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壞蛋的出場充其量只能使高岱多坐幾天監獄，可如今這一大群好人的出場卻要了高岱的命。——孫策登樓一望，只見為高岱求情請願的人擠滿了好幾條大街。好傢夥，這高岱如此得人心，怎能留他！殺！《吳錄》這裏原文說的是：「策惡其收眾心，遂殺之。」

如果不提「道家」，只說「道教」，那麼，形成於兩漢之際的《太平清領書》應該是他們最早期的經典之一。《太平清領書》，看這個書名我們就能模糊猜出它的年代——想想前文講過的漢代緯書，《易緯乾鑿度》、《尚書璇機鈐》、《河圖括地象》、《春秋命歷敘》，感覺很像是吧？好在《太平清領書》還有一個簡明的別名：《太平經》。

對煽動的意義體會得更深，對愚民的意義也就相應地體會得更深。這從羅素那句話的上下文就能看得出來：「正像通常在英國的情況那樣，國家權力與其說是通過法律莫如說是通過社會輿論發揮作用。在新聞界喋喋不休的影響下，國家大造輿論。專制的輿論如同專制的法律，同樣是自由的敵人。如果年輕人拒絕參加戰爭，他就會發現無人雇傭他，走在街上就會遭到朋友的侮辱和蔑視，過去喜歡他的女人就會嘲笑他。這樣的懲罰如同死刑一樣使他難以忍受。」——這個年輕人「拒絕參加戰爭」，嗯，無論他是站在正義一邊還是相反，後果確實會是那樣的。這個年輕人可能會困惑起來：我到底是站在了暴君的對立面上，還是站在了親人和同胞們對對立面上？

小人說：「您好好想想，商湯王靠著七十里的地盤就能稱王，周文王靠著百里的地盤就能一統天下，荀子可是位大賢者啊，不在商湯王和周文王之下，他要有了蘭陵這片小地盤，難保不會從此起家，最後也來個一統天下。真到那時候，咱們楚國可就要完蛋了啊！」

于吉算是沒救了。孫策出刀之快，簡直能賽過李尋歡：「即催斬之，懸首於市」。

但是，政治舞台上的邏輯往往不是和常人一樣的。漢人杜業告訴了我們河間王的離奇結局：河間王精通經學，道德高尚，天下的英才與儒生都歸附於他。漢武帝的時候，河間王進首都朝見，言談舉止很有仁義之風。漢武帝向他請教國事，河間王說得頭頭是道。——漢武帝應該高興才對吧？不是，他反倒惱火起來，向河間王發了一句狠話：「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

假託于鬼神和占卜以惑亂民眾的，殺！

就在《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給淮南王議罪的時候，膠西王也拿「春秋大義」來落井下石，說《春秋》有所謂「臣無將，將而誅」——這也就是前文講過的「春秋大義」之「君親無將」，是說臣下別說不能謀反，就算心裏動了動謀反的念頭，也是該殺的。劉端說：「連動動謀反的念頭都該殺，淮南王劉安這小子可不止是動了動念頭吧？」——這個議論在《鹽鐵論》的大辯論里還能夠多看到一些端倪：論戰的焦點是「君親無將，將而必誅」Vs.「桀犬吠堯，各為其主」，看來那時候專制統治尚且為時不久，「君親無將」的觀念還沒有完全地深入人心。——後來可就不一樣了，就連忽必烈這個蒙古老闆在處置查無實據的反臣的時候，大臣們也全都抬出來「人臣無將，將而必誅」的「春秋大義」。

就連我這樣的老人家也很危險，看看《禮記·王制》這一段的好幾個「殺」字：

「想當初，秦朝接了周朝的爛攤子，沒治理好，我們漢朝又接了秦朝的爛攤子，也不好治理呀，現在皇親國戚又這麼多，無法無天的，正到了所謂積重難返的時候，實在讓人擔憂。老天爺在這個時候降下火災，似乎是在提醒陛下：『該大刀闊斧地改革啦，先挑皇親國戚當中那些刺兒頭剷除之，不要留有情面，我怎麼燒遼東高廟的，你就怎麼下手除害。再看看朝中近臣，把其中的壞蛋除掉，就像我燒掉高園便殿那樣。』如此，在外省而行為不端的，就算顯貴如遼東高廟也毫不留情地燒掉，何況諸侯呢；在朝中的，就算顯貴如高園便殿也大火焚之，何況近臣呢。這就是天意啊！外地有壞蛋，老天爺就在外地降災；內部有壞蛋，老天爺就在內部降災。災情的大小和罪行是成正比的，我們要順應老天爺的意思辦事啊。」

「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這是儒家的一句經典台詞，我在《孟子他說》里沒少介紹過，大意是說：商湯王當初只有方圓七十里的地盤，可他大行仁政，結果奪取了夏朝的天下；周文王當初也只有方圓百里的地盤，可他大行仁政，結果奪取了商朝的天下。儒家用這番道理本來是闡釋「仁者無敵」的，勸國君們多行仁政，只有施行仁政才有望稱王天下，瞧，商湯王和周文王就靠著那麼可憐的一點兒家底，不也成就大事了么！

話說回來，在孫策的刀下，于吉並不是第一個死於「疑眾」的，還曾有過一位仁兄，既沒有奇裝異服，也沒有掐訣算卦，卻和于吉一般的死因，他就是江東名士高岱。

呵呵，這四項殺人規定里真正值得注意的其實是每句話的最後：三個「殺」字之前都有「以疑眾」三個字，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奇裝異服也好，奇音異樂，奇談怪論也好，這些東西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吸引眼球，進而可能的效果就是：聚攏追隨者。這才是統治者最害怕的。

春申君一聽，立時就出了一頭冷汗：「不錯，是這個理啊！」怎麼辦？春申君趕緊炒了荀子的魷魚。

按照第一條規定，至少現在這些律師和法學家們都該殺，那些走在法律前邊幹壞事的傢伙們自然也該殺九-九-藏-書，這都屬於「專門在法律條文上尋找漏洞」；房地產開發商也有一批人該殺，明明是鋼筋水泥的樓群，他們非得搞個某某花園之類的名目，這都屬於「變亂名號」。

奸計總是容易得逞的（但我想不出這樣一個秘計是怎麼曝光的），結果，在會面的時候孫策勃然大怒，認為高岱輕視自己，就把他下了獄。

于吉可能還不明白呢：我犯什麼法了？

春申君一愣：「荀子這人不錯啊，挺踏實啊，是位真正的賢者！」

所以，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評董仲舒的「《春秋》決獄」，說漢武帝馭下以機心深重明明察，大法官張湯斷案以殘酷為忠誠，董仲舒以經術附會他們的意思。王弼、何晏以老莊的宗旨解釋儒家經典，人們還都說他們的罪行比桀紂還大，更何況董仲舒以聖人的經典來粉飾刑獄，引導皇帝多多殺人，這罪過不比王弼、何晏他們要大得多麼！

我們不用去找法律條文，這個說法在《禮記》里就有。這又提示了我們一點：別以為《禮記》這類講禮儀的典籍里全說的是溫文爾雅的行禮儀式，這裏邊可有不少血腥內容呢。就說這個「奇裝異服罪」吧，別不當回事，別以為就算真穿了奇裝異服大不了也就被判個拘留，《禮記·王制》說：「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翻譯過來就是：「搞邪淫的音樂、奇裝異服、稀奇古怪的技術和器物，用以惑亂民眾的，殺！」

漢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發生火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又起火了。火災在古人的眼裡頗為神秘，這也難怪，有些火災可能是亂丟煙頭之類的行為造成的，開始的時候沒人覺察，火勢一起更顯得突如其來，還有些火災是雷電造成的，就更像是老天爺的懲罰。直到明清，火災依然影響著人心。我曾在《明實錄》里見過一些十分離奇的火災記錄，像天上飛火球這類事，很難說不是靈異事件呀。

按照第二條規定，從滾石樂隊到超女，都該殺，這屬於「搞邪淫的音樂、奇裝異服」；愛迪生最該殺，他搞的「稀奇古怪的技術和器物」比誰都多。

孫策立即下令，把于吉收押，準備處斬！

——孔孟暫且不論，董仲舒搞的那套和于吉還真沒有本質區別，如果說有區別的話，那可能就是：于吉會給具體的某個人治病，而董仲舒的法術玩的則比較大，但是，更加現實的區別，也就是導致了這兩人實際命運截然不同的緣由，卻是因為董仲舒直接打進了政治最高層，獲得了官學身份之後，再以官學最高代言人的身份搞一些自上而下的東西，而於吉卻是從中下層入手的——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這叫作死，這和「教義」根本就沒有關係。

專門在法律條文上尋找漏洞的、變亂名號更改制度的、以旁門左道來擾亂政治的，殺！

專制的高明技術是無處不在的，即便是科舉考試這樣的看起來給讀書人提供了跳龍門的機會的政治舉措，或許也是皇帝們為了維護政權的穩定、為了造成一盤散沙之局面的刻意設計。——這話是馬克斯·韋伯說的，他說起有一次有人向皇帝建議廢除科舉制度（這可不是1905年那次，而是遙遠的1372年），認為當官只要憑道德這一項指標就足夠了，用不著考那麼複雜的東西，「這個建議很快就撤回了，這倒不難理解，畢竟皇帝與應試者在考試製度里存在著利害關係，或者至少雙方都如此認為，從皇帝的立場而言，考試製度扮演的角色，正如俄國專制君主用來操縱其貴族的品位秩序（Mjestnitshestwo）——雖然就技術而言，手段並不相同。此一制度導致候補者互相競爭俸祿與官職，因而使他們無法連成一氣地形成封建官吏貴族。獲取官職的機會對任何人開放，只要他們能證明自己有足夠的學養。考試製度也因此而完全達到了它的目的。」這裏尤其值得關注的句子就是「使他們無法連成一氣地形成……」李弘祺也在為我們指出事情的另一面：「考試製度固然是一個『公正』的建制，但是它的作用與現代社會所要求的『平等』絕對沒有關係。相反地，它是建立在一個維持不平等社會的基礎上面，利用重酬，榮譽和權力來牢籠社會中的士紳階級，以維持社會的安定。在傳統社會裡，穩定遠比其他任何東西重要。這是明清科舉制度的基本精神。」這裏的關鍵句子是：「穩定遠比其他任何東西重要。」至於什麼是「其他任何東西」，嗯，大概只有老百姓想不到的，沒有皇帝做不出的。

時隔百年，河間王劉德再次因為這句「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遭了殃，不少人都是少年為紈絝子弟，成年後變得老成持重，劉德正好相反，前半輩子老成持重，後半輩子卻被迫變成紈絝子弟了。

所以，如果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于吉是必然要殺的，也必然是「迫不及待」地要殺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妨看看一段後事：于吉從神仙手裡拿到的那本《太平清領書》雖然被皇室藏之秘府，後來卻成為了一個民間教派所尊奉的經典文獻，這個民間教派以這部經書的名字命名自己的組織，這就是「太平道」，他們後來搞出來的運動就是黃巾起義。

返回頭來再看于吉，前文講于吉之死，出處是《後漢書》李賢注引《江表傳》，而《三國志》裴松之注也引述《江表傳》來說明此事，字句稍有不同，裴松之另外引了《志林》，卻對《江表傳》的說法提出了一些質疑，說孫策舉張津的例子在時間上是有矛盾的。但對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來說，《志林》裡邊最重要的信息是對於吉死亡年齡的推測和對孫策此舉的評價。

高岱比于吉更冤，于吉不管怎麼說也奇裝異服和裝神弄鬼過，可這高岱僅僅是因為有很多人為他求情這才丟了性命。于吉和高岱表面上看所作所為完全不同，獲罪經過也完全不同，其實被殺的原因卻是完全一樣的。

可於吉還真有兩下子，沒多一會兒，烈日當空就變成陰雲密布了，等到中午時分，果然天降大雨。將士們都很高興，為于吉擔了半天的心現在總算放下來了。可誰都沒想到的是，孫策沒守諾言，還是把于吉給殺了。將士們都很難過，在船上收拾好於吉的屍體。可是，奇怪的事情又發生了：到了夜裡，突然有一朵怪雲覆蓋住于吉的屍體，等第二天早上大家去看，那屍體卻蹤跡全無！

魯迅也曾經論及這個問題，他有一篇小文，針對「近來的讀書人，常常嘆中國人好像一盤散沙」，文章的題目就叫《沙》。雖然我並不是十分贊同他的看法，但他文中有一句話我卻是非常欣賞的，那就是：「他們（指老百姓）的像沙，是被統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來說，就是『治績』。」

說到這節，有人可能會read.99csw.com不以為然：「從孫策母親的話來看，于吉當時肯定盡搞一些神神鬼鬼的東西，儒家說到底畢竟是搞政治學問的，這兩者之間有著本質的不同，所以說，如果真是孔子、孟子、董仲舒參加宴會，肯定不會落得於吉那樣的下場。」

小人向春申君說荀子的壞話，這壞話說得極有水平：「頭兒，我給您提個醒，您可一定得小心荀子！」

行為虛偽騙取別人信任的、言辭虛偽卻很善辯的、學的不僅不是正經學問而且還在其中涉獵廣博的、文過飾非的，凡是以這些行為來惑亂民眾的，殺！

漢武帝時期確實文化繁榮，南有文學出版集團，北有中華書局，兩大學術中心名聞遐邇。漢武帝是要弘揚儒學的，按說和黃老一派的淮南王該會有些隔閡，但對河間王應該非常親近才是，而河間王為人也很憨厚，別看那麼大的一個王爺，從來不會為非作歹、仗勢欺人，只是專心整理學問，真有長者之風啊。而且，最重要的是，河間王劉德「好儒學，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在喜好儒學這一點上分明就是漢武帝的同道。

「到了魯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發生火災，老天爺還是那個意思：不義的顯貴之臣該被剷除啦，大家快動手吧！可魯哀公很遲鈍，沒反應過來。老天爺急了，在第二年的六月又在亳社放了把火。上述這幾次火災，老天爺都是以燒掉僭越禮治的東西來啟示魯國國君，叫他們除掉僭越之臣而任用聖人。

《太平經》的內容可比《老子》豐富多了，而且論事極為具體，這倒是便於理解了，可書中內容，如果抽掉那些過於玄玄虛虛的東西，再抽掉個別反對一言堂的議論，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也沒有多大的區別。《太平經》和《春秋繁露》一樣，大講祥瑞和災異，通篇的陰陽五行，還講人分幾等（神仙也分幾等），大家都要各安其份，不過也可以通過個人努力而邁上社會等級的一個台階。兩書之間的另一個重要共同點就是都善於把基礎理論發揮成繁複的技術——比如董仲舒的求雨儀式，這可不是隨便什麼人到龍王廟裡上上供那麼簡單，非得受過專業訓練的人才做得了。種種對「高深」理論的實用化和技術化常常會令我們現代人瞠目結舌，比如《太平經》闡發《易經》的哲理，說陽爻和陰爻一奇一偶，所以陰陽配對就得是一個男人配兩個女人，這才是符合自然法則的，大家如果都這麼做了，「太皇天上平氣」就會受到人類行為的感應而降落下來，人間就是太平盛世，反之，如果世間實行的是一夫一妻或者一夫多妻（兩個以上），老天爺就會生氣，後果很嚴重。

《後漢書》李賢注引《江表傳》說琅琊道士于吉跑到南方去了，燒香讀道書，還以符水給人治病。江南這時候正是孫策的地盤，孫策有一回在郡城樓上宴請賓客，這位於吉身穿盛服不期而至。于吉這一來，立時引發了全場的大地震，正在吃吃喝喝的賓客們有一大半馬上放下了碗筷，下樓去拜見於吉，管宴會的人怎麼呵斥都沒一點兒作用。

在史書上常會看到這樣的情況：皇帝在人事安排上不但不會主動促成「將相和」，反而極力拆散已經形成的「將相和」，另一方面，官場叢林也是遵循市場經濟的邏輯的，經濟學上講的「資源是稀缺的」在這裏也是一樣，權力資源永遠是稀缺的，而為了爭奪稀缺的權力資源，野獸們馬上就會認識到個人力量的渺小而勢必會勾結起來，於是，在老虎大王的眼皮底下，狼群和狼群在血腥廝殺著。對這樣的廝殺，老虎通常不但默許，而且縱容，因為它也知道「惡虎鬥不過群狼」的道理。老百姓們會看到這個過程中不斷有十惡不赦的貪官落馬，他們天真地以為這都是因為皇上聖明。

這位獲得神書的于吉可不是個普通人，而他的一段經歷正好又能說明儒、道、法這些學派在專制體制內的一致性，我們就詳細來看看好了。

從事情的結局來看，淮南王的謀反著實可疑。說來也巧，淮南王死後，牆倒眾人推，「春秋大義」正是推牆眾人的一個重要武器。——這事得從火災說起。

——大家都知道朱元璋算是歷代皇帝裡邊搞專制搞得很厲害的一個，他曾經給天下讀書人制定過學規，規定大家只能讀哪些書而不能讀哪些書，其中說道：「其有剽竊異端邪說，炫奇立異者，文雖工，弗錄」，這就是說：凡是在思想上標新立異的，就算文采蓋過唐宋八大家，考試也不得錄取。

孫策這一早起，發現有些事情不大對勁：咦，怎麼有不少將士大清早的就往于吉那兒聚啊，他是領導還是我是領導啊？！

孫策不幹了，抓了于吉，大罵道：「現在天旱不雨，道路難行，恐怕不能按時渡江，所以我這個當領導的天天都起大早，操碎了心啊。可是你，你你你，不但不為我分憂，反倒像個沒事人似的，裝神弄鬼，渙散我的軍心，我我我，我今天非得殺了你不可！」

對於統治者來說，民越愚，煽動就越有效，而煽動越有效，民也就越愚，這是一個良性互動的關係，惟一的問題是：「愚民」是一把雙刃劍，如果民眾當中站出來一個卡里斯瑪型的人物，並且他同樣掌握著高明的煽動技巧的話……

按照第三條規定，這個……我自己好像就屬於該殺之列的，「言辭虛偽卻很善辯的、學的不僅不是正經學問而且還在其中涉獵廣博的」，這兩條我都占。

統治者為了不讓別人有得民心的機會，真可謂煞費苦心。我們僅從朝廷上看，看看歷代的朋黨之爭就能想像一二。有心的皇帝是很難容忍朋黨的，無論這朋黨是君子之黨還是小人之黨。清人舒鐵雲《書〈壯悔堂文集〉》詩有：「南部煙花歌伎扇，東林姓氏黨人碑」，平朴的字面里似藏著無限的隱痛。當初，歐陽修曾經以《朋黨論》論述君子之黨的積極意義，文章雖成名文，卻沒有明白專制政體的特性所在啊。在這個問題上，皇帝最希望看到的局面是：手下人全是一盤散沙，大家各干各的，誰也別想團結起來。只有這種局面，對政權來講才是最安全的。而一旦形成朋黨的時候，有心的皇帝也往往會努力平衡朋黨的勢力，絕不能使某一朋黨的力量明顯強於其他朋黨或利益集團。記得小時候看歷史故事，看到好人集團和壞人集團做鬥爭的時候就很著急生氣，覺得皇帝怎麼不幫助好人集團把壞人集團剷除掉呢。後來才明白了這個道理，皇帝才不管你好人壞人呢，即便好人集團全是由包青天和岳武穆這些人組成的，也不能讓他們佔了明顯的上風。而更為理想的結果是：包青天和岳武穆互相不和，抱不起團兒來。所以，一直被人們稱頌的「將相和」的局面其實正是君王們大為忌諱的。

「這裡有個問題，季氏亂政已經很久了，為什麼老天爺不早點兒放火呢？答案是：以前魯國還沒有聖人顯現呢，所以沒有足夠的力量來除掉季氏，魯昭公的時候就是這樣。可等到魯定公和魯哀公的時候，聖人已經出現了，除掉季氏的時機這才成熟了，所以老天爺也就以火災來給大家發信號了。

以我們現代人的眼光來看，「一男二女法」和「天人感應」都是一種貨色，其間的區別只是技術層面的，而整體來看，這道教理論和儒家學說竟沒有什麼不同？！但漢朝人卻不這麼看，結果漢順帝的時候，有官員奏稱《太平經》「妖妄不經」，皇帝也就把這書「收藏之」了。

《志林》說當初于吉得到《太平青領書》，後來他的學生宮崇入朝進獻的時候，是漢順帝執政時期，從那時候算到孫策這會兒，已經過去了五六十年，于吉怎麼說也得有一百歲上下了。對於一位百歲老人，別說沒犯罪，就算當真犯了罪，按照禮法的規矩也不該對他施加刑罰的，而且，天子出行的時候如果遇上了這樣的高齡老人，以至尊的身份都要上前噓寒問暖幾句，以表示親愛之情，這是聖王之教啊。可於吉呢，論歲數有一百了，論罪行又哪有什麼實際罪行呢，孫策對一位無罪的百歲老人暴施極刑，實在太過分了哎！九九藏書

春申君被說糊塗了：「你這都是哪兒挨哪兒啊？」

——孫策殺于吉的理由不再那麼冠冕堂皇了，事實上，于吉的「教義」就算再「邪俗」一萬倍，也不幹孫策什麼事，可是，不管有意還是無意，于吉挑戰了孫策的政治權威，這卻是絕對不能容忍的。設想另外一種情況，盛裝出席宴會的不是于吉，而是董仲舒，甚至是孔子或者孟子，結果會如何呢？這些人不僅沒有「拋棄聖人的教誨」，甚至自己就是如假包換的聖人，孫策難道就會換一副畢恭畢敬的面孔，和他手下那些小弟們一起下樓拜見么？如果馬克思出現在斯大林時代，呵呵……

孫策準備渡江襲擊許昌（大概是想趁曹操不在的時候把漢獻帝給接過來），帶著于吉一起出發。當時天乾物燥，酷熱難當，待著不動都一身大汗，何況行軍了。孫策也知道這種天氣里行軍不容易，有點兒難為大家，所以經常身先士卒，早早起來督促大家牽引船隻趕路。

——有人可能會問：「古人殺人也太苛刻了吧？！至於么！」

兩大學術中心這麼容易地就倒了一個，另一個也不會有美滿收場。淮南王劉安意圖造反，結果陰謀敗露，畏罪自殺，從此之後，天下的學術中心便只有一個了。

——這就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到底是斷案本著「春秋大義」，還是「春秋大義」裝點斷案的門面呢？

高岱之死更有代表性，大家以為求情的人越多，領導就越會開恩，結果卻適得其反。看看，古人活得也不容易啊，人緣太差了不行，人緣太好了更不行。歷史上還常有這樣的情況：人緣超級差的大臣反倒會得到皇帝的重用，原因也在於此。

韋伯所分析的科舉考試可能只是管中窺豹而已，也許還有很多很多我們以為是為了老百姓的福祉或其他什麼神聖目的的政府行為其實都只不過是皇帝為了維護政權的穩固。當然，好的副產品畢竟也是好產品，但是，難道所有的副產品都是好的嗎？

不知道河間王聽完這話是個什麼表情，想來肯定是出了一身冷汗。杜業說：「河間王聽出了漢武帝的意思，回到封國之後，再也不搞儒學和古籍整理了，成天喝酒、聽音樂，就這麼度過了後半生。」

孫策著人把于吉綁在烈日底下，讓他祈雨，如果到中午能下雨就赦免他。——這可真是難為于吉，前文講過，祈雨可是個技術活兒，要有一大堆材料、一大群人和一大套儀式，而且也沒有短短半天工夫就可以奏效的。董仲舒稱得上是西漢祈雨第一人，可就算把他綁在這兒，給他僅僅半天時間，八成董仲舒也難逃一死。

搞邪淫的音樂、奇裝異服、稀奇古怪的技術和器物，用以惑亂民眾的，殺！

孫策這回可沒聽勸，說出了一番道理：「當初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拋棄了聖人的教誨，廢除了漢家的法律，常常奇裝異服，讀些邪俗道書，說是這些書有助化之功。可結果呢，張刺史卻被蠻夷所殺。于吉這些人搞的東西絕對沒什麼好處，只是大家現在還被蒙在鼓裡罷了。」

孫策殺了于吉之後，每當獨坐的時候就恍惚看到于吉，搞得自己有些精神失常。後來孫策被人行刺，負了傷，攬鏡自照的時候卻在鏡子里看見了于吉，驚回頭看卻寂然無人，再看鏡子卻又看見了于吉，就這樣三番五次，孫策終於崩潰了，把鏡子摔在地上，大叫一聲，身上的創傷全部迸裂，就這麼死了。

——奇裝異服也犯罪，這是哪條法律規定的呢？這是不是太過分了呢？

這樣看來，問題的答案就有可能在馬克斯·韋伯那裡：「……一般也沒有由於純粹的宗教觀點招致的迫害，除非巫術的原因（類似希臘的宗教裁判）或政治的觀點要求這種迫害。不過，政治觀點總是要求相當殘酷的迫害。」

以上這四個「殺」，于吉犯了第二條和第四條。第二條的「奇裝異服」現代人不大容易理解了，其實看看古書，對奇裝異服的出現常有特殊的關注。比如前文講過的雋不疑以《春秋》斷事，毅然抓了宮門外真假難辨的衛太子，《漢書》就特別記載了這位衛太子當時的打扮：「乘一輛黃色牛犢拉的車子，車上插著黃旗，旗上畫有龜蛇圖案，身穿黃衣，頭戴黃帽」，而他引來的圍觀者多達數萬。

專制權力的獲得與保持總是離不開煽動的，一般來說，一位出眾的統治者必須是一位出眾的煽動家，也正是因此，他們所深為顧忌的也就是那些同樣具有煽動力的傢伙。羅素講過這樣一個真諦：「國家權力與其說是通過法律莫如說是通過社會輿論發揮作用。」當然，羅素的話是針對近現代社會來說的，可就專制和輿論的本質來說，近現代和古代的不同只是技術層面的不同而已。希特勒可以史無前例地設置出一個一言堂的國家宣傳部門，這和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和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和唐太宗的「英雄入彀」，和朱元璋的朱熹主義八股取士，和「康乾盛世」里的文字獄、編修《四庫全書》難道真有很大的不同嗎？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這些登峰造極的手段往往是伴隨者轟轟烈烈的「盛世」而出現的。

一個值得參考的例子是：漢武帝時代，天下有兩大學術中心：北方是河間王劉德，南方是淮南王劉安。淮南王劉安前文已經介紹過了一些，他網路了數千名知識分子，編纂出了一部卷帙浩繁的《淮南子》，另外，漢朝的文學體材以賦出名，漢賦是和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並稱的獨步一個時代的文學，而漢賦的高手大多都集中在淮南王那邊。按現在的話說，淮南集團就是當時最大的原創作品出版集團，余秋雨、易中天、韓寒、郭敬明這些老少英雄們全被淮南王以非常優厚的待遇禮聘了去，當然，像好熊熊逸這樣的無名鼠輩也能混進去蹭兩頓飯吃。北方的河間王劉德集團雖然缺少當紅作家，原創性也不太強，但它相當於現在的中華書局，專門整理古籍善九_九_藏_書本——當時正值秦始皇焚書之後，劉德以重金向民間求訪先賢書冊，為延續和弘揚傳統文化立了大功。所以，河間王集團雖然沒什麼當紅作家，卻聚集了一批整理文獻的專人和抄書匠，而且偏重於儒家經學——私心想想：我要是到了漢朝，既可以在淮南王那邊發表小說，也可以在河間王這邊整理古籍，看來飯碗還是能有著落的。

不過，話說回來，于吉真有一百歲么？「人生七十古來稀」，何況一百？更何況一百歲的老人了還活蹦亂跳的？難解，難解，這也許正是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地方吧？

「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這句儒家的經典台詞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從沒派上過想像中的用場，可被人拿來害人卻不是第一次。——據說當年荀子遊盪到楚國的時候，楚國正值著名的「戰國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掌握大權。春申君倒還看重荀子，派給他一個蘭陵令的官職。蘭陵雖然地方不大，但在這裏做官也算個不錯的差使，可儒家賢者們在他們所生活的時代里總是擺脫不了霉運，荀子做官沒多久，就得罪小人了。

把孫策這邊打理好了，這位使壞的又跑到高岱那兒去了，「好心」勸說道：「孫將軍這人有個毛病，不喜歡被別人勝過自己。等他問你《左傳》的時候，你就裝作不懂，多讓他出出風頭。」高岱一聽：「嗯，說的有理。」

在魯迅那個年代里，很多人都氣憤於國人的「一盤散沙」，殊不知這正是專制統治的後遺症啊，凡有專制的地方就必然如此。

可如今這話從漢武帝嘴裏說出來，味道就不一樣了，最後那句「王其勉之」，是告訴河間王：你老兄可要「仁者無敵」了哎，商湯王和周文王都是你的好榜樣，你就再接再厲吧！

按照孫策的說法，促成他這個毅然決然的決定的是這樣一個邏輯：于吉「拋棄的聖人的教誨」，搞的是一些「邪俗」。——乍聽之下，孫策確實言之成理，想想西方歷史上的教派之爭，各自都堅持自己所持的宇宙之間的惟一真理，而對方的「邪俗」必須要予以剷除。可是，問題是，這正是東西方的一個極大差異所在：中國歷史上對「教義」的信仰經常都是一團糨糊，如果從「儒教」的意義上來看儒家，信奉儒教的人在祭祀祖先和祭祀古聖先賢之餘也並不介意燒個香、拜個佛什麼的，民間就更沒的說了，關公居然成了財神，大戶人家辦道場的時候也往往是和尚、道士一起請，整天念經拜佛的人不一定就對佛教教義真有多少了解，黃鼠狼大仙可以和太上老君一起享受供品……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在談到宋朝士大夫的排佛態度的時候，很到位地說過中國的這種信仰特色：「士大夫們的這種排佛態度，在大多數場合下只涉及到個人信仰問題。事實上，官方祭祀偶爾亦有向佛教神靈禱求保護的。如果這在我們西方人看來有點匪夷所思，那唯不過是因為西方在宗教領域劃分了門戶森嚴的教派，各有各的教理和信條罷了。然而在中國，教義的分野從來就無關宏旨。惟一的區別只在於各種宗教在社會中的不同地位，即看它是官方的還是家庭的祭祀，或者地方的、地區的、村落的祭祀，要不就是行業神的崇拜。而在所有這些情境中，教義都居於次要的地位。」

看來事情真如科塞所說的：「審查制度的出現比印刷文字早得多」。——我們是不是總愛把別人往壞出想呢，也許，《禮記》里的這些嚴苛規定僅僅是像字面上那樣表達了對社會道德水準的適當的憂慮，就好比要給電影分級一樣？

這件事乍一看還真讓人看不太懂，按說《太平經》和《春秋繁露》能有多大的不同呢？董仲舒主義和于吉主義又能有多大的不同呢？為什麼這兩者的命運遭際卻有如此的雲泥之別呢？

其實，如果較真的話，也真能指摘他一二三的。《江表傳》里，于吉出現在孫策宴會的時候，穿的是一身「盛裝」——《三國志》此處的引述要詳細一些，說：「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為仙人鏵，趨度門下。」單是奇裝異服這一節，已經是犯罪了。

于吉就是這麼一個人物，還有淮南王劉安、河間王劉德，還有無數的死於各式名目的人，不論他們有沒有爭權之心，反正是觸了統治者的忌諱。這就好比皇帝的後宮，在徵選男性僕役的時候，儘管這些男人也很可能具備坐懷不亂之風，也可能被儒家的教育法寶培養出高尚的道德操守，但皇帝還是無一例外地選擇了一勞永逸的閹割。——閹割的確是一個最保險的辦法，所以，不僅後宮要閹割，全國上下都要閹割（儘管技術手段上有些差異），再看于吉他們，竟隱隱然長了些鬍子，這就非死不可了。

看，河間王劉德，多老實本分的一個人，踏踏實實做學問，沒有任何宗教和巫術色彩，結局雖然比于吉幸運一些，可事情的本質卻和于吉之死沒什麼兩樣。于吉參加了孫策的宴會，河間王也等於是參加了漢武帝的宴會，是呀，有什麼不同呢？

再來看看另一個問題：于吉到底犯沒犯法？

「即催斬之，懸首於市」——這八個字是意味深長的，孫策殺于吉刻不容緩，隨即掛出於吉的人頭，警示眾人。

據《三國志》裴松之注引《吳錄》，高岱是位隱士，精通《左傳》，孫策聞之其名，派人去請。為了這個即將到來的會面，孫策還真下功夫，臨陣磨槍搞《左傳》速成，想到時和高岱有個學術討論，大概想顯顯自己也是有文化的吧。沒想到有人從中使壞，對孫策說：「高岱覺得您就是個武將，不通文墨的。您看著吧，等您問他《左傳》的時候，他肯定一問三不知，不願意搭您這個茬兒。」

孫策殺于吉的關鍵原因正在這裏。如果單從對罪行的懲罰來看，就算是殺人放火也該經過正常審判程序，然後等秋後問斬，可對於吉這種看似無害的傢伙卻要迫不及待地予以翦除，因為，領導人最關心的既不是正義，也不是老百姓，而是自己的政權穩固。于吉就算什麼都沒做，但他太得人心了，而所有的人心都應該只歸向一個人的，那就是最高統治者。

小人說：「您說得不錯，荀子確實是位真正的賢者，可是，正是因為這一點，我才勸您多加小心。」

《志林》說的一點兒不錯，漢朝號稱以孝道治天下，皇帝們的謚號全帶個「孝」字，于吉都一百歲了，熬不了幾年了，可就這樣九_九_藏_書孫策還迫不及待地把他殺了，生怕慢了一分一秒似的，確實不像話。

對於于吉之死，《江表傳》和《搜神記》的記載從表面看上去似乎截然不同，其實呢，實質卻是一般無二的。——很多人都會以為，《搜神記》不過都是些怪力亂神的內容，當不得真，根本沒法和正史相比。其實不然，之所以有一種極端的說法：「小說比歷史更可信」，這是有原因的：單從事件來看，正史的記載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但小說的記載通常都是虛構的，沒有人會把小說當真；可是，對思想的記錄，小說卻有可能比歷史更真——小說雖然略去了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卻以文學的手法把事件背後所隱藏的「思想上的真實」（或者說「本質上的真實」）給突出地表現出來了。我們看《搜神記》這段于吉的故事，故事可能除了人名之外全是虛構的，卻通過這樣的虛構，把孫策殺于吉的真實原因給凸現出來了：故事是以于吉祈雨這個虛構的情節強化了孫策的真實意圖，孫策先是交給於吉一個不可能的任務，讀者這時候已經知道這個任務多半只是一個借口，知道這是存心刁難於吉，但心裏還是為于吉抱有一線希望，等到于吉當真完成這個不可能的任務之後，讀者總算為于吉鬆了口氣，因為孫策當初畢竟是當著三軍將士的面下的命令，總不能當場反悔吧？就這樣，孫策被虛構的情節逼到了一個要麼承認失敗，要麼必須「徹底攤牌」的地步，最後孫策選擇了後者，放棄的是作為一名統帥的「令行禁止」，這可是極大的代價哦。也正是因為凸顯出代價之大，才更強化了孫策要殺于吉的決心。而小說最後交代的孫策之死，體現的則是作者的褒貶——在這個獨立成章的故事里，孫策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物的複雜性被簡化掉了，而思想/實質上的真實卻更加明朗了。從這一點上來看，小說做的和正史並無二致，而小說的表現力卻比正史強得多了。

孫策可不幹了：這江東是我的地盤哎，這些賓客都是我的人哎，有不少都是我手下的將軍，怎麼于吉這小子倒成了老大了！

年輕可要小心了，你們如果生活在過去那個「禮儀之邦」里，穿錯了衣服是要沒命的！還有哦，聽重金屬這等「淫聲」也要沒命的（「淫」字的本義是「過度」），玩手機簡訊和網游這等「奇技、奇器」也是要沒命的！

孫策手下的小弟們當然要救于吉，這些人還真有主意，自己不出面，讓家中女眷去求孫策的母親，搞起了夫人外交。老太太這一了解情況，也覺得兒子過分，對孫策說：「干先生助軍作福，醫護將士，對我們有這麼大的幫助，怎麼反倒要殺了人家呢！」

對於火災的原理，整個兒漢朝恐怕也沒有人比董仲舒更明白了。所以，對遼東高廟和高園便殿這兩起火災，董仲舒自信滿滿地對漢武帝長篇大論地解釋道：「《春秋》之道，是從以前的事來推知未來，所以說，當咱們現實生活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應該到《春秋》裡邊查查有沒有同類事情曾經發生過，仔細體會一下其中道理，這樣一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什麼事都能一清二楚。就說這個火災吧，翻翻《春秋》，魯定公和魯哀公的時候，權臣季氏的邪惡勢力已經成熟，孔子的聖德也正在最耀眼的時候，這正是以聖德剷除邪惡的最好時機。別看國君勢力薄弱，可笑到最後的一定是國君。於是，魯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發生了火災。兩觀僭越禮治，老天爺降火去燒，這是在說：僭越禮治的臣子可以被除掉啦，你們大家快動手吧！這是天意啊，可惜，魯定公和老天爺之間有著語言障礙，良機就這麼被錯過了。

科塞為我們指出了事情的另外一面：「某些時代的某些政府，對其公民可能的道德墮落漠不關心，卻深為擔心不合常規的政治觀念對他們的污染。」——對這一類的「某些時代」，我們很容易從沉埋在古老文獻之下的一些社會現象中得到自由和民主的印象，但事情的本質是，這樣的自由和民主（即便是導致道德墮落的）之所以能夠存在，僅僅因為它們與政治無關。——魏特夫稱之為「乞丐式的民主」。

第四條規矩「假託于鬼神和占卜……」，該殺的人就太多了。（這裏邊也有我，《周易江湖》不說，我還寫過鬼故事在網上連載過呢，真可怕哦！）

但是，從後文來看，說于吉是位百歲老人恐怕還說少了。裴松之又引《搜神記》，說：

按說高岱也沒多大的罪過，就算真是在言辭上輕視孫策，孫將軍大人大量，等怒氣一消也就會把高岱放了。這個時候，使壞的小人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從史書中悄然退場了，接下來整裝上場的是一大群好人，是高岱的知交好友和仰慕者們。

在建元六年這兩次火災之前，淮南王劉安入朝，和漢武帝的舅舅武安侯田蚡說過些叛逆之言，其後，膠西于王、趙敬肅王、常山憲王屢屢犯法，甚至還殺人全家、毒殺部長級高官，接著，淮南王和衡山王就造反了，膠東王和江都王也都準備響應。直到元朔六年，這些傢伙才都完蛋了，田蚡死得早，沒趕上被正法。這個時候，漢武帝才想起董仲舒的那番話來，就派董仲舒的學生呂步舒持斧鉞查辦淮南王謀反一案。呂步舒不愧是董仲舒的學生，《春秋》學得好，依「春秋大義」在外獨斷專行，遇事並不奏請皇帝。事情辦完之後，回朝交差，漢武帝對呂步舒的判決給予了全盤肯定。——從《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來看，因為淮南王的謀反而連帶受到懲處的有幾千人之多啊——原文說這幾千人「受誅」，也弄不清這裡是不是說這幾千人全被殺了。反正不論是全殺還是分別懲處，都夠呂步舒忙活的。看看，學好《春秋》是能做大事的，洪七公那麼高的武功，一輩子殺人也不過才三位數。

「不到適當時機絕不出手，這就是天道的特點。看看今天，高廟不應當建在遼東，高園便殿不應當建在陵墓旁邊，這都是違反禮治的，所以老天爺這才來放火。可是，遼東高廟和高園便殿都建了很長時間了，為什麼老天爺早不放火，偏要等到現在才來放火呢？大概他老人家這是認為時機到了。

對於專制統治者來講，最優的局面就是「團結」——讓大家全都團結在自己的麾下，讓他們幹什麼他們就幹什麼，哪怕讓他們去死；而大家各自之間的最優關係則是「一盤散沙」，就算是皇帝不夠強勢，號召力不足以達到「團結」的話，使臣民們形成「一盤散沙」的局面對政權的安全就更顯得重要了。

——此事見於《後漢書·郎顗襄楷列傳》，其中還提到了《太平經》神奇的來歷，說漢順帝的時候，琅琊人宮崇到朝廷獻書，說這書是他的老師于吉在曲陽泉水上所得的神書。這書的外表看上去也確實夠神的，「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反正就是說裝幀極其精美，怎麼看怎麼都像是仙界的東西，這就是《太平清領書》——看來漢朝人就已經重視起書籍裝幀了。

翻譯過來就是：

我們先來就法國東方學會的問題看看道家的動靜。

《春秋》這部聖人書也能成為殺人利器啊。淮南王劉安的死因據不少人推測都跟「學術中心不兩立」有關，再看看河間王劉德的下場，其間的邏輯和于吉之死有什麼不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