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傳》和《榖梁傳》據說原本都是孔子的學生子夏得自孔子《春秋》親傳，又傳授給公羊高和榖梁赤，而後分別一代代口傳心授，到漢初才形成文字，就是《公羊傳》和《榖梁傳》——這裏邊有沒有貓膩，專家們也是一大堆意見，但我們先不去理會，就當這說法是真的好了。不過，即便承認此說為真，可這麼長篇大論的東西被幾代人口頭傳承下來是否已經多多少少走了樣，這我們就不得而知了。至於《左傳》，號稱左丘明所著，而這位左丘明據說還和孔子同時，甚至兩人還有過交往，所以他對孔子時的史料知之甚詳，對孔子作《春秋》的意圖也領會得最深。至於這些說法是否屬實，古往今來的專家們作過數不清的考證——這在任何一本思想史著作或者「一經三傳」註釋本的前言里都能了解到，況且這也不是本文所關注的重點，所以在這裏就不多說了。

《公羊傳》和《榖梁傳》早為官學，地位崇高。既然是官學，就有相應的官辦研究院，院里也有專業的研究員，但我們千萬不能把它們和現代的大學作類比——如果要作個類比的話，大體可以說：漢朝的官辦研究院相當於現代的黨校，院里的博士相當於現代的黨校老師。——即便不談籠統的儒學，單就《春秋》學而言，通經致用之風曆數朝而不衰，比如牟潤孫講宋代經學，說：「宋人之治經學，談義理者則言《易》；談政治者則說春秋大義。」所以說，當年的儒學（或僅僅是春秋學）絕對不是像後來那樣僅僅成為象牙塔里的皓首窮經，搞得個「人誰載酒問奇字，我欲攜經坐古龕」那般的冷板凳，相反倒是熱火得很，經義學問被廣泛應用在現實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錢穆曾經很清晰地梳理過這個脈絡：「隋唐以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於《論語》。兩漢《春秋》列博士，而《春秋》又幾乎是五經之冠冕。《論語》則與《爾雅》、《孝經》並列，不專設博士。以近代語說之，《論語》在當時，僅是一種中小學教科書，而《春秋》則是大學特定的講座……此下魏晉南北朝以迄于隋唐，《春秋》列于經，仍非《論語》所能比。」後來直到宋朝，《論語》才和《春秋》平起平坐了，二程和朱熹則抬高《論語》超過了《春秋》，到清代乾嘉以後，《春秋》又超過了《論語》，「只有最近幾十年，一般人意見，似乎較接近兩宋之程、朱，因此研究孔子，都重《論語》，而忽略了《春秋》。」

我們已經大略看過了儒學于漢、唐兩代在政治運作中的實用意義，看來儒家典籍既可以在審案的時候被援引為法律判例，更可以在國家大政上發揮綱領性的指導作用。嗯，儒學並不像現在很多人以為的那樣是什麼講做人、講倫理的哎——不是的，儒學的核心是在政治，而且，儒家的政治思想核心並不是像很多現代人認為的那樣主要體現在《論語》當中，而是體現在《春秋》里的。

自此之後，《公羊傳》和《榖梁傳》各有浮沉命運，暫不細表，而「三傳」中的《左傳》卻終西漢之世始終未被列入官學，後來在新莽之際受到官方大學者劉歆的推崇，其後又在劉秀時read.99csw.com代曇花一現，及至魏晉以後才漸重於世，至於真正升格為「經」而與《公羊傳》、《榖梁傳》並列（甚至超過公、榖）則要晚到唐代。這段歷史，伴隨著長達兩千年的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脈絡過於複雜，還是留到以後再說吧。

學術地位是稀缺的，是稀缺就要有競爭，漢武帝還算公平，給大家設了一個擂台，讓各大學派的掌門人公開過招，漢武帝親自來當裁判。——這個裁判意義重大，開了風氣之先，要知道，後世著名的石渠閣擂台和白虎觀擂台也都是由皇帝來為學術爭議作最高裁判的。但很多人都會馬上想到一個問題：難道皇帝的學術水平還能高過在擂台上過招的那些學術專家嗎，這些人可都是全國範圍內最頂尖的高手哎！

這位榖梁派的瑕丘江公，單聽名字就知道是個高手，但可惜的是，他老人家肚子里存貨雖多，卻笨嘴拙舌，辯不過董仲舒。這就好比請陳寅恪上「百家講壇」和易中天「爭鳴」，陳老前輩恐怕輸面居多。再加上當時的丞相公孫弘本身就是位公羊學專家，哪能讓榖梁派討了好去。結果瑕丘江公敗北而歸，漢武帝尊崇公羊學，安排太子學習《公羊傳》，公羊學從此大興。

公羊學之興，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公孫弘，他這位公羊專家以草民百姓的身份卻不但當了丞相，還封了侯，這對天下讀書人的刺|激實在太大了，於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人們很容易推測出來：漢武帝早晚是要駕崩的，等太子即位之後，公羊學必定失寵，榖梁學則要捲土重來。

明代姜寶為徐浦《春秋四傳私考》作序，把這「四傳」的關係作過一個有趣的比喻：《春秋》就像老天，《左傳》負責「照臨、沾濡、焦殺、摧擊之用」，《公羊傳》和《榖梁傳》就是日月、雨露、霜雪、雷霆，《胡氏傳》則把大傢伙兒的工作給統一調理起來，以成就一個大豐收的年景。

衛太子事件是一起轟動朝野的冤案，而衛太子不幸中的大幸是，他有一個襁褓之中的孫子被人偷偷救了下來，撫養在民間，後來又陰差陽錯地做了皇帝，是為漢宣帝。漢宣帝自幼在民間就聽說祖父當年愛讀《榖梁傳》，於是自己也勤于誦習，待到即位之後，便以皇帝之尊公開貶斥公羊學、尊崇榖梁學，這其中所蘊涵的恐怕並非什麼政治考慮，而是對祖父的懷念和對曾祖父的報復吧？這段史事，是《漢書》當中極為感人的一幕。

漢代的儒家政治傳統是從漢武帝時代開始的。

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首倡之人是董仲舒。董仲舒治學非常刻苦，「目不窺園」這個成語就是從他這兒來的。董仲舒是當時治公羊學首屈一指的專家——所謂「治公羊學的專家」，也就是研究《公羊傳》的專家。在當時，因為《春秋經》號稱是孔子所修，所以地位崇高，據說孔子他老人家還曾親口說過：「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更顯得《春秋經》意義之無比重大。而如果說《春秋經》是一部權威教材，那麼，為《春秋經》編寫教輔的人也不在少數。在這裏，《春秋》作為教材被稱為「經」，那些教輔則被稱為「傳」。這個「傳」，一說是「轉」的意思，當「轉授」解；一說原本是取「傳授」的意思，表示的是後學「傳授」聖人整理出來的「經」——按照后一種意思，「傳」本來很可能是讀作「chuán」的，名人的「傳記」也本該讀作「chuán記」的，可你要真這麼讀，別人就該笑話了，正如佛教的《大藏經》的「藏」原本該讀作「cáng」，唐三藏的「藏」也該讀「cáng」一樣，本來取的都是「收藏」的意思。九_九_藏_書

這確實是一個合理的推測，但是，中途卻出事了——出的是件大事，這就是武帝朝極為著名的那場「巫蠱之禍」，太子被迫逃亡，而太子的親娘、老婆、兒女，在這場動亂中全部死光。

還是從俗好了。我們一直都說「《春秋》三傳」，就是《春秋經》加上《左傳》、《公羊傳》、《榖梁傳》，是謂「一經三傳」。《春秋經》據說是孔子根據魯國國史親手編訂的，其意義正如孟子所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可孔子一直都是「述而不作」的，只搞古籍整理，卻從來不去原創，所以，《春秋經》作為他老人家惟一的一部「作品」，地位自然無比尊崇——比如清代桐城派名人方苞在《春秋直解》的自序中說：「夫他書猶孔子所刪述，而是經則手定也」，這是兩千年來很主流的一種觀點。但此事是否可靠，後人聚訟紛紜，我這裏就不細表了。

尤其是公羊學，更要坐到實用政治學的第一把交椅。但這實在是件太有趣的事情，傅斯年所謂：「就釋經而論，乃是望文生義，無孔不鑿；就作用而論，乃是一部甚超越的政治哲學，支配漢世儒家思想無過此學者。」——如果說得難聽一些，傅斯年的意思可以被這樣理解：一部胡說八道的經典和一門穿鑿附會的學問竟然天長地久地被尊奉為官方政治學的圭臬，並且當真在指導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九九藏書

在這「三傳」當中，現在大家都比較清楚《左傳》是怎麼回事，不大熟悉《公羊傳》和《榖梁傳》，其實在最初的漢朝時候情況恰恰相反，大家不大重視《左傳》，覺得《左傳》雖然內容非常豐富，文學性也很強，但說到底無非就是一本史書，僅僅記載歷史而已，而《公羊傳》和《榖梁傳》可大為不同，這兩部書是著重闡發孔聖人《春秋經》裡邊的「微言大義」的，所以應該歸入意識形態領域，歸入政治哲學類。——如果你是位現代社會的圖書館管理員，會把「《春秋》三傳」分到一類，比如，既可以分在「中國古典哲學」類，也可以分在「中國歷史」類，但你如果是位漢朝的圖書館管理員，就應該把這四部書分開來放：《春秋經》和《公羊傳》、《榖梁傳》要歸入「馬恩列斯毛」，《左傳》要單獨歸入「歷史」類。當然，我說的這隻是總體情況，在細節上還是有一些變化的。

「公羊學」是最早成為官學的，興于董仲舒，立於漢武帝。漢武帝的時代，正是漢代官學「破舊立新」的時代，哪家學術如果被立為官學，日後就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於是，正如權力是專制政治這個「市場」上的稀缺資源一樣，學術地位也變成了官學「市場」上的稀缺資源，以後會發生什麼也就可想而知了。

後來，繼續為《春秋經》作傳的大有其人，但名聲能和「《春秋》三傳」媲美的卻只有一部，這就是南宋大儒胡安國寫的《春秋傳》（也可以稱之為《胡氏傳》或《康侯傳》，胡安國字康侯），這部《春秋胡氏傳》在元、明兩代影響很大，甚至和那「三傳」一同被列為「《春秋》四傳」。更有甚者，胡安國這部書還曾被官方獨尊，儼然踞于「三傳」之上，甚或高踞于《春秋經》之上。當然，學術的榮辱升廢無不是和政治有關的，胡安國這部書重點就在「尊王攘夷」和「復讎大義」上邊，正是南宋偏安背景之下的應時激憤之語，乃至清人尤侗批評說：胡安國一門心思撲在復讎上，曲解經文來附會己意，他這部《春秋胡氏傳》完全可以說是一本新書，和原本的《春秋經》沒有一點兒關係。ｒeａd•9９ｃｓw.ｃｏｍ

太子的親娘就是著名衛子夫，所以，這位不幸的太子通常被人稱為衛太子，前文提到雋不疑本著「春秋大義」毅然抓獲一個在宮門外自稱衛太子的人，起因就在這裏。

但這時候高手不高手的看來並不重要，權力永遠要凌駕于學術之上：一方面來說，皇帝的身份不僅僅是一個國家最偉大的統治者，同時還是最偉大的導師和最高大祭司；另一方面，只有符合權力要求的學術才能在擂台獲勝——反過來說，學術為了獲勝，除了碰巧之外，就必須改造自己以迎合權力的需要。

要說這「最近幾十年」，《春秋》也發出過不小的聲音——晚清時代公羊學獨勝，維新派拿它講變法，革命家拿它講「華夷之辨」和「易姓革命」，即如一向給人以埋頭訓詁之印象的楊樹達前輩也在1943年出版的《春秋大義述》的自序當中倡明「意欲令諸生嚴夷夏之防，切復讎之志，明義利之辨，知治己之方」。他所指明的這幾條「春秋大義」在當時是實有所指的。而如果以我們現在為坐標，這「最近幾十年」的特色則更是明顯——要知道，「《春秋》學」比「《論語》學」可複雜和深奧多了，所以，偌大文化斷層邊緣上的人們藉助于《論語》來給斷層搭橋顯然要比藉助于《春秋》容易得多。不過悲觀地說，現在再怎麼熟讀《論語》和《春秋》，乃至其他種種儒家經典，都不會恢復當年的風光了——看看人家漢朝，儒者之學居然切切實實地施展在現實的政治生活當中，影響著內政與外交，掌握著生殺大權，真是威風八面啊。

清朝貶斥《春秋胡氏傳》也是順理成章的，那個恐怖的年頭哪裡還能再談什麼「尊王攘夷」呢，這正是統治者最大的忌諱呀。於是，「四傳」又變回了「三傳」。

及至清初，有儒臣奏請廢除科舉考試中的脫經題，據毛奇齡說：「於是三百年來專取《胡傳》閱卷之陋習為之稍輕」，這也可見胡安國的《春秋傳》曾經專擅科場三百年之久！不過，胡安國的這部《春秋傳》現在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不論它再怎麼出色，也確實沒能一勞永逸地附列于「三傳」之下，就好像趙雲的加入始終沒成為「桃園四結義」一樣。九*九*藏*書

這「一經三傳」，其實原本該說「《春秋》五傳」的，那另外兩傳是《鄒氏傳》和《夾氏傳》，可惜都失傳了。不過，韓愈有詩「《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很讓後人納悶了一番：難道他那時候還能湊齊「《春秋》五傳」嗎？

但是，鬥爭並沒有就此結束，太子雖然聽了皇帝爸爸的話，開始學習公羊學，可學完之後卻悄悄喜歡起《榖梁傳》來了，於是找了位老師來輔導學業，而這位老師正是當年擂台敗北的那位瑕丘江公。

但無論如何，這一「通經致用」的確就是中國歷史上主流的學術風氣，好聽點兒說，為學是要「有補於世」，當然，文字獄的時代又另當別論。這個「致用」，或者「有補於世」，大多和數理化沒有關係，著眼點主要全在政治上面。當年傅斯年議論這個問題，說了另一段很不中聽的話：「中國學人，好談致用，其結果乃至一無所用。學術之用，非必施於有政，然後謂之用……」這話如果倒推，正說明了前人學術之用，是「必施於有政」的。

一旦某種學術被立了官學、設了博士，榮華富貴也就隨之而來了。當然了，專家學者們都是些飽讀詩書的高尚人士，想來在打擂的時候是不會有這種庸俗念頭的。現在，《易》學、《尚書》學等等我們暫且不談，就單說這個「公羊學」。——事情是這樣的：《春秋》學要立博士，《公羊傳》和《榖梁傳》都是解釋《春秋經》的，見解有同有異，那時候人們的腦瓜還不夠開通，覺得這兩者只能立一家，於是，公羊派第一高手董仲舒和榖梁派第一高手瑕丘江公登上擂台，比武過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