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們尤其反對嚴刑峻法，他們引述《論語》說：當年魯國馬廄發生了火災，孔子下朝後聽說了，只詢問有沒有人受傷，根本就不問馬怎麼樣了。這就叫以人為本啊。可現在法律是怎麼規定的呢？偷一匹馬就可以被判死刑，這叫什麼事啊！

可能有人還有疑惑：「公子光耍的這是權謀，就算真要維護繼位傳統，也不該採取暗殺手段啊。季札為什麼不去追究他呢？季札號稱賢人，難道對弒君者就不聞不問嗎？」

這件事情雖然大有嚼頭，但來龍去脈實在過於複雜，「三傳」的說法照舊有著衝突，我這裏就從簡了，等講到《春秋》魯閔公正文的時候再詳細來談。

董仲舒不厭其煩，誨人不倦，說著說著就說到判案子了：「我們一定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有些事情看似一樣，實質卻完全不同，就判案來說……」董仲舒下面這一段話是一段名言，影響極其深遠，單是一個漢朝就有多少人的身家性命全都被捏在董仲舒這句話里：

我們只看最後一句：「公子慶父出奔莒」，這就是上文提到過的「慶父見勢不妙，逃往莒（jǔ）國」，這之後就是季友回國，擁立了魯僖公。那麼，從這句話里你能看出什麼「微言大義」來嗎？

在《鹽鐵論》里，當知識分子們說出了「《春秋》原心定罪」這個道理之後，政府官員們便無言以對了。

現在，為了不再乾瞪眼，我們只好去查查董老這番話的背景資料了。

當然不是，《公羊傳》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慶父的身份特殊：他可不是普通的殺人犯，他和季友可是兄弟關係。

如果你是齊桓公，你會抓捕轅濤塗嗎？

什麼，你要「大胆假設，小心求證」？——呵呵，錯了，錯了，對這些經典文獻可絕對不能用這種態度來讀，我們應該「大胆假設，大胆求證」，更要靠「感悟」（說難聽點兒，就是憑空拍腦門兒），想想我在《周易江湖》里介紹過的許多歷代先賢對《周易》的煞費苦心的解讀，難道不正是這種風格嗎？

在這次訪問當中，季札詳細點評了魯國國家交響樂團演奏的各種音樂，就是《孟子他說》第一冊里講過的那段。現在我們要來了解的重點是：《春秋經》的這短短一句話里隱含著什麼「微言大義」沒有？

我們再來看看轅濤塗事件的《榖梁傳》版本。

現在可以歸結一下了。讓我們像董仲舒一樣，把「魯季子追慶父」和「而吳季子釋闔廬」這兩件事並列來看：同樣是弒君，但慶父該殺，公子光（闔廬）不該殺。這就像前一對例子一樣：同樣是欺騙三軍，但逄丑父該殺，轅濤塗不該抓。這就是董仲舒所謂的「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如果你是轅濤塗，你會認為自己是罪有應得嗎？

有人可能不理解了：「兒子為父報仇那幾個例子都是個人恩怨，『親親之道』也能理解，可慶父該算國賊啊，這可不是簡單的個人恩怨啊，難道季友把兄弟親情置於國家大義之上還是做對了不成？」

要說這老哥兒仨都夠義氣的，為了讓君位趕緊傳給老四，他們天天禱告。——我們一般人禱告個啥無非是求老天爺保佑升官發財、長命百歲，可這哥兒仨恰恰相反，都禱告說：「老天爺啊，您要是保佑我們吳國，就快給我們幾個降下災禍吧！讓我們趕緊死了，好給老四騰位子！」

梁啟超曾在《中國之舊史學》中提到所謂「舊史學」的四大弊端，其一就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於是乎所謂「二十四史」不過是「二十四姓之家譜」——這話夠狠，似乎擊中要害，如果這個道理成立的話，那麼，我們有多少人的「自豪感」其實卻不過是奴才的子孫為祖上侍奉過的老主人的家業而感到的「自豪」呢？而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具有現代意義的「愛國」的提法，很可能是在梁啟超（還是他）的《愛國論》里——看看，「愛國」這是多麼晚近的事呀。梁文開頭就說：外國人都說我們沒有愛國之性，性格是懦弱的，組織是渙散的，不論哪國人都能隨便欺負和奴役中國人，而且一點點蠅頭小利就可以讓中國人趨之若騖……梁啟超歸結說：不是我們中國人沒有愛國心，而是中國曆來就缺乏明確的國家概念，外國人以前其實也是這樣的，也沒什麼愛國心，只是近幾百年來的民族主義才促成了歐洲現代民族國家的成型，愛國主義這才相應地油然而生。——其實這個道理說起來很簡單：只有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成為了社會主人翁之後，才產生了真正的愛國主義概念。——道理確實很簡單，之所以「愛國」，是因為「國家」是「我們」的。（梁啟超說：「夫國家者，一國人之公產也。」）

再稍微說兩句后話：慶父、季友，還有那個被季友殺死的叔牙，他們和魯庄公都是兄弟關係，後來，慶父的後人建立宗族，號為孟孫氏，也叫仲孫氏，季友的後人就是季孫氏，叔牙的後人就是叔孫氏，又因為慶父這哥兒幾個都是魯桓公的兒子，所以孟孫氏、季孫氏、叔孫氏便被合稱為「三桓」。讀過《論語》的朋友應該對「三桓」印象很深，尤其是那個季孫氏，《論語》裡邊著名的「季氏將伐顓臾」和「八佾舞于庭」，都是說的季孫氏。（這個說法在古代經師那裡也是有爭議的，暫不細表。至於姓和氏都是怎麼回事，詳見《孟子他說》。）

——注意，主語已經被偷換了：《公羊傳》只是在敘述晉軍對如何處置逄丑父的討論過程，是晉軍得出結論說「該殺」，《公羊傳》在這裏只是客觀敘述這個事件而已，並沒有從自己的角度評論說「逄丑父該殺」，再看看《公羊傳》的上下文，也沒有什麼更進一步的分析論述了。

作為旁觀者，大家現在可能會像當時吳國人一樣，對公子光的這番表演嗤之以鼻：「小樣兒的，裝什麼大瓣兒蒜，誰不知道你小子就是想奪權呀！」

那麼，《公羊傳》的意思難道是：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董仲舒的回答是：「獻出去倒不至於，但逄丑父如果深明大義，在那個危難關頭就應該對齊頃公這麼說：『你自己作了孽，惹怒了好幾國諸侯，失禮失大了！如今你受了如此大辱，怎麼還不去死啊！你這不是不知羞恥么！我請求跟你一塊兒去死，也免得玷污了宗廟社稷。』——所以說：君子丟人現眼卑鄙地苟活，不如偉大光榮正確地去死。（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

單是禱告還不夠，這哥兒仨整天是上山擒虎豹，下海斗蛟龍，專撿危險的事做，活生生地為「作死」一詞下了完美的註腳。

可能還是有人會問：「公子光請季札，這明擺著是玩虛的，誰看不出來呢？這不是掩耳盜鈴么！」

但是，「我生在熊家，所以……」這個邏輯在道德上想來是多數人不會認可的——當初有秦姓子弟瞻仰岳飛廟，寫下一副廣為流傳的對聯：「人從宋后少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生在哪裡，也許不一定就必須要愛那裡、要以那裡為榮，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時代，有多少有志青年都是以反叛家庭/家族為榮的。小魚兒是在惡人谷長大的，身邊全是天下間最頂尖的壞蛋，小魚兒不但不會以惡人谷的出身為榮，相反，這小子出淤泥而不染，闖蕩江湖靠的全是自己的正直、善良和聰明。一個人無論出身如何，他大可以以自己的正直、善良和聰明為榮，相反，如果一個人跟其他人交往的時候滿嘴不離自己顯赫的家譜，想來沒人會喜歡這樣的傢伙吧？——這個道理肯定是絕大多數人都會認可的，那麼，為什麼同樣的問題，同樣的邏輯，換到個人與國家的關係的時候，一些人的價值取向卻完全顛倒過來了呢？

問：以下哪項中的推理與題乾的推理最為類似？

不錯，這還真就是掩耳盜鈴，但很多時候，盜鈴的人非但不傻，反而絕頂聰明，也正因為絕頂聰明，他們才會一邊盜鈴，一邊掩耳，而大家眼睜睜地看著他在盜鈴，卻一個個都彷彿視而不見——為什麼呢？因為他一掩耳，大家也就得了台階，心照不宣地借坡下驢了。

刁難的人出場了。這廝問道：「你老董不是《春秋》專家么，我問問你，《春秋》上說大夫不能擅自行事，可又說大夫在國外的時候，如果有對本國有利的事可以自行決定。同樣還是《春秋》，又有一處說，大夫奉國君之命外出作戰，進退可由自己決定；又說大夫在國外出公差的時候如果聽到父母的死訊，切不可急急忙忙立時回國。老董哎，我不挑《春秋》以外的東西來問難，就拿《春秋》本身來看，一本書說話前後矛盾，這是什麼道理啊？」ｈtｔｐｓ://read•９9ｃsｗ•ｃｏm

如果你的答案是「是」，那我建議你最好從事技術性的工作。——歷史的經驗一再告訴我們：越是卑鄙的動機，就越是需要正義的口號。公子光刺殺吳王僚，他該怎麼向大家解釋這個事情呢？宣傳口徑必然會是：「偽吳王僚是個破壞了吳國君位繼承傳統的僭越分子，他的吳王身份是不合法的。為了維護傳統，為了申張正義，僭越者必死！打倒偽吳王僚——！」

《榖梁傳》對轅濤塗一事的記載非常簡略，一開始也和《公羊傳》一樣，糾纏在為什麼《春秋經》寫作「齊人」而不寫作「齊侯」的問題上，但得出的結論卻和《公羊傳》大不相同。——《榖梁傳》說：「孔子這是批評齊桓公呢，因為齊桓公逮捕轅濤塗這分明是在干涉陳國內政！」

是呀，我也很想問問董仲舒：「你說逄丑父這麼做不對，那你說他當時應該怎麼做才是對的？難道把齊頃公獻出去不成？」

但《公羊傳》嚴肅地認為，「齊侯」和「齊人」雖然在這裏都是在說齊桓公，但涵義上有著很大的差別，大約就像同樣稱呼齊老三，叫「齊總」和叫「小齊」所表現出來的態度是很不一樣的，如果叫「齊三兒」，那就又是一種態度了。——對了，「態度」，就是這個詞，孔子就是在用一些字眼上的細微差異來表達自己對歷史人物的不同態度的，於是就有了「一字之褒」和「一字之貶」。

（一個小細節：「不去慶父，魯難未已」，這句話出自《左傳》，而《左傳》對這件事情的記載很可能張冠李戴了，因此這句名言的可信性也就成問題了，容后細表。）

我們如果這麼一捉摸，就會發現公子光的想法並不是沒有道理，如果我們都這麼想，那公子光自己就更認為自己有道理了。公子光是個狠角色，決心靠自己的力量去尋回公正——是的，如果從正當的途徑無法取得失去的公正的話，那麼，使用一些陰險卑鄙的手段也是很容易被原諒的。

接著，知識分子們提出了一個很儒家、很儒家的觀點：「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也就是說：法意不外人情，法律條文不是給人設套下絆子的。

這種思想不單在漢代，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得到過廣泛的認同。比如《聊齋志異》里有個很著名的故事叫《考城隍》，說有位宋先生靈魂出竅，到了陰曹地府參加公務員考試，結果考上了城隍。宋先生沒走關係沒行賄，之所以考上了全憑真本事，或者說，全憑他寫出了一句擲地有聲的好句子：「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

有人可能還會問：「那春秋時代不是還有『大義滅親』的壯舉么？」——不錯，的確是有，等我們後文遇到的時候再仔細分析，現在只是要把重點放在這個「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上面。可是，季友真的就這麼放過慶父了嗎？

算董仲舒夠狠！逄丑父以苟且之道欺騙了晉國三軍，置自家國君于大辱之地，雖然忠心護主，卻不合於大義，於是被董仲舒虛擬地判處了死刑。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這個故事里似乎另有一些耐人尋味的東西：國君好像也是會犯錯誤的，也是可以被臣子指責的，也是要為自己所犯下的錯誤負責任的——這倒更符合封建時代君臣關係的特色，等進入專制時代可就不再是這個樣子了。

是呀，既然齊桓公做了錯事就不再是「齊侯」而是「齊人」，那慶父做的事可比齊桓公要壞上無數倍呀，怎麼也應該叫他作「慶父反動派」之類的才對，可為什麼還是叫他「公子慶父」呢，這不明明是一個尊稱嗎？——清代的官版權威《春秋公羊傳註疏》有過一個解釋，說：慶父罪大惡極，但《春秋經》還是稱他「公子」，可見《春秋經》的褒貶並不是體現在爵號、名字、日期這類細小地方，有人做了壞事，《春秋經》如實把壞事記錄下來，這不就是褒貶嗎？

那麼，現在的問題是：齊桓公該不該抓轅濤塗呢？

但公子光一臉正色地說：「你們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根本不是為了自己奪權，我所做的這一切完全是為了維護咱們吳國的傳統，為了申張正義！」公子光說到做到，很快找來季札：「四叔，我殺了偽吳王僚這個僭越分子，就是為了給您掃清繼位路上的障礙。四叔您在吳國眾望所歸，您又是真正的合法繼承人！四叔，我求您了，繼位吧！」

母系社會聽起來好像非常古老，其實即便在進入父系社會之後，母系時代的一些傳統並不是馬上消失的。商代的國君繼位就是以「兄終弟及」為主，武王伐紂之後，商人的遺民國家宋國也依然保留著這個傳統，就連大聖人周公的封國——根正苗紅的魯國——也有「兄終弟及」一說（前邊慶父那個故事里剛剛講到的），那麼，在荒蠻的吳國，這老哥兒四個的故事也許真的是誕生得合情合理的。

不過，說實在的，可能是我的腦瓜不夠靈光，對逄丑父和轅濤塗的處理我還可以理解，可對這個慶父和闔廬，我卻怎麼也想不明白。——簡單的推測是：慶父犯罪「未遂」，闔廬犯罪「已遂」，區別就在這裏。慶父雖然連弒二君，但還沒有達成自己奪權的最終目標，季友一直都有翻盤的可能；而闔廬殺了吳王僚，大局已定，季札已根本就沒有迴旋的餘地。看來道理似乎是這樣的：如果事情尚有可為，則為之；如果事情已不可為，那就只好「既往不咎」了。（「既往不咎」這個成語是孔子貢獻給我們的，看來當真也是儒家的精神呢。）

——確實覺得彆扭。簡單舉兩個例子：這個「緩追逸賊，親親之道」的說法還曾被《榖梁傳》用在魯隱公元年的「鄭伯克段于鄢」的故事里，事情雖然不同，道理講的卻是和《公羊傳》一樣的。於是，宋代沈棐《春秋比事》批評說：「為了大義是不能顧念親情的，當年周公為了維護政權穩定，不也殺了自己的親兄弟么。這才是正理。」

當初有刁難孟子的，這時候也有刁難董仲舒的。這一刁難，刁難出了董老一個非常重要的「《春秋》決獄」的思想綱領。——前文講過，《春秋決獄》里的判例既解決了當時的具體問題，又具結成文來供後人作同類案件的參考依據，馬上我們要遇到的就不再是判例，而是董氏判案的核心法理原則了。

直接翻譯過來就是：逄丑父該殺，轅濤塗不該抓，魯季子追捕慶父，吳季子寬恕闔廬，這四個人罪行相同而論罪不同，因為他們當時「犯罪」的出發點是不一樣的。所以，同樣是欺騙軍隊，卻既有該殺的，也有不該殺的；同樣是弒君，也還是既有該殺的，又有不該殺的。

兩千年前的董仲舒哪能看得這麼遠呢，他能把問題想到現在這「《春秋》原心定罪」的一步已經很是了得了。在漢代，「《春秋》原心定罪」這個觀點恐怕不止董仲舒才有，或許它還在儒家知識分子當中頗有一些共鳴，不過，這也可能是因為董仲舒名聲太大、弟子眾多的緣故吧。但我們可以肯定地知道，那個極為精鍊的「原心定罪」四個字雖然與董老的思想如出一轍，實際上卻是另有出處的。

好像沒有呀！

如果你是當時聯軍中的一位事不關己的旁觀者，你會怎樣看待這件事呢？

這裏再解釋一下：所謂「僖公四年」，因為《春秋經》是魯國的編年體史書，所以是依魯國紀年的，這裏的「僖公」就是魯僖公，「僖公四年」就是魯僖公在位的第四年。《春秋經》對這一年的全部記載是：

下面再來動一回腦筋，《春秋經·閔公二年》是這樣記載的：

但是，可憐的慶父啊，雖然迅速處決了圉人犖，可不但沒有對季友「痛打落水狗」，反倒又把新即位沒兩年的公子開給殺了。公子開謚號魯閔公，這名號聽起來像個慈眉善目的老國君，其實駕崩的那年他才不過十歲。

值得注意的是，都到漢朝了，周公這些事依然被作為官方主流意識形態里的經典範例，就像我以前講過的，古人是沒有什麼像我們現在的「愛國主義」觀念的，老百姓幾乎都是文盲，就想過個安生日子而已，而在古代知識界的儒家思想里，「愛國」這個概念根本就沒有什麼地位，這是和我們現代意識形態有很大不同的。

——由眾兄弟當中年紀最長的那一位的長子繼位。然後，又是新一輪的「兄終弟及」。

所以：我愛熊國，我以我是熊國的一員為榮。

所以，用現代語言來說，「我們是國家的主人」和「祖國啊，我親愛的媽媽」這兩者之間是矛盾的，不可能同時成立，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是國家的主人」這一表述成立的話，那麼，「祖國啊，我親愛的媽媽」就必然不能成立，反之亦然。

再有一條原則是：如果決意要打掉誰，一旦動起手來，那就一定要不遺餘力地把對手打進十八層地獄，再踏上一萬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嗯，這個說法還的確很有道理。——歷代的經學專家們大多還是同情轅濤塗的，也大多贊同《春秋經》這裏的「微言大義」，比如宋代孫復《春秋尊王發微》說：「稱人以執，不得其罪也。」（這個「稱人以執」是一個被提煉出來的說法，也就是「『稱』齊『人』而不稱齊侯來『執』轅濤塗」。）朱熹、葉夢得、呂祖謙也都贊同《公羊傳》的論調，這幾位都是宋代頂尖的學者。而呂祖謙和黃仲炎還由此估計說：春秋霸主出兵打仗並不全是自己帶糧食和其他軍需物資的，而是走到哪兒就由當地諸侯提供。這樣看來，齊桓公的軍隊宛如蝗蟲，轅濤塗是不想讓祖國連遭兩次蝗災。九九藏書

事情發生在魯國。魯庄公病危，想趕緊把接班人的人選定下來。魯庄公哥兒四個，他是老大，老二慶父，老三叔牙，老四季友。魯庄公先問叔牙。叔牙說：「一繼一及，魯之常也。」——這句話透露了當時魯國可能的繼承製度，「繼」是指父死子繼，「及」是指「兄終弟及」，叔牙這是建議老大魯庄公死後就由老二慶父繼位。魯庄公沒表態，又找四弟季友來問。季友說：「我衷心擁護您的兒子般！」季友的意見正合魯庄公之意，但魯庄公還是有些顧慮：「叔牙想立慶父，這可怎麼辦呀？」

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討論，討論當中經常形成兩方面針鋒相對的局面：知識分子們主要來自民間，有一些草根立場，了解一些民間疾苦，但缺乏政治上的實戰經驗；官員們則既有著豐富的政治經驗，又往往是現行政策的既得利益者。當權者也不知道是怎麼想的，不但沒有在政策問題上統一口徑，反倒給這兩個階級的代表們設了一座可以自由發揮的大擂台。

故事完了嗎？

完了。

這段話是從分析《春秋經》「微言大義」的獨特「書法」入手的，這是《公羊傳》的一貫作風。

這個故事里的兩位主人公我們都不陌生，吳季子就是季札，闔廬就是吳王夫差的爸爸。《春秋經》里在「襄公二十九年」寫了一句照舊非常簡短的話：

可是，董仲舒不是說「逄丑父該殺」嗎？怎麼卻把他放了呀？

——原來公子光這是路見不平啊？！

如果你是慶父，這時候你會怎麼做呢？

看看，漢朝人在兩千年前就已經在努力解決這些問題了，我們真不得不欽佩中國人罕見的耐心和毅力啊！

先說說「逄丑父該殺」。熟悉《古文觀止》的朋友應該記得在「周文」裡邊收錄了一篇選自《左傳》的文章，題為《齊國佐不辱命》，是寫齊、晉「鞌（ān）之戰」之後的一次外交活動，而現在要講的這個「逄丑父該殺」就發生在「鞌之戰」當中。《左傳》的記載是：齊國和晉國在鞌這個地方決戰，齊頃公的戰車落了單，眼看要落入敵手，而車上還有一位逄丑父，他急中生智，冒充了齊頃公。於是，假齊頃公作了晉國軍隊的俘虜，真齊頃公就趁機逃之夭夭了。晉國主帥發現到手的卻是個假冒偽劣產品，氣不打一處來，但最後還是說：「放了這傢伙吧，以此來勉勵那些認真侍奉國君的人！」

按照《公羊傳》的說法，齊桓公要從河南回到山東，按照正常的行軍路線，應該會經過河南境內的陳國和鄭國。聯軍里，陳國大夫轅濤塗給齊桓公出主意說：「您這次南征，雖然仗沒打起來，但也算把南蠻子馴服了。我看呢，大軍遛了這麼久，總得打兩仗吧，所以，您回軍不如取道東邊的海濱，摟草打兔子，順手把東夷征服，這是多麼了不起的事業啊！」

宋人髙閌的《春秋集注》也論過此事，說：現在有些人很不負責任地說什麼《春秋經》在魯閔公之死一事上並沒有責備季友的失職，反倒嘉許他對魯僖公有擁立之功。我呸，這是胡說八道，季友他不忠於前君而自結於後君，這是賢者作為嗎！還有人講什麼「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世上哪有這種道理，作臣子的首要大義就是為君討賊，所以才有「大義滅親」一說。在慶父這件事上，季友和慶父是親戚，這不假，可季友和魯閔公也有血緣關係呀——不僅如此，在這個血緣關係之上還有君臣的尊卑關係。慶父和魯閔公也同樣有這兩層關係。慶父殺了魯閔公，是主動斷絕了他與魯閔公之間的尊卑關係和血緣關係，這時候，他相對於魯閔公和季友來講已經算是個毫無關係的人了。（熊逸按：可以聯想一下前文防年殺繼母的那個案件。）從魯閔公的角度來講，如果季友殺了慶父，既維護了君臣大義，又維護了親屬之情，可季友卻「緩追逸賊」，這既沒有維護君臣大義，也喪失了親屬之情。難道這就是賢者所為嗎？

呵呵，如果是我，肯定把嘴一撇：「齊侯也好，齊人也罷，有什麼不同嗎？這有什麼可研究的？吃飽了撐的！」

「齊人執陳轅濤塗」，這是魯僖公四年裡非常簡要的一筆。

我是不知道該怎麼回答的。那麼，你是不是同意董仲舒的這個看法呢？

不是的。董仲舒認為，季友的「追」雖然故意磨蹭以體現「親親之道」，但已經明確表露了殺意。後來，作為政治流亡分子的慶父看到大勢已去，準備認罪投降，看來是想爭取一個「坦白從寬」，以甘願回國受審為條件，以換得一個免除死刑的寬大待遇，但季友就是不鬆口，最後逼得慶父自縊而死。

但這也真有點兒難為人，「齊人執陳轅濤塗」，言簡意賅，本來就只有七個字，這七個字里還包括了兩個國名和一個人名，動詞只有一個——「執」，難道「微言大義」就落在這個「執」字上嗎？

季友為什麼不鬆口呢？如果答應了慶父，不是正符合了「親親之道」嗎？這我可就不知道了，也許季友是為了國內政權的穩定吧，如果真的審判慶父，慶父當初的那些或明或暗的同黨們不知道又會搞出什麼動靜來呢，這一案也不知道會牽連多少人呢。

好比孔子正在家裡看電視，電視上在播齊桓公的講話，孔子嚴肅地點了點頭，在竹簡上寫道：「某某年，齊總在某某重要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事情也可能是這樣的：孔子看著電視里的齊桓公，從鼻孔發出了不屑地一哼，自言自語道：「這個齊三兒，又在那兒人模狗樣地說瞎話了。」孔子想把這件事記下來，但畢竟是寫書，語言不能太粗俗，於是孔子是這樣寫的：「某某年，齊三兒在某某重要會議上發了表重要講話。」——看，和上一種情形的區別在字面上就只有「齊三兒」和「齊總」的不同。

呵呵，別急，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設想一下另外一個問題：如果有一位少年，爸爸是龜公，媽媽是老鴇，還有兩個哥哥，既做龜公，又兼販毒和拐賣人口，那麼，這位少年「不愛」他這個家，在道德上是否站得住腳呢？而後，如果這位少年拒絕繼承家族事業，毅然離家出走，在另外一處地方謀得了一份正當職業，開始了一番積極奮鬥，那麼，這在道德上是否站得住腳呢？他又是否可以「不以」自己的家庭為自豪呢？或者說，如果這位少年生在一處窮山惡水的地方，身邊的人不是流氓就是惡霸，那麼，如果他離開了這個地方，去追求陽光明媚的生活，這在道德上是否站得住腳呢？他是否可以「不愛」自己的家鄉呢？他又是否可以「不以」自己的家鄉為自豪呢？——這些問題是否都過於簡單以至於根本就算不得問題呢？那麼，把這個邏輯擴展一下卻又為什麼往往得出相反的結論來呢？

第二個問題：這個「春秋大義」里的「緩追逸賊，親親之道」雖然在宗法社會講得通，可在進入專制社會之後難道就不被批判嗎？皇權會容得下這個道理嗎？對弒君逆賊不誅九族就算開恩了，還什麼「緩追逸賊」，哪有這等道理！是呀，既然如此，專制意識形態下飽受浸染的那些知識分子們難道看著這條「春秋大義」就不覺得彆扭嗎？

《公羊傳》認為「有」，因為吳國地處江南，在當時屬於荒蠻之地，代表著落後生產力和落後文化，是被中原「諸夏」看不起的。所以，《春秋經》一般記載和吳國有關的事情時，僅僅說一個「吳」如何如何，既不給個尊稱，也不記載人家君臣的名號。但是，獨獨在「襄公二十九年」，《春秋經》竟然破了例，不但尊稱人家「吳子」，居然還記載了季札的名字，嗯，這裏邊一定是有什麼深刻用意的。

接著說齊桓公。《公羊傳》拿周公作例子，就是為了反襯齊桓公：為什麼轅濤塗會出那個主意呢，他為什麼要糊弄齊桓公呢，想想看吧，聯軍南下的時候就已經經過了一次陳國，如果齊桓公統率的軍隊能有周公軍隊的那種作風，陳國人歡迎還來不及呢，可陳國大夫轅濤塗卻唯恐齊桓公在撤軍的路上再經過一次陳國，這才出了那個餿主意。不錯，轅濤塗確實是別有用心的，但齊桓公又怎麼能責怪轅濤塗呢，他應該自己多作檢討才對啊！

再來說說董仲舒所舉的第四個例子：「吳季子釋闔廬」。

但可恨的是，《榖梁傳》根本就沒提逄丑父這回事。——這樣吧，我們既然在講董仲舒，就以《公羊傳》為準好了。《公羊傳》說：「逄丑父該殺。」

哦，事情漸漸明朗了，道理也漸漸清晰了。不過，也還有讓人糊塗的地方：在轅濤塗這件事上，《左傳》和《榖梁傳》的說法和《公羊傳》又有出入了。（到現在為止，這「三傳」好像還很少有合拍的時候。）《左傳》說，轅濤塗先拿自己的意見去找同在盟軍里的鄭國大夫申侯商量，因為齊桓公計劃的撤軍路線上既有陳國，也有鄭國，所以轅濤塗的這個「不讓蝗蟲二次過境」的主意應該說對陳、鄭兩國都有好處。既然對陳、鄭兩國都有好處，申侯自然沒有理由反對。於是，在申侯表示贊同之後，轅濤塗就找齊桓公出那個變更撤軍路線的主意去了。齊桓公也沒多想，很快就同意了。但問題是，那位申侯可不是個厚道人，剛剛才送走了轅濤塗，轉臉就向齊桓公表忠心，建議說：「軍隊外出太久了，疲憊不堪，如果往東走，即便遇到想打的敵人怕也打不動了，我看不如取道陳國和鄭國之間，由陳國和鄭國供應糧草軍需。」齊桓公一聽，很是高興，當下便重賞了申侯，給了他虎牢這個地方。可高興勁兒過後，齊桓公轉念一想：咦，要不是申侯提醒，我還差點兒就被轅濤塗這小子給忽悠了！哼，這個居心叵測的壞東西，拿下！

因為：我生在熊國；

如今，魯僖公四年，齊桓公統率著中原諸侯聯軍也要從這裏撤退了。

以上就是《左傳》的記載。有一點值得我們留心：把密事說得有鼻子有眼、活靈活現、完完整整，這是《左傳》的一大特色，真不知道作者是怎麼知道這些事的。不過，這一招倒是被後世史家繼承了下來，並在正史當中屢屢出現——舉兩個大家都很熟悉的小例子，比如《三國志·魏書·武帝記》裴注引孫盛《雜記》，寫曹操逃亡途中因誤會而殺了呂伯奢一家，殺完之後「既而凄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咦，難道這不是很奇怪嗎：當時是誰看見了，誰聽見了，又是誰告訴作者的？再看看《三國志·諸葛亮傳》寫「三顧茅廬」和「隆中對」，明明上文剛剛寫了「因屏人曰」，也就是說劉備屏退旁人，和諸葛亮兩個關在小屋裡密談，可接下來書里就是洋洋洒洒的大段對話。這都是《左傳》遺風，也是我們讀史不可不慎的地方。

我在《孟子他說》里也講過這段，孟聖人很愛拿周公說事。周公率領的是仁義之師，到處輸出革命，顛覆外國政權，打到哪兒就解放哪兒，是世界人民的大救星。就算挨打國家的國君指責周公粗暴|干涉別國內政，但不論哪國，國內的老百姓還偏就心向著周公，偏就願意周公把自己的祖國給滅了。看看，漢奸那麼早就有了。

在《鹽鐵論·刑德篇》里，政府官員和民間知識分子討論德與刑——也就是禮和法——的關係問題。官員們認為，只有完善的法律才能杜絕犯罪，而知識分子們認為，法律當然應該有，可現在的法律也太過繁文縟節了，複雜到就連專業法官都經常搞不清楚，更何況文盲的老百姓呢。rｅad.９9csw.ｃom

A）因為：我是我媽媽生的；

《公羊傳》說：當年季札他爸吳王壽夢一共生了四個兒子，季札排行老四。大家都很喜歡老四，很想把位子傳給他，可這麼做又實在是壞了規矩。怎麼辦才好呢？後來有了主意：現在老大正作國君呢，那就立個規定好了：等老大死了以後不能把位子傳給自己的兒子，而必須傳給老二，然後老二傳老三，這樣一來，總有一天會傳到老四季札那裡。

這個擂台一打起來，就把當時所有的焦點問題幾乎全都議論到了：像什麼三農問題（《力耕篇》），自由貿易問題（《通有篇》），貧富兩極分化問題（《錯幣篇》），政治體制的內在缺陷使得官場劣勝優汰、劣幣驅逐良幣的問題（《相刺篇》），執政者以身作則、保持先進性的問題（《救匱篇》），言論自由、言者無罪的問題（《箴石篇》），省部級一把手權力不受監督的問題（《除狹篇》），吏治腐敗問題（《疾貪篇》），至於什麼權力尋租問題，侵吞國有資產問題，大型國有壟斷行業的利弊問題更是議論當中的重要主題（《鹽鐵論》顧名思義，主要還是討論鹽鐵官營問題的）。

所以：我愛熊村，我以我是熊村的一員為榮。

按說季札都點頭了，別人也就沒什麼可議論的了。可是，老大的兒子公子光不幹了：「如果照爺爺的遺願，現在應該是我四叔季札接班，就算四叔這人淡薄，那也該輪到我接班呀，憑什麼是我堂弟得了便宜呀！」

這段話，就是赫赫有名的「《春秋》原心定罪」原則——回憶一下前邊講過的唐朝康買得殺人案中刑部侍郎孫革的判決：「康買得救父殺人不算行兇，估計拉不開架而用鐵杴砸了張蒞的腦袋也屬情有可原。先王制定刑律的精神是以父子親情為先，《春秋》『原心定罪』，《周書》當中的各種刑罰也不是沒有變通餘地的。這樣看來，康買得殺人是孝心的體現，不該判罪。」——嗯，董仲舒現在這段話就是後來孫革判案的法律依據。

這樣看來，《春秋經》用「齊人」而非「齊侯」來稱呼齊桓公，擺明了是對他的批評，但是，我們得好好想想：轅濤塗難道就不該抓嗎？他不是明明給齊桓公出了個餿主意，把大軍都給誆到沼澤地了嗎？

咦，這就奇怪了，《公羊傳》為什麼要說「逄丑父該殺」呢？

《太平御覽》有一篇《忠勇》，搜羅了歷史上為臣子者既忠且勇的例子予以表彰，其中就有這位逄丑父；《冊府元龜》記載馬衍的一段慷慨陳辭，也拿逄丑父當作難能可貴的正面典型；《氏族大全》載逄姓的第一位名人就是逄丑父，給了個小標題叫「代君任患」，看來都是褒獎的態度呀。

我們看看《公羊傳》是怎麼深挖狠刨的：

看來「《春秋》原心定罪」認真推究起來，還真是一個深刻的思想，也是一個為很多腐儒所忽視的概念。我們不難想見，就算再有多少「醇儒」滿嘴仁義道德，如果現實社會中總是公理無處申張，總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有多少人還會持之以恆地堅守那些仁義道德呢？

老四風格高，可風格高的人永遠都是少數，結果，老三的兒子就接班了，這就是著名的吳王僚。等國內政局塵埃落定之後，老四季札這才沒事人似的回來了，參見新任吳王，承認了他的統治身份的合法性。

呵呵，如果換了我，我可不那麼喊，我喊的會是：「小日本鬼子進村啦——！」

我們只要稍微一想，就會發現《公羊傳》這個邏輯很奇怪，不合情理：一個甘願獻出生命而忠心護主的人怎麼會「該殺」呢？不但不該殺，還應該大力表彰才是啊！翻翻書，古往今來，這種例子可不算少；聽聽評書（這是最能代表民間的道德判斷的），就說那個流傳最廣的楊家將「金沙灘」的故事吧，楊大郎替皇上死了，楊二郎替八千歲死了，多感人啊，這可是滿門忠烈啊！

慶父在魯國實在作孽太多，連殺兩個國君，搞得天怒人怨。就在魯閔公元年，有位齊國使者曾經說出了一句赫赫名言：「不去慶父，魯難未已！」這句話後來以「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的變體流傳下來，一直到近現代都成為人們常用的感慨詞。——這是一個幾乎貫穿整個中國歷史的哀嘆，所以我們不得不多問一問：「為什麼一個壞蛋就可以撼動一個國家？」——這個問題可以一直問到1976年：「為什麼四個壞蛋就可以撼動一個國家？」

東風再次壓倒西風，這一回是慶父逃亡，季友追殺。《公羊傳》在這裏說：

那麼，保險起見，咱們再回過頭去看看方才《春秋經》的那段引文……嗯，就轅濤塗被捕事件只有七個字呀：「齊人執陳轅濤塗」，意思是：「齊國人抓了陳國一個叫轅濤塗的傢伙」。——這明明只是對客觀事實的客觀描述而已呀，《春秋經》並沒有告訴我們齊國人為什麼要抓轅濤塗，更沒告訴我們這件事誰對誰錯，那麼，難道《公羊傳》是瞎說不成？

——你怎麼想我就不知道了，但我知道《公羊傳》是怎麼想的。《公羊傳》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非常的簡單明確：「不該。」理由是：《春秋經》里說了，轅濤塗不該抓。

——這隻是一個推測而已，也存在其他的可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前輩社會學家斯賓塞研究澳洲的土著部落，發現了現實生活中依然存在的「兄終弟及」制度：頭領死了，位子傳給最大的弟弟，依次往下傳，繼位的除了親弟弟之外，還包括父親的兄弟的兒子們（也就是堂兄弟。注意，現在很多人已經分不清「堂」和「表」的區別了：大體來說，父親這支叫「堂」，母親那支叫「表」），如果依次繼承下來，所有的兄弟，包括所有的堂兄弟，都死光了，這時候該由誰繼位呢？

——可是，不對呀，這話雖然看似有理，可要照這個邏輯，殺人犯難道都不該受到制裁了嗎？！

好啦，現在歸結一下：逄丑父和轅濤塗，這就是董仲舒舉的第一對例子。這兩個人的所作所為都是欺騙了軍隊，而推究事情的原委，卻發現兩個人的出發點其實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才一個該殺，一個無罪。這就是董仲舒所謂的「《春秋》斷案的原則，一定要根據事實推究出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時的心理動機。」（《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公羊傳》大概認為，季友追殺慶父，當時是可以追得上的，而像慶父這種連弒二君的大壞蛋，抓到了當然就該殺。那麼，季友在追殺路上自然應該快馬加鞭才是，但是，季友不但不加鞭，還時不時地勒勒韁繩，好像唯恐真能追上慶父似的。看來慶父就算車子突然壞了，下來修車，季友也會在後邊停下來給自己的車子加加油什麼的，直到慶父把車修好了再繼續開追。那麼，季友為什麼要這樣呢？《公羊傳》的解釋是：如果抓到慶父能夠挽救公子般和公子開的兩條小命，那自然不能怠慢，可人死不能復生，就算追上慶父，公子般和公子開也活不過來了，那何必再對慶父趕盡殺絕呢？

公子光刺殺了吳王僚之後，先去找到季札：「四叔，這王位本來就是您的，現在給您空出來了！」

慶父就這麼在國外自殺了，這也許是一個最為「政治正確」的結局吧？——是的，這樣的結局也許對各方面的人馬都有好處，只除了那些無辜的、也不可能再跳出來為自己喊冤的死者。

——插一句話：我為什麼覺得讀歷史應當經史並重呢？因為各部經書幾乎都是古代知識分子的必讀書，經書的內容和古人的思想、行為是水乳|交融的，所以，如果我們也能把經書讀熟，再讀歷史就會有一種高屋建瓴、順流而下的感覺了。即便從小處來說，古人說話、寫作的遣詞造句到處有有經書的影子，如果我們不熟悉經書的話，讀史、哪怕是讀話本小說，都會遇到不少障礙。就看董仲舒上邊說的這兩句話，如果是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馬上就能明白他的意思，可我們如果不熟悉《公羊傳》或《左傳》的話，這時候就只能幹瞪眼了。

——暫停一下。故事說到這裏，肯定有人會想：「這都是真事么？老哥兒仨又是禱告，又是作死，這種違背人性的事怎麼可能呢？」

這意味著什麼呢？

所以說，公子光沒有立即即位，而是去請季札，這真是一個深諳人類心理的好策略。

每一部經典都是要經受千錘百鍊的，很多人都知道西方的《聖經》在一千多年來無數神學家的手裡已經被打磨得幾乎天衣無縫了，其實咱們中國的這些經典也有過不少類似的遭遇。

但是，效忠祖國，難道就不效忠聯軍了嗎？——黃仲炎分析說：「為齊謀則詐，為其國謀則忠也」，但他也沒有作更進一步的說明，想來聯軍自然是要被擺在次要位置上的，這個問題也許根本就不是問題。但同是宋代的崔子方發表過一點兒意見，覺得轅濤塗坑害聯軍，算不得「忠」。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當一個傳統的中國人發出這樣一聲哀嘆的時候，他惟一能夠想到的解決辦法大概就是：政治地位高於慶父的「好人」睜開了眼睛，看清了慶父的真面目。可我們看看慶父這個的例子，在當時的魯國，誰的政治地位比慶父更高？誰的權力比慶父更大？如果不是封建制度下的魯國，而是專制統治下的魯國，更有什麼人能夠約束慶父呢？

如果單說「原心定罪」，現代人也很容易理解，比如同樣是殺人，就分蓄意謀殺、過失殺人、正當防衛等等，但在「原心定罪」之前加上《春秋》這個帽子，意義就不大一樣了，就被拴上了《春秋》的道德準繩，更強調動機在「春秋大義」範圍里的善與惡了。

當然不是。誰都看得出來季札不會接受君位，誰都看得出來公子光只是做做樣子。但是，這個「樣子」是必須要做的，因為做了之後，按照吳國的君位繼承傳統，公子光就理所當然地成了君位的合法繼承人。——如果不做這個「樣子」，那他至少在名義上永遠都是不合法的。

公子光玩的是權術，《公羊傳》宣傳的卻是仁義。《公羊傳》這樣記載了公子光去請季札的那一段：

如果這個法則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話，那麼，吳王僚是老三的兒子，在季札放棄了繼承權之後，合法繼承人就應該是老大的兒子公子光。

難得一向惜墨如金的《春秋經》這回多說了幾句，看來這一年的事情還真不少：諸侯聯軍到處打仗，領頭的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齊桓公。但是，《春秋經》這回雖然著墨較多，具體到每一件事上卻照舊只是簡單一句而已，我們馬上就要討論的那件事在《春秋經》這一段里其實只有七個字：「齊人執陳轅濤塗」，意思是：齊國人抓了陳國一個叫轅濤塗的傢伙。

——別覺得不可思議，按照傳統儒家的標準，季友還真是做對了。我們知道，禮治是儒家的一個核心主張，而禮治的誕生土壤正是封建制度下的宗法社會，宗法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又是以家族宗法為核心擴展成為國家政治統治（所以才會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說法）。所以，家族利益高於國家利益，家族血緣紐帶高於國家政治紐帶，愛家主義高於愛國主義。這種狀況直到封建社會瓦解、專制社會成形之後才發生了變化，但專制社會裡依然沒有愛國主義，因為那時候國家和人民都變成了皇帝的私有財產，所以「愛國」這個概念只是「忠君」的一個附屬概念，而皇帝們也絕對不能容許有一個比「君」的地位還要高一級的「國」的概念。所以，古人提到「愛國」的時候，也往往是「忠君愛國」並稱，比如雍正朝有「禮樂名臣」之稱的張伯行說過：孔子乃至程朱，其學說都是「皆忠君愛國，明體達用之言」——程朱是不是這樣暫且不論，把孔子思想「傳承」成這個樣子，八成是存心的。九-九-藏-書

——但是，還有一個重要區別怎麼沒有說呢：這兩個人雖然都是欺騙了軍隊，但一個是欺騙敵軍（逄丑父），一個是欺騙盟軍（轅濤塗），這兩者難道可以同日而語嗎？

政治鬥爭永遠是殘酷的，季友當機立斷，馬上逼叔牙喝了毒酒，隨後等魯庄公一死就立即擁立了公子般。至此，東風壓倒西風，季友佔了上風。

「《春秋經》里說了，轅濤塗不該抓。」——？！

不，《公羊傳》哪能瞎說呢，我們之所以想不通，只是我們因為還沒有開竅，想那《春秋經》以微言大義獎善罰惡，這個「齊人執陳轅濤塗」里肯定藏著什麼微言大義等待著我們的發掘。

《公羊傳》的回答是：當年大聖人周公帶兵打仗，東征的時候西邊的人就不高興，大家都說：「怎麼還不來打我們國家呀？憑什麼先打他們、不打我們呀？周公您快來吧，我們想挨打都想瘋啦——！」周公如果西征，東邊的人又不高興了：「周公偏心，怎麼不打我們呀？快來攻打我的祖國吧，我這輩子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在有生之年光榮地當一回漢奸！」

看，時代發展了，對經義的解說也必須要與時俱進了。至於《春秋經》原本到底是什麼意思，這好像從來都不重要。

這個懷疑不是沒有道理，但是，我們如果把「禱告」和「作死」的情節去掉，看到的可能就接近當時的真相了——或者再說得保守一些：即便這哥兒四個的事情對於嚴肅的歷史讀者來說未必值得當真，但故事所傳達出來的「兄終弟及」的繼承製度卻很可能就是當時的客觀實際。

董仲舒對這個刁鑽問題的回答是：「這幾句話你從書里挑出來單擺浮擱看著確實是自相矛盾的，可你要是把它們再放回書里，上下文一聯繫，你就會明白每句話其實都是對的，只不過在說的時候是針對不同的情況罷了。所以，我們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再說說那個「轅濤塗不該抓」，此事見於《春秋·僖（xī）公四年》。

「齊侯」就大約等於「大日本皇軍」，「齊人」就大約等於「小日本鬼子」。

還得說梁啟超的判斷準確：「夫國家者，一國人之公產也」——問題的是與非，癥結全在這裏。搞清了這層道理，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周朝人的思想、行為和秦漢之後有著如此巨大的差異，我們才能理解春秋時代原汁原味的「春秋大義」到底是什麼樣子，我們才能思考為什麼《公羊傳》在這裡會褒獎季友。

——插一個小問題：如果讀書仔細，你會發現季札那句話有個疑點。什麼叫「你殺了我哥」（爾殺吾兄）呢？公子光刺殺的吳王僚明明是季札的侄子，怎麼這裏說成哥哥了呢？

——《春秋》斷案的原則，一定要根據事實推究出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時的心理動機。對那些動機邪惡的傢伙，哪怕他犯罪未遂，也得好好治他的罪；對首惡分子要嚴加量刑；而對那些出於善意而犯下罪行的人，量刑一定從輕。所以逄丑父該殺，轅濤塗不該抓；魯季子追捕慶父，吳季子寬恕闔廬，罪行相同而論罪不同。都是欺騙三軍，有該殺的，有不該的；都是殺死國君，有該譴責的，有不該譴責的。審判案件一定要把深層的道理搞清楚啊！所以說，如果法院公正，理就會越來越明，教化也就會越來越得到推行；如果法院不公正，人們就會越來越淡化了是非觀念，結果，官方宣傳上在教育人民仁義道德，現實世界卻在教給人們相反的道理，這世界還怎麼得了。教化是為政之體，刑法是為政之用，它們領域不同，但作用一致，所以是絕不可相互悖離的，它們同樣都為君子所重。

明人高攀龍還曾經認真捉摸過轅濤塗的背景，說道：「陳國和蔡國離楚國很近，常懷二心。再看看轅濤塗給齊桓公出的那個主意，這傢伙確實沒安好心，這是對聯軍的不忠。」但高攀龍接著又說：「可齊桓公又是抓人，又是攻打陳國，就算原本占理，也不能得理不饒人呀，他做的實在也太過分了，所以《春秋》才會責難於他。」

那，到底是殺了還是沒殺呀？要不，就讓《榖梁傳》來評評理吧。

看看第二對例子，先說說「魯季子追慶父」。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竹林》里詳細討論了這個逄丑父問題，簡要來說，他認為逄丑父的做法是不對的，因為，他雖然救了齊頃公，卻使齊頃公成了丟人現眼的逃兵，這就叫「陷國君于不義」，這讓人家一國之君今後還怎麼抬頭做人？《春秋》認為：最高的尊貴不能加之於大羞大辱之上，對於失去君位而又回國復了位的國君尚且不以國君相稱，更何況作了逃兵的國君呢！

而轅濤塗又為什麼要出那個主意呢？他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嗎？

季札拒不接受，說：「你殺了我的國君，如果我從你的手裡接受了君位，那我就成了你篡位的同黨。按說我該殺了你，可是，你殺了我哥，我再殺你，那豈不是父子兄弟之間互相殺來殺去沒個完嘛！」於是，季札既不接受公子光的「美意」，也不追究公子光的罪過，自己跑到延陵這個地方獨善其身去了，一輩子沒再踏入過吳國國都。君子評論說：季札不接受君位，這叫「義」；不殺公子光，這叫「仁」。

話說齊桓公統率中原諸侯聯軍南下攻打楚國，熱鬧半天卻沒打起來，跟楚國使者屈完定了個盟約就撤軍了。聯軍和屈完定盟的地方是在召陵，也就是現在的河南郾城一帶——大約杜甫觀看公孫大娘舞劍就是在這個地方，楊再興大戰小商河也在這一帶，岳飛郾城大捷也在這裏，岳飛「十年之功毀於一旦」的大撤軍也在此地。

這是一個具有顛覆性的解釋，真要這麼說，《公羊傳》的權威就大可懷疑了，「微言大義」一說也好像有點兒站不住腳了。嗯，真是這樣嗎？

儒家很講究這個「親親之道」，認為季友故意放慢速度，不真的追上慶父，這是對的，是符合「親親之道」的。——大家想想前文講過兒子為父報仇的那幾個例子。

這句話曾經給歷代經學大師們造成過極大的困擾，我先提示一下，前文剛剛講過「齊人執陳轅濤塗」，《公羊傳》抓住「齊人」的「人」字大做文章，說孔子不寫「齊侯」而寫「齊人」是批評齊桓公不地道。《公羊傳》的這個解釋歷來都沒有太大的疑議。好啦，我們把「齊人執陳轅濤塗」和現在這個「公子慶父出奔莒」聯繫在一起來看，能看出什麼問題來嗎？

政客的一般做法是：明的一方面在國內全力擁戴新即位的小孩子國君，花大力氣籠絡國內貴族，迅速逮捕並處死殺害公子般的兇手，給國人施以小恩小惠；暗的一方面趁著正佔優勢的時候，全力攻殺季友，不死不休。如果這還覺得不夠，那就再大造輿論，說外國勢力準備趁著我國新亂大舉入侵云云，以此製造緊張局勢，轉移大家的注意力，以造成「兄弟鬩牆，外御其侮」的局面。——歷史的經驗一再告訴我們，學會給自己製造敵人是一項重要的政治技巧，再者，政治鬥爭永遠都要拉一派、打一派，切不可兩面作戰、兩派一起打。就算要面對的只有一派，那也要先分化他們，然後再一拉一打，打掉一派之後再來分化剩下的一派，照舊一拉一打。

你能發掘得出來嗎？

《公羊傳》首先設問：「明明是齊桓公抓的轅濤塗，齊桓公是侯爵諸侯，照理說《春秋經》應該寫成『齊侯執陳轅濤塗』，可為什麼寫成『齊人執陳轅濤塗』呢？」

——哦，原來道理是這麼說的。是不是有人覺得董仲舒這也太苛求了呢？

不過呢，現在我搬出《鹽鐵論》來，主要還是為了引述其中討論到的「《春秋》決獄」的段落。

這是一個值得多費一些筆墨的問題。很多人對傳統文化里的一些說法往往只從字面理解，因此而造成的誤解實在太多了。說到愛家和愛國，就有必要先提一下孝道，而孝道就是一個被現代很多人誤解的概念。中國所謂孝道，打著孝的幌子，其實卻是忠道，而「十三經」里的《孝經》其實也就是《忠經》，這一點我已在《孟子他說》第三冊里論之甚詳。說到這個「忠」，忠於誰呢？忠於國家還是忠於皇帝？皇帝往往故意混淆這兩個概念，把自己和國家等同起來。那麼，古人難道就不講愛國嗎？

可慶父也不是省油的燈，遇挫每強，很快便找圉人犖暗殺了公子般（在《周易江湖》里講過），另立了公子般的弟弟公子開為君。這位公子開當時不過是個七八歲的孩子，糊裡糊塗地就作了魯國的國君。至於季友，則不得不逃亡國外，到陳國落腳。這一回合，西風壓倒東風，慶父佔了上風。

我在《孟子他說》里詳細講過，中國的封建社會基本上屬於貴族民主專制，所以，統治者的個人權力並不像秦朝以後的專制社會裡那樣大得可怕。慶父一再的倒行逆施在國內激起了民憤，季友又在準備暗中回國，終於，慶父見勢不妙，逃往莒（jǔ）國，而季友則擁立了當初一起在邾國避難的公子申為君，是為魯僖公。

再下邊的一句話就更重要了：「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直接點明了以《春秋》來斷案的核心原則：論心定罪。也就是說：根據動機來給犯罪嫌疑人定罪，如果動機是好的但行為違法，可以免罪，如果動機是壞的但行為合法，應該定罪誅殺。——我們後來一般不說「論心定罪」，而說「原心定罪」。

唉，《左傳》、《公羊傳》、《榖梁傳》，一家一個說法。這三部經典雖然號稱「一經三傳」，彷彿三位一體，可每當說點兒什麼的時候卻也經常會鬧些分歧。可既然是董仲舒舉例，那就該以《公羊傳》的內容來理解董仲舒的意思。

也許意味著：說「逄丑父該殺」並不是《公羊傳》的意思，而是董仲舒自己的意思。

答案是：董仲舒是公羊學大師，他自然是取《公羊傳》而不是《左傳》的說法。《公羊傳》對這件事情的記載又和《左傳》發生了矛盾：雖然對故事的前半部分兩家說的沒什麼區別，可當晉軍發現逄丑父假冒齊頃公之後，《公羊傳》的說法卻是：主帥問大家說：「欺騙三軍的人該怎麼處置？」大家說：「該殺！」主帥點點頭：「那就把這小子殺了吧。」

——等等，我們先想一個問題：如果你是公子光，你會在殺死吳王僚之後就宣布自己當國君嗎？

事情還真就這樣發展下去了：老大死了，老二接班；老二死了，老三接班；老三死了，老四……老四跑了！

魯閔公一死，魯國的合法繼承人就只剩下一個公子申了。季友知道，如果公子申再死了的話，論資排輩，慶父就真能當上國君了。事不宜遲，季友馬上護著公子申逃到了邾國。

老哥兒仨就這麼忙活了多少年，好容易如願以償地死光光了，可老四卻還是不肯配合，趁人不備，逃之夭夭。

一般認為，母系社會裡（假如中國歷史上確實存在過母系社會的話），血統是按女性一方來計算的，所以，當一個男人死後，他的財產（如果有的話）應該優先傳給他的兄弟姐妹，而令我們現代人難以想像的是：他自己的子女卻是沒有繼承權的。因為死者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是一母所生，而死者的子女卻是死者的妻子所生，這兩九九藏書類近親在母系社會的血統里分屬兩個不同的系統。

——先來回憶一下，魯僖公四年應該是我們熟悉的一年。我在《周易江湖》里詳細分析過晉國的幾個卦例，是從晉國驪姬陷害太子申生開始講的，而太子申生自殺，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流亡國外，都是在這個魯僖公四年裡發生的。《古文觀止》里有一篇《齊桓公伐楚盟屈完》，所敘述的事情也是發生在這一年——就是上面《春秋經》引文里的「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現在好了，公子光請過了季札，那就意味著：第一，季札放棄了繼承權，所以公子光作國君當之無愧，應該擁護；第二，天塌下來有高個子撐著，在這件事上，季札就是那個高個子，連季札都不追究公子光，我還犯得上么？

較真的人可能還會窮追不捨：「就算是『兄終弟及』，如果君位傳到了最小的弟弟，等最小的弟弟死了，又該傳給誰呢？」

是呀，轅濤塗看來確實有罪，確實糊弄了齊桓公，為什麼不該抓他呢？

那麼，董仲舒又為什麼認為「逄丑父該殺」呢？

——是不是覺得這套理論很迂腐、很荒謬呀？其實一點兒也不，拋開真假和是否闡釋過度不論，這恰恰就表現著人之常情。假設在1940年代的中國，你在村口望見有一隊日本兵正向你這邊過來，你立即掉頭跑回村裡，對鄉親們氣壯山河又氣喘吁吁地大喊道：「大，大，大日本皇軍進村啦——！」

齊桓公一聽：「嗯，不錯，是個好主意，賊不走空嘛。」於是不再按原計劃從河南回山東，而是取道海濱，準備再打幾仗。可沒想到的是，海濱這條路實在太不好走，大軍竟然陷在沼澤里難以脫身了。這可把齊桓公給氣壞了，當時就把那個出餿主意的轅濤塗拿下治罪。

哦，可是，《春秋經》這麼說過嗎？

逮捕了轅濤塗還不算完，齊桓公的氣還沒消，就在這年秋天，齊桓公攻打陳國，非要把胸中這口悶氣徹底出足了不可。

於是，在對逮捕轅濤塗這件事的記載上，本該寫作「齊侯」卻寫成了「齊人」，這就好比本該稱呼「齊總」卻偏偏叫他「齊三兒」，這分明是在批評齊桓公。古代經學家們的主流解釋是：如果是「齊『侯』執陳轅濤塗」，那就意味著齊桓公是以霸主的身份拿下了罪有應得的轅濤塗，這是堂堂正正、理所當然的；可如果是「齊『人』執陳轅濤塗」，就意味著齊桓公捉拿轅濤塗並不是堂堂正正、理所當然的。一字之差，差之千里。

不費那個腦筋了，無論如何，我們只要明白董仲舒的主旨就可以了：

但董仲舒這番道理雖精，卻只能流於紙面，因為這和專制社會的運作機制是無法合拍的，也就註定了最後只能成為嘴巴上的仁義道德而已。如果真想要公理大行，其中道理要晚到晚清時候的嚴復和郭嵩燾他們才看得明白。嚴復放眼西望，講到西方文化的精髓，概括說：「不外于學術則黜偽而崇真，于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看上去和董仲舒的意見並沒有太大差異，但嚴復卻講出了公理大行所需要的憲政基礎，這基礎並不是董仲舒所謂的「以教化為體，以刑法為用」，而是「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嚴復在這裏點明了一個重要的邏輯關係：如果沒有「自由」作為基礎，「民主」便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至於學術打假（學術則黜偽而崇真）和刑政公允（刑政則屈私以為公）云云，自然也就更沒著落。

也不是，這恩仇是泯不了的，但《公羊傳》告訴我們說：「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翻譯過來就是：《春秋》斷案的原則，一定要根據事實推究出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時的心理動機。對那些動機邪惡的傢伙，哪怕他犯罪未遂，也得好好治他的罪；對首惡分子要嚴加量刑；而對那些出於善意而犯下罪行的人，量刑一定從輕。

所以：我愛我媽媽，我以我是我媽媽的兒子為榮。

翻譯過來就是：吳國派了季札到我們魯國作外交訪問。

在雋不疑依據「春秋大義」果斷處置了那位不知真假的衛太子的一年之後，也就是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以漢昭帝為核心的權力集團召集了一大批賢人和知識分子，讓他們和政府官員一起討論各類國家大事。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大討論的結果在後來的漢宣帝時期被桓寬整理成書，這就是著名的《鹽鐵論》。

B）因為：我生在熊村；

也不是的，比如，雖然《孝經》的本質就是《忠經》，但歷史上還真是有過一部《忠經》的，據說作者和注者同是東漢的超級大儒：著為馬融，注為鄭玄，來頭果然不小！在這《忠經》里有一篇「報國章」，是專題來講報國的：作臣子的之所以應該報國，是因為他的官職與俸祿都是君主給的。那麼，難道只有作臣子的才應該忠君報國嗎？是的，但是，「君臨天下，誰不為臣」？並不是只有當官的傢伙才是臣子，每個人都是君主的臣子，都受了君主的恩惠，正所謂「食土之毛，皆銜君德」，受了人家的好處，自然應該報答人家，而正如老闆是開公司的，所以職員報答老闆的最好方式就是努力為公司工作一般，皇帝是「開」國家的，所以臣子報答皇帝的最好方式自然就是「報國」。——人生在世，最大的恩情就是皇恩，所以活著就要感恩，感恩就要圖報，這看上去很像是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里所論及的日本精神，其實源頭很可能卻在中國。

這事還真不好說，按照王國維的研究，殷商的繼承法是以兄終弟及為主，父死子繼為輔，而父死子繼的規矩卻是等父親這一輩的哥兒幾個都死光了以後，由最小的弟弟的兒子來繼位——如果這個規矩一直綿延到周代的話，綿延到南方不大開化的吳國，或者說，吳國還保持著相對於中原諸國更為原始的習俗的話，那很有可能吳王僚才是真正合法的繼承人。

「轅濤塗不該抓」這件事就發生在「齊桓公伐楚盟屈完」之後，兩件事是緊挨著的。

這就是文獻記載的互相衝突所致。我上邊講的那個四兄弟的故事版本是比較流行的說法，《史記·吳太伯世家》大體就是這麼說的，而《公羊傳》則認為吳王僚是吳王壽夢的「長庶子」，也就是吳王壽夢小老婆所生的所有孩子中的老大，那自然和季札是兄弟輩的。其他文獻也各有各說，反正這一家人的關係不是那麼清楚的，我這裏就不作詳辨了。

那麼，用意如何呢？當然就是表彰季札，認為這小子雖然出身於夷狄，卻大有諸夏之風。

好啦，現在再回到上面那個選擇題。答案A顯然是錯的，因為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不具可比性，而且，即便承認這個可比性，一位只有一兩個孩子的媽媽和一位有幾千萬、乃至幾億孩子的媽媽也是不具可比性的。如果換個角度，以梁啟超的「夫國家者，一國人之公產也」來衡量，並且接受「媽媽和孩子」這一擬人手法的話，那麼，答案A顯然把母子的關係搞顛倒了，正確的關係是：「我們」才是媽媽，「國家」才是孩子。

公子光的確很容易就原諒了自己。他接納了一位落魄的楚國政治犯，這就是史上第一位大漢奸（嚴格說是大楚奸）伍子胥，伍子胥為公子光介紹了一位叫做專諸的勇士。這段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了：專諸以魚腸劍刺殺吳王僚，公子光如願即位，是為大名鼎鼎的吳王闔廬。

換到季札時代的現實狀況，這個問題就是：「當老三死了之後，老四季札拒絕繼承君位，那麼，按照『兄終弟及』制度，在最小的兄弟季札放棄了繼承權之後，合法繼承人到底是吳王僚（沒即位之前稱作公子僚，為了減少閱讀的麻煩，就一直叫他吳王僚好了）還是公子光？」

董仲舒為此舉了四個例子：

這個「樣子」還有另一層作用，就是給了吳國貴族們一個台階。——要知道，公子光刺殺吳王僚，這到底也算是弒君，何況吳王僚必然是有一批死黨的。現在，吳王僚已死，公子光已經奪權，這是既成事實，改變不了。設想一下，假如我是當時吳國一位還算比較正直的貴族，我會一方面覺得公子光弒君作亂，應該反抗他才對，可人家手握大權，發難反抗只能是自投死路；可讓我公開擁護公子光吧，擁護一個弒君者畢竟說不過去。唉，真是為難啊！

《公羊傳》認為，《春秋經》又稱「吳子」、又提名號地來褒獎季札，是因為季札有仁有義，符合賢者的標準。我們從這裏再次看到了儒家「以家族紐帶為第一」的重要原則，看，為了避免父子兄弟持續相殺，就連弒君者也是可以不予追究的。

是呀，季札如果不去追究公子光的弒君，又何以為賢呢？

這十六個字看上去合情合理，但操作起來卻大有難度：城隍也許有法力，能看透犯罪嫌疑人當時是怎麼想的，可活人哪有這麼大的本事？那麼，活人判案，也就只能從事情的來龍去脈去推斷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動機了，這也就是董仲舒說的「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這可怎麼辦？總得有人作國君吧？

答案B像是正解，「因為：我生在熊家；所以：我愛熊家，我以我是熊家的一員為榮」和「因為：我生在熊國；所以：我愛熊國，我以我是熊國的一員為榮」這兩句話在邏輯結構上是一致的，內容上也是完全具有可比性的。

由此而引發的問題是：「愛國」的前提不再是很多人想像中的「我生在這個國家」，而是，並且扎紮實實地是：「國家是我們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看一下一種傳統的邏輯結構是否成立，嗯，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想像成一道簡單的邏輯試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