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春秋》的那個「父親為兒子的過錯作遮掩」（父為子隱）的精神，大家可能也會覺得眼熟。——《論語》里有這樣一個名段，說葉公對孔子說：「俺們那疙瘩有個耿直的人，他爸爸偷了人家的羊，他把他爸爸給揭發檢舉了，夠耿直吧！」孔子心說：「要這麼說，俺們那疙瘩耿直的人更多，別說兒子檢舉爸爸，就連老婆檢舉老公，親兄弟、好朋友互相揭發，你打破了腦袋也想不出來的人倫怪事一應俱全。只有你葉公想不到的，沒有俺們這疙瘩沒發生過的。」可孔子嘴上卻說：「我們那兒的直性子跟你們那兒不一樣：父親為兒子隱瞞過錯，兒子為父親隱藏過錯。」

先說說文風。這種一問一答的風格是不是很眼熟啊？不就是《公羊傳》的風格嗎？看來，董老作為公羊學大師，搞起法律來也是公羊味兒十足啊。

董仲舒的回答是：某乙雖然不是某甲的親生兒子，但這種父子關係我們是應該肯定的。《詩經》說：「螟蛉有兒子，土蜂背起它。」《春秋》的道理是：父親天經地義地要為兒子的過錯作遮掩。所以，養父某甲應當藏匿養子某乙，這是沒有錯的，不應判罪。

老孟有一套，這還真是個精彩答案，舜既沒有徇私枉法，又沒有違背孝道，皋陶也沒有特意給舜開綠燈，尤其是最後那個流竄海濱的鏡頭，更加凸顯出了舜的聖人風範。這個結局是如此的溫情脈脈，足以打動所有善良女生的柔軟的心——如果再能請到布拉克·皮特來扮演大舜的話。

——這個推論非常合情合理，惟一的問題是：它是錯的。

這段是說：貞觀十一年，一位叫鄧隆的官員奏請把唐太宗的文章彙編成集。

皇帝下的詔書總結說：「那就沒某甲什麼事了。」

現在一些問題就比較明確了：難道儒家的「德」就僅僅是倫理意義上的「道德」嗎？

咱們想想，像錢鍾書、陳寅恪這樣的大學者，學術水平絕對不在董仲舒之下，但是讓這兩位去參与判案和制訂法典，恐怕誰都會覺得荒誕吧？

儒學之「施於有政」，著名的概念很多，以現代人的熟悉程度來論，恐怕排第一位的就是「以德治國」了——這也正是「《春秋》學」的一個提綱挈領的要義。但要細論起來，事情卻沒有那麼簡單。

很遺憾，這些問題已經沒機會問到孟子了，否則的話，還真不知道他會怎麼回答。

「以德治國」在歷代帝王之中往往被列為頭等綱要，古人講立德、立功、立言，在帝王而言，立德無疑是首當其衝的事情——無論他是明君還是昏君，無論他是「德主刑輔」還是相反，這個「德」總是要立的。《貞觀政要·文史》記載唐太宗的一則故事很能說明這個問題：

我們一般人都知道儒家和法家勢同水火，好像儒家就是講以德治國，靠領導人高標人格的感化作用來扭轉社會的道德風氣，而法家就是講以法制國，是胡蘿蔔加大棒式的照章辦事，不講道德人情。其實，就像前邊例子里講的，儒家並不反對依法制國，但要以德治為主，以法製為輔九九藏書，而「德」的內容千千萬萬，要從經義之中細心發掘，在現實之中靈活運用，這就是典籍的經世致用之功。

這段文字可以讓大家體會一下當時法律文書的行文風格。我們現代人學習傳統文化，大多都是去讀唐詩宋詞、駢散名文，卻對古代實用體裁的東西了解不多。而實際上，這種實用類的東西在當時可比詩詞歌賦重要太多了。作為意識形態根基的學術典籍自然就更重要了，要知道，詩詞歌賦多是抒發一些閒情逸緻，至多也就是發發憂國憂民的感慨，在名利之途上有時也能趕上以詩取士的好日子，而儒家典籍卻不一樣：小可以安身立命，大可以安邦定國，這才是社會發展的主旋律。

——孟子的時代是百家爭鳴的時代，知識分子們一個個絞盡了腦汁刁難別人，這個問題問得就實在刁鑽透頂。想想看，如果你是孟子，你會怎麼回答呢？

反正我是答不出來，因為無論怎麼答，都會暴露出和儒家所提倡的精神相矛盾的地方，暴露出儒家思想並不是一套自洽的思想體系。——難啊，此題看來無解。

如果我們再追問孟子一些問題，他會怎麼回答呢？比如說，我們可以問問他：「就算事情真按你說的那樣發展了，那麼，大舜劫牢反獄是不是違法了呢？大舜父子二人是不是成為逃犯了呢？皋陶要不要通緝大舜他們呢？就算大舜父子逃出了國，當國際警察堵在門口的時候，大舜會拒捕嗎？就算皋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去聯絡國際警察來通緝大舜，可如果大舜父子因為非法入境遭到外國政府的遣返，皋陶又會怎麼辦呢？……」

——當然更不是。

那時候的法律文本流行這種風格，並不是學自《公羊傳》或《榖梁傳》。《公羊傳》和《榖梁傳》從戰國以來一直都是口傳心授，到漢朝才被正式書寫成卷。而秦簡《法律答問》卻早已是這種腔調了。更有意思的是，法律文本好像應該援引相關法條才是，比如說《刑法》某某條怎麼說，《民法》某某條怎麼說，可董老援引的卻是《詩經》怎麼說，《春秋》怎麼說，在我們現代人看起來可真不像是在搞法律。

這是問難者精心設計的一個難題。要知道，舜是儒家最為推崇的少數幾位大聖人之一，皋陶又是最著名的上古包青天，儒家又是最講孝悌之道的。所以，皋陶會看著舜的面子給老人家網開一面嗎？舜會利用權力影響司法公正嗎？如果舜認同了皋陶的秉公執法，爸爸要是被判死刑了，那不是透著自己不孝嗎？如果盡孝，用權力徇私，那舜還能成其為聖人嗎？

但是，孟子還真給解開了——要是九-九-藏-書沒解開，這件事也就不會被編在《孟子》這本書里了——他老人家說：「舜會由著皋陶秉公執法，但是，他緊接著就會劫牢反獄，把爸爸背走，從此放棄天子的地位，高高興興地和爸爸在海邊過著流竄生活。」

具體看看董仲舒，這樣一位官學泰斗，難道就只是在書齋裡邊悶著頭搞教學和著述嗎？

如果我們不因人廢言的話，蘇軾的這層體會正可以解釋《貞觀政要》的這則軼聞：唐太宗此刻表現出來的似乎正是「平易正直」的一面，如果當真浩浩蕩蕩地搞一部文集出來，豈不是會讓蘇軾那樣的知識分子們偷偷笑話么？唐太宗把話說得坦白，還真不是假謙虛，就這樣，鄧隆的馬屁提案竟然未獲批准，貞觀年間的考研大軍這才算鬆了一口氣。

——當然不是。

好了，我們現在來好好看看《春秋決獄》的這一小段到底在說什麼。

這一小段一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提問題，第二部分是董仲舒回答問題，這兩部分是主幹，最後第三部分是皇帝的簡單批示。

看，儒家大師貢獻法律判例。而更有甚者的是，有人認為《春秋》一書根本就是孔夫子的法律專著，比如明代黃正憲《春秋翼附》，作者的大哥在序言里就這麼說：「《春秋》，吾夫子刑書也。」

「仁」，近似於我們一般理解的「德」，強調一種教化型的政治作風；「明」意味著有明智的腦瓜，知道誰是好人、誰是壞蛋，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武」並不是窮兵黷武的意思，而是說君主要有良好的判斷能力，當十個參謀官貢獻了十條意見的時候知道該選哪一個。——誰都知道這道理不錯，可這種說法卻怎麼看怎麼都像格鬥中的第一金科玉律：一定要打倒對手，一定不能被對手打倒。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這又是儒家的一個重要精神，體現的是：先禮后法、禮比法大；先親情后國法，親情比國法大。

我們敘述的時間順序是從後向前的，就從老董的晚年說起好了。

先別管董仲舒怎麼回答，想一想，你覺得某甲應該定什麼罪呢？

董老的這個邏輯在儒家之中非常貼近孔子思想。其實這個問題孟子也曾經遇到過，但他就不是這個意見。——當時有人給孟子出難題，問他：「如果是舜當天子，皋陶當法官，而舜的爸爸犯了罪，這時候該怎麼辦？」

——當然也不是。

難道「德」就全是講教育、講感化嗎？

唐太宗這番話，儒家可以說他深得儒家聖王「行不言之教」之理，道家也可以說他深得道家「無為」之法，法家也可以說他深得法家「不以術示人」之術，反正誰家都不提倡領導人多發議論。——要知道，這個立場很容易被人認為是道家的，其實儒家的「無為」思想並不弱於道家。比如在《論語》里，孔子有一次發感慨說自己不想再說話了，弟子們很是納悶兒，問老師：「您要是不說話了，我們的學費不是白交了么？」孔子回答：「老天不是也不說話么，四季照樣輪迴，萬物照樣生長。」這問題後來蘇軾說得明白：「我讀《史記·孔子世家》，發現孔聖人說話很是循規蹈矩，言必稱先王，而再看他那幾個著名的學生，子路的勇武、子貢的口才、冉有的智慧，在當時天下都堪稱數一數二，可孔子卻不大喜歡他們，唯獨喜歡那個三腳踢不出一個屁的顏回，嗯，這是有深意的啊。」——這「深意」是什麼呢？蘇軾歸結說：「孔子的『道』是『平易正直』的，他這是預料到後世一定會有竊取他的學說而做不義之事的壞傢伙。如果自己說話又是高深莫測又是長篇大論，這是很容易讓後世的野心家鑽空子的。孔子這番良苦用心值得我們好好體會啊，想想我們自己吧，如果為文立論過於注重文辭，那就與聖人的主張背道而馳了啊。」——蘇軾這話的確發人深省，不過話說回來，蘇軾自己在這個問題上恐怕是最沒有發言權的。

那麼，如果是董仲舒，他又會怎麼回答呢？「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這就足以回答上面那些問題嗎？孟子曾經遇到過太多的問難，董仲舒呢？

但是，事情真的這麼完滿嗎？

以儒家的眼光來看，唐太宗這番表態可以說是「以德治國」的一種體現，而有趣的是，歐陽修他們在修《新唐書》的時候還真就沒有收錄什麼皇帝的詔令，把「本紀」部分搞得很是簡潔，後來章學誠還為這事挑了一回大指，誇歐陽修他們深得《春秋》的筆削精髓，比司馬遷和班固做得都好。看來，領袖治國在德而不在文，這倒真是很多人的共識。可是，儒家翻來覆去念叨這個「德」字，而這個「德」到底包含哪些內容，這其實是相當含混的。舉個例子來說，司馬光曾經在給皇帝的上疏里具體談過這個問題，說君主之「德」包含三類內容，它們分別是：仁、明、武。九-九-藏-書

不，不該稱呼「老董」，而該恭恭敬敬稱他一聲「董老」。話說董老辛辛苦苦一輩子，終於光榮離休了，可離休了也閑不下來，朝廷每有大事爭議不下的時候，就派張湯到董宅找董老來討主意。張湯其人我們前邊已經見過，是漢代風光一時的大法官，而大法官頻繁地去找大儒者討主意，這本身就很說明問題了。

不過，這有什麼難判的呢？很簡單的案子而已啊？

出人意料的是，還真就有人提了反對意見，這個人就是唐太宗自己，他說：「我那些重要講話什麼的，如果真的很重要，如果其中真有一些有益於人的內容，史官自該記錄在案，也自然足以傳之不朽；如果有些內容純屬不循古訓、烏七八糟，就算辭藻再怎麼漂亮，一旦流傳下去也只會惹後人笑話。看看梁武帝父子和陳後主、隋煬帝，他們都有文集行世，可他們的所作所為實在讓人不敢恭維，哪一個不是沒折騰多久就把宗廟社稷給折騰完蛋了？所以說啊，當皇帝的要靠什麼九*九*藏*書，靠的是德行，重中之重的就是德行，區區文章又算得了什麼呢？」

——現在我們看這案子很簡單，在當時可不簡單，問題的癥結就在某甲和某乙的「父子關係」上：如果只是簡簡單單的小尼姑包庇令狐沖，這還好辦，可爸爸包庇兒子，這……再說了，他們到底算不算父子關係呢，他們只是養父和養子而已呀？

問題問的是：現在有這麼一個案子：某甲沒兒子，在路邊揀了個棄嬰，收養下來，叫做某乙。某乙長大成人之後，有一回犯了罪，殺了人，回家之後就把犯罪經過如實告訴了養父某甲。某甲知道事情不妙，就把養子某乙窩藏起來。現在案情都清楚了，我們為難的是，不知道該把某甲定什麼罪？

《詩經》里的這句「螟蛉有兒子，土蜂背起它」（螟蛉有子，蜾（guǒ）蠃（luǒ）負之）傳入了民間，我們聽評書里常說的一個詞，叫「螟蛉義子」，就是從這兒來的，很古雅吧？螟蛉是一種飛蛾，蜾蠃是一種土蜂，古人觀察到土蜂把飛蛾的幼蟲扛到自己家去，以為土蜂這是把飛蛾的幼蟲收為養子，所以就有了「螟蛉有子，蜾蠃負之」這個說法。其實土蜂沒那麼好心腸，它之所以收養「義子」，是要拿它們來餵養自己的親兒子。——這個血淋淋的真相我知道，現代昆蟲學家也知道，可董老當年不知道。

想唐太宗一代英明領袖，自有無數的遠見卓識，而且他還很有文采，至少我個人感覺他的文章並不比「唐宋八大家」要差，所以，編一部《唐太宗文集》怎麼想都是一件好事。況且鄧隆這個提議，就算滿朝文武當中有些人不以為然，可誰又敢提反對意見呢？

窩藏兇嫌，應該判個幾年吧？

那麼，董仲舒又是怎麼給大法官支招的呢？所謂《春秋決獄》，又是怎麼以《春秋》的內容來作判案依據的呢？咱們來看一個例子：

所以，就這個案子，董老的邏輯是：養子和養父之間雖然沒有血緣關係，但本著《詩經》精神，應該將之等同於實質的父子關係；下一步，按照《春秋》精神，父親應該為兒子隱瞞過錯，兒子應該為父親隱藏過錯。所以，養父藏匿犯了罪的養子，這是合乎《春秋》之義的，不當判罪。

主意討來討去，少說也討了好幾百回了，就連叫化子討飯都沒有這麼膩人的。董老給的主意雖然都是就事論事，可人們對這些意見回頭再一捉摸，發覺其中句句都是金玉良言。於是，這些主意最後被彙集成書，一共收錄了二百多條——但這可絕對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儒家學問書，而是一部法典，題目叫做《春秋決獄》。顧名思義，書的內容是以「春秋大義」來裁斷疑難案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