束了，而我上文引的是《全唐文》的版本，文字有些出入，關鍵在於，行文到這裏還沒有結束，後面還有一句「請把我的這篇文章附在相關法律條文的後邊，永遠作為國家法典的一部分」。——這句話的意義何在，容后再表。

朝中大臣們議論紛紛，越議論就越覺得陳子昂的這招可行。

現代讀者恐怕很難理解這點。不管怎麼說，徐元慶都是故意殺人，而且還是蓄意謀殺，死刑恐怕是逃不了的，如果趕上嚴打期間，平時該判有期的這會兒也得判成死刑，更何況原本就該判死刑的呢。

——別急，《新唐書》這裏引述陳子昂的《復讎議》其實是立了個靶子，馬上就該炮轟它了。我方才不是問過，《復讎議》這個標題是不是有人覺得眼熟么，因為《古文觀止》里收錄了柳宗元的一篇名文，題目叫做《駁〈復讎議〉》，就是專門反駁陳子昂的這篇《復讎議》的。

——柳宗元夠狠吧？他接著說：如果情況真是這樣，那麼，徐元慶謀殺趙師韞就是合乎禮、合乎義的，執政者們向徐元慶道歉還來不及呢，又怎能判他死罪呢？

《春秋經》那句話翻譯過來就是：冬季十一月庚午日，蔡侯和吳子聯合，在伯莒這地方和楚國人打仗，楚國人被打慘了！

這確實是一個高招，也正是因為這個高招，徐元慶謀殺案才得以被史官記錄在案，並成為陳子昂履歷表上光彩的一筆——在《舊唐書》里，徐元慶謀殺案是被記載在陳子昂的傳記里的。

這得通看《春秋經》才能捉摸得出來，這句裡帶著「微言大義」的詞彙就是「吳子」，指的是伍子胥的新老闆——吳王闔廬。

馬克斯·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一書中也提到了這一則殺人復讎的「春秋大義」：「當年，連孔子都要求，把為被殺害的雙親、兄長和友人報仇作為大丈夫的義務，」隨即，韋伯話鋒一轉，「這種倫理現在成了和平主義的、入世的倫理，並且僅僅是畏懼鬼神而已。」

徐元慶的做法慷慨激烈，即便是古代的烈士也不過如此了。《禮記》教導我們說：殺父之仇不共戴天。這話可不是含糊其詞，咱們也不能說一套、做一套，所以徐元慶理所當然應該無罪釋放。但這九九藏書麼一來，從法律上又說不過去，難道治國只要有禮治就夠了，而可以不要刑罰嗎？——當然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依法把徐元慶殺了，從法律上倒說得過去了，可怎麼跟人民群眾解釋呢？大家一看，孝子復讎卻落了這麼個悲慘結局，榮辱觀還不就錯位了嗎？所以我陳子昂覺得，放也不對，殺也不對。

孔子回答說：「不和仇人同朝為官。如果自己奉國君之命出使外國，在外國遇見了仇人，不能跟他動手，要以公事第一。」

之所以會產生這種誤解，原因就在於這個「誅」字。我們都知道「誅」就是「殺」，不錯，但「誅」和「殺」是有區別的。在古籍里，同樣是表示殺人，「誅」表示的是上級殺下級，是以有道殺無道，是以正義之刀殺有罪之人，而與之相反的是「弒」，表示的是下級殺上級，比如「弒君」，而「殺」字則是一個中性詞。所以，「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意思就是說：「如果父親被殺——不是被『誅』，而是無辜被殺——這樣的話，兒子就應該復讎。」

原來，死者趙師韞當年做過縣公安局的局長，在任上殺過一個叫徐爽的人，徐爽有個兒子名叫徐元慶，處心積慮要報父仇，於是改名換姓，在驛站里當了個服務生。——徐元慶很聰明，因為驛站本來就是各級官員出差歇腳的地方，只要有耐心，總有一天會等到仇人的。

——不過，如果這個兒子並不是一個儒家讀書人，事情也許倒沒什麼難辦的。

看，這也是儒家的「禮」，是有血性的、有情懷的「禮」。

——這就是《春秋》所創立的中國古代修史精神，歷史書不是或不僅僅是為了忠實記錄歷史事件，而是要起到獎善罰惡的作用的，換句話說，一部《春秋》就是俠客島上的「獎善罰惡使」，以後的司馬遷也好，歐陽修也好，都是俠客島的傳人。所以有人說過中國古代只有經學而無史學，這話雖然有點兒極端，卻當真很有道理。至於「獎善罰惡」的效果如何，則另當別論。——比如胡適，在這個問題上屬於正方，他說：「但私家可以記史事，確有使跋扈權臣擔憂之處。故有『亂臣賊子懼』的話。此事正不須有什麼『微言大義』，只要敢說老實話，敢記真實事，便可使人注意（懼）了。今之爛污報館，尚且有大官貴人肯出大捧銀子去收買，何況那位有點傻氣的孔二先生呢？」照此看來，《春秋》在孔子當時約略等於近現代社會裡的新聞獨立，從水門到拉鏈門等等，確實使「亂臣賊子懼」了，看來「春秋大義」早已傳播到海外去了，即便是那些發達國家也每每虛心效法，這真令國人驕傲呀！

乍看上去，這像是一起偶然的兇殺，是呀，一位偶然落腳某家驛站的御史老爺和驛站中的一名服務生能有什麼梁子呢？

那麼，如果你是當時的審判官，你會怎麼判呢？

《公羊傳》這幾句話的原文是：「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現代讀者可能對這幾句話不易理解，「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好像是說「父親沒有被殺，兒子可以復讎」，這，好像和常理不大合拍呀？

《禮記》里的這兩段雖然內容略有出入，但在「殺父之仇，不共戴天」這一點上還是完全統一的。

題外話之二：腦筋急轉彎！

《春秋經》里被認為蘊涵著孔子的「微言大義」，《公羊傳》就細心地去發掘這些「微言大義」——在上邊這兩小段里，《公羊傳》的內容就是闡發上邊《春秋經》那句話里的深刻內涵的。

柳宗元接著說：可是，如果徐元慶的父親沒犯法，趙師韞殺他只是出於個人恩怨，只是為了逞逞官威，這就是趙師韞的不對了，濫殺無辜嘛！徐元慶想為父親鳴冤，可是官場一片漆黑，官官相護，可憐徐元慶一介草民，上告無路，上訪無門，這時候，他還能怎麼辦呢？

話是這麼說不錯，可人家《公羊傳》還就是那麼講的。不但如此，《公羊傳》還闡發了一則火上澆油的「微言大義」：

這真是社會制度的不一樣啊，封建社會是建立在宗法基礎上的，國君、大臣，乃至城裡的平民論起來都是一家人，只不過有大宗、有小宗，血緣關係有親有疏罷了。我在《周易江湖》里提到過，那個時代里，愛家觀念比愛國觀念要強得多。

為什麼呢？

陳子昂是唐朝大才子、詩文大家，這篇《復讎議》寫得文采飛揚、氣勢恢弘：

柳宗元的《駁〈復讎議〉》已經寫完了，真是一篇好文章，說理清晰、論證有力。柳宗元最後一句話寫道：「請把我這篇文章附到相關的法律條文之後，以後再遇到同類案件，不能聽陳子昂那臭小子的，得聽我的。」

我們重新在《新唐書》里看看這個案子。——案子還是這個案子，但陳子昂的建議可不再是《舊唐書》里那三言兩語了，而是一篇長文，通常被稱作《復讎議》。（是不是有人覺得眼熟？）

一種流行的說法是，「筆」就是寫，「削」就是不寫，章學誠用這兩個字，暗中是拿《新唐書》和《春秋》相比，因為，據說孔子修《春秋》的時候是「筆則筆，削則削」，也就是說，哪些該寫、哪些不該些，拿捏得很有分寸。這也就意味著，《新唐書》比《舊唐書》更加符合「春秋大義」，修史的目的不是為了客觀如實地記載歷史，而是要著重體現出褒貶色彩，有勸勉、有懲誡，以期「更使風俗淳」。

大家注意，柳宗元這裏提出的觀點非常犀利，別以為儒家都是教人做老好人的，不一定的哦！柳宗元這時候堅決地站在弱勢的徐元慶的一方，話里的意思分明透著是：別說什麼不能以暴易暴，別說什麼要走正常的司法程序，別說什麼要相信上級政府能把問題妥善解決，如果這些路全被堵死了，你讓一介草民還能怎麼辦？

——這段內容等講到《春秋經·定公四年》的時候再仔細來說，至於《公羊傳》這段分析是對《春秋經》的透徹理解還是穿鑿附會，這也留待以後再講。現在我們先來想想：《公羊傳》為什麼會這樣寫呢？儒家思想怎麼會贊成為了報父仇而叛國，甚至攻殺祖國的國君呢？這不是大逆不道么？！

怎麼辦？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既然所有正常途徑全被堵死了，草民只有一條賤命，那就以命搏命好了！

柳宗元說：禮的意義在於防亂，禁止殺害無辜的人——看，柳宗元把問題的重點放在「無辜」與否之上——所以，如果父親有罪該殺，那麼兒子就不應該為父報仇；兒子如果殺了人、報了仇，也應該被判處死刑。法的意義也在於防亂，也禁止殺害無辜的人，所以，如果官員濫殺無辜，就應該被判處死刑決不寬恕。這樣看來，禮和法雖然具體運用的對象不同、方法不同，但本質卻是一般無二的，可既然如此，又怎麼可能對同ｈｔｔｐｓ://rｅaｄ.９9cｓw•com一件事情既依禮表彰又依法處罰呢？這麼一來，大家還不都給搞糊塗了，到底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啊？

另外，雖然同屬唐朝高人，可陳子昂到底只是個詩人、才子，柳宗元卻還是政治家和思想家，柳前輩的犀利我們已經在《周易江湖》里見識過了，他和韓愈、劉禹錫關於「天」的一系列討論早已成為唐代思想史上璀璨的一頁。

的確有紕漏，而且，還真就被柳宗元給抓住了。

從歷史上來看，幾乎任何的思想或者信仰，無論一開始的時候是以什麼面目出現的——無神論的或有神論的，一神論的或多神論的，出世的或入世的，激進的或消極的——只要它最後流行開來，最後都會變成「和平主義的、入世的倫理，並且僅僅是畏懼鬼神而已」，並且，很少還有人能清楚地知道他們所信奉的東西「真正」是什麼意思。

至少在孔子時代，「春秋大義」對報仇還是非常嘉許的，和現代人印象中的「中庸之道」大相徑庭。其間種種容后再表，我們還是先來看看柳宗元。

子夏接著又問：「那麼，對殺害親兄弟的仇人又該怎麼辦？」

現在請大家想想：陳子昂的這番說辭究竟在不在理？

因為徐元慶雖然是蓄意謀殺，但他的動機是為父報仇，而在當時，為父報仇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是天經地義的。

關於父母之仇，《禮記》里還有一段話，見於《禮記·曲禮》，說得很簡潔：

這案子其實倒不是宋祁和歐陽修它們第一個翻的，早在唐朝就已經有人給翻了，來龍去脈，在《新唐書·孝友》里記得清楚。

——這說明了什麼呢？說明徐元慶在死後被翻案了，宋代的儒家大師由衷地贊了他一個「孝」字。

這可是個要命的問題，如果解決了這個問題，下邊根本就不會有什麼難題，根本就不會有什麼禮和法的衝突，可陳子昂那幫人怎麼就都沒想到呢？

果然讓徐元慶等到了，已經高陞為御史的趙師韞就這麼在驛站里送了性命。

不錯，是有一些出入，因為我依據的不是《舊唐書》，而是《新唐書》。《新唐書》對徐元慶謀殺案前前後後的記載比《舊唐書》豐富得多。

意思和前邊那段稍有出入，是說：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殺害兄弟的仇人一旦遇到，不管手裡有沒有傢伙，應該立馬就上；至於殺害朋友的仇人，不能跟他生活在同一座城市裡。

另一方面，社會的運轉是有著強大的慣性的，時至漢代，雖然早已變封建為專制，但一些風俗習慣並不可能馬上就相應地扭轉過來。我們可以說，漢朝人的思想上還普遍背著「封建社會的大包袱」。

大家先想想，如果是你，要反駁陳子昂會怎麼下手？

死者名叫趙師韞，是位御史老爺，他在出差的路上到一家驛站歇腳，沒想到被這家驛站里的一名服務生結果了性命。

這是一條凌厲的「春秋大義」，時至宋朝，蘇軾為伍子胥辯誣，就拿的是這個理由。他說：「『父不受誅，子復讎』，這在『禮』上是天經地義的。伍子胥對待殺父仇人，仇人若還活著，就砍下他的腦袋，仇人若是死了，就鞭打他的屍體，這都是內心痛楚的自然流露，只能這麼做而別無選擇。」（蘇軾《論范蠡、伍子胥、大夫種》：「父不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屍，發其至痛，無所擇也。」）

——這是儒家經典里的經典語錄，是孔聖人的話，把殺父母之仇、殺兄弟之仇、殺叔伯兄弟之仇的報仇方法講得清清楚楚。聖人的話是不會錯的，而且是治國之大綱，這樣看來，徐元慶謀殺趙師韞，一點兒都沒錯啊！

——好好看看，你能看出來這裏邊藏著什麼「微言大義」么？

這一天，在一家小小的驛站里發生了一樁謀殺案。

可能有人會問了：「剛才不是說《新唐書》把徐元慶列在了《孝友傳》里么，又說《新唐書》站在儒家立場上褒貶善惡，那應該會表彰徐元慶才對啊，應該為徐元慶翻案才對啊，怎麼卻引了陳子昂這麼一大段文章，還是說徐元慶該殺啊？」

放鬆一下，扯兩句題外話。

如果徐元慶有官職在身那也好辦，給個行政處分，記個過，把崗位調動一下——退一萬步說，就算最後還是逃不了死刑，也會有個緩刑兩年，而兩年之後，社會熱點早就不在這裏了，把人不聲不響地一放，這也就結了；就算再退一萬步說，再不濟，好歹也能落個注射死，不會像平頭百姓一樣腦漿迸裂。只不過，徐元慶只是一介小小草民，本來這案子已經是蓄意謀殺了，再加上一個「草民殺官」的性質，看來砍頭都是輕的，恐怕得凌遲！

案情並不複雜，徐元慶謀殺罪名成立，但是，該怎麼判決呢？

更進一步，如果君對臣的迫害到了殺父之仇的地步，那就沒說的了，殺父之仇不共戴天，管你天王老子呢，是孝子就該報仇，天經地義！這也就是說，父子天倫是儒家眼裡最核心的人際關係，君臣關係倒在其次。這是一種可怕的思想啊，到了專制社會可就不講這些了，皇上殺起人來也都是滿門抄斬，把三族、九族什麼的一併株連進去，這一來，想報仇也得有活口啊。（話說回來，楚王當初對伍子胥一家也是要斬盡殺絕的，只是伍子胥逃得快罷了。）

孔子回答說：「自己不帶頭報仇，如果死者的親兒子或者親兄弟找仇人動手，那就拿著傢伙在後邊助威。」

什麼是「筆」和「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