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于孔、墨也遠矣！」

真是令人感慨啊，如果換到現在，歌唱得再好，也不過在超女比賽上奪魁，最後做個當紅藝人罷了，可看人家寧越，靠著無伴奏的幾聲乾嚎就給自己打開了仕進之門。

這，是怎麼回事呀？

不久之後，寧越受到了齊桓公的正式接見，寧越大談治國安邦之道，齊桓公越聽越是高興，越聽越覺得寧越人才難得，嗯，得趕緊給他封個大官才行！

無論如何，太王能說出「小弟們不愁沒老大」這樣的話來，總能算是個了不起的人，儘管當時的「老大」（君）並不是後世的君主乃至帝王的概念。

無論怎麼說吧，以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老子》的這句「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與其說是提出了一個政治方針，毋寧說是指出了一種社會現實，這就越發讓人生疑：法令明明是懲治犯罪的，法令越嚴明，對犯罪的打擊也就越重，社會也就越是安定。如果拋開古老的禮法之爭的意義不談的話，難道法律和盜賊當真是成反比的么？

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康德是站在李叔同一邊的，據麥克斯·繆勒說：「康德認為那種靠沒有道德價值的行為，靠儀式即外在的崇拜來取悅神靈的，不是宗教而是迷信。我看不需要再引用站在相反立場上的觀點了，即認為內心默禱的宗教，哪怕它在公眾生活中是積極活動的宗教，如果沒有外在的崇拜、沒有僧侶、沒有儀式，那就什麼都不是。」——是的，世界永遠是站在李叔同和康德他們的「相反立場」上的，即便古往今來的老百姓們遠不如這幾個聰明人高明，但他們就是這樣，永遠如此。

6）君臣之際並非片面的絕對的服從關係，而是雙邊的相對的約定關係。

如果原文記載無誤，巫馬期的「微服」可夠搞笑的：所謂「絻（wèn）衣短（shù）褐」，大約可以解釋出兩種意思，一是頭戴禮帽、身穿粗布衣服，二是穿喪服配粗布衣服，反正巫馬期就這麼喬裝改扮地去了。

《韓非子》的「解老篇」和「喻老篇」是頗具爭議的文章，很多人認為它們是漢朝人作品，攙雜進了《韓非子》的，《呂氏春秋》也矇著一層神秘的面紗，而《淮南子》卻根正苗紅，沒有多大的爭議。

我們甚至還能由此來推想一些可能的情況。假如狄人步步緊逼，得寸進尺，太王實在沒地方可去了，那麼，第一，如果條件能談攏那就投降，從此以後大家都是一家人，那就誰也別再欺負誰了，一起發展生產，共同致富；第二，如果條件談不攏，或者內部有分歧，那就誰想投降就去投降，誰想抵抗就去抵抗，劃分陣營，各立旗號；第三，如果小弟們一致要求抵抗，那就開打，打贏了最好，打敗了也死而無憾。

當然，另有一些聰明程度不亞於李叔同和康德的傢伙也是和他們對著乾的——社會發展了，文明進步了，孔子和荀子這樣的聰明人發覺了其中的欺騙和奧妙，卻從現實意義出發，認為老百姓們還是繼續愚昧下去的好——嗯，這個出發點倒也不壞，如果現在就能用上董仲舒「原心定罪」那個理論的話，這兩位儒家先賢應該不會為愚民思想擔上什麼罪名的。

在這個問題上，伏爾泰說得雖然不夠準確，卻很是有趣：「中國的儒生崇拜一個惟一的上帝，但卻聽任人民受和尚的迷信行為的蠱惑。他們接受道教、佛教，以及其他幾種教。官員們認為人民可以信奉跟國教不同的宗教，就像食用一種比較粗糙的食物那樣。」（伏爾泰《風俗論》）

這事情傳到了孔子耳朵里，老聖人讚歎道：「趙氏就要昌盛了！」

這可是徹頭徹尾的帝王權術。司城子罕的建議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帝王管理學的重要問題：如果「殘酷」和「仁慈」只能二選一的話，你選哪一個？如果「被人愛戴」和「被人畏懼」只能二選一的話，你選哪一個？——這個問題也正是馬基雅維里在《君主論》里論述過的一個最出名的問題，也是最使他承受罵名的一個問題。馬基雅維里給出的標準答案是：「如果一個人對兩者必須有所取捨，那麼，被人畏懼比受人愛戴是安全得多的。」司城子罕心裏肯定也是這麼想的，只是藏在心裏不說出來罷了，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大罵司城子罕的人比大罵馬基雅維里的人可少得多了。人心真是很難解釋，掩耳盜鈴竟會成為被社會普遍默許的事情，那些只是把鈴聲敲響而不去盜鈴的人卻成了過街老鼠，就連故事結尾的那句《老子》的話竟也在告誡君主「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其涵義似乎是：種種卑鄙的勾當儘管去做，只要別大聲說出口來——也許這也可以算作「道可道，非常道」的一種解釋吧？

「蒙住老百姓的眼睛，堵住老百姓的耳朵」，這看上去並不像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的確，如果還是在春秋戰國時代，這個辦法根本是行不通的，因為老百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流動，知識分子如果在衛國觸犯了忌諱可以一拍屁股就跑到秦國去，人們的眼睛總能看到外面的世界，耳朵總能聽到外面的聲音，每個國家都在努力去使「近者悅，遠者來」，他們所散布的信息雖然有可能是虛假的，或者在傳播過程中被一次次地以訛傳訛，但聽眾們卻有可能從種種不同的聲音渠道中對各類矛盾的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斷和辨別。所以，姜太公的壞點子只有在大一統的集權時代才是真正可行的，令《淮南子》的編纂人員興奮的是，初生的漢朝已經接近於這個標準了。

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閼于曰：「無卹賤，今以為後，何也？」

書寫歷史也許就是這樣：任你千變萬化，我總能說出理來。

如果這個思路不差的話，我倒覺得，輪扁的故事對闡明「道可道」這句格言來說還不夠貼切，因為做車輪子這活兒說到底是個熟練工種，就好比有人問我怎麼學英語，我可以馬上說出一二三來，這一二三雖然都是我多年積累的心得體會，可任誰也不可能聽完了這一二三之後馬上就把英語學會了。所以，弗羅斯特的那個說法或許更能準確表達「道可道，非常道」的真切內涵，儘管弗羅斯特是個外國人，更沒學過道家文化。

翟煎答道：「義大利歌劇好不好？當然好！可縴夫們拉縴的時候有唱《圖蘭朵》選段的么？——大家都是一起『哼哧』、『哼哧』地喊號子。勞動號子當然遠不如《圖蘭朵》好聽，可《圖蘭朵》再怎麼好聽也用不到拉縴的時候啊！治國也是一個道理，靠的是『禮』，而不是漂亮的條文。」

不過，應該承認的是，即便統治者不去刻意地愚民，老百姓的大腦在任何時代也沒法和精英分子相比，尤其在人多勢眾的時候，愚昧更會被無限地放大。這種現象曾經引起過心理學家們的極度好奇，在「二戰」過後，他們通過實驗的手段試圖搞個明白：二十世紀的德國人，普遍受教育水平並不算低，其中更有著不少的高級知識分子，可大家這是怎麼了，怎麼會那麼瘋狂地迷上了納粹呢，怎麼會親手干下那麼多令人髮指的殘暴行為呢？

故事里的季子一般被認為是孔子的學生宓子賤，他在亶父這個地方做官，已經三年了。同學巫馬期想了解一下宓子賤的政績，於是施展高超的易容術，去亶父微服私訪。

看看現在的大公司，一般來說，董事長總是最輕閑的，需要看的文件大多也只看頭一頁，甚至只看幾句最簡明扼要的提綱，至於部門經理們，那可就忙得多了，再看看車間里具體從事生產的工人，加班加點，流血流汗，「清晨四點一刻，天還沒亮，睡在擁擠的工房裡的人們已經被人吆喝著起身了。一個穿著和時節不相襯的拷綢衫褲的男子大聲地呼喊：『拆鋪啦！起來！』接著，又下命令似的高叫：『蘆柴棒，去燒火！媽的，還躺著，豬玀！』」（夏衍《包身工》）

這個問題依然具有普世意義，伏爾泰曾經調侃過孟斐斯神聖的阿庇斯牛，說善男信女們把它當神，頭腦清明的人只把它看作一種單純的象徵之物，至於愚夫愚婦，便對它頂禮膜拜了。後來。暴君岡比西征服埃及，親手殺了這頭牛，讓愚民們好好看看，他們的神也是可以被|插到烤肉叉上的。（伏爾泰《哲學詞典》）

錢老師話說得非常委婉，立場也站在孔子一邊，但說來說去還是不脫「愚民」二字。這種觀點其實是萬古長青的，即便在現代，還經常看到國外新聞報道說某某地方長官高瞻遠矚，不顧當地所有老百姓的反對，毅然搞了個什麼什麼工程，最後事情辦完，老百姓獲益良多，這才一致認同了領導人的英明遠見。——這種例子如果有閑心去查的話，能查出一大堆來，但如果想讓例子變得對論點有支持力的話，就應該拿出符合規範的統計數據，看看一定地區、一定時間之內，地方長官「不顧當地所有老百姓的反對，毅然搞了個什麼什麼工程」之類的事，到底有多少最後變成了「高瞻遠矚」，又有多少最後變成了「絕口不提」？再有，地方長官這等權力的發展趨勢和連帶影響都是什麼？

故事的主人公趙簡子、趙襄子和智伯我在《孟子他說》里都有過詳細的介紹：像中山狼、趙氏孤兒這些故事都是和趙家人有關的；智伯有個著名的門客叫做豫讓，他為智伯復讎的故事是《史記·刺客列傳》里非常璀璨的一筆。

觀察外人的眼光總難免掉進「烏鴉站在豬身上」的窠臼，我們不妨參照一下黑格爾耳聞當中幾乎是同時代的中國的樣子——對於這同一個問題，錢單士厘的著眼點在政府那裡，而黑格爾的則是在老百姓身上：「皇帝對於人民說話，始終帶有尊嚴和慈父般的仁愛和溫柔，可是人民卻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賤的，自信生下來是專給皇帝拉車的。逼他們掉進水深火熱中去的生活的擔子，他們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命運，就是賣身為奴，吃口奴隸的苦飯，他們也不以為可怕。因為復讎而作的自殺，以及嬰孩的遺棄，乃是普通的、甚至每天的常事，這就表示中國人把個人自己和人類一般都看得是怎樣輕微。」

有一句話是我們絕不陌生的：「治亂世需用重典」，但人們觀察到的現實世界的運作卻往往並不足以證明這句經典格言的恰當，甚至還對它構成了種種絕妙的反諷。是呀，老子遇到的問題是無論古今中外都曾經遇到的問題，但問題的解決是否真像《老子》或者《淮南子》告訴我們的那樣嗎？

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

托克維爾的這段文字首先就具有文化比較的意義：以前我總覺得做一些調查統計是很有必要的，看看在那些沒有儒家傳統的遙遠國度里，人民群眾是否就生活得比我們更加「不仁不義」，看看在那些毫無孝道精神的地方，人民群眾是否就生活得比我們更加缺少家庭溫暖？如果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話，那麼，所謂儒家精神的獨特性到底何在？在現代社會裡倡導儒學到底又有什麼意義？

身分越是平等，人們也就越是明白這種互相支援的義務。

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

好了，再來捉摸一下趙襄子的所作所為和《老子》理論的聯繫，咦，又有一番耐人尋味之處哦——這個故事和《老子》的這句名言如果單擺浮擱地分別放著，我想大家也不會有什麼特殊的感受，但是，把它們放在一起，卻很能夠看出一些問題來了：《老子》在這裏所講的分明是一種權謀機詐的手段！

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

而且，惠施呢？

與這些負面制約相比，正面制約的意義顯然更為重要：那些遵循嚴緊派傳統的人在他們的小社會裡會得到超乎一般的關愛與友誼。

夏老師收集了不少相關的例句，比如：

反之，在民主國家裡，兒子寫給父親的信中，字裡行間總有某些隨便、親密和依戀的表現，一看之下就知道家庭里建立了新的關係。

陳老師的話，明顯讓人感覺這段老子絕不會是春秋時代的文字，如果「專制者」這個說法確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話，我們得想想，春秋時代還屬於封建社會呢，及至戰國才有了專制的趨勢，而真正的專制時代卻是從秦朝才宣告開始的。即便我們說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已經進入專制統治了，那也只是西陲一地而已，廣袤的中原大地可不是這樣。

輪扁登鼻子上臉，接著問道：「哦，這聖人還活著么？」

故事的一開始出現了兩個人：惠子和惠王，看上去像是哥兒倆，至少也是同宗，但是，這二位絕沒有一點兒沾親帶故。

孟子說：「太王當年佔著邠地的地盤，狄人來搗亂。太王送皮貨給狄人，狄人還是來搗亂；太王又送狗送馬給狄人，也不靈；又送珍珠美玉，還不靈。太王於是召集長老們，跟他們說：『我算明白了，狄人想要的是這片地盤。我聽說過，道德高尚的人不能讓養活人的東西反過來來禍害人。地盤就給了狄人算了，小弟們也不愁沒老大，某家去也！』太王就這麼離開了邠地，翻過梁山，一看岐山腳下還能住人，就定居在這裏了。邠地的那些小弟們都說：『老大是個好老大，咱們不能沒有他。』於是，跟從太王來到岐山的人就像趕集一樣。」

這個故事再次驗證了前文中希爾斯講過的道理：即便真要破除舊有的「愚昧的」傳統，也要馬上搞出一個更加富於神奇魅力的新傳統來取而代之。——在這裏，岡比西這位精力充沛的暴君或許正是這個「更加富於神奇魅力的新傳統」，因為暴君往往是極有領袖魅力的傢伙，就像撒旦一樣，英俊瀟洒，雄辯滔滔，正是韋伯所謂的「卡里斯瑪型」領袖。

巫馬期到了亶父的時候天已經黑了，他看見河邊還有人捕魚，捕上了魚卻又把魚放回水裡。巫馬期很奇怪，問道：「請問，您這是在捕魚還是在搞行為藝術？」

惠孟一愣，想了半晌：「好像……您說的太直白了。反正，我的意思嘛，嗯，您難道不覺得這種功夫要比簡單的勇猛善戰高明千萬倍么？」

這樣看來，《淮南子》的寫作時代在漢朝初年，秦朝的專制統治剛剛結束，漢朝雖然也要成為一個專制大國，但秦朝的迅速瓦解使漢朝的統治集團和知識分子們無不對秦朝的政治體制心生疑慮，處處總想反秦朝之道而行之。我們看到的是，漢朝初年，郡縣制和封建制并行，中央政府的管制遠稱不上繁重和嚴密，《淮南子》是在這個大背景下被鑄造完成的，而當它完成的時候，漢武帝即將大展雄主之才，這便註定了「重視小弟們的生命」這種論調流行不了多久了。——翻翻《史記》和《漢書》吧，如果你只是一個普通百姓，恐怕在整個西漢時代里你最不想活在其中的時代就是漢武帝時代了，呵呵，即便這樣，我們好像還是應該連篇累牘地去讚美他老人家，也許，對一些人來說，他們更喜歡鐵腕的主子，而不是獨立的人格。——這道理決不像看上去那樣荒謬，托克維爾就曾經細緻地說明過：「……做僕人的終於不關心自己。他們逐漸忘卻自己，也可以說放棄自己，或者勿寧說把自己的一切全都交給了主人，並自以為由此確立了自己的人格。他們以支使他們的人的財富來炫耀自己，以主人的榮譽來為自己增輝，以主人的高貴來抬高自己，並一直陶醉於這些仰仗他人而來的光榮。他們把這種光榮看得往往比其全權的實有者看得還重要。」（《論美國的民主》）以及「對弊端推波助瀾最甚的莫過於人們慣稱的路易十四統治的黃金時代了。」（《舊制度與大革命》）很多人看電視劇「某某大帝」會跟著心潮澎湃，可就拿最著名的一位大帝——漢武大帝來說吧，司馬光在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時候舉例子說漢武帝改變祖宗制度，結果「盜賊半天下」。（《宋史·司馬光傳》）司馬光的對頭王安石也不遵循「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這條原則，也和司馬光一樣看不慣漢武帝的一些作風：「壯士悲歌出塞頻，中原蕭瑟半無人。君王不負長陵約，直欲功成賞漢臣。」（王安石《漢武》）所以，「盛世」往往是對皇帝來說的，皇帝的盛世未必就是老百姓的好時光呀——這道理又讓王安石給寫成了詩：「千載紛爭一羽毛，可憐身世兩徒勞。無人語與劉玄德，問舍求田計最高。」（《讀〈蜀志〉》）。

歷來有不少專家都質疑過這一章內容的可靠性，認為是脫胎于《莊子·天下篇》的。《莊子》的原文是：

這是說鄭簡公治國的事。鄭簡公是個超級甩手掌柜，對鄭國總理子產說：「喝酒不能盡興，鐘鼓不能長鳴，這是我的責任；國家治理不好，朝廷一團亂麻，外交一塌糊塗，這是你的責任。你別干涉我尋歡作樂，我也不干涉你治理國政。」

了解漢朝人眼中的老子和黃老思想，《文子》不過是個小小的序幕，宏篇巨制的《淮南子》是絕對不可以不看的。

這個故事里的主人公叫做輪扁，他可不是姓輪名扁，「輪」是他的職業，「扁」才是他的名字，這種稱呼在先秦時期是很常見的，如同黃飛鴻那個殺豬賣肉出身的徒弟叫「豬肉榮」，洋一點的稱呼比如Dr.John之類。所以，輪扁這個名字如果翻譯成現代語言，就是「做車輪子的阿扁」。

即便是「最弱意義的國家」也必須要具備一定的對糾紛的仲裁能力，那麼，現在的問題是，這種仲裁需不需要板上釘釘式的條文依據呢？

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于兌，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督而載之木，解其劍而帶之笏。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飱其質，厚葬久喪以俔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

咱們得承認，周武王的這番顧慮雖然有些齷齪，但畢竟是人之常情。而回答這種非常問題，必須得有非常身份。姜太公很可能就具有這種非常身份。——嚴肅一點兒來說，姜太公恐怕並不像傳說中那樣是個草民百姓，在渭水釣魚的時候被周文王看中，於是輔佐周人滅掉商朝。這樣的傳說明顯帶著君權時代的痕迹，真正的姜太公和周文王的風雲際會很可能意味著當時東部的姜部落和西部的周部落的聯合，於是，姜太公對於周武王恐怕不會像後世里的臣子對君主那樣的姿態，《淮南子》恐怕是忽略了這一點了。

宋康王把嘴一撇：「我不信，你這叫瞎詐唬，看我先拿劍刺你一下再說！」

1）人民是政治的主體；

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卻曾經困擾過很多時代里的很多聰明人，舉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十九世紀初期浪漫的聖西門所提出來的宣言式的闡述：設想法國突然失去了五十名一流的物理學家、五十名一流的化學家……五十名一流的木匠……總共失去了三千名一流的科學家、藝術家和工匠……民族要是一霎時失去他們，便會變成一具沒有靈魂的殭屍……再設想另一種情況，失去的不是這些人，而是三萬名王公貴族們，這些國家棟樑的死亡並不會給國家任何政治損失。

但這事也不好說，通行本《老子》在另外一章里卻和馬基雅維里一樣，把這層齷齪的意思給挑明白了：「人民如果不畏懼統治者的威勢，那麼，更大的禍患就快要發生了。」（民不畏威，則大威至。）——如果我對這句話的理解是正確的話，老子在這裏確實馬基雅維里了一回。那麼，老百姓應該畏懼的這個「威」，是否就是「國之利器」呢？

這些事情恐怕不是兩千六百年前的孔子所能想到的。但是，孔子畢竟是位聖人，聖人似乎是不該鼓吹愚民的，於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自然也有一些好心腸的解釋。

「人之初，性本善」，這個道理後來成為了儒家理論的一個重要基礎，儒者們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古公亶父確實夠善的，可是，怎麼能使專制時代的君主們也能夠發揚自己心底的那一點善念呢，怎麼能讓這些高高在上的傢伙們也能有古公亶父一樣的同情心呢？儒者們的主流答案是：勸說君主們好好學習儒家經典，做到「正心誠意」，以自己的善良與同情逐漸感染整個帝國。

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

可是，這難道也是一個問題嗎？即便在我們現代，法律不都是數不清的條文么？

——不錯，看看帛書本和通行本，大體都給改過來了，是榮和辱、黑和白的對仗了。

這不是我誇大其詞，老子這話不但權謀，而且權謀得還比較庸俗，他用文言文一說咱們覺得很深邃，其實換成俗話就是那句「扮豬吃老虎」。——聯繫一下趙襄子的故事，不就是這個理么？

我們很容易理解的是：儀式越複雜，莊嚴程度也就越高——就像訂立一個協議，拉鉤兒就是最簡單的儀式。莊嚴和神聖總是離不開儀式的，小男孩把心愛的橡皮送給了鄰居小女孩，小女孩怕小男孩哪天反悔，會把橡皮要回去，於是兩人舉行儀式——拉鉤兒，並伴以儀式化的語言：「拉鉤兒上弔，一百年不許要」。——這很可能就是詩歌的源頭，正如法國人類學家葛蘭言所謂：「詩歌語言是與特殊活動相對應的一種特殊的表達形式。詩歌表現總有一種強制性的敬重。這是與宗教活動相適合的：詩歌是先知的語言。《左傳》和《史記》中記載的預言幾乎無一例外地採取了童謠的形式。」（葛蘭言《古代中國的節慶與歌謠》）這類儀式化的特殊語言形式原本應該另有一種重要的功用：使很多人可以按照一個固定的節奏一同發出聲音——這就好像小學生一起朗誦課文一樣，四平八穩的節奏使課堂上的每一個個體都消失掉了，個體會從中產生出一種融入集體的感覺，這感覺既如此的自然，又如此的神秘，這就是儀式的力量所在。（我小時候就總和大家念不到一起去，為此沒少挨老師的批評。我那幼小的心靈充滿疑惑：正常人怎麼可能把書讀得那麼慢呢？——也許正是因為對儀式的天然遲鈍，這個小孩子直到長大以後還一直對人群抱有一種疏離之感。）

故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焉可以托天下；愛以身為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

令人沮喪的事情還不止這些，如果我們把托克維爾的意見再多想一下的話，儒家孝道所鼓吹下的溫暖家庭似乎也立不住腳了，更何況，孝道是個被現代人廣泛誤解的概念，它所誕生的土壤是周代的那種特殊的宗法制度，而在專制時代開始之後，孝道又幾乎完全變成了一種政治，其家庭倫理意義是附屬於政治意義之上的。（詳見《孟子他說》）

輪扁在堂下幹活兒，幹得累了，把傢伙一放，居然跟齊桓公搭上話了：「老闆，看什麼書呢？」

這故事的主人公是大王亶（dǎn）父，大王也就是「太王」，通常對他的稱呼是古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爺爺，是周部落的早期帶頭人。

天下文章一大抄，現在我們要說的這個故事並非《淮南子》編輯部的原創（後面的故事也是），而是取自《呂氏春秋》的「淫辭篇」，稍作改編而已——捎帶說一聲，恐怕有些心術不正的傢伙一看見「淫辭篇」這個題目就急著去買《呂氏春秋》了，其實原本這個「淫」字是「過分」的意思，比如「淫雨霏霏」，是說雨一下起來就沒完沒了，和色情並無任何關係。前些年我還曾見過一本用心良苦的書，書名大概叫做《中國古代奇技淫巧》，乍一看以為是講古代房中術的，很惹眼，其實是講古代科技的，而書名說的一點兒都沒錯，科技在中國古代確實一向被貶低為奇技淫巧。好了，不扯遠了，回到我們這個寓意深刻的小故事來，故事說的是，梁惠王請來外國專家惠施為自己的國家主持立法工作，惠施不負所托，編出了一部國家大典。這樣大的一件事，總得開個聽證會討論一下，於是，魏國貴族長老們齊聚一堂，一起鑒定惠施這位外國專家的工作成果。

惠孟前來求見宋康王。故事里沒有交代惠孟的五官相貌和衣著打扮，但想來是一位溫文爾雅的儒生。宋康王看著惠孟，越看越不順眼，還沒等人家說話呢，就又是跳腳、又是咳嗽，拔高了嗓門叫道：「老子喜歡的是勇士，不喜歡那些滿口仁義的傢伙，你，你你你，你少來跟老子廢話！」

再來看看《老子》這幾句話，行文流暢，斐然成章，怎麼看怎麼都像假的。

還有一個問題值得去問問老子本人：「你既然說了『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那你能不能再給出個主意，怎麼著才能讓『盜賊無有』呀？你別只知道整天寫書批評政府，要是換你來搞，說不定還不如現在呢！」

關於這個題目，可看的東西很多，金耀基著有一部《中國民本思想史》，專門論述這個問題，我再偷一次懶，借用李明輝在《儒家傳統與人權》一文中對金老師論述的儒家民本思想的簡要歸納：

——「為什麼」，前文講過，人窮就容易管理，賞和罰的手段就越容易派得上用場，一個為了打發寂寞時光而去做了小職員的千萬富翁恐怕是最讓老闆覺得難以管理的傢伙了：獎勵他吧，他對那點兒獎金根本看不上眼；處罰他吧，就算把他的薪水全部扣光他也毫不在乎。所以，要想讓政權穩定，要想讓老百姓都能乖乖聽話，讓他們富裕起來未必是一個恰當的辦法。——這事沒有那麼簡單，可稱得上是千百年來的一個政治難題：百姓們不能太富裕，也不能太貧窮，否則都容易出亂子，一定要把握好一個度才行，於是，似乎很多稅收政策、通貨膨脹政策和一些稀奇古怪的經濟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是為這個目的服務的。

這一章也很有名，主要是第一句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流傳很廣。我們先來看一下陳鼓應對這一章的翻譯：

如果把我就一個階級所述的一切推而廣之，用於一個民族，大家就會更加了解我的思想。

下聯是：宣仁宣義聿昭拯濟大權衡；

咱們先來看看姜太公的答案：「大王您能提出這個問題來，這很好。這就好比打獵，獵物還在活蹦亂跳的時候，獵人唯恐把箭射輕了，可等到獵殺成功之後，又希望獵物的傷口越小越好。」——這得解釋一下：那時候打獵是很講究「殺法」的，有上殺、次殺和下殺三個檔次。上殺是古龍小說式的殺法，藍光一閃，生死立現，這種被「上殺」的動物是等級最高的，肉質最好，可以被做成肉乾用作祭祀；中殺是說一箭沒有正中心臟，動物掙扎了一陣才死，所以肉質就差了些，不能被做成肉乾用作祭祀了，只能退而求其次，給客人們來吃；下殺是金庸和粱羽生小說式的殺法，獵人和野獸你來我往，大戰三百合，野獸終於渾身是血，慘死當場，經過這麼長時間的磨難，野獸的肉質也不好了，皮毛也傷痕纍纍了，既不能用來祭祀，也不合適招待客人，那就下廚房好了。姜太公的意思，用現代的話說就好比買房，買之前總嫌房價太高，整天盼著降價，買了之後又總嫌房價太低，整天盼著升值。姜太公對周武王說的就是這個意思：「你滅掉商朝之前總想增加以臣弒君、以下犯上的合法性，等自己坐了江山之後，又開始想降低以臣弒君、以下犯上的合法性。」

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絻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間焉，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

許地山這個名字大家想必都不陌生，小學語文課本收錄過他的一篇《落花生》，只是很多人不知道他還是一位道教研究領域的專家，正如很多人也不知道同一個時代里以散文名世的朱自清更是一位古典文學研究的專家。許地山研究道教發展史，認為從《淮南子》可以看出先秦時期的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在漢朝初年已經被道家思想吸納進去了——這裡有兩點很值得我們注意，一是陰陽和五行原本各自都是獨立的體系，和《周易》更沒關係，現在大家一提起這些東西來總以為它們是一回事，這是一個誤解（詳見《周易江湖》）；二是《淮南子》的時代基本上也就是董仲舒的時代，而前文已經講過，董仲舒鼓吹的那套「儒家思想」不也多出來不少陰陽五行嗎，不也把聖人的一部《春秋》歸結為陰陽五行祥瑞災異云云嗎？這不是給我們後代人添亂么，到底誰是儒家、誰是道家呀？

王壽背著書出門，路上遇見了徐馮。徐馮說：「人應該懂得隨機應變的道理，識時務的人是不會拘泥於成法的。書籍雖然是個好東西，裡邊記載了不少智者們的至理名言，可書是死的，世界是活的，有智慧的人是不藏書的。」

在民主的家庭里，做父親的除了表示老人對子女的愛撫和向他們傳授經驗之外，並沒有任何權力。他的命令可能無人遵從，但他的忠告一般會發生作用。雖然子女們對他不是畢恭畢敬，但至少對他表示信任。子女同他交談沒有固定的禮節，而是隨時可以同他談話，經常向他請教。在這裏，家長和長官的身分不見了，但父親的身分依然存在。

從音韻角度來分析古文確實是個有益的方法，大家可以想想我在《周易江湖》里是怎麼從押韻的角度來分析卦辭的，很能看出一些東西。但這一招也不是那麼保險，你怎知作者沒有地方口音呢？而且，聲音的轉變經常不著痕迹，就拿這個「離」和「兒」來說吧，現在也不押韻了，我們只是在古典詩詞里還能讀到「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哪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但是，至少明清時候的人寫詩押韻已經不得不去硬背韻譜了——他們在日常生活里的發音已經和唐詩宋詞時代大不一樣了。我們讀明清詩詞，看它們和唐詩宋詞一樣的押韻，可別以為漢語發音這麼多年都一直沒變呀。

這故事可夠怪的，如果不提最後那個《老子》的「去彼取此」，而是歸結為儒家的那個著名概念「君子慎獨」，恐怕文意更加連貫。對了，這故事又一次地為儒家唱了讚歌，讚美了宓子賤的「德治」。

反正，不管怎麼說，《老子》在這裏再一次地給我們講了一番政治。正如我常說的，不要以為先秦諸子們講的都是些什麼倫理道德和生活智慧，這些智者們的思想核心幾乎都是通往政治的，我們只有在這個層面上去理解他們才會少一些自以為是的誤解。

趙襄子的手下人忍無可忍，請求殺掉智伯，可趙襄子卻說：「當初我爸立我作繼承人，就是看重我能夠忍辱負重，難道我現在就這麼沉不住氣么？」

孟子講完了太王的故事，又接著說：「可是，也有人說祖業不是我們能決定要還是不要的，所以，我們要守好祖業，死也不走。大王，這兩條路，您自己選吧。」ｒｅaｄ•９９cｓｗ•ｃoｍ

「摔洋酒」這類做法在原始部落里卻並不是什麼荒唐的事情——如果這些摔洋酒的大款可以飛到諸如巴布亞紐幾內亞或者爪哇之類的「憂鬱的熱帶」，他們可能一下子就會融入到原始部族的生活中去——這會讓那些為了同樣目的而煞費苦心的人類學家們羡慕死的。

齊桓公看書正看得入神，冷不丁被輪扁這一嗓門嚇了一跳，當即大喝一聲：「錦衣衛，快把驚駕之人拉下去斬了！」——呵呵，這才是符合人之常情的故事發展，可故事的真正發展是：齊桓公放下手裡的書，回答輪扁說：「我看的是聖人的書。」

漢初的年輕儒者賈誼在名文《治安策》里有一段很生動的「台階」的比喻：「天子就像宮殿，老百姓就像平地，官員則是從平地通往宮殿的台階。大家為什麼都覺得天子很尊貴呢，這是因為天子高高在上，令人望而生畏。但是，大家想想，如果玉皇大帝住的天庭不是在彩雲之上而是在四川盆地最底部，那恐怕大家就把他老人家當妖精了。我們求神拜佛，造的神像、佛像不都也是高高在上的么，其實都是一個道理。所以呢，通往天子宮殿的台階是一級一級的，台階越多，天子的位置就越高，老百姓就越得仰著脖子來崇拜他。如果台階只有那麼一兩級，那就壞了，天子和老百姓就沒有距離了，老百姓也就不會再拿天子當棵蔥了。古代帝王深明此理，這才設立了等級制度——從爵位來說，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從官秩上說，有部級、廳級、局級等等，這些森嚴的等級形成了一個金字塔，天子高坐金字塔的最頂端，尊貴無比。

現代人體會祖先古老的智慧，很少還會有人站在《淮南子》的一方，「以民為本」被賦予了越來越多的開明色彩，儒與道等各家思想也被不斷徵引來闡明一個個的流行觀念，比如「人權」什麼的，可是，事情原本真是那樣的嗎？

如果我們反過來思考這個問題：只要立法和司法過程是由權力所有者一手控制的，只要案件的調查審理完全是黑箱操作的，哪怕重拳再重、嚴打再嚴，照樣還會「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多少人呼籲過對犯罪分子要加重量刑，但泰勒的研究結果卻提示我們：即便把朱元璋那套「剝皮實草」的恐怖手段照搬到現代舞台，一樣無濟於事——甚至還會有更加可怕的後果：良民也難免會被黑箱裝了進去，隨即便在沒有公開和公正的審判里被「罪有應得」地「剝皮實草」。這可不是危言聳聽，方孝孺那位清正廉明的老爹就是在朱元璋的黑箱反腐中被當作腐敗分子處理的。

無論如何，澳洲土著還可以告訴我們的是：有組織的仲裁在他們中間確實已經產生了，正如諾齊克所描述的那樣。那麼下邊又該出現什麼呢……？

拋開所有的思想流派不談，僅僅是大一統帝國的成立就註定會發生那些個變化——我們可以看看波普諾的《社會學》這部權威教科書對集權主義的定義：

隨著貴族失去權勢，父母的那種嚴肅的、約定俗成的、合法的權威也不見了，而在家庭之內建立起一種平等關係。

可也不能高興得太早，既然「只要你足夠用心，什麼理由都是找得出來」，這可是一把雙刃劍，董仲舒如果存心跟我過不去，而經典的最終解釋權又掌握在他的手裡的話，那我是無論如何也難逃這一劫的，除非他的腦瓜實在不夠靈光。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愚民之道和說謊騙人其實都是一個道理，騙來騙去很容易把自己也騙進去——儒家還就真出了這個問題，宗師開創的騙人之術原本只瞞著老百姓，可傳了幾代之後，自己人也相信了，前文講過的董仲舒的《春秋》災異理論就是最好的一個例子，後來搞到整個兒兩漢時期讖緯流行、祥瑞遍地、災異滿天，真真假假的誰也說不清楚了。

先要說明一點的是，兩千年前的這種「小故事，大道理」和如今的counterparts都有同樣一個本質上的缺陷：把複雜的社會給過分簡單化了，豈不知道，一隻蝴蝶在巴西輕拍翅膀可以導致一個月後美國德州的一場颶風。把「蝴蝶效應」用在社會生活上並不過分，而趙襄子的這個故事其實根本就不足以證明《老子》的那句大道理。——趙襄子殺智伯是歷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由此引發而來的「三家分晉」被司馬光列為《資治通鑒》敘事的開端，開啟了一整個戰國時代，而從細節紛呈的史料上來看，趙襄子的得手似乎完全是一次險勝，也許一些細小事件上的誤差就足以使整個局面完全顛倒過來。但成功人士的成功歷程無論再怎麼充滿偶然，也總能被人們解讀出無限的人生哲理。——這可能要歸咎於我們心理上一個普遍的特質了，設想一下這個場景：我們看到一張紙上畫了三根直線的時候，這三根直線形成了一個近似的、並沒有完全閉合三角形，雖然嚴格來說這並不是一個三角形而只是三根直線罷了，但絕大多數人都會把它看作一個三角形。三角形沒有封閉的部分是我們在自己的心裏給它封閉完成的，是我們的大腦把這三根直線主觀組合成一個完成的三角形——這就是格式塔心理學所謂的「閉合律」。我們真得留心一下，在思考問題的時候，是否經常會不由自主地受到「閉合律」的影響呢？那些在信息傳媒如此落後的時代里書寫歷史的人，他們筆下五光十色的歷史故事真是那麼可信嗎？趙襄子之前在飯局上的表現和之後的斬殺智伯，這兩件事情之間的因果關係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存在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被人為串連起來的呢？

這倒讓我想起了一個小典故：有人請美國大詩人弗羅斯特給詩下個定義，弗羅斯特的回答是：「所謂詩，就是在翻譯之後失去的東西。」——如果萬事萬物裡邊都隱藏著「道」的身影，弗羅斯特的「道」應該就是他的「詩」了，正如輪扁的「道」就是他那手難以言傳的絕活兒。

我們慣用的成語「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出處就在這裏。通觀全章，說的是大家熟知的一種《老子》基本精神，放在令狐沖身上就是「無招勝有招」，放在郭靖身上就是后發制人，放在張三丰身上就是以柔克剛。仔細體會《老子》原文，說的只是一個大道理，指出了自然界的運行就是如此這般的模樣，令狐沖和張三丰他們都是在此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發揮。

在很久很久以前，堯聖人手下有九個能幹的小弟，舜聖人手下有七個，周武王手下有五個。要論具體的才幹，堯、舜和周武王跟他們這些小弟中的任何一個都沒法相比，那麼，為什麼是他們當了老大呢，這是庸主統領賢臣還是外行領導內行？

齊桓公很有耐心，回答道：「早死啦！」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我前邊講了，現在展示出來的，是漢朝人眼中的《老子》，是《淮南子》編輯部的黃老思想，原本的老子當真說的是這個「扮豬吃老虎」的意思么？

聽起來很動人哦，可是，如果董仲舒存心跟我為難，我可就沒這麼好的收場了。《春秋繁露·王道》有一句「內諸夏而外夷狄」，這是一條經典的「春秋大義」，如果本著這一條，我的祖先蚩尤屬於「夷狄」，被殺那是活該。呵呵，我命休矣……

「道雖然空空如也，用起來卻綿綿不絕。」（道沖，而用之又弗盈。）這句話，是在通行本《老子》的第四章，該章的全文是：

孟子這回更有意思，給了完全不同的兩個主意，讓滕文公自己去選。

《老子》的這一章本來就把話說得含混不清的，也許有傳抄錯誤或者錯簡什麼的，總之怎麼看怎麼都像病句，搞得歷代專家們煞費苦心地研究出了無數種光怪陸離的解釋，道術家讀出了養生，政治家讀出了愛民，每一種解釋雖然都能自圓其說，但把這些解釋放在一起來看的話，恐怕只能是越看越糊塗。這一章在通行本里是第十三章：

《淮南子》解釋「王大」非常具體，就是俗話中「大人有大量」、「宰相的肚子能撐船」的意思（以言其能包裹之也），說到底這還是技術型的解釋，而不是玄虛型的感悟。

這一天，齊桓公正在堂上讀書，輪扁在堂下做著車輪。——這就是故事發生的場景，呵呵，怎麼看怎麼覺得古怪哦，這不大像是現實世界里能夠發生的事情。不過，既然是個故事，那就一直古怪下去好了。

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誡於此者刑于彼』季子必行此術也。」

陳老師的引述是：

惠孟一咧嘴：「別急，我真正精通的是別的功夫，您得先聽我說。嗯，是這樣的，您方才不是刺不著我么……」

但宋景公哪招都不用，說：「宰相是國家重臣，百姓是國家根基，糧食是國家命脈，哪個也少不得，乾脆聽天由命好了，我這條老命算豁出去了！」

滕文公又來問了：「我們滕國是個小國，為了服侍大國真是操碎了心，可還是多災多難的，這可怎麼辦啊？」

聖西門理想的是由高級知識分子來掌握國家政權，這很難說是內行領導內行還是外行領導內行，而他的這種思想一度廣為流傳，直到二十世紀還很有市場呢，激賞者之中就有偉大的革命導師列寧。我們可以回憶一下孟子和他的學生討論君子是不是白吃飯的那段故事（《孟子他說》），孟子無疑認為搞政治也是一種專業，和農民種田、科學家搞科研沒什麼兩樣，這種思想在中國影響深遠，《淮南子》無疑也持這種看法。

故事戛然而止，《淮南子》緊接著便歸結出了《老子》最著名的那個大道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這一句兩千多年來聚訟紛紜的名言在漢初一些知識分子的眼裡原來是這個意思哦，並不是現在很多人普遍認為的宇宙論？！

桓公曰：「已死矣。」

宋康王一愣：「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金鐘罩、鐵布衫？你站著別動，待寡人拿劍刺你一下！」

長沙走馬樓吳簡的出土更正了我們對中國歷史上「國權不下縣」的看法，政府不僅勢力巨大，而且簡直就是無孔不入的，要讓全國人民都能做到服從命令聽指揮，或許愚民政策還真是個行之有效的辦法。

這場小風波就這樣很快地平息了下來，而僅僅在十個月之後，趙襄子便在晉陽大敗智伯，還拿智伯的頭蓋骨作了酒具。

根據這個默契，每個人都有暫時支援他人的義務，而在他自己有困難的時候，也有權要求他人支援。

「用繁文縟禮使他們喪失自然天性」，這也更像是儒家態度，以禮儀來規範人的行為，而「喪失自然天性」並沒有什麼不好，因為猴子在受到禮儀教化而「喪失了自然天性」之後就變得文明了，就變成人了。人之所以成為文明的人，是一定要喪失一些自然天性的，而在這個問題上起到重要作用的，一個是社會環境的影響，一個是教育的感化，這都是儒家所極力提倡的。

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為天下谿。」

如果頭上沒有皇帝，這問題其實很好回答，因為真實的答案自然會質疑到當今皇帝的皇位合法性，而所有不拂逆鱗的答案不用問全是虛的。《淮南子》這裏設計的問題也沒有把話說盡，其實應該問的是：「我以臣弒君、以下犯上，奪了前朝的江山，可我不想讓別人用同樣的辦法來奪我家的江山，怎麼能預防別人這樣做？」

宋康王這位謎一般的人物又出現了。

翟煎看來就是張三丰一派的，覺得治國之道，在於得「意」而忘「形」，他之所以認為惠施的辛苦勞動全是白費力氣，因為在他的眼裡，惠施玩的那套全都是「形」，或者說，全都是太極拳的一個個具體招式，而這些具體招式哪怕數量再多，也遠遠多不過千變萬化的社會現實。——有趣的是，羅爾斯的老對頭諾齊克在分析國家之產生的時候也說過這個道理：在一個自然狀態中，人們理解的自然法不可能為每一種偶然情況都提供恰當的解決辦法，從世故人情來看，衝突的雙方往往都覺得自己占理，都覺得自己吃了虧，如果這樣下去的話，冤冤相報將永無止境，這或許是無論任何人都不願看到的情況，於是……諾齊克從中論證出他的經典概念「最弱意義的國家」，其具體意義暫不展開闡釋，但大體來說，這樣一個「最弱意義的國家」已經近乎于無為之治了。（十足的無為之治就是無政府主義了。我們再由此稍稍想一個小小的問題：國家是否原本只是，或者說原本應該只是，人們為了達成某種目的而創造的一件工具？對，僅僅是一個「工具」？）

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

《淮南子》繼續舉例：北方有一種怪獸，叫做蹷（juě），前腿短如老鼠，後腿長過大象，鑒於這種先天缺陷，這傢伙只能慢慢蠕動，步子稍微一快就得栽跟頭。還有一種怪獸叫做蛩蛩駏（jù）驉（xū），特徵和蹷正好相反，前腿超長，後腿奇短，這種體型最大的問題的沒法低頭吃草。

現在仔細想想，中國古代最合情合理的「民本」源頭恐怕該就是趙家村那樣的，一個小邦國里是有不少中小股民的，至於奴隸到底佔到多大比重，這一直都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但是，要命的是，世界變了，封建社會結束了，專制時代開始了，有了大一統的國家，有了私天下的時代，小股民不存在了，國家變成皇帝100％控股的了，在這個背景下，才有了《淮南子》里周武王和姜太公的那個故事。談什麼民本精神的《老子》嗎？呵呵，那純粹是跟皇帝作對。這種私天下的專制時代，也就是前文比喻當中的養雞場時代，全國老百姓的生活福祉只有跟皇帝的政權穩定性聯繫在一起的時候才是有意義的，才是會被皇帝「仁慈地」考慮在內的。對於一個有理性的皇帝來說，政權的穩定自然比什麼都更重要，所以，如果為了政權穩定就必須提高老百姓的福祉，那就去努力提高他們的福祉——雖然宣傳上永遠是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同樣道理，如果政權穩定需要犧牲老百姓的福祉，乃至犧牲千萬人的生命，皇帝也會毫不猶豫地去做——雖然宣傳上永遠會把這些被犧牲的傢伙定性為「極少數叛亂分子」，把他們劃到「善良」老百姓的對立面去，嗯，「製造敵人」這可是皇帝們高明的政治技巧。

回答是：「不為什麼，你就算不搞雩祭，到下雨的時候自然下雨。日蝕、月蝕發生的時候，人們敲鑼打鼓想把日月救出來，天旱的時候人們搞雩祭來求雨，有了疑難問題就占卜決定，這些事情道理都是一樣的。難道搞雩祭、占卜什麼的真就管用么，不過是個幌子罷了。君子知道這些都是幌子，可老百姓卻以為是神靈的作用……」

從另一方面來看，把愚民的源頭追溯到孔子也未必就是合情合理的，儒家的這套愚民方式或許有其更為古老的淵源。設想一下，如果這世上當真沒有鬼神的話，鬼神觀念又是如何產生的呢？尤其重要的是：鬼神觀念是在怎樣的「現實意義」上被延續下來的？——社會學家布迪厄為我們指出了「欺騙」在原始部族社會當中的重要意義：部族是通過儀式化的敬拜鬼神而緊密團結起來的，即便是明眼人也有義務把事實真相當作義務來嚴加保守；馬凌諾斯基則強調了原始儀式的許多積極意義，諸如增進集體團結、熏陶道德意識、提高個人信心等等，雖然先民們做著那些很不著調的事情，可個人和群體確實都從中獲益匪淺。看來，孔子和荀子在這個問題上可比布迪厄他們早了兩千多年，呵呵，這可不算是給老祖宗臉上貼金。另外給我們啟發的是：不但科學是一把雙刃劍，迷信同樣也是一把雙刃劍，再者，把舊有的社會習俗全部推倒重來，這既是孔子一派所反對的，也是老子一派同樣反對的，他們都認識到大範圍的一破一立會對社會造成傷筋動骨的損害，而無論這「破」掉的是多麼愚昧，這「立」起的是多麼先進。

然而，到了《淮南子》的時候，就已經進入私天下時代了，這時候的各位老大們已經開始逐漸地把全天下的人口和土地都視為自己的私有財產，逐漸地渴望專制，和小弟們之間的關係也早已發生了變化。新老大會拿什麼標準也要求小弟們呢？我們應該會很熟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無條件的服從是作小弟的天職；拼將十萬頭顱血，誓把老大的面子/財產一挽回；等等等等。——這些英雄行為如果換到古公亶父時代就是另一番道理了：部落成員們全都沾親帶故的，部落就是一個真正的大家庭，即便部落聯盟也通常伴隨著婚姻關係，在一定程度上還屬於自由人的自由聯盟，和左冷禪「五嶽劍派」那種大聯盟不可同日而語。他們即便跟外敵作戰，一般也真是出於捍衛自家的利益、保衛自己的家園，而不是像私天下時代里往往充當帝王的炮灰——這種古老的觀念直到春秋時代還大有遺風流傳：春秋時代的軍隊都是貴族子弟兵，他們的身份大多是貴族中最低等級的「士」，由這些「士」組成了「士兵」，把作戰當成自己的義務和榮譽，這種情況到戰國時代才發生了質的轉變。而後，越是專制強化，小弟們便越加沒有了發言權，他們的生命便也越加不被重視。

現實的困難是可以被理想的火焰燒成灰燼的，寧越想了個辦法，做苦力，幫一個去齊國做買賣的商人押送貨車，就這樣到了齊國。

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卻宋君而專其政。

而在《淮南子》的這個故事里，周武王可不是鄭簡公，姜太公的「君臣異道」走的是另外一條路線，其中一個前提性的重點內容就是「愚民」。

催眠術也曾經暴露過一個近似的問題：心理學家在把受試者成功催眠之後，命令他去打開房間的窗子，受試者完全服從了這個命令，當試驗結束以後，受試者醒轉過來，心理學家問他剛才為什麼要打開窗子？受試者疑惑了一會兒，很快回答說：「因為覺得房間里太熱。」

4）「義利之辨」旨在抑制統治者的特殊利益，以保障人民的一般權利；

錢單士厘這次旅行既看到了俄國的「仁政」，也看到了俄國的愚民——這可是一次難得的近距離觀察「異於文明國」的專制政權的愚民手段，內容可比秦漢魏晉的史料清晰多了：火車在阿臣斯克停下了，下車去找吃的，發現吃的東西還真不少，車場中間有賣書的，可全是宗教書，奇怪的是，居然沒有報紙賣，大概因為俄國教育不普及，識字的人太少，加之政府報禁太嚴，既不許刊載開啟民智的文章，也不許刊載外交內容，還有種種數不清的禁區，這就造成寫文章的人處處需要顧忌，簡直無從下筆，而讀者也覺得文章乏味不值一看，所以報業在俄國是斷然不會發達的——錢單士厘最後歸結了一句：「此政府所便，而非社會之利也。」

就是這樣，儀式和人造的鬼神都是維護社會穩定的有效手段，一個社會群體通過莊嚴的儀式來敬拜一個共同認可的神聖的人造物，從儀式過程中體會到一種社會認同感——每一個個體都融入到一個群體當中去了，這滿足了人天生的一種心理屬性。這很原始嗎？我們現在升國旗、奏國歌，其實都是一樣的道理。（可參看塗爾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有一個例子雖然有些極端，卻很能說明這個問題——這是近代中國《醒獅》周報上的一篇頌國旗的文章，周作人把它分行打了回車，就成了一首「很好的詩」：

如此一來，這分明又是一種「君臣異道」的體現，看來，只要社會結構進入了專制時代，無論是哪種思想佔了上風，都得首先認可皇帝的這種特殊地位。於是，「用鬼神使他們敬畏天命，用繁文縟禮使他們喪失自然天性」，這樣的愚民政策就更顯得是必須的，複雜的等級儀式把皇帝推到了近乎于神的位置上，讓全國人民頂禮膜拜。

單從斷句來說，有人斷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還有人斷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思想這就變成民本思想了。誰讓《論語》是語錄體呢，簡單交代一句話，卻不提供環境背景，也難怪歷代對《論語》中的幾乎任何一句話都有好幾種解釋，更難怪歷代中央政府總得規定惟一的一種官方注本。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句話：「孔子對老婆曰：『等回了家，看我怎麼收拾你！』」——如果沒有背景材料，我們怎麼能知道孔子這是對老婆發脾氣了，還是小兩口打情罵俏呢？事實上，這類事情在孔子死後沒多久就已經出現了，曾子和有若幾個同學為孔子一句話到底作何解釋爭執起來，還好有的同學記得孔子說話時的語境，這才爭出了一個結果來。

惠孟這番話講完，宋康王半晌沒有作答。等惠孟告辭之後，宋康王對身邊的人說：「這傢伙的口才實在太好了，他這一番口舌徹底把我折服了。」

那麼，我們現在是否可以粗略地得出這個印象：漢朝初年的《老子》被羼雜進了一些權謀思想，並在這個意義上得到了權威的認可和解讀呢？

——我先不往下講，大家自己捉摸一下，司城子罕這是什麼意思，宋國國君的想法對不對呢？

這裏就是成語「和光同塵」的出處。如果我們單獨來看這段文字，恐怕只會感覺到玄而又玄，八成不會和趙襄子那類故事聯繫到一起的。我們再來看看比較流行的陳鼓應的翻譯：

《荀子·天論》還有另一段泄漏天機的話：

先是一個設問：「搞雩祭求雨，結果真就下雨了，這是怎麼回事呢？」

這故事是說：遲鈍的國王總比搗亂的國王好得多。

但是，遺憾的是，這兩篇都不可靠，而且證據確鑿。

在貴族的家庭里，也像在貴族社會裡一樣，人人的地位是早已規定好了的。不只是父親在家庭里另成一級，享有廣泛的特權，就是子女之間也不平等。子女的年齡和性別，永遠決定著他們每個人在家裡的地位，並使其享有一定的特權。

在翟煎的法庭上，本案結果可能又是另外的樣子，嗯，這有好幾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翟煎組織了一個陪審團，當然，陪審團的成員至少也應該具有「士」的身份，且不管審理程序是否公正、公開，但對我的判決是要陪審團來舉手的。陪審團的成員們代表了當時當地的普遍道德觀念，如果決鬥在那時候是個正常現象，是有了爭端的人們解決爭端的一個正當渠道的話（正如在古老的歐洲那樣），陪審團應該會認定我是無罪的；但是，這事如果發生在二十一世紀，人們的普遍風俗習慣和道德標準都已經有了變化了，我的下場看來也就不會太妙了。

昔堯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托于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蹷，鼠前而兔后，趨則頓，走則顛，常為蛩蛩駏驉取甘草以與之，蹷有患害，蛩蛩駏驉必負而走。此以其能，托其所不能。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

齊桓公被嚇了一跳：這是誰呀，太沒素質了，半夜擾民，應該報警！可再一聽，這歌唱得大有深意啊！齊桓公一拍身邊僕從的手，說：「這位歌手一定不是平常之人，去，找到他，帶他進城。」

看，就在近現代，還有不少人認為外行管理內行是個荒謬的做法，而在兩千多年以前，前輩們就明白外行是理所當然地應該領導內行了，這才是合理的管理結構，和MBA的原理異曲同工。

這是一個足夠荒謬的法律，除了顯而易見的影響之外，還深深改變了人們的飲食習慣——黃豆一下子就變成了不受歡迎的食品。但是，如果在程序上是公正的，違法的結果是可以預期的，人們總還有防範的辦法——如果你知道在公眾場合放了一個音量為20分貝、糞臭素含量為15％的屁，你將被處以十五年的有期徒刑，那麼你就會：第一，一發現要放屁的苗頭就盡量憋著；第二，要放屁的時候趕緊去找個沒人的場合偷偷解決，對了，還要小心別被秘密警察發現。而一旦你真的膽敢以身試法，在公眾場合放了屁，你也清楚地知道，你這個音量為20分貝、糞臭素含量為15％的屁必將給你帶來十五年的有期徒刑——不會更長，也不會更短。所以，這樣的法律雖然足夠荒謬，卻遠非可怕。

這一懷疑，我們就該想想漢武帝了，他老人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當真把「百家」都「罷黜」了么？他所「獨尊」的當真是「儒術」么？表現在漢武帝和竇太后之間的儒學與黃老之爭當真像看上去的那樣勝負分明么？——好像很可疑哎！

在嚴緊派的封閉社會裡，首先是宗教力量在一個至高無上的位置上影響著人們的心理和行為，深厚的傳統習俗則很容易對違規者施以重壓，如果群體內部當真出了個羅密歐式的人物，他會在全體教徒達成一致意見之後被牧師處以一種類似於隔離的處罰——我們可以想一想霍桑的《紅字》。事實上，他們是很少會動用到隔離手段的，單是違規者個人的「良心譴責」和這個封閉社會上的閑言碎語就足以讓他悔過自新了。

鄭昌或許沒有想到的是，僅有法律條文的公開化是遠遠不夠的，如果查案過程是可以肆無忌憚的，如果判案過程是可以關起門來放狗的，他所擔心的問題依然得不到解決。

古公亶父是個歷史上的大名人，他的事迹經常被人稱述，在戰國時代，滕文公曾經遭遇過和當初古公亶父類似的處境，來找孟子討主意，而孟子就是拿古公亶父的做法來給滕文公支招的：

5）「王霸之辨」意涵：王者的一切作為均是為人民，而非以人民為手段，以遂行一己之目的；

這是《莊子》引述老子的話，老子的原話應該只有這麼兩句，帛書和通行本那麼多的文字都是後人給添補上去的。《莊子》里的句子，雄和雌構成一組意思相對的詞，白和辱也是一樣。大家可能不理解了：這個「辱」字怎麼能和「白」構成對仗呢，應該是榮對辱、黑對白呀？

惠孟連忙擺手：「別急，先聽我說，我還有更高明的本事呢！嗯，讓別人不敢攻擊你，這也不算多大的本事，人家只是不敢，但攻擊的意圖還是有的。我還有一招，讓人家連攻擊的意圖都沒有。」

成年之後形成的關係，也不會引起他們破裂不睦，因為兄弟的情義在使他們日益接近，而不會使他們反目。

「君臣異道」說起來只是一個概念，實際上卻有兩條截然相反的方向。理想的方向，嗯，找個最極端的例子吧，這是《屍子》說的——先介紹一下作者：這位屍子名叫屍佼，《漢書·藝文志》說他是商鞅的老師，參与了商鞅變法的工作，司馬遷說屍佼的著作流傳很廣，可奇怪的是，這書越傳越殘，到宋朝就已經基本散光了，現在我們看到的只是古人的輯本。《屍子·治天下》說：

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

嚴緊派的生活看上去是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他們不但沒有汽車，就連抽水馬桶也沒有，甚至根本就不用電。他們中的男人大多都是農民，使用的農具還是二百年前的樣式，女人在剛過二十歲的時候就會出嫁，婚後便一直都會過著地道的家庭主婦的日子。

陳老師的這些意見可以說代表了絕大多數人對《老子》的定義。可是，和《淮南子》兩相對照，我們驚訝地發現：同一個《老子》竟被解讀出截然相反的意思來，而且都能夠自圓其說！

但馬基雅維里可是個實誠人，《淮南子》眼中的老子似乎也是個實誠人，把種種的帝王權謀伎倆開誠布公出來，並不諱言一些在後人的眼光看來過於齷齪的內容，而在寫作之時也和馬基雅維里一樣，設想著自己的諫言是將要上達君主的——事情很可能真是這個樣子，至少從《淮南子》給我們展示出的這些「小故事，大道理」來看就是這樣，而我們之所以認為老子不是這樣，很可能只是因為他的晦澀的文言文使後人讀出了太多的歧意。

所謂「君臣異道」，黃老講，其實儒家也講，正如前文提到過的，最高統治者「無為而治」（黃老）或者「垂拱而治」（儒家）了，可具體工作總得有人做吧？全國人一起「無為」了，一起「垂拱」了，那就得一起餓肚子了。所以，越是下層的人就越得「有為」，就越得和領導之道反向而行。——從管理角度來講，這倒沒什麼錯，有過大公司總裁經歷的巴納德曾就這個問題發表過著名的看法：總裁的任務不是親力親為，而是為下屬們維繫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巴納德《管理的功能》）

子韋一聽，當即給宋景公道喜：「您既然有這般高尚的情懷，老天爺也會感動的，您放心吧，天罰不但不會來，您還會延壽二十一年。」

封建社會和部落生活畢竟是不同於後來的朝代的。在先周時代，情況也許是這個樣子的：古公亶父雖然是個領袖，卻不是小弟們的「主人」。古公亶父這個或許不合時宜的故事使《淮南子》從中推導出了《老子》的這句話來：「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這句話我沒有直接翻譯，因為實在是翻譯不出來。

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上也。」

桓公讀書于堂，輪人研輪于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

《淮南子》的敘述里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對孔子和墨子不但沒有貶低，反倒很推崇似的，難道他們不是道家的學術死敵嗎？

賈誼接著引用了一句中國人都很熟悉的話：「刑不上大夫」，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傷殘身體的刑罰是不能加在統治階級身上的，好比說，即便同樣是被處死刑，統治階級的人是被注射死，毫無痛苦和創傷，而被統治階級里的人卻是被槍斃。但很多人不了解的是，這樣做的目的倒不一定是當官的利用職權為本階級撈取好處和逃避處罰，其深層意義在於：貴族官僚階級是上通天子、下達庶民的「台階」，尤其高級官員是離天子很近的，如果他們犯了罪所受到的刑罰和普通百姓一樣，那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台階」的意義。老百姓會發現：噢，我殺了人會被綁赴刑場ｈttps://rｅaｄ•９9ｃsｗ•ｃｏｍ砍腦袋，你們這些達官顯貴殺了人也一樣被綁赴刑場砍腦袋；我犯了錯會挨板子，你們這些達官顯貴犯了錯也一樣要挨板子——嘿嘿，看你們平日里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我還以為你們多了不起呢，敢情挨板子的時候也一樣呲哇亂叫啊！

「房間里太熱」，嗯，這真是一個合情合理的理由，在邏輯上是完全講得通的，惟一的遺憾是：它是錯的。

說「根正苗紅」，一是從主編來說，這位淮南王劉安是漢高帝劉邦的孫子，是漢武帝劉徹的叔叔，為人風流蘊藉，以諸侯王之力召集了數千名知識分子，創作了這一部劃時代的巨著——從這層意義上說，《淮南子》堪稱第二部《呂氏春秋》；二是從學術史上來說，中國道教史研究的第一位權威人物許地山極為推舉這部書，說《淮南子》是老莊嫡系的學術繼承人，集漢代道家思想之大成。

如果我們再聯繫一下前文講過的一些內容，禮是從習俗當中產生出來的，基本上說，禮治的精神和人們普遍的風俗習慣、道德信條是相一致的，那麼，單從法律意義上說，這位翟煎倒很前衛了？我們設想一下，假如我和張無忌決鬥，失手把他打死了，這案子拿到官方審理，嗯，在標準的大陸法系的法庭上，我的命運就取決於法律條文的具體規定，比如《刑法典》規定：「決鬥傷人致死者，視情節輕重，判處一分鐘以上、三分鐘以下有期徒刑。」這個規定清楚明白，我老老實實地服刑也就是了，如果我足夠財大勢大，不難把牢獄生活變成五星級賓館里的度假。當然，如果換到董仲舒的《春秋》法庭，我就有一些寶貴的機會了——我可以向董老證明：張無忌是炎黃子孫，而我的祖先是蚩尤，當初蚩尤是被炎帝、黃帝聯合起來殺死的，這事雖然已經過去了好幾千年，但經書上有詳細記載，那可是聖人給作的證哦。嘿，我這個蚩尤子孫對殺祖之仇念念不忘，所以約張無忌公開決鬥，以小熊飛刀破了乾坤大挪移，殺了張無忌，這，這有什麼不對嗎？

第一段是強調祭祀要表達真情實感，像忠臣懷念去世的國君，孝子懷念去世的雙親，這些感情都是自然而然的，需要渠道來表達出來。先王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才制定了祭祀的禮儀制度。

在莫斯的筆下，原始的「誇富宴」似乎是一種部落之間最富激|情的戰鬥方式，雙方為了贏得面子全都不惜毀盡家財，而這一對冤家還很有可能就是近親關係。（莫斯《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

我甚至認為它們互相協調，而決不對立。

所有的眼睛一起盯了過去，方才說話那人咳了一聲：「其實呢，我也是贊成漲價的，只是，只是，如果大家都舉手贊成，那不就顯得不夠民主么！」

這些事情越是玩味，就越是覺得涵義無窮：「抑遏吾人智識之發展」和「禁止言論自由」竟然貫穿了專制時代之始終，《淮南子》所描述的姜太公主義雖然已經換過了數不清的馬甲，可真實面目卻歷兩千年而不變，這總該讓人吃上一驚吧？誰是始作俑者？是黃老一派還是董派儒家呢，或者是其他的什麼人和什麼原因？

但是，這個道理，和我們現代人的意識卻很不合拍了，我們只聽說要加強法制化建設，翟煎要是換在現在到論壇上發言去，能被拍磚都算幸運了，最大的可能是：根本沒人理他，因為他這個意見實在太荒謬了。

會議結果被上報給了梁惠王，梁惠王大喜過望，把惠施法典派給一位叫翟煎的重臣去看。翟煎看過之後，點點頭，也嘆了一個「好」字。

事情的另一面是：我們回顧一下前文詳細講過的湯禱的傳說，商湯王以自虐的方式在桑林禱雨，甚至還險些把自己的老命做了獻給上天的祭品，這不正是「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么？所以，從這個上古傳說的角度來看，《老子》的這一說法恐怕並非空穴來風，這也許並不是老子捋著白鬍子靠腦力激蕩構想出來的深刻哲理，而是對上古政治傳統的一種模糊的繼承。

民主制度把這些壁壘大部分廢除或減少了。

王壽很聽勸，把書都燒掉了，還手舞足蹈起來。正如《老子》所謂：「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2）人君之居位，必須得到人民之同意；

只要存在專制的地方，就存在著全國性的造神運動和說謊運動——在古代，這主要是靠獨尊官學來體現；在近代，這主要是靠發達的傳媒技術來體現，後者正所謂「西餐叉子吃人肉」是也。馬克思對這一潮流的洞見既適用於近代資本主義，也同樣適用於古代專制王朝：「按照馬克思的觀點，新聞工作者本身屬於無產階級成員，但是他們像官吏、教師、牧師一樣，通過把他們從游業無產者較低階層的社會地位提升出來，允許他們進入統治階級的上流圈子以便在上層建築中獲得補償，他們在維護現政權中成了資產階級的同盟軍，其最重要的職能便是欺騙人民，使人民不能認識到自身異化的狀況。」

「第二條 抑遏吾人智識之發展

嚴緊派的「正面制約」能給我們很大的啟發：「無為之治」的最高境界是老百姓們真心相信被灌輸下來的價值觀念，進而會出於主動地來維護社會秩序，極端的例子是：養雞場里的雞會真心認為多下蛋是自己應盡的義務，雞群當中也把多下蛋當作一種值得為之奮鬥的榮譽，儘管這些雞蛋是要被主人拿去賣錢的。另外，當一隻雞已經無力下蛋之後，它會自覺地走上砧板，為的是不給主人增加負擔，嗯，這是一隻雞一生中最後的榮譽了——如果剝奪低收入者作為納稅人的榮譽是一種可恥行為的話，那麼，剝奪一隻雞主動走上砧板的權利/榮譽簡直就是令人髮指了。

熟悉《老子》的人一般都讀過《老子》的三部早期教輔：一是《韓非子》，其中的「解老篇」和「喻老篇」全是針對《老子》有感而發的；二是《呂氏春秋》，其中對無為思想論述極豐；三是《淮南子》，尤其是其中的「道應訓」，詳細解讀《老子》里的重點章句。

精英分子普遍具有瞧不起大眾的傾向，似乎在歷史上的每個時代都是如此，所以，改革家往往是一意孤行的。蘇軾曾經讓他筆下的人物發出過這樣一個老生常談式的感慨：「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意思是：老百姓啊，等你把事情搞成功了，他們能跟你一起享受改革成果，可你如果在改革之初想要和他們一起謀划，想要徵得他們的同意，那可是門兒都沒有！（蘇軾《書傳》）

中國曆來有著把法律秘而不宣的傳統，春秋時期鄭國的政治家子產做過一件極著名的事情：鑄刑鼎，也就是把法律條文鑄在鼎上向大家公開展示。這個做法讓鄭國的保守派人士非常不安，認為子產這是破壞了遊戲規則，人們會從此不再畏懼法律，還會精研條文，想方設法去鑽法律的空子。叔向為此給子產寫信，其中說到夏朝制訂《禹刑》、商朝制訂《湯刑》、周朝制訂《九刑》，這三部刑法都是產生於國家衰敗的時代。——咦，這不正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意思么？

在這樣的世界里，走人情的能力對一個人來說就顯得尤其重要了，而慢慢的，應該也不再有什麼人依然相信「治亂世需用重典」這句古老的格言了。——但是，但是但是但是，只關注「重典」而不關注程序這未必就是錯的，在這個價值判斷上，關鍵是看你的屁股坐在哪裡。這很簡單呀，我們可以聯想到《呂氏春秋》里的一則小故事，或許能進一步給我們一些啟發：

儒家推崇禮治，希望營造出一個復古的「禮儀之邦」來，社會從上到下有一套完整的等級秩序，所有人各安其位，安分守己，政府對貴族階級、對執政階層要給以足夠的尊重，不能像對待老百姓一樣對待他們。

當然，這種損害老百姓利益的手段只能是秘而不宣的，在一切公開的場合和所有鋪天蓋地的宣傳里，皇帝經常被塑造成一個無私的奉獻者的形象，他總是在殫精竭慮地憂國憂民，深切關懷著萬民的福祉。——很少有人認真思考這裏邊的邏輯矛盾，比如，同是儒家知識分子卻是政治上的大對頭的王安石和司馬光，他們都清楚這樣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人是賤蟲，不打不中」，所以都主張靠明確的賞罰來治理國家，他們在這一點上和商鞅表現得並無二致——司馬光明確表示，搞好政治只有三大原則：用對人，功必賞，過必罰，好像從中看不出有什麼「德」的因素哦，那麼，天下間就只有一個人不是「賤蟲」，這個人就是皇帝。

無數個聰明的腦瓜在思索著問題的癥結何在，僅僅在十幾年前，仍然有人不懈地糾纏著這個問題。美國心理學家湯姆·泰勒主持了一次大規模的電話調查，調查結果對我們是有一些啟發意義的：重拳也好，嚴打也好，並不能讓人們提起多大的守法意識，而真正起作用的是程序正義，是人們相信這個社會的法律環境是公平的，違法的結果是可以預期的，司法的整個過程是公開透明的。

根據民主的法制，一家的子女是完全平等的，從而也是自主的。沒有任何東西強制他們彼此接近，也沒有任何東西迫使他們互相疏遠。因為他們血統相同，在同一家庭里成長，受到同樣的關懷，沒有任何特權使他們各不相同和把他們分成等級，所以他們之間從小就容易產生親密無間的手足情感。

老子「嘿嘿」一笑：「你聽沒聽說過這樣的道理：你進飯館吃飯，嫌菜做得難吃，廚師氣勢洶洶地拎著菜刀出來說：『有本事你自己做，做得比我好再來批評我！』——算啦，不跟你扯這些了，你不是問我有什麼辦法可以讓『盜賊無有』么？當然有了，你好好看看我的書，通行本第十九章不是說了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寫得清清楚楚啊。」

惠孟說：「孔子和墨子就是身懷這種絕技的頂尖高手，聽說金庸原本是想讓這二位來作自己小說的主人公的，可又一想，讀者就喜歡看個打打殺殺的熱鬧，為了照顧讀者口味這才作罷。孔子和墨子儘管沒有自己的地盤，卻被天下人視為心目中的君主，沒有一官半職卻被天下官員們視為心目中的尊長，男女老少們無不衷心希望這兩人能夠長命百歲、日進斗金。現在呢，大王您是大國之君，先天條件比孔子、墨子強出百倍，如果再有了這二位高人的胸懷，天下人誰不盼著您好呢。您的前途大大的光明啊！」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

「絕巧棄利」在兩個本子上都是一致的，使人比較放心一些。我們可以設想一下：老子所謂的這兩個罪魁禍首「巧」和「利」有沒有可能真被「絕」掉「棄」掉？退一步說，即便可以做到這一步，就真的會導致「盜賊無有」嗎？對照一下湯姆·泰勒的研究，看來人類的思想在兩千多年的時間里多少還算進步了一些。

人天生就是需要儀式的，更需要神聖的敬拜物。有些聰明人覺得這是不對的，是迷信，真正的信仰應該是對教義的信仰，是內心的，而不是流於形式。我曾經很欣賞弘一法師李叔同的一句話：「敬神佛而不拜神佛」（大意如此，記不清了），但後來發現事情可能不是這樣，形式應該是重於內容的——不但「應該」如此，而且事實一直如此。

這一切同我在前面論述個人主義時所講的話並不抵觸。

孔子聽罷，感嘆道：「宓子賤把德政作到了極至啊！他治下的人民即便是在背地裡行事，也像警察和城管就在身邊盯著一樣。」

正在趙襄子準備吃飯的當口，前線信使回來稟報軍情，說派去攻打翟國的大軍進展順利，一天之內連下兩城。

惠子就是惠施，此人學問極高，也很好學，他在出門的時候總是從者如雲，車隊里夾著好幾輛專車，車上滿滿的全都是書——「學富五車」這個成語就是從這兒來的。不過話說回來，那個年代統共也沒多少書，還都是竹簡，只見體積不見字數，憑良心說，惠施讀的書未必就比我多呀，他那五車書，論內容未必及得上現代小學生的一個大書包。但問題在於，讀書的多與少是要和同代人去比較的，唉，這就是我的悲哀。

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

我們把姜太公的愚民主張對照一下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咦，很奇怪哦，這兩者之間竟似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只不過董仲舒說得含蓄一些，姜太公的話卻是赤|裸裸的。這倒真是讓人生疑：董仲舒到底是哪一派的，《淮南子》到底又是哪一派的？

評論員屍子發表總結性意見：「搞政治的關鍵就在於任用賢人。這多好，君主自己尋歡作樂，不用干多少正經事，國家還能蒸蒸日上。治國要善於使用別人的腦子，用別人的腦子莫過於用賢人的腦子。」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首先發言：「我同意，我同意漲價方案。」

「道」體是虛空的，然而作用卻不窮竭。淵深啊！它好像是萬物的宗主；幽隱啊！似亡而又實存。我不知道它是從哪裡產生的，似乎有天帝以前就有了它。

在子產之後，爭取使權力的含金量縮水的努力依然存在，雖然只是杯水車薪。漢宣帝時期，有個叫鄭昌的官員在上疏中點明了法制的這層意義：「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就，奸吏無所弄法。」鄭昌覺得這才是「正本」的辦法，使法律公開化，使法律沒有隨意性，老百姓就清楚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法律系統的官吏們也就沒機會肆意地玩弄法律了。

直到封建社會的周代，領袖們的權力也是受到同胞們的很大制約的，同胞們都是國家的股東，廢絀一個倒行逆施的領導人並不像在專制時代那樣被認為是大逆不道的。正是這種社會結構的不同，使蘇軾他們對堯舜禹湯文武等人政治風格的呼喚永遠徒勞無功。——我們再來體會一下《淮南子》里姜太公的那一番話，分明可以看出這種區別：在封建社會之前，大家的利益都是綁在一起的，而在專制時代以後，皇帝為了永保江山，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滿足老百姓的利益，又必須要以「恰當的」手段來損害老百姓的利益。

如果這樣來說的話，的確，即便我們現代，法律仍然是數不清的條文，規定了這種違法怎麼判、那種違法怎麼判，可是，世界在變化，立法經常會顯得滯后，總有一些聰明人熟讀法律，找出空子，想辦法走在法律的前邊。這樣的例子可不少哦，在法律的空白處下手，那可幾乎就是堂堂正正地為非作歹呀。

太王的故事是一個古史上非常有名的故事，他最後搬到的岐山腳下就是現在的陝西周原一帶，這一帶的考古發現很多，說明這裏確實曾是周人的聚居地。

一個傑出的本土範例就是盡人皆知的「南京路上的好八連」，如果我們取一個更加嚴謹的例子，可以看看當代美國的「嚴緊派」，這是一個基督教門諾派中的小教派，對這個鮮活樣本的考察有助於我們對古老歷史的思考。

翟煎曰：「不可。」

另一位元老馬上隨聲附和：「漲是一定要漲的，我們要討論的只是個漲多漲少的問題。」

單純從技術角度來說，姜太公主義的具體應用即便在現代的發達社會當中都有著極其成功的例子，我們設想一下這樣的情形：如何在現代社會中維繫一個小國寡民式的團體，使這個團體完全免於外部觸手可及的繁華誘惑？

識別真假還可以從文風來看，正如《孟子他說》里介紹過的：其實平心而論，古人造假比現代人有良心多了，雖然假冒，卻絕不偽劣。比如說，分辨《尚書》的真假有一個雖然粗糙卻很簡便的法子，那就是看它的行文風格，但凡文筆漂亮的就有可能是假的。比如上本書介紹過的那個出自《尚書》的宋儒經典座右銘「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麼漂亮的句子，嘿嘿，假的。前邊還介紹過一句「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也很漂亮，也是假的。

齊桓公這回可真的惱了：「寡人讀書，你一個臭工人居然敢當面說三道四的，嘿，你今天要是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我非殺了你不可！」

在世界上的一些文明國家裡，一個不幸的人往往在人群中孤立無援，就象像一個野人在森林里的遭遇一樣。而在美國，就幾乎沒有這種現象。美國人的態度雖然一向冷淡，而且往往粗野，但他們卻幾乎沒有冷酷無情的表現。如果他們沒有立即去幫助人，那也不表明他們拒絕助人。

如果從《淮南子》以古公亶父的故事來推導出《老子》的這句話來看，這句話的意思應該是說：「看重他人生命的人，才有資格掌管天下；愛惜他人生命的人，才有資格治理天下。」

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

惠施的才幹是勿庸置疑的，別忘了，他可是貨真價實的學富五車啊。於是，只見貴族長老們交頭接耳，無不對這部法典挑起大指。

《淮南子》里另有一節應該和這個故事一起來看：

蘇軾說：「不仁者」的解決辦法才是「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這種人搞政治，大家全都摸不著頭腦，但盤庚是個好領導，不會這麼做的，他並沒有強迫大家服從自己的遷都決定，更沒有把大家的眼睛和耳朵一起蒙上，揮著鞭子就往預定方向趕路。盤庚不是的，他對大家開誠布公，仔細講清楚遷都和不遷都之間的利害關係，他雖然沒有和大家一起謀划，但畢竟最後是靠「說」來達到了原先的目的。（蘇軾《書傳》）

「讓他們挖壕溝、築城牆來耗費體力，這樣做下去，就沒有多少人還能犯上作亂了」，這話大是惡毒，應該是姜太公全部這番話里最令人氣憤的一個觀點了。但遺憾的是，正如哈耶克曾經感嘆的「最壞的傢伙最容易爬到權力的頂峰」，最惡毒的主意也同樣最容易得到最廣泛的實施。我在《孟子他說》里寫過一節「勞民傷財有助於社會穩定」，講的就都是這樣的事。有人可能會覺得奇怪：老百姓都挖壕溝、築城牆去了，都勞民傷財了，這能叫社會穩定么？——當然穩定，這就是黃老思想的一個要點：「君臣異道」。

另外，可能連姜太公自己和《淮南子》的主創人員都不知道的是，以某種儀式化的活動來散盡家財，這事可能還有著非常古老的淵源，到戰國、秦、漢之際，這淵源可能早已磨滅掉了，但它的陰影還殘留著，人們或許對它僅存有一些模糊的感覺，卻根本說不清它的具體情況。——這是現代的人類學家告訴我們的：在原始部族時代經常出現這樣的場面：部落中最富有的人會搞一次豪華宴會，請部落同仁們一股腦地把自己的財富吃光、分光。他們這種「瘋狂」行為的動機還真不好確定，早些年的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將其歸因於土著們的善良性格和淳樸風俗，而更加訓練有素的本尼迪克特則認為，有這種風俗的土著們是以此來使自己獲得的頭銜和特權生效，更重要是在別人面前顯擺自己。

我們現代人一般只知道中產階級會因病返貧，想想倒退幾千年回去，或者在現代的一些原始部落當中居然還有因請客返貧的事情，更有甚者的是，這些因請客返貧的傢伙在他們盛大的返貧過程中是充滿喜悅之情的，這是多麼崇高的思想覺悟啊！

蘇軾這番話很可能是有感而發的，矛頭針對當時的王安石變法：盤庚的開誠布公顯示出了一位仁君的泱泱風範，而像王安石那種愚民的搞法，結果如何暫且不說，單是這手段就不符合「仁者」的標準。

什麼是賈誼所謂的「貴重器皿」呢？就是他在前面所講的那個等級制度，也就是儒家一直追求的「禮治」。

《淮南子》說，以上的小故事為我們闡明了《老子》里的這一句話：「代替大木匠去砍木頭的人，很少有不傷到自己的手的。」（夫代大匠斫者，希不傷其手。）

這位大臣的話倒也在理，現在公司招聘的時候還經常要打電話到應聘者的原單位了解情況呢，可齊桓公不這麼想，他說：「如果去查他，真查出一些小毛病來怎麼辦呢？因為一點兒小毛病而忽視了人家的大才，有些君王就是這麼失去賢人的。我可不能這麼做。」

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

第二段就說上後台的話了：感情的表達和禮儀的反覆，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只有聖人才明白。聖人心知肚明，士君子安然施行，當官的把這當作自己職責的一部分，老百姓把這當作風俗習慣。在君子眼裡，祭祀是在盡人事；在老百姓眼裡，祭祀就是和鬼神打交道。所以，各種名堂的音樂都是君子們表達感情的工具，各種形式的服喪禮節都是君子們表達哀慟的手段，就好比軍隊有軍紀，刑罰有尺度，君子感情的發泄一樣是有規則和尺度的。虔誠地奉獻祭品，如同鬼神真的前來享用似的；主人脫下祭服，換上喪服，送走客人之後回到原位哭號，如同鬼神真的離去了似的。悲哀啊！虔敬啊！對待死者如同對待生者，侍奉亡人如同侍奉活人，這就是禮儀。

很快，宋國人都知道殺戮和刑罰的大權完全掌握在司城子罕的手裡，於是，大臣們攀附他，百姓們畏懼他，過了不到一年，子罕就殺了宋國國君，篡奪了宋國的君位。

唉，《老子》的歧意無處不在，「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一詞我前邊沒有翻譯，因為這句話雖然看似好懂，可這「利器」到底指的什麼，至今也沒有確定的答案。——陳鼓應在《老子註譯及評介》里提到了三種解釋：「一說利器指權道（如河上公）；一說利器指賞罰（如韓非）；一說利器指聖智仁義巧利（如范應元）。」現在看來，我們似乎可以從簡本《老子》判斷出范應元的解釋是不恰當的——「巧利」可以保留，「聖智仁義」或可取消，但河上公和韓非誰對誰錯，這問題就只能等待更新的考古發現了。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這句話從這裏來看，應該是隨機應變、無招勝有招的意思，和張無忌初學太極拳是一個道理，而不像後人每每把「多言」解釋成「政令繁苛」。

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拋開人類的有色眼鏡，我們得承認狼和狽是一對互相幫助的典範，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如果同學之間鬧了矛盾，老師就應該用狼和狽的故事來開導他們，當然，公司與公司之間最好的合作模式也是狼和狽的這種模式。

——這些說法聽上去都很讓人高興，可要是較起真來，還真不太好說。第一個問題是：如果單以「文獻里有說法」來作為事實判斷的話，我們從一些邪教組織的綱領里還能看到更美妙的說辭呢，就連希特勒，納粹的二十五點綱領也看上去很美，比如：我們要求一切德意志人在民族自決權的基礎上聯合成為一個大德意志帝國；取締不勞而獲的收入，打碎利息奴役制；取締和沒收一切靠戰爭發財的非法所得；我們要求對所有（到目前為止）已經組合起來的企業（托拉斯）實行國有化；我們要求參加大企業的分紅；我們要求實現一種適合我國需要的土地改革，要求制定一項為了公益而無代價地沒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廢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機倒把；要求對賣國賊、高利貸者、投機商處以死刑……

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

惠孟見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

《老子》的這段內容在簡本里是沒有的，在通行本位於第七十三章，全文是：

錢單士厘和黑格爾各自所說的無非是一件事情的兩面，這「兩面」之間互相影響是勿庸置疑的，但是，究其原委的話，哪一面才更加本質呢？或者說，這「兩面」之間有沒有因果關係，如果有，誰是因，誰是果？

集權主義國家創造了一種官方的意識形態、一個整體的世界觀和一套行為規則。敵對的世界觀受到壓制，宗教團體受到迫害，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作品受到嚴格審查。由於看不到集權主義的缺陷而形成了盲目的愛國主義，使民族主義（即認為本民族的利益和安全更重要）通常成為這種政府形式的重要方面。

很難想像一個官本位的禮儀之邦真像賈誼憧憬的那樣美好，雖然這個理想國里的老百姓們可以被調|教得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整齊得就像足球場上的草坪——你只能看到一整塊的草坪，卻看不出這棵草和那棵草有什麼不同，而一座生機勃勃的花園顯然不會是這個樣子的。這個草坪，如果可以用一個現代的名詞來描述的話，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集體主義，而「在集體主義制度下，每個人將不得不對政府人員點頭哈腰」。——這話是義大利政治學家加塔諾·莫斯卡說的，他顯然認為草坪這類看似絕對平等的環境卻有著和其表面現象截然相反的實質，而花園式的多元化和隱伏在多元化之中的個人主義才是平等的保障：「如同今天的情況，一個辦公室職員至少可以嘲笑百萬富翁，一個可以用自己的雙手掙得體面生活的工人不需要害怕政治家、部門長官、代表或者部長。」（莫斯卡《統治階級》）

這種解釋倒也文從字順，而且顯得喻意深刻，但從《淮南子》的「小故事，大道理」來看，漢朝的那些前輩們並不把老子的這句話理解得那麼玄妙，他們只是從上古明君的外行領導內行和狼、狽互相幫助來說明：專業問題找專家，自己別亂來——好比你以MBA的資歷管理一家網路公司的技術部，你只應該做好自己專業的管理工作，當技術問題出現的時候，一定要讓你手下的技術專家去解決，你可別自己上手，不然的話，「代替大木匠去砍木頭的人，很少有不傷到自己的手的。」（夫代大匠斫者，希不傷其手。）

還是用陳鼓應的翻譯：

其實這個道理非常簡單，《淮南子》舉例子說：人和馬賽跑，兩條腿跑不過四條腿，如果照著技術尖子才能做高管的思路，馬場總裁最應該給赤兔馬來作，如果實在要找人類來管，劉翔絕對要比韋爾奇更夠資歷。但是，這樣的管理結構才是真正的荒謬。馬雖然跑得比人快，但人可以坐在馬車上呀。

在前蘇聯體制下，選舉活動按常規舉行，但不允許選民選擇提倡不同政策的其他黨派候選人。

國君一聽，非常高興：「好啊，這樣一來，大家的感激都是沖我來的，怨恨都是沖你去的，我的名聲會越來越好，諸侯們誰也不會笑話我了。」

也許《淮南子》沒說出「君子慎獨」，一是因為捕魚的應該不是「君子」，而是「小人」，二是因為當時還沒有這個著名的「慎獨」觀念——嗯，這也說不好。對儒家思想稍有了解的人恐怕都知道這個「慎獨」，「四書」里的《大學》和《中庸》都提到過它，歷來被程朱等等大師解釋為君子修身的一個高絕境界：一個人獨處的時候也不能胡來，沒人監督你的時候要自己監督自己。可近年出土的子思一派的《五行篇》卻顯示出這個「慎獨」原本是另外的意思，大師們全都自作多情地給解釋歪了——還不能太怪程朱，這個詞至少從鄭玄那時候就解釋歪了。

這段引文出自托克維爾的名著《論美國的民主》。作為一部研究民主理論的著作，這部大書也許顯得有些陳舊，但這並不妨礙書中的許多真知灼見在新時代里繼續以常青樹的面貌出現在我們面前，那些「陳舊」的觀點對我們很多現代人來說甚至是非常「前衛」的。

惠王曰：「善，可行乎？」

四下馬上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

——先要澄清一下：惠施這裏的「立法」未必就是狹義的「制定法律」，而很可能是說設計治國的方針大計，我們現在只來個管中窺豹，單說法律這一項。

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

再看看陳老師的闡釋，覺得他在這裏恐怕有兩處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老子一再強調統治者的態度應出於『無為』——順任自然而不加干預——讓人民自我發展，自我完成」，但看來不是這樣，老子雖然力主「無為」，但也指出了在「無為」的發展道路上會出現「貪慾」，而這「貪慾」是需要以「有為」之手段來「鎮」的；二是「統治者自身如能做到清靜、真朴、不貪慾，對人民如能做到不騷擾、不侈靡、不擴張私人意欲，百姓的生活自然可以獲得安寧」，這個解釋顯然帶有了太多的民本主義的色彩，是說一切手段的最終目的是「百姓的生活自然可以獲得安寧」，但細品《老子》原文，卻未必就是這個意思，嗯，說不定還真是姜太公的那種意思呢——應該承認，在這個問題上，《老子》並沒有說得那麼明確，作解釋的人也似乎很容易受到自己的「階級局限性」的影響，以自己眼中的老子代替了老子本身，而困難尤其在於，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恐怕永遠也無法了解到老子自己到底是什麼意思。

再看陳老師的註釋，把「有司者」解釋為「天道」，這種解釋古已有之，雖然「有司者」的字面意思是「政府執法機關」。這樣一理解的話，就是說：只有老天爺才掌握著人的生殺大權，人類是不應該代行其職的，如果人類代替老天爺來殺人的話，那就相當於外行來做木匠活兒，很容易https://read.99csw.com把自己弄傷。或者說，「大匠」也是比喻天道，人是不能替天行道的，不然的話，很容易自找倒霉。

通行本的字句和帛書本稍有出入：

其實我們還有另外一條路可走，不必一直在這句話上糾纏不休。我倒覺得，《論語》當中相對來說無可爭議的愚民思想是在這句話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論語·八佾》）楊伯峻的翻譯是：「孔子祭祀祖先的時候，便好像祖先真在那裡；祭神的時候，便好像神真在那裡。」這話背後的意思是：我知道祭祖的時候祖先是不在的，我也知道祭神的時候神仙也是不在的，可我還是照祭不誤，我就假裝他們都在呢。

「用鬼神使他們敬畏天命」其實包含了兩個問題：一是給社會設置一整套惟一的真神系統，二是給社會設置一整套惟一的價值觀，這兩點實際上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是相輔相成的。所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意義和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並沒有什麼兩樣，只是手段更加高明罷了，都是以一種惟一正確的聲音壓制所有其他的聲音，而事實上，這種聲音之所以是惟一正確的，僅僅因為它是官方的。至於蒙眼睛和堵耳朵，在一個集權國家裡並不是一件難事，想想孟子一直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為己任，一生都在不斷地攻擊楊派和墨派，可他哪裡想到，真有一天這所有的「邪說」和「淫辭」都被打壓下去了，社會卻沒有變成他設想的那個樣子。況且，孟子是在「百家爭鳴」的自由環境下才能扯開嗓門「息邪說」云云的，他如果也趕上統一思想的時候，焉知道自己的主張就不會被打成「邪說」呢？

《淮南子》誇讚齊桓公的用人之道，最後闡明大道理：《老子》說：「天大，地大，道大，王也大，天下有四大，王是其中之一。」（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這是說君王要像天、地、道一樣，要「大」，要有包容一切的胸懷。

《老子》這句話如果仔細捉摸，確實意味深長。我們想想董仲舒搞的那套《春秋》災異理論，讓皇帝看著老天爺的臉色辦事，一有個日蝕什麼的，皇帝以九五之尊還得降個罪己詔，對全國人民檢討一下自己的工作失誤。那個時候雖然沒有什麼政府要向納稅人負責的觀念，但皇帝要向老天爺負責的觀念還是有的。所以我們才會在史書中屢屢看到：即便在兩千年私天下的專制時代，皇帝也經常要主動承認錯誤的，不管他們是敷衍了事也好，還是故弄心計也好，反正是肯低頭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皇帝們承認的錯誤通常都是近期發生的事情，比如當年的糧食歉收或者去年的賑災工作沒有搞好，沒多少人會拿十幾、二十年前的陳芝麻、爛穀子說事的，這多少顯得還有一些作皇帝的職業操守。一個永遠不會承認錯誤的皇帝，一個對也英明、錯也英明的皇帝在兩千年的歷史上都是不多見的。從儒家角度上說，皇帝要積極響應老天爺的警告；從黃老角度上說，如果說皇帝是一個管理崗位的話，那麼在崗位描述的頭一欄里就明白地寫著：「能夠承擔全國的災禍的人，才有資格作國王。」（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既然承擔全國的災禍是皇帝的天職，更何況寫個不疼不癢的檢討書呢？

總的來說，我不知道社會是否由於這種變化而受到了損失，但我確信個人卻由此得到了好處。我認為，隨著民情和法制日益民主，父子關係也會更加親密和溫和，而不像以前那樣講究規矩和仰仗權威；他們之間的信任和眷愛也往往是堅定的。看來，父子的天然聯繫是緊密了，但他們的社會聯繫卻鬆弛了。

青蛙沒有首領，覺得不痛快。他們派代表去見宙斯，要求給他們一個國王。宙斯看他們太天真，就扔一塊木頭到池塘里去。

宋康王插嘴道：「等等，我聽你的意思是，要把人家賣了，還能讓人家歡天喜地地幫你數錢？」

——好好想想吧，你能從這裏聯想到趙襄子的故事嗎？

這位老先生可太能使壞了，前邊剛說過要「絕巧棄利」，現在怎麼又玩起權謀來了？這樣看來，《百家講壇》最應該請來給大家品讀《老子》的專家當非九千歲魏忠賢他老人家莫屬了？過後再出版一本《魏忠賢品〈老子〉》，副標題可以叫「官場、職場枕邊書」，或者叫「跟魏忠賢學做人」，一定大紅大紫，至少公務員們得人手一冊。

我們如果照著《淮南子》和《老子》的思路，古公亶父正是因為珍愛自己的生命，連帶著便也珍愛小弟們的生命，這似乎正是一種同情心的體現。那麼，這樣風格的政治統帥為什麼在後來卻很難看到了？是古公亶父的故事並不可靠，還是什麼別的原因？這種政治思想在後世有沒有被實行的可能呢？

這番話對我們回顧歷史來說一點兒也不顯得「太現代了」。波普諾認為，集權主義的社會裡，政府對社會進行著方方面面的控制，這種控制需要現代的技術手段才能做到，所以，儘管古代羅馬帝國的許多皇帝都試圖進行集權主義的統治，但真正高水平的集權主義直到二十世紀方才出現。——如果波普諾對中國歷史足夠了解的話，或許會承認高水平的集權管理在中國早已有之。

可大臣們有意見了，有人說：「您這決定作得也太急了吧？照我看，這位寧先生是衛國人，家鄉離我們這兒也不算遠，咱們最好派人去他老巢摸摸底，先把他的案底搞清楚再考慮怎麼用他。」

輪扁不慌不忙，還真說出了一番大道理：「我是個做車輪子的工人，我就從我的本職工作開始說吧。輪子上，不同部件接合的地方是最難把握的，做得緊了就不容易接在一起，做得鬆了又容易脫落，一定得做到不松不緊剛剛好，妙到毫巔，差一分一毫都不行。可是，這門手藝我雖然在行，卻沒法教給我兒子；我兒子雖然聰明，可我無論怎麼跟他講，他一上手還是不行。這都是因為手藝里那些真正的精髓是難以言傳的呀。聖人的書也是同樣的道理——聖人死了，帶著他的思想中那些難以言傳的精髓一起離我們而去了，只剩下一些糟粕留了下來，喏，就是您看的書上的那些文字呀。」

至於《老子》的這個「去彼取此」，放在這裏實在讓人不解。通行本的「去彼取此」先後出現過三次，一次是說：「聖人摒棄物慾的誘惑（去彼）而保持安足的生活（取此）」，一次是說：「捨棄浮華（去彼）而保留敦厚（取此）」，一是說：「不要自吹自擂（去此），而要自知、自愛（取此）」。——那麼，《淮南子》這則故事的寓意到底在說哪一個「去彼取此」呢？

賈誼認為，這就好比讓一個局裡的小科員們和局長在一個澡堂里洗澡，衣服一脫，大池子一泡，平日里的等級標誌突然通通消失了，小科員們難免會因此而產生出一些微妙的心理變化。古代儒家認為：這類事情，這類心理變化會使老百姓對統治者產生輕慢之心，對社會的穩定是非常不利的。

在現在這個故事里，趙簡子想立趙無恤作自己的繼承人，家臣很不理解，問道：「無恤這孩子出身低賤，只是您老人家的一個庶子，怎麼能立他作繼承人呢？」

「鄉下有句諺語，叫『投鼠忌器』（現在成了我們的成語）。如果官員隊伍里出了一隻害群之鼠，我們的確應該打老鼠，但要小心別因為打老鼠而把貴重器皿給打壞了。」

惠施的知名還因為他是莊子的朋友，《莊子·秋水篇》說這兩位「游于壕梁之上」，辯論那個名播後世的「魚之樂」的問題。當然了，惠施並不是整天都這麼無聊，此時他正被惠王重金禮聘來作高管，而這位惠王，就是《孟子》一開篇「孟子見梁惠王」的那位梁惠王，他的故事詳見《孟子他說》。

——這還真是難說。簡本《老子》里沒有這句話，所以，有可能老子本來是沒這個歪心思的。帛書《老子》里倒是有這一段，寫作：

在1900年，嚴緊派的成員總數大約有五千，九十年之後，這個數字便超過了十萬，其成員在美國的二十個州和加拿大都有分佈。這可真讓人百思不得其解，要知道，這些人既不是生活在古代，也不是原始土著，到底是什麼力量促成了這樣一個結果？

但是，這一改就露了餡了。按照易順鼎的說法，因為「辱」字原本就有「黑」的意思，有《儀禮》舊注可以為證，自然可以和「白」相對，所以老子的原話並沒有錯。後人看著這兩句話，不知道「辱」的這層意思，覺得應該給理順一下，就給改成榮辱黑白了。不但改了字，還加了字：本來老子說了句「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就算完了，可後人覺得意思不夠完善，還得補充說明一下，於是就加上了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後邊兩句的修改體例也是一樣的。

宋康王點了點頭：「嗯，確實如此。那，你就把這本事教給我吧。」

「用鬼神使他們敬畏天命」，這卻更像孔子的意思。孔子是個無神論者，卻主張嚴肅祭祀、敬拜鬼神，這曾讓墨子他們很看不慣，說很難想像一個無神論者居然一本正經地教育大家求神拜佛，這分明是口是心非的偽君子！

像梭羅那樣的傢伙也許會去投奔嚴緊派的，如果現代梭羅足夠多的話，確實可以迅速擴充大部隊的人數，但問題是，嚴緊派顧名思義，是個非常「嚴緊」的教派，並不吸收外來人員。所以，他們的人數擴張便意味著：在嚴緊派傳統中成長起來的絕大多數年輕人在成年之後並沒有投奔外面的世界，而是甘願在小圈子裡維持以往的生活。

但同樣一個愚民思想，拿到黃老一派那裡性質好像就變了。

這是《老子》裡邊很出名的一章，開頭討論寵和辱的關係，後來《菜根譚》把它變成了一句更加清晰漂亮的名言：「寵辱不驚，閑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隨天外雲捲雲舒」。可是，真要對《老子》原文較起真來，其中意思恐怕是任誰也說不清的，而最接近《淮南子》理解的，是福永光司的解釋：「本章謂真正能夠珍重一己之身、愛惜一己生命的人，才能珍重他人的生命、愛重別人的人生。況且，也只有這樣的人，才可以放心地將天下的政治委任於他。」

這則小故事背後的大道理是也就是《老子》說的：「道雖然空空如也，用起來卻綿綿不絕。」（道沖，而用之又弗盈。）

宋康王擺了擺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刺完再說！」

於是，既然事事都要以國君為本，「無為」就變了味道：只有廣大青蛙們一同變傻，國王的政權才能穩定，國王才能高高在上地輕鬆享福。所以，不要想當然地認為「無為之治」之下的老百姓是有著充分的自由發展空間的——統治者只有「省心」才能「無為」，而「省心」的前提是：老百姓必須被馴化成老實聽話的乖孩子。正是在這層意義上，《淮南子》才借姜太公之口向帝王傳授著愚民的不二法門。（雖然《老子》文本中的「愚」字未必是一個貶義詞。）

宋康王一泄氣：「就算你對，反正我現在是沒有攻擊你的意圖了，就聽你天橋的嘴把式隨便怎麼練吧。」

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

——動動腦筋，先看一副對聯：

政權穩固永遠是第一位的，所以，老百姓這些福祉是否能夠同樣「穩固」，這就是一個值得懷疑的問題了。令人鬱悶的是：在私天下的時代里，這實在是一個合情合理的邏輯。

從《淮南子》領會的《老子》精神來看，這分明是給我們出難題：《老子》不也是智者之言的記載么，難道這本書也該被我們燒了不成？而且，老子他老人家心中那玄妙的道術早已經隨著老子的去世而消失不見了，我們再怎麼讀他的書也是竹籃打水一場空？還有，研究《老子》的歷代著名學者們其實全在圍著糟粕打轉，他們的解釋更是不可聽信的了？！

——這就是典型的理想型「君臣異道」的例子，老大要「無為」，事情都交給能幹的小弟去打理。歷代很多知識分子都追求這種理想，按錢穆的說法，中國曆來有君權和相權之爭，皇帝要集權，宰相要當子產那樣的賢人，於是歷代中央政府的政治格局總是圍繞著這個鬥爭在變。現實的問題是：這位鄭簡公如果不是太傻，就是運氣太好，遇上的是子產而不是魏忠賢，子產也沒有在絕對權力下腐化變質。齊桓公和管仲是同類事情中更為著名的例子，如果後世的皇帝們有著買三張彩票就能中五百萬大獎的信心，學學鄭簡公他們也未嘗不可。

3）保民、養民是人君的最大職務；

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

最後兩句話值得單獨提出來重複一遍以示重要：「身分越是平等，人們也就越是明白這種互相支援的義務。在民主國家裡，沒有人會廣為施捨，但可以經常幫助別人。每個人很少有效忠精神，但大家都樂於助人。」然後，首先需要解釋一下的是，引文中雖然講的「民主國家」里的平等狀況，但我們可別把這裏的「民主」一詞理解得過於現代了——薩托利在評價托克維爾的美國之行的時候曾經特別提到：「……托克維爾把民主和貴族統治相對照，直到1848年還把民主理解為一種社會狀態而不是政治形態。」（薩托利《民主新論》）

宋國這時候的國君是宋景公，他知道事情不妙，趕緊去找天文學家子韋商量對策。子韋還真有辦法，先後給宋景公出了三個主意：老天爺的懲罰是一定要來的，但我們可以應付，一是讓天罰移到宰相身上，二是讓天罰移到百姓身上，三是讓天罰把今年的收成毀了，這三招無論選哪一個，都可以讓宋景公自己躲過一劫。

——這個問題我們暫不深論，先來著重看看《淮南子》的「道應訓」。

——老子說的不錯，通行本第十九章是有這麼一句話，意思是：拋棄巧詐和財利，盜賊就會消失。

寧越（有的故事里說是寧戚）是位衛國老鄉，胸懷大志，很想能有一番作為。這正是春秋第一位霸主齊桓公凱歌高唱的時代，齊國在國際事務中不時展現著霸主的威嚴，而齊國旁邊的衛國，也就是寧越的祖國，只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國罷了。

惠孟回答：「錯！我的道術是：我往這兒一站，任他多大的英雄好漢也不敢跟我過招。」

再想想蘇格拉底時代的民主，能做主的「民」都是些什麼成分的傢伙呢，占他們全部人口中多大的比例呢？近一些的，盧梭，這個構建社會契約的偉大先驅，他所嚮往的模範國家日內瓦雖然公「民」們確實很能做「主」，但實情是，日內瓦的社會分為五個等級，「公民」只是其中的第一等，而最下面的三個等級佔到全國人口總數的90％以上，他們是根本沒有投票權的——按照我們現在的法律說法，這90％以上的人被「剝奪了政治權利終身」。

更有甚者的是，奴隸主很難對奴隸產生同情（哪怕奴隸們真的是在水深火熱中掙扎），反之亦然。我們進而會在歷史當中發現：似乎社會的專製程度越高，同情心就越不普遍。那麼，問題出在哪裡呢？

現在，回到我們故事的開頭，我們應該會注意到：儒家和道家所一致推崇的那個古公亶父時代恰恰處在儒家和道家的誕生之前，古公亶父之所以飽含同情和友愛，恐怕更多的是因為氏族部落成員之間的關係相當平等之故，領導人並沒有被賈誼的台階提升到九天之上，小弟們也沒有被列在等級秩序的第十八層地獄，於是，按照托克維爾所發現的那個普適性的原則，正是氏族成員之間身份的平等導致了這樣的結果，而不是因為古公亶父如何英明偉大，更不是因為古公亶父學習了儒家或道家的那些精闢理論。或許同樣是因為這個原因，當社會發生了翻天復地的變化之後，是「不平等」導致了古老的牧歌社會始終無法重現，導致了所謂黃帝時代、堯舜禹時代成為漸行漸遠的海市蜃樓，任憑一代代精英學者們再如何呼喚、再怎麼教化，也都無濟於事。

《淮南子》把《老子》的這個大道理所作的具體聯繫看上去是著重在權謀的層面上：君主如果想要成就王者之業，就應該表現出如何如何……這個故事又給我們透露了幾個線索：第一，對孔子和墨子這兩個學術對手表現出相當程度的推崇；第二，雖然「以無勇為大勇」這個邏輯非常道家，但骨子裡卻和孔孟之言沒什麼兩樣——想想孟子見齊宣王的時候，齊宣王說什麼「寡人好色」、「寡人好貨」、「寡人好勇」等等，孟子的邏輯不是和這裏的《淮南子》如出一轍嗎，而且，惠孟的話簡直像極了孟子，分明就是行仁政感召天下這套邏輯，可是，道家的書為什麼要推銷儒家觀念呢；第三，《老子》本章的原文是陳述性的語氣，《淮南子》卻分明是建議性的，而建議的對象也明顯就是掌權的君主——如果我們對比一下《老子》的簡本和通行本，會發現《老子》原本就給人一種「建議書」的感覺，是向君主講述治國的大道，而通行本更加強調了這種語氣，《淮南子》則完全就是建議書的味道了。

上聯是：無始無終先作形聲真主宰；

一片死寂，過了約么半分鐘的工夫，大家這才一個個緩過神來：「哦，對了，對了，不是調價聽證會，是討論立法問題，呵呵。」「是呀是呀，聽證會聽得都成習慣了，一時還真沒反應過來，惠先生別介意哦！」

惠施苦笑了一下，定了定神，向大家展示起了自己的工作成果……

這兩處議論其實恰好為我們解釋了一個社會之所以缺乏普遍同情心的理由：獨夫體制和不平等。而托克維爾在初生的美國所發現的促成了一個具有普遍同情心的社會的原因正是那裡的「平等」。——「身分越是平等，人們也就越是明白這種互相支援的義務」，從反面的例子來看，當時的白人雖然對陌生人的困難也樂於給以熱情的援手，但對黑人卻沒有多大的同情和友愛。那時候的黑人無疑是處在一種比白人低人一等的地位上，於是，「在劇院里，黑人有錢也買不到同曾經是他們主人的白人並排坐在一起的票……當黑人死去時，他們的骨頭就被拋到一旁，身分的差別都造成了死後的不平等」。

換一個思路，看看貝格爾這句描述：「例如在中國，甚至極富理性的、實際起著世俗化作用的『道』（指事物的『正常秩序』或『正確道路』）的概念的非神話化形式，也認可了把制度結構視為宇宙秩序反映的延續下來的概念。」你能說出貝格爾這裏說的「道」是儒家的「道」呢，還是道家的「道」，是董仲舒的「道」呢，還是《老子》的「道」？

宋王無以應。

這個小故事闡釋的是《老子》的這句名言：「魚兒不能離開水，國家的『利器』不可以展示給人看。」（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故事的結尾照例是《老子》的話：「能夠承擔全國的災禍的人，才有資格作國王。」（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可是，主意好拿，真要做起來還有一些實際困難：寧越是個窮孩子，到齊國的路雖然不算太遠，可寧越實在湊不出路費。這還得算當時國際上壁壘不嚴，人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流動，有一些遷徙的自由，不然的話，寧越要找蛇頭安排偷渡更得花上一大筆錢。

處十月，知伯圍襄子于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為飲器。

輪扁曰：「其人在焉？」

既然這兩個版本差別不大，看來應該還算可靠吧？

翟煎顧慮的正是這種情況，而他的解決之道就是把握核心精神，放棄具體的條文規範。翟煎的這個想法和董仲舒的「《春秋》決獄」精神大有相似之處，董老一部《春秋》在手——具體說是一部《春秋經》加一部《公羊傳》——天下事便沒有不能判的。但是，董仲舒和翟煎之間仍有一個本質上的區別，那就是：董仲舒所依據的太極拳理是聖人所制之「法」，而翟煎的太極拳理則是故事里並沒有詳細交代的「禮」。如果我們把翟煎的「禮」約略看作禮治的話，這倒讓人有點兒糊塗了：怎麼儒家大師董仲舒卻搞起法來，而黃老一派的《淮南子》卻提倡禮治？

所以說，《荀子》這篇「禮論」稱得上是理解儒家鬼神觀和愚民思想的關鍵——這畢竟是一篇冷靜的文字，由此而前窺春秋、戰國，后觀西漢、東漢，就如同擁有了一把萬能鑰匙。但是話說回來，孔子和荀子在這個問題上未必就是錯的，至少在他們那個時代里，這樣的觀念絕對是無可厚非的，即便在現在看來，也有著相當程度的合理性（想想勒龐吧）。有多少事情都是「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韓愈《送陳秀才彤序》），現代也依然如此，只要看看每年的暢銷書排行榜就能知道一二了。

那麼，難道賈誼認為官員犯了罪就不該打、不該殺么？當然不是，他的意思是：投鼠是一定要投的，但在投的時候一定別忘了忌器——秦朝兩位皇帝就是犯了這個錯誤，投鼠不忌器，結果導致了下民對上層統治者消失了敬畏之心。

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

最後歸納為《老子》的一句話：「萬物在自然變化中萌生了私慾，我將以道的質樸來鎮住這些私慾。」（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

這副對聯應該是掛在哪兒的呢？乍看之下，掛在道觀里比較合適，太上老君的塑像前邊來這麼一個，應該合適；可轉念想想，又是仁，又是義，應該掛在孔廟才對吧？——開拓思維：掛在佛寺里難道就不可以嗎？

惠孟連忙說道：「您先別跟我較真，就當沒刺著好了。道理是這樣的：雖然沒刺著，可被人拿劍刺、拿掌打，這無論如何也是一種侮辱，所以，更高明的道術是根本不讓對方發招。」

盤庚是商朝的一位著名國君，當時他有遷都的打算，他特有的高瞻遠矚使他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看到了遷都的必要性：如果遷都，對大家都好，如果不遷，日子就會越來越難。那麼，遷，還是不遷？

那人回答說：「宓子賤不願意讓人捕小魚，我方才捕上來的都是些小魚，所以就放掉了。」

前文講過，墨家是很拿鬼神當回事的，認為有了鬼神的監督，大家才不敢為非作歹。其實在這點上墨家真是錯怪了儒家，儒家的那個「假裝」其實大有深意，這層深意在《論語》里沒有挑明，在《孟子》里也沒有挑明，這都是心照不宣的東西，挑明了就不好了。但在先秦的儒者當中，最後是由荀子打開天窗說亮話了，這一說還就說得非常透徹，見於《荀子·禮論》：

……貴族家庭的成員彼此聯繫得極為密切，他們的利益互相關聯，他們的想法也頗為一致，但是他們的心卻很少互通。

宋康王有點兒糊塗了：「你的意思是……一招制敵？」

人民不畏懼死亡，為什麼用死亡來恐嚇他？如果使人民真的畏懼死亡，對於為邪作惡的人，我們就可以把他抓起來殺掉，誰還敢為非作歹？

——大家讀漢朝歷史，會發現漢朝的官員自殺率很高，出處就在這裏呢。（《孟子他說》）

真是非得有個華生，才顯出福爾摩斯的聰明。趙襄子說：「你看那長江、黃河洪水暴漲，聲勢駭人，可至多三天水就會退了，狂風暴雨折騰不了一整天，正午的烈日一會兒就會偏西。現在，我們趙氏積德還遠遠沒有積夠，一天時間連下兩城，衰亡恐怕就要接踵而至了吧？」

這是很有可能的事啊，設想一下，如果孔子和孟子生活在儒學一統的漢朝或者宋朝，豈不正如馬克思生活在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會落個什麼下場呢？——陳天華在《警世鐘》里講過一件趣事：「日本國從前信奉儒教，有一個道學先生門徒很多，一日有個門徒問先生道：『我們最尊敬孔子，倘若孔子現在沒死，中國把他做為大將，征討我國，我們怎麼做法呢？』先生答道：『孔子是主張愛國的，我們若降了孔子，便是孔子的罪人了。只有齊心死拒，把孔子擒來，這方算得行了孔子的道。』」（卻不知這位先生學的是哪個版本的孔子？）

是呀，如果有正當的法律程序，即便連放屁都算違法，這樣一個社會的可怕程度也遠不如那些紙面上全是良法、操作上卻全是黑箱的地方。

——惠施被晾在當中，愣住了……過了好半晌，眼看著大家就要離席而去了，這才弱弱地問了一句：「漲什麼價哎？咱們不要要論證我的立法工作么？」

民主制度也使弟兄間互相依靠，但依靠的方式與貴族的不同。

《老子》的這一章在簡本里也有，而且內容差別不大，看來這屬於《老子》非常原始的思想。無論是簡本還是通行本，老子似乎都在向領導人諫言，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而不是在論述什麼玄妙的宇宙觀。

身分的平等在使人們覺得自己獨立的同時，也使他們感到自己軟弱。他們的確是自由了，卻面臨著無數的意外威脅。經驗很快使他們懂得，他們雖然不是經常需要別人的幫助，但一定有時候非要他人幫助不可。我們在歐洲經常看到，職業相同的人都隨時互助。他們所遇到的苦難相同，這就足以使他們互相尋求支持，而不管他們在其他方面如何鐵石心腸和如何自私。因此，在他們當中有人遇到困難，而別人只要暫時犧牲一下或格外努力一番就可以挽救時，他們便會奮力支援，而不會袖手旁觀。這並不表明他們對那個人的命運十分關心，因為他們的努力一旦證明無效，他們馬上就會把支援置於腦後，而各自去忙自己的事情。但是，他們之間似乎有一種幾乎是不由自主的默契。

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所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于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

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鬥爭不已，為之奈何？」

郭沫若也分析過這一章的篡改痕迹，結論和易順鼎基本一樣，但他是認為「白」的意思是「潔」，「辱」的意思是「污」，所以構成對仗——在這個細節上，八成易順鼎是對的，不過這麼瑣碎的問題我們大可不去操心，留待專家去考證好了。郭沫若還從文字的押韻入手來作分析，說「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這句韻文暴露了篡改者的時代，因為「離」和「兒」能夠押韻是在戰國中葉以後的事，「離」字以前是讀「羅」的，所以，這位篡改者必定生活在戰國中葉以後。

再查查簡本《老子》，並沒有這段內容，說明這一段有可能是後人加上去的，而這位「後人」的時代應該在戰國中晚期到西漢初期之間。

翟煎這時候卻搖了搖頭：「實行不得。」

嚴緊派的生活顯然不能和養雞場做簡單類比，但集權國家的政治運作卻和養雞場的管理如出一轍。雞從自我犧牲中體驗到榮譽的快|感，主人則從雞的自我犧牲中得到了實利。我們疑惑地看到，春秋戰國以至秦漢，人們的一些根本的價值觀為什麼發生了如此重大的變化（比如新一代的伍子胥就不再會是值得同情的英雄，而是成為千夫所指的漢奸）？這是因為儒家思想或者黃老思想佔了主流么？是什麼思想在如此強烈地影響著人們的觀念？也許關鍵不在於具體的某個思想流派，而在於社會結構的巨大變遷。

寧越在一旁看著，心中無限感慨，很有唱歌的慾望。唱歌需要伴奏，寧越往身邊一看，只有牛車，沒有樂器，只好因陋就簡了。寧越當下拍著牛角引吭高歌，這正是半夜時分，冷不丁這一嗓門，聲震百里之外。

即便我們以一種比較單純的眼光來看待孝道，這同樣是一種雖然被儒家精神所鼓吹，卻只能在儒家核心思想之下走向自己的對立面的一種東西。正如上文所說，森嚴的等級體系是天然排斥情感的，傳統的家長與子女的關係正是威權體制的一個縮影，儘管子女作為服從的一方會顯得心甘情願，似乎特別喜歡這一副甜蜜的枷鎖。

《淮南子》在這裏給我們展示的是：治國靠的是「禮」，而不是「法」，而這個「禮」又著重在於禮治的核心精神，而不是具體的、條文化的形式——這就好像張三丰在武當山上教給張無忌太極拳那樣，讓張無忌只去把握太極拳的精髓原理，而忘記所有的具體招式，其中奧妙大概在於：世界是變化的，敵人是變化的，變化是無限的，而招式卻是有限的，任何一個固定的招式哪怕再怎麼厲害也總有它應付不到的地方，而只有把握住核心原理，隨著外界的、敵人的變化而產生相應的變化，這些「相應的變化」雖然並沒有被記載於拳譜之上，卻絲毫也不違背拳理，無論外界再怎麼變化，無論敵人再怎麼變化，我都有相應的解決之道。

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魯迅曾經哀嘆過的國民的麻木。麻木該怎樣「喚醒」，這是一魯迅關心的問題，我現在關心的是：麻木是怎麼「形成」的？試想一下，如果社會到處都是黑箱，隨處可見的都是冤無處申、苦無處訴、正義無法申張，就連爸爸教育兒子都常常說些什麼「退一步海闊天空」之類的美德格言——當正當權益受到損害的時候，心頭念兩句「退一步海闊天空」幾乎成了草民百姓惟一的補救辦法，在這樣的社會裡生活，不麻木便只有痛苦，乃至痛死。當老百姓對不公正已經習以為常的時候，重典與否對他們又有多大的影響呢，反正都是權力者在黑箱里玩玩技術罷了。

梁惠王被搞糊塗了：「你不是說這東西好么，既然好，怎麼又實行不得呢？」

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暗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

《淮南子》又花了不少篇幅評論此事，說：打勝仗並不難，好多人都打過勝仗，難就難在保持勝利成果。如果遇勝則驕，離敗仗也就不遠了；如果越是勝利越是謹慎，這才是有道君主的作風。孔子可以力托千斤閘，但他從不參加奧運會的舉重比賽；墨子的攻防作戰技術連公輸般都甘拜下風，但他連星際爭霸的連機對戰都不肯去玩，這都是以強為弱的大道呀。

這就牽出一個更麻煩的問題：所謂民本，這個「民」在先秦時代到底說的是哪些人，真的就是我們現代所謂的「人民群眾」的意思嗎？——這可是個聚訟紛紜的問題，比如梁啟超和郭沫若就認為「民」是奴隸，而且是一種特殊的奴隸：這些人原本是戰俘，勝利者把他們刺瞎了眼，逼他們幹活兒，有些人老實聽話，從此就成了奴隸，是為「民」——如果「民本」是指以這些「民」為本，顯然是說不通的。當然，「民」hｔtpｓ://ｒeａd•９9csw•ｃｏｍ還有其他的解釋：有泛指人類的，有指庶民百姓的（「百姓」本來都是貴族，這裏用它現代的意思），等等，而這些意思在古籍當中往往不是很能分得清楚，尤其是，有些古籍的年代本身就不好確定，像前邊引過的《尚書·泰誓》和《尚書·皋陶謨》，都是很可疑的文獻，我們就更難搞清楚其中的「民」呀什麼的指的到底都是哪些人，何況周朝的開國前賢們總是對自己人說一套，對商朝遺民說一套，其用心很是可疑，至於「天下為公」云云，我在《孟子他說》里有過詳細解釋，可以參考。

——這些綱領如果不說是納粹的，現在肯定就有不少人會舉手贊同。

故老子曰：「去彼取此。」

簡子曰：「是為人也，能為社稷忍羞。」

這段《老子》在前文已經講過一些了，看，《淮南子》里引述的也是「天大，地大，道大，王也大」，最後是「王大」而不是通行本的「人大」，儘管「人大」在上下文里更合邏輯。

橫披：萬有真元。

這就是「誇富宴」——這個名詞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改革開放初期常曝的新聞：兩個大款在酒樓砸錢，一瓶瓶地摔高檔洋酒，看誰能撐到最後。如果姜太公知道世間居然還有這等奇事，可能就會把「厚葬」替換成「摔洋酒」了，畢竟後者見效更快一些，一個人一生可以摔很多次洋酒，卻只能死一回父親。

《淮南子》盛讚了古公亶父重視人命的態度，可是，這總讓人心生疑惑：古公亶父時期的普遍道德觀也許真是那樣的，人命要緊，但凡有一線生機就不幹那種拋頭顱、灑熱血的保家衛國的事情，而且，不單是老大自己的性命要緊，小弟們的性命也一樣要緊，老大沒理由隨意犧牲掉小弟們的性命，不管他有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

把問題再多想一層：「平等」既會成為某種政治制度的結果，或許也是實現某種政治制度的基石。馬基雅維里曾經斬釘截鐵地說道：「有平等的地方，難以建立君主國；沒有平等的地方，難以建立共和國。」（《論李維前十書》）——真的不可能嗎？也許，馬基雅維里過於悲觀了吧？

「道應訓」徹頭徹尾是個古代版本的「小故事，大道理」，就差沒配上Flash了。小故事一共有好幾十個，絕大多數都被用來闡明《老子》的名言。饒有啟發意義的是，這些被渲染出來的《老子》名言和今天通行本的《老子》內容相差無幾，這部分地說明了《老子》一書在漢朝初年已經基本定型了。另外，清代魏源（就是寫《海國圖志》的那位）曾對《淮南子》所引的這部分《老子》做過很高的評價，說：「其五千言章句，以河上公所分及傅奕古本為最疵，而《淮南》所引為最善。」魏源還有另一層意思，這就容后再講了。

說來也巧，寧越一行正好趕上齊桓公外出，只見華麗的車隊浩浩蕩蕩地開出城外，齊桓公彷彿「美人如花隔雲端」，讓寧越體會著咫尺天涯的苦澀。

上古的那些真真假假的聖王們一直都被後世知識分子們拿來給自己扯大旗用，但這些大旗在兩千年來都沒能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起到多大的作用，其中的根本原因正是蘇軾在此時忽略掉的一個問題：盤庚他們那時候還是部族社會呢，連封建社會都還沒到，所以，盤庚（其他如堯舜禹他們也是一樣）充其量只是一個酋長，根本就沒有專制時代的皇帝那種予取予奪的生殺大權——我們可以從近現代的很多土著部落社會的情況來想像古老的商代社會，比如非洲中部具有相當規模的努爾人，作酋長的雖然擁有神聖的地位，卻經常得作一些賠本兒的買賣，在絕大多數時候他只能通過說服而非強制來使部落成員接受自己的意見——從各方面綜合來看，酋長們確實當得起「人民公僕」這個光榮稱號。

——伯林談論霍布斯的時候，對這位《利維坦》的作者並沒有報以多大的興趣，但他承認：霍布斯雖然鼓吹強權國家，鼓吹強力手段，但是，「霍布斯所設想的法律是，如果你服從，你就能生存，斯大林所需要的法律是，不管你服不服從，你都會被處罰，總之，你沒有安全保障，違法或守法都有可能受到處罰。」

我們先來看看古代的小故事吧，感受一下《淮南子》想要告訴我們的大道理。（故事太多了，我只挑選一部分來講。）

從黃老學派的一貫思想來看，福永光司的解釋應該是最為切合的。可從《淮南子》給出的小故事來看，似乎又把「愛自己的生命」推廣到了「也愛別人的生命」，這種推己及人的態度卻是典型的儒家邏輯，尤其是孟子最喜歡玩的論辯方式。

最後，我們再來回顧一下我和張無忌的決鬥事件。拋開諾齊克的那種扶手椅上的精密思辨，人類學家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更為紮實的證據。拉德克利夫-布朗給我們展示了澳洲土著的決鬥場面：出於復讎目的的決鬥是被限制在可控範圍之內的，如果張無忌的炎黃祖先確實枉殺過蚩尤的話，那麼，明教的教眾就該把我的復讎看作是正義的，在我殺掉張無忌之後，青翼蝠王他們不該對我尋仇，而我呢，既然已經手刃大仇，此後也不得再耿耿於懷。決鬥作為一種有效的報復手段，在澳洲土著那裡是被視為正當的，而且是公開進行的，當事人使用飛去來器和石刀之類的武器互相攻擊，雖然不比小熊飛刀大戰乾坤大挪移更具觀賞性，但一點兒也不失於緊張殘酷。觀戰者時刻注視著決鬥的發展，如果認為太出格了就會出手干涉——只是不知道雙方的旁觀者一起出手干涉的話會造成什麼局面，想像一下灰熊、棕熊、北極熊大戰青翼蝠王和光明左使？

——小故事講完了，該講大道理了：所以《老子》才說「法律越嚴，盜賊越多。」（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就是這個道理啊！

從托克維爾的論述看來，人類到底是在進步著，對一些古老問題的認識也更加清晰了：一個人的同情心是和他生活于其中的集體有著緊密聯繫的。好比說，當我得知一位寫書的傢伙給出版社寄了一份厚厚的手稿，等這書稿走完一整套的閹割程序之後，變成了一本只有一枚硬幣厚的小冊子，還居然是用騎馬訂裝訂成書的，這個可憐的傢伙經受不起這個打擊，從二百層的高樓上跳了下來。當我經過他的墳墓的時候，忍不住停下來弔唁一番，特意買了一本塗爾乾的《論自殺》放在他的墳前，然後，流下了幾滴同情的眼淚。——同情，是因為感同身受，而如果自殺的是個醫生、律師、或者公務員什麼的，我恐怕只會把他的死訊當成新聞來看。

西方人總愛把事情說得實在一些，馬基雅維里偏偏就要把這帝王術中不可說的「道」清清楚楚地給說出來了。他不但給前邊那個二選一的考題設計了令幾乎所有的正人君子都無法接受的標準答案，進而還以直爽的口吻道出了無恥的論證過程：「因為關於人類，一般地可以這樣說：他們是忘恩負義、容易變心的，是偽裝者、冒牌貨，是逃避危難，追逐利益的。當你對他們有好處的時候，他們是整個兒屬於你的。正如我在前面談到的，當需要還很遙遠的時候，他們表示願意為你流血，奉獻自己的財產、性命和自己的子女，可是到了這種需要即將來臨的時候，他們就背棄你了。」火辣辣的名言一句接著一句：「而且人們冒犯一個自己愛戴的人比冒犯一個自己畏懼的人較少顧忌，因為愛戴是靠恩義這條紐帶維繫的，然而由於人性是惡劣的，在任何時候，只要對自己有利，人們便把這條紐帶一刀兩斷了。可是畏懼，則由於害怕受到絕不會放棄的懲罰而保持著。……人們忘記父親之死比忘記遺產的喪失還來得快些。……人們愛戴君主，是基於他們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懼則是基於君主的意志，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應當立足在自己的意志之上，而不是立足在他人的意志之上。」

我們現在先像《淮南子》一伙人一樣，把「民本主義」等同於「養雞場主義」好了，再來溫習一下姜太公的那一套至理名言，越發感覺可疑的是：我們很難說清這姜太公主義到底是儒家思想還是黃老思想——「蒙住老百姓的眼睛，堵住老百姓的耳朵」，這種意見孔子也說過，老子也說過；「用繁瑣的禮樂來教化他們，讓他們各自安於本職工作，養成他們安逸的心態，讓他們的腦袋從清清明明變成渾渾噩噩」，這倒更像是儒家那套，大搞繁文縟節的禮儀么；「摘掉他們的頭盔，給他們戴上以翎毛裝飾的帽子；解下他們的刀劍，讓他們手持笏板；制定為期三年的守孝規則，以此來限制他們的生育」，這句話表面上看是很儒家的，可問題是，三年守孝的規則其目的竟然是為了限制老百姓的生育，這可真是匪夷所思，難道計劃生育政策也能在兩千多年前的古人思想找到源頭嗎？而且，古人的這個辦法倒還真是春風化雨式的，表面上是「但使風俗淳」，鼓勵人們對父母盡孝，暗地裡卻藏著個節制生育的險惡用心。可他們為什麼要節制生育呢？那個地廣人稀的年代里，人多不就意味著力量大么？難道是說天下已定，用不著人多力量大了，反倒覺得人少好管理了不成？

可怕的法律是沒有標準的法律，比如，你放屁可能被抓，不放屁同樣可能被抓，被抓了之後可能被判一兩年的有期徒刑，也可能會被滿門抄斬，違法的後果是完全不可預期的。那麼，在這樣一個地方，除非是掌握權力的人，誰能夠不生活得膽戰心驚呢？

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聽著老子向領導人諫言的聲音，嗯，如果連草根老百姓的一些問題都難以通過教化來改變，又怎麼指望能夠教化得了那些擁有無限權力的帝王們呢？

夏勇在《中國民權思想》里的一段話頗為耐人尋味：「民本思想是我國古代政治哲學的最主要、也最精彩的部分。從某種意義上講，古代政治思想之要義在於發揮一個『民』字，古代政治哲學可以歸結為『民學』，其中蘊涵的核心價值乃是民本。嘗有論者斷言，中國古代哲學里，民學也好，民本思想也好，歸根到底，不過是為統治者如何治理好民眾想辦法、出主意，實質乃用民之道、御民之學。此論於我輩之影響，可謂久且深矣。可是，近些年來閱讀古代尤其是先秦思想史料，我越來越多讀出的，卻是關於民權的思想。」

這個故事發生在武王伐紂不久之後。周武王得了江山，可心裏不大安穩，於是請教姜太公：「我奪了商紂王的天下，這是以臣弒君、以下犯上的行為呀，如果後世有人效法我的樣子，搞得兵禍連綿，那可就不好了。你看這該怎麼辦呢？」

又是一片熱烈的掌聲。

我們不說小盜，先說大盜，我在《孟子他說》里有一章詳細分析了朱元璋搞的重拳反腐，連剝人皮的手段都用上了，懲治不可謂不嚴厲；再從他殺掉的腐敗分子來看，不僅數量驚人，而且，殺官員殺過宰相，殺親人殺過女婿，執法不可謂不鐵面。但是，效果呢？

《老子》這句話，見於通行本第七十四章，上下文連起來看是：

在民主國家裡，沒有人會廣為施捨，但可以經常幫助別人。每個人很少有效忠精神，但大家都樂於助人。

傳統的政府組織不足以確保集權控制。一個有效的集權主義國家必須建立特殊的控制機制。其中一種機制就是官方政黨，它成為多數政治活動的中心場所。政黨訓練、挑選併合法化那些政治統治精英。絕不允許組織任何其他政黨，成立政黨的企圖被譴責為背叛。在希特勒統治時期的德國，民族社會黨（納粹黨）是惟一政黨，也是合法的政治表達的惟一渠道。

能給孔子這個思想作證的，最好的證人就是儒家的頭等反對派——墨家。用反對派來作證是比較可靠的，因為詞語和概念經常一個人一個用法——常見兩人爭辯，一個說儒家如何好，一個說儒家如何壞，其實這兩人頭腦里的「儒家」很可能根本就是不一樣的，拿一本《論語》就說這是影響了中國歷史兩千多年的儒家經典，其實未必如此。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想搞清一個東西到底「是什麼」，得看看它「不是什麼」，還得聽聽它的反對派攻擊它什麼——沒辦法，這就是語言的一個特殊性——墨家就大力攻擊孔門這種鬼神觀，說很難想像一個無神論者居然一本正經地教育大家求神拜鬼，這分明是口是心非的偽君子！由此可見，先秦儒家的鬼神觀是確乎如此的。

寧越這位有志青年現在面臨著一個重要的人生抉擇：是在祖國施展抱負，還是投奔齊國一展拳腳？——如果換到現在，這絕對不是一個問題，還用想么，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衛國再怎麼差勁，畢竟是自己的祖國，齊國再怎麼好，那也是外國。不過春秋時代的人們可沒有太多的祖國概念，更不會把祖國和母親劃上等號，寧越毫不猶豫，準備投奔齊國。

這真是個好消息啊！可趙襄子不但沒笑，反而憂慮起來。旁邊的侍臣很是不解，問道：「一天時間連下兩城，換旁人都得樂死，您怎麼卻發愁呢？」

保守派的顧慮不是沒有道理，子產的法律公開化會使得對法律的解釋不再壟斷在少數人的手裡，他們也很難再「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即便我們所能設想到的子產改革的最好成果——大家通過認真研讀法規，從此誰也不犯法了——這對原本的法律解釋權的壟斷者們來說也未必是件好事，因為沒有了違法的人，壟斷者們的權力也就沒有尋租空間了，換句話說，他們的權力不再值錢了。這可不是件好事呀，不值錢的權力還有什麼意思呢？

錢夫人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千年未見之變局，所以用不了多少時候，她在俄羅斯冷眼旁觀的托爾斯泰的遭遇便一般無二地降臨到她一位同胞的頭上——民國十八年是個戰事頻仍的一年，羅隆基卻把目光特別關注在「一件小事」之上：「我預料後人在民國十八年的歷史上，除了俄人侵入滿洲這奇辱極恥外，定還可以尋得這樣一段故事：十八年時有胡適其人，做了《知難，行亦不易》，《人權與約法》一類的文章，批評黨義，觸犯黨諱，被黨員認為侮辱總理，大逆不道，有反革命罪……」這個邏輯能夠成立嗎？羅隆基搬出了孫中山：「孫中山先生是擁護言論自由的。壓迫言論自由的人，是不明了黨義，是違背總理的教訓。倘使違背總理教訓的人是反動或反革命，那麼，壓迫言論自由的人，或者是反動或反革命。這些話不是杜撰的。在黨義上確有證據。清光緒三十年（1904），孫先生曾做過《中國問題真解決》一篇文章（見中山書局出版的《中山全書》第四卷）。這篇文章，孫先生把滿清的罪孽宣佈於世界。他舉出滿清罪狀十條，內有這兩項：

惠子為惠王為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

但是，在蘇軾的筆下，持這種意見的人是以反面教員的形象出現的，其背景就是商朝「盤庚遷殷」的時候。蘇軾為《尚書》作註釋，注到《盤庚篇》的時候，很是發了一通感慨。

我們現在先退回《老子》的文本本身，拋開各家的闡釋，自己來體會一下。基本可以確定的是：第一，老子這裏照例是諫言形式的，是向「侯王」所作的勸說；第二，老子也並不認為純粹靠自然而然的發展就可以天下太平，而是覺得，如果一任自生自長的話，貪慾早晚會發展起來，到那時候，還得靠政府的手段來進行干涉——用比較現代的語言來說，就是：老子主張「守夜人」型的小政府，管還是要管的，只是以自由放任政策為主；第三，老子認為最大的禍害就是「貪慾」，只有消除了貪慾，天下才會太平——當然，這「貪慾」既包括了君主的貪慾，也包括了老百姓的貪慾。

惠盂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

心理學家用實驗告訴我們：同情心是一種移情的表現，這並不是後天培養出來的。一個嬰兒在聽到旁邊另一個嬰兒大哭起來的時候也會跟著一起哭，但他在聽自己哭聲的錄音的時候卻顯得無動於衷。如果我們把同情心視為一種善的美德，這個研究結果無疑會給孟子的性善理論投上贊成的一票——雖然種種反對票也同樣具有說服力。

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

好在怪獸之間也存在著感人的雷鋒精神，蹷經常拔些甘草來餵給蛩蛩駏驉吃，而當遇到危險的時候，這兩隻怪獸前後一搭，相負而行，跑起來風馳電掣一般，《爾雅》把它們叫做「比肩獸」。

輪扁一聽，說了一句超級大不敬的話：「這樣啊，那您看的這書也不過是聖人留下來的糟粕罷了。」

托克維爾把同情與友愛這些可喜的美德歸因於一個社會中的平等程度，莫斯卡（還有其他許多人）把平等的進展歸因於個人主義與多元社會，如果這些西哲沒有看走眼的話，這恐怕真是一條與儒家禮治思想和黃老權謀思想完全相悖的道路。這就意味著，如果我們真想尋得古公亶父時代的同情與友愛的話，儘管儒家和黃老都有著同樣深情的緬懷，也同樣都為我們豎起了光輝路標，我們卻要把路標倒過來看。

研究者發現，這樣的結果得益於嚴緊派內部嚴密的控制手段，與「外人」交往是被嚴厲禁止的，相應的教育工作是從小孩子抓起的。——考慮到他們既沒有電、也沒有汽車的生活，不接觸外界顯然並不像我們一般人想像的那樣困難。

想起康德的話：「有兩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覺神奇，心中也愈充滿敬畏，那就是我頭頂上的星空與我內心的道德準則。」康德說這話的時候恐怕心裏比誰都清楚：這「兩件事物」都對社會有益，可較起真來的話，哪樣都靠不住。荀子這就是欺負老百姓不識字，所以公然出來矇騙傻小子：上流社會的深層用意不足為下層人民道。——彭尼·凱恩曾經以《荀子》這段文字來論證「隨著時間的推移，把飢荒視為一種超自然力量的人越來越少了，特別是在孔夫子時代的知識分子，他們『沒有意識到宗教在社會管理中的價值，而是將他們置於宗教之上』」，但彭尼·凱恩明顯是搞錯了，這些儒家知識分子恰好是「意識到宗教在社會管理中的價值」，所以才從實用性的意義上來宣揚「封建迷信」，在一本正經的臉孔之下藏著一顆偷著樂的心。就這樣，兩千多年來，那些在儒家思想指導下恭敬地相信祭祀是真的在和鬼神打交道的人全都受騙了，看來學習儒學切不可只讀一部《論語》就算完了。

清代辨偽大家崔述曾有專文議論，感嘆世人難免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這也是問題的另一側面，不可不慎。

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

梁啟超的觀點看上去過於前衛，而且是有硬傷的（後文再說），這就是他的歷史局限性了。不過以梁啟超當時的時局，對古人「以常情揣度之」，也自有當時的一番道理。

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也。」

如果公路上突然發生車禍事故，人們將從四面八方前來救護罹難的人。要是某個家庭橫遭大難，素昧平生的人也會慷慨解囊；每個人的捐助雖少，但集腋成裘，便可使這一家人擺脫困難。

一個大道理可以有無限多的具體發揮，好比我說「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這是一個大道理，你可以具體聯繫到學習、工作、大國之間的軍備競賽和流氓癟三的街頭鬥毆。「後下手為強」表面看上去和「先下手為強」完全相反，但這正體現了一種更深層次的真理：與之相反的說法也是同樣正確的。「後下手為強」同樣也可以具體聯繫到學習、工作、大國之間的軍備競賽和流氓癟三的街頭鬥毆。

無論是從正的一面還是從反的一面來看，社會的普遍同情心主要受限於它的平等程度，而不是取決於苦口婆心的道德說教和別的什麼。托克維爾這個百年前的觀點對我們現代的一些人恐怕仍有啟發意義，當我們試圖以傳統的儒家思想來教化出一個友愛的社會的時候，我們是在走著一條無數前輩們兩千多年來都沒有走通的道路，更有甚者的是，真正的那群攔路虎當中，儒家自己恐怕也是一個。——這可一點兒都不荒謬，要知道，儒家思想的核心精神之一就是規範出嚴密的社會等級，我們幾乎可以用「官本位」這個現代詞語來解釋「禮儀之邦」的真正涵義。可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不正是「平等」的反面嗎？

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

但是，如果事情真是這樣的一個嶄新結局，敘述也多半會是完全嶄新的腔調，最有可能的寫法是：趙襄子在酒桌上的示弱導致了自己陣營的人心渙散，所以趙襄子最後才敗給了智伯。而且，這個新版本的故事雖然論證不了《老子》的那一句名言，卻一樣可以論證出其他名言，雖然意思是和《老子》相反的——那就拿這個新版故事來論證馬基雅維里的名言好了，馬前輩在這裏告訴我們：「那些以為謙卑可以戰勝傲慢的人，純粹是在自欺。」

——《淮南子》這裏借周武王之口問出來的這個問題，稱得上是中國歷史上極為經典的一個政治難題，多少聰明人在這個問題上都要犯暈。前文講過漢景帝「吃馬肉不吃馬肝」的故事就是被這個問題給帶起來的，由此開創了皇帝劃定學術禁區的先河。

嚴緊派的存在給了我們一個極端的成功案例：即便在現代的發達國家裡，靠著一些高明的管理技術依然可以維繫一個封閉的小社會。嚴緊派的管理技術和姜太公主義異曲同工的是：首先需要「用鬼神使他們敬畏天命」，然後才是蒙眼睛、堵耳朵，斷絕和外界社會的接觸。我們轉而思考中國的古代社會，大多數的時間里確實也是這麼做的，而更加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在這個問題上，儒家和黃老一派的意見並不存在本質的分歧，儒家（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甚至表現得更加激烈。

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

宋康王眼皮一翻：「不對吧，我還沒刺呢？！」

這還是趙襄子的故事。

這個第十九章是通行本和簡本差異很大的一章，通行本除了「絕巧棄利」之外，還說了什麼「絕聖棄智」和「絕仁棄義」，一看就知道是和儒家思想作對，而簡本的這兩句卻僅僅是說「絕智棄辯」和「絕偽棄慮」，沒有那麼強的火藥味。——《老子》一書看來就是這麼慢慢成型的。

其實，在一個民主國家的所有公民之間，也有一種與我方才所說的默契類似的契約。他們覺得大家有共同的弱點和危險。他們的利益和他們的同情心，使他們產生了在必要的時候進行互相援助的信念。

如果我們傳統的威權家庭可以類比于舊時代歐洲的貴族家庭的話，托克維爾下面的論述就尤其有了一種特別的說服力：

惠孟鬆了口氣，接著說：「您不懂，讓人家沒有攻擊的意圖，這也不算什麼真正高明的功夫。您看，您現在已經不想拿劍刺我了，但這樣一來，我們兩個只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媽，僅此而已。最高明的本事是這樣的：不但讓人家對你沒有攻擊的意圖，他們甚至還會喜歡你，想方設法地給你好處，讓你佔便宜……」

寧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商于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效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眾。寧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仆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下一個問題是：先秦時期是封建社會，秦朝以後是專制社會，社會結構完全不同，所以說，先秦諸子的思想有不少都是有著封建淵源的，如果疏忽了這一點，就很容易刻舟求劍了。比如前文講過的趙家村的比喻，那就是封建社會的基本結構，除奴隸之外的幾乎全體成員無不擁有對自己國家的一份「股份」，他們是國家的股東，從國君到士人論起血緣來都是一家，國君要是惹大家不高興了是有可能被大家給趕走的，那時候的老百姓天然就擁有相當的政治權力。所以說，那時候的老百姓和後來的老百姓根本就不是一個概念。

姜太公出的主意是：「您如果想長久地佔有天下，最好的辦法就是蒙住老百姓的眼睛，堵住老百姓的耳朵，引導著他們多做一些無用功，同時，用繁瑣的禮樂來教化他們，讓他們各自安於本職工作，養成他們安逸的心態，讓他們的腦袋從清清明明變成渾渾噩噩。達到這種程度之後，再摘掉他們的頭盔，給他們戴上以翎毛裝飾的帽子；解下他們的刀劍，讓他們手持笏板；制定為期三年的守孝規則，以此來限制他們的生育；大力宣講等級秩序和謙卑退讓的精神，讓他們不起爭鬥之心；多給酒肉讓他們好吃好喝，再用音樂使他們好玩好樂，用鬼神使他們敬畏天命，用繁文縟禮使他們喪失自然天性，用厚葬久喪使他們耗盡財產，讓他們為喪事置辦奢侈的陪葬品，這樣來使他們陷入貧窮，讓他們挖壕溝、築城牆來耗費體力。這樣做下去，就沒有多少人還能犯上作亂了。——只有這樣移風易俗，就可以永保江山。」

這些赤|裸裸的教唆真是觸目驚心，把心照不宣的東西擺在了明面上，受人圍攻也是自然而然的。心理學家告訴我們：人類的頭腦很難接受直接的負面意見，尤其是對一些篤信彌深的東西，一不小心就會造成「認知失諧」，而後就會更加固執己見。——說句心裡話，我在寫《周易江湖》的時候對這一點就深為顧忌，所以，儘管關於《周易》的一些要緊問題我是有著明確答案的，但生怕觸怒一些人敏感的信仰神經，便在筆法上每多峰迴路轉，把功夫下在考證與分析思辨上，在結論呼之欲出的當口卻戛然而止，免得有人在看了三四千字之後就怒不可遏地跺腳拍磚。呵呵，各位回想一下當初的閱讀體驗，可有什麼新的感覺嗎？

「大力宣講謙卑退讓的精神，讓他們不起爭鬥之心，多給酒肉讓他們好吃好喝」，這個主意好像也還是說孔子出的也行，說老子出的也行，仔細捉摸一下，覺得更像是老子的風格，畢竟孔子還講過「以直報怨」什麼的，而孟子更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大無畏氣概。

但是，如果我們僅僅把目光集中在「漢初人士對《老子》的理解」的話，陳老師的解釋自然就輸給《淮南子》了，而且，一種在大一統的時代里能夠讓統治階層喜歡的學說恐怕也很難會像陳老師所描述的那個樣子。——是呀，憑什麼要「以民為本」呢？私天下的時代，江山與百姓都是帝王的私有財產，跟他們講「以民為本」就如同對養雞場的主人說「以雞為本」，雖然「以雞為本」在一定意義上是成立的，畢竟養雞場的主人要靠這些雞來掙錢。所以，我們或許可以把民本思想的第一名言「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替換成「雞為養雞場本，本固養雞場寧」。但是，設想一下，在鬧雞瘟的時候，在鬧禽流感的時候，如果這些雞危及到養雞場主人的生命（或者危及健康、財產等等），場主對這些雞當然得有多少殺多少了，雖然忍痛，但不能有一絲的手軟。

董仲舒一聽：嗯，這個熊逸說的倒也在理，血親復讎是「春秋大義」鄭重褒獎的，《公羊傳》里表彰過齊襄公滅掉紀國的事情——齊襄公為九世先祖復讎，仇恨都隔了九代人了依然不減，復讎這是對了，熊逸在他的《春秋大義》里開篇沒多久就寫過這段故事。好吧，根據《春秋》齊襄公九世復讎的精神，宣判熊逸無罪釋放！

古代的國家管理也脫不了管理學的一些基本原則，在一個頭腦正常的皇帝的眼裡，政權的穩定自然是第一位的，而老百姓的「不太穩定」（勞民傷財之類）和政權的穩定不一定就是矛盾的，甚至，後者往往還是前者的基礎。正如人們大多喜歡乖巧的狗兒卻不喜歡素有奸臣之稱的貓咪，統治者自然也希望自己治下的人民能像狗兒一樣忠誠而乖巧，於是乎「勞其筋骨，苦其心志，餓其體膚，空乏其身」，這不是為了「增益其所不能」，而是為了便於管理，便於操控。從這層意義上說，老百姓生活福祉的提高往往只是統治者穩固政權的副產品，而絕不是統治者的治國目的本身，正如聖西門所謂：「至今為止，統治者一直把民族當作自己的家產；他們的一切政治謀划，實質上不是為了經營這些產業，就是為了擴大這些產業。有些謀划即使給被統治者帶來了一些好處，實際上也只是由統治者當作使其財產更有收益和更加牢靠的手段而想出來的。連老百姓也把由此而產生的好處看成是統治者的恩澤，而不視為統治者的職責。」

這就好像一個悖論——我對你說：「誰的話都不能信」，那麼，我這句話你該不該信呢？

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叫做司城子罕，看名字像個日本影星，其實「司城」是他的官職，這個官職一般被叫做「司空」，是負責工程建設的，九九藏書「子罕」是他的字。司城子罕，或司空子罕，和司空摘星沒有任何關係。

馬克思的說法在其主要意思之外似乎又給我們暗示了一條「君臣異道」的地方：老百姓學雷鋒、做好事，都應該悄無聲息的，默默幫助別人而不求任何回報，但皇帝哪怕只做了一件屁大的好事，也必須動用全國的宣傳力量來大張旗鼓地渲染一番。史書里常有這樣的場面：皇帝只是抽了一小會兒工夫擺擺樣子，上上下下一班人馬就得跟著折騰好幾個月，對了，別忘了前期還得準備好幾個月和後期收拾好幾個月。當然，皇帝的小小辛苦通常都不會白費，老百姓們再一次由衷感受到皇恩浩蕩，遙向金鑾殿磕頭謝恩。——時至近代仍有此風，幸好是在外國：錢單士厘女士（錢恂之妻，錢玄同的大嫂，娘家姓單）旅經俄國，慨嘆那裡的仁政，說水災、旱災的時候發糧食救濟災民這本是政府的分內之事，可在俄國這卻成了朝廷對老百姓的恩惠，讓聽者感覺俄國老百姓遭災受難才是天經地義的，一旦衣食有點兒著落，那便是國政仁厚——所以俄國算不上是文明國家呀！

小故事講完，大道理上場：所以《老子》說：「勇於做到不逞強就能保全性命。」（勇於不敢，則活。）由此看來，大勇反倒是不勇啊！

這句話正可以做姜太公愚民主張的註解，交代清楚了一個大前提：政府利益和社會利益是兩回事，統治者經常混淆這兩個概念，強調一個「我們」或「咱們」而使大家發生錯覺，比如乾隆皇帝在搞文字獄的時候在上諭里說：「夫謗及朕躬猶可，謗及本朝則叛逆耳」，玩的就是這個手段。——其實錢夫人對俄國的議論還真刻薄了些，就在她的《癸卯旅行記》的另外一處，寫托爾斯泰的小說被俄國政府嚴厲查禁，又說俄政府對托爾斯泰極其殘酷，不但「剝其公權」，還把他「擯于教外」，但最終還是礙於托爾斯泰是位國際名人，又只是在紙上散布邪說，卻從未親自做過任何一件，於是，政府雖然恨之入骨，卻也終究不敢殺他。——這些內容也是錢夫人親手所記，托爾斯泰以一代文宗之身份，著作遭受查禁，人身安全卻能保全，這難道還不夠說明俄國的「文明」么，這要是換在康乾盛世，早就被抄家滅族了。

「我們來想想，如果一位貴族，或者大臣，貪污受賄了，犯了大罪了，該怎麼處置他呢？

故事最後歸結為《老子》：「去彼取此。」

「愚民」並不完全像字面上看上去的那樣充滿貶義，梁啟超就曾經揣測說：以孔子那樣的高智慧，不可能真相信那些靈異事件的，他當時想要推行「小康社會」的主張，可要搞這套東西就必須依託一國之君自上而下地施行，孔子顧慮到不受限制的君權會導致暴君肆虐的結果，這才巧設鬼神計，在《春秋經》的文本上特意「以元統天、以天統君」，給國君找婆婆，這其實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呀。董仲舒也是明白這層深意的，所以「天人三策」才大談君權神授和災異祥瑞。漢儒大多都明白的，只是越往後糊塗人就越多。

好啦，繼續趙襄子的故事，我們再來作一個假設：如果趙襄子在後來和智伯的戰爭中失敗了，歷史書又會怎麼寫呢？——就拿這個《淮南子》為例吧，難道所有的敘述還是一成不變，還是寫趙襄子如何忍辱負重，只是到了最後關頭才終於不敵智伯了嗎？當然了，故事當真這樣進展的話，也就論證不出《老子》的那句名言了。

再來看一下陳老師的「引述」：

但也總有些人真心地相信掩耳的目的不是為了盜鈴，這種思想直到現代餘波仍在，比如我們看到一些人主張大家閱讀《論語》，閱讀「四書五經」，從那些古老的道德箴言當中學習做人的道理，培養出自身的善念與同情心。這種美好的想法是否真能切合實際，我們不妨看看托克維爾在十九世紀對新生的美國在一次實地走訪之後得出的一些結論：

如果托克維爾是對的，那麼，無論我們是渴望一個溫情社會還是親密家庭，對平等的追求或許才是真正的先決條件，儘管這個先決條件看上去和我們所要達到的目的毫無關係；同樣的，儒家的禮治和孝道卻該被甩得越遠越好，儘管這些東西在我們眼前鋪起了一條通往天堂的金光大道。

賈誼的這段議論很能說明儒家的禮治精神，對照前文，這樣的禮治不分明是走向平等的對立面么？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下，期待著儒家思想可以起教化之功，把社會引導向充滿同情和友愛之情的人間天堂，這豈不是南轅北轍？

《淮南子》說：這個小故事為我們闡釋了《老子》的這句名言：「知道什麼是雄強，卻謹守于柔弱，甘心處於卑下的地位。」（知其雄，守其雌，其為天下豀。）

評論員孔子發表意見：「像鄭簡公這種領導，就算抱著電吉他上朝都沒問題。」

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群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

考古發現給了我們一點兒參考，定州漢墓竹簡《論語》雖然殘缺得很，卻正好也有這句話：「可使由之不可使智之」，很可能前邊原本有個「民」字，現在看不見了。

這個故事大家肯定看著眼熟，我們常用的一個成語叫「狼狽為奸」，說狼和狽就是蹷和蛩蛩駏驉這種關係。有可能最早的出處就是蹷和蛩蛩駏驉的故事，只是這兩個怪獸的名字太難認了，人們才給簡化成了狼和狽，並且把故事的喻意導向了貶義的一面。

事實上，這副對聯是康熙皇帝賜給在北京的傳教士的，被刻在天主教堂里。——伏爾泰在《風俗論》里以這副對聯為例，駁斥一些西方人認為中國是個無神論國家的「輕率舉動」，原編者注給出了這副對聯的出處，其記載見於霍爾德的《旅華實錄》。

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考察卷帙浩繁的歷史，所謂「正心誠意」云云總是或多或少地給人以掩耳盜鈴的感覺，儘管儒者們的出發點是無比真誠的。但是，從相反的方向來看，「掩耳盜鈴」也確有一定的實際功效：盜鈴是改變不了的，但盜鈴的時候一定要記得掩耳。托克維爾又一次在我之前發現了這個秘密，他的說法是：「法國人能夠耐心地忍受專制政權，只要這政權不暴虐，但他們從不願意和它面面相覷，因此，在專制政權前面設立某種虛假的障礙，雖不能阻止專制政權，但至少能起點遮掩作用，這樣做是相當明智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梁惠王更是高興，問道：「那咱們這就開始實行吧？」

時光流轉，有一次，國內的第一號政治人物智伯和趙襄子一起喝酒，智伯這傢伙飛揚跋扈慣了，這一次竟然無故去打趙襄子的腦袋，實在太欺負人了！

那麼，該如何做到既投鼠又忌器呢？這也容易，對犯罪的官員該殺就殺，該滅族就滅族，但是，千萬不要折辱他們——比如，從政府角度來說，不要讓小小的獄吏都能對收監的高官的呼來喝去的，還有，尤其要注意的是，懲治官員的過程千萬不能讓老百姓看見。而且，對犯了罪的官員還不可指名道姓地斥責他。從官員角度來說，官員犯了罪，自覺一點兒，趕緊自殺，別等著皇帝派人來殺你。皇帝對犯罪的官員只要說一句：「你小子不對啊，竟敢貪污這麼多錢，該死！可我尊敬你，給你留面子，我不抓你，你自己看著辦吧。」然後等他自殺就可以了。皇帝對貴族臣僚要有這般尊敬之心，等級制度才不會遭到破壞。

奏之惠王，惠王其說之，以示翟煎，曰：「善！」

為了判明兩種社會情況在這方面的差異，只看一看貴族時代留下來的一些家書就可以了。書信的文體經常是端莊、死板和生硬的，而且文字冰冷得使人心裏感覺不到一點熱乎氣兒。

看完這個故事，有什麼感想沒有？是不是覺得階級敵人太歹毒了？呵呵，這是《淮南子》當中要講的最後一個故事，也是最有意義的一個故事。我們得好好想想：如果《老子》真是這個意思，或者說，如果在漢初知識分子眼中的《老子》真是這個意思，那麼，我們對所謂「黃老之道」和「休養生息」就得多一番理解了。

還有一些，就不一一引述了。

這就是「宋景守心」的故事，我在《孟子他說》里已經講過。簡單再來介紹一下：火星跑到了心宿二的旁邊，形成了「熒惑守心」的恐怖天象，按照當時的天文學說法，天上的心宿對應著地上的宋國，這下宋國要遭殃了。

突然，有個嘶啞的聲音說：「我不同意漲價！」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里的兩句議論或許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參考：「正是獨夫體制，天長日久，使人們彼此相似，卻對彼此的命運互不關心，這是獨夫政體的必然後果」，再有就是：「於是，在已經存在的所有個別的不平等中，又加上一項更加普遍的不平等，從而加劇並維持所有其他的不平等。從那開始，國庫的需求隨著中央政權許可權的增長而增長，軍役稅也隨之擴大和多樣化，不久便增加到十倍，而且所有的新稅都變成了軍役稅。這樣，捐稅的不平等每年都使各階級分離，使人們彼此孤立，其深刻程度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時代。最有能力納稅的人免稅，最無能力應付的人卻得繳稅，當捐稅以此為宗旨時，就必然導致那一可怕的後果——富人免稅，窮人繳稅」。

因此，在民主制度下，使兄弟們互相接近的並不是利害關係，而是對往日的共同回憶，以及思想和愛好的自由共鳴。

就這樣，趙無恤接班作了趙家的新老大，這就是趙襄子。

惠孟連忙擺手：「您先別拿我做試驗，我還沒說完呢，我還有更厲害的功夫呢！」

歷史上的一般情況是：只要現在生活的地方不是人間地獄的話，絕大多數的人都會選擇維持現狀的——想想那些冒著生命危險的偷渡者吧。現代的心理學研究讓我們充分認識到人的維持現狀的心理強烈到超乎大多數人的想像，專家們給出的解釋是：這是出自一種自我保護的心理根源，變化總要意味著行動，而行動的後果往往是不可預知的，所以選擇行動也就意味著可能會後悔和自責，人們為了避免承擔責任，通常都會選擇維持現狀，並會為此尋找借口。在我們這個商業社會，身邊隨處可見這樣的例子：每一種具有革新意義的產品問世時，我們都會看到產品設計時的這種傾向，比如第一代電子書，外形上就很像傳統的紙質書。而在我們古老的《尚書》故事當中，沒學過現代心理學的盤庚該怎麼去解決這個亘古的難題呢？

「第六條 禁止言論自由……」

社會的冷漠，人情的淡薄，所謂道德的淪喪，所有這令人沮喪的一切，難道真是能夠拿聖人的一部部經典就可以教化而改變的么？

最初，他們聽見「撲通」一聲，嚇了一跳，都鑽進池塘底下去了。後來，木頭停住不動了，他們又鑽出來，覺得它沒有什麼了不起，就爬上去坐著。對這第一個國王，他們很不滿意，於是又去見宙斯，說這個國王太遲鈍，要求換一個。宙斯生了氣，就給他們派去一條水蛇。水蛇便把他們抓來吃。

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者其難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構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為弱。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馬基雅維里這句話可不是出自大家熟知的《君主論》，而是出自《論李維前十書》，所以，他不是站在專制君主的幫凶的立場，而是以一位受人尊敬的共和主義者的口吻給我們講了這句名言，並且作出了足夠有力的論證。所以，他此刻的出發點和主張小國寡民的老子也就並沒有什麼天淵之別了。

先秦諸子們很多閃光的念頭都可以找到更加古老的淵源——也許不能完全確定，只是疑似而已。姜太公這個讓百姓散盡家財的主意就說不好到底有什麼來歷，或者真有部落遺風也說不準呢。在後文我們還會看到一些疑似的部落遺風，有一些則是相當可以確定的。

類似的研究已經很多了。帕累托研究人的行為，用了很大的篇幅論述人類是多麼樂於給自己毫無邏輯的行為賦予合乎邏輯的外表。這讓我覺得，我們在讀《左傳》乃至二十四史之前很有必要先把帕累托的《普通社會學》學習一遍，也好讓我們對史書中那些完滿地合乎邏輯的故事——幾乎所有的正史都是這樣——有一些適度的懷疑和免疫力。很有可能的是：歷史事件本身的邏輯性遠不如史書上的記載，而當後人再以輜珠必較的態度去精心分析某某歷史事件的時候，所能獲得的「感悟」可能並不比對一本小說的讀後感更有質地。在我們把歷史描述得越來越真的時候，我們很可能正在離歷史越來越遠。

這裡有一個問題是絕對應該留意的：但凡這種自欺欺人的事情，之所以能行得通，除了行騙者的個人原因之外還少不了另一個同樣重要的條件，那就是：受騙的人期待著受騙。——這其實只是個很簡單的道理，看看當代「大師」們的故事，大多都是這麼回事。而在一個「足夠大」的社會裡就更是如此，勒龐為我們闡述的「集體無理性」在此每每發揮催化劑的作用，騙子會在狂熱的期待氣氛中首先迷失了自己，使自己成為了自己的第一個受害者，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和騙子一起互動，很快把騙局推上了高潮。

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斫者，希不傷其手。」

趙簡子說：「我看這孩子老成持重，是個能為社稷忍辱負重的好材料。」

一點點小塵埃就這麼迅速落定了，最後，主持人欣慰地點了點頭：「大家的意見又這麼一致啊，呵呵，決議通過，明天正式漲價！」

桓公曰：「聖人之書。」

於是，子產專心於政治工作，鄭國形勢一片大好。

當人們對彼此的不幸自然懷有惻隱之心，隨便而頻繁的交往使他們每天接觸，任何衝動都不會使他們分離的時候，則不難理解他們在必要的時候會立即互助；當一個美國人請他的同胞協助的時候，很少有人拒絕。我就屢次見到他們滿懷熱情地自發助人的義舉。

這樣的變革也在改革兄弟姊妹的相互關係。

惠孟不慌不忙：「我這回不講仁義，只談道術。您不是喜歡勇士么，可我有一種道術，就算刺過來的是獨孤九劍，也休想傷我一根汗毛，就算降龍十八掌打過來，也休想碰到我的衣角！」

真與假的意義在於：告訴了我們那些篡改經典的後人（很可能是秦、漢時期的人）是如何對《老子》思想作了發揮的，而這些人的思想正好反映出來他們時代里的一些思潮，正如我們現代人如果單單從《資本論》入手是解讀不了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

最後這句《老子》的大道理看來是《老子》的非常基礎性的思想，在簡本里也有這句，字句上稍有出入，是「法物滋彰，而盜賊多有」，意思是沒什麼差別的。——在那個古老的年代里，這或許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塔西陀也曾在地球那邊感嘆著「國家越糟，法律越密」。

可我不死心，努力從經典當中給自己找辯護，正如前文一再說明過的，只要你足夠用心，什麼理由都是找得出來。這個辯護理由在前文的一處註釋里已經出現過了，那就是雍正皇帝在《大義覺迷錄》里為自己所作的辯護：「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盛德乎。」看看，大舜和周文王這兩位儒家極力推崇的聖人原本不也都是「夷狄」么？看來我又死不了啦！

經常有專管殺人的去執行殺的任務。那代替專管殺人的去執行殺的任務，這就如同代替木匠去砍木頭一樣。那代替木匠砍木頭，很少有不砍傷自己的手的。

這是《伊索寓言》里的一則故事，最後那句小結論如果換成中國風格的語言就是：無為的皇帝總比有為的皇帝要好。但這個故事有一點顯然與歷史常規不符：青蛙們一致覺得需要一個國王，所以求宙斯給他們派一個來，這雖然也說得上是「君權神授」，但顯然是民本主義的（尤其考慮到青蛙們在對第一任木頭國王不滿意之後還能要求宙斯再換一個），而「無為」思想開始流行的時候，世界已經變成「君本主義」了。

我們很容易就可以設想一個雖然有了公開的法律條文，雖然使用重典，卻沒有程序正義的地方：俗話都說：「管天管地，不管拉屎放屁」，我們假定這個虛擬的「不理想國」有一條禁止放屁的法律，如果有誰被發現放了屁，經審判後會被處以三至三十年有期徒刑——具體刑期依據該屁的音量和濃度而定。

原來是這麼回事啊！巫馬期取得了這個很有價值的情報，回去向老師孔子彙報——原來巫馬期的幕後還另有黑手？！

一則小故事牽出了越來越多的問題，宋康王的事情就先告一段落吧，讓我們再來想像一下：如果是在程序正義前提之下的「法令滋彰」，還會不會導致「盜賊多有」這個結果呢？

呵呵，我可不是要砸各位太極拳老師的飯碗，罪魁禍首是金庸，不是我哎。

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于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

《淮南子》再次給我們展示了事情的這一面：《老子》在漢朝初年那些高級知識分子的眼裡，並沒有我們現在以為的那樣的玄妙莫測和高深難懂，單從這段來看，只不過是在講一個管理技巧，相當於古代的MBA的案例分析，強調的並不是什麼宏大玄虛的宇宙觀和人生觀，而是政治運作中具體而微的實際技能。

再聽聽錢穆的，他老人家在這句話上真可謂苦口婆心，大意是說：老百姓的天性都是善良的，但其中也有一些人IQ不高，領導人如果在每次政令發布之前都得給大家講明白這政令是什麼意思，那就什麼事都幹不成了。詩和禮樂的教化之功也是要靠這個「由」字的，讓老百姓「由之而不知，自然而深入」，最後總有一天他們會明白的。（錢穆《論語新解》）

太王就是古公亶父，是周人的一位重要祖先，孟子很推崇的周文王和滅了商紂王的周武王都是他的後人。太王的這段故事，在後人看來簡直有些不可思議，周人這樣的一個社會組織如果用現代的語言來說，那幾乎就可以說是自由人的自由聯合，一切以人為本，什麼領土、主權、君權，都不像後世那樣具有至高無上、無可置疑的地位。太王就像喜劇影片里一個善良的黑幫老大，自己的幫會總是被狄人的幫會欺負，後來發現狄人幫會是看中了自己的地盤，太王覺得如果捍衛領地就會打打殺殺，得死人，嗯，算了吧，地盤我不要了，我走還不行么，小弟們沒有了我這個老大自然還會有新老大，也許就認你們狄人的老大做老大，這也沒什麼不好，只要他們能在新老大的手底下生活得好就可以了。

這段《老子》在通行本第三十七章，全部內容是：

「厚葬」從字面來說雖然很難說是儒家的正統思想，卻可以說是儒家思想的流弊之一，也是被墨家最為詬病的一點。儒家主張的「厚葬」原本是在符合禮儀規範的前提下做最大可能的厚葬，比如，張三是個局級幹部，按照禮儀規範，在他死後，葬禮的最高標準是十萬塊錢的棺槨和二十萬塊錢的墓地，吹鼓手的樂班子不能超過十個人，而張三他們家就算再怎麼有錢，親屬們就算再怎麼愛戴張三，給張三操辦的葬禮也不能超過這個標準。如果張三的棺材最後一算賬，發現花了十五萬，完了，這就是部級標準了，張三逾越了禮治，大錯特錯了！但是，儒家強調的厚葬，主要還是為了慎終追遠，暗中的意思是要以禮儀來規範社會中的各個等級，更深層的意思則是以禮儀規範來凸現祭祀的重要意義，而禮儀規範又限定了小宗只能在大宗的帶領下祭祀祖先，這對封建社會的政治穩定是有原則性的重大意義的。可「厚葬」到了姜太公的嘴裏，怎麼卻變成了一條陰險惡毒的計謀了呢？提倡厚葬，居然是為了耗盡老百姓的財產？！這是為什麼呢？而且，統治者真能做出如此惡毒的事情來嗎？

很多思想都是這樣，一旦流行開來之後，就會枝繁葉茂，四下蔓延，雖然名目還是原先的名目，可距離發源地卻漸行漸遠了，正如無神論的佛教最後變成了鬼神的世界，強烈抵制偶像崇拜的基督教最後也到處是對基督的膜拜，這幾年祭孔爭議不斷，這麼多人爭來辯去，可其中能有幾個是真正學習過孔子的「教義」的，有幾個真正了解過「儒家傳統」的？正如孔子和荀子的先見之明：祭祀的儀式才是重要的，內容只是幌子。是呀，在這類問題上，形式永遠大於內容，這是個不爭的事實。相對於內容來說，人們真正需要的似乎只是圖騰，只是儀式，是越來越精美的圖騰，是越來越雕琢的儀式，這是從原始部落時代就表現出來的人的本性，迄今不變。百年前，法國的東方學會邀請郭嵩燾寫個論文，有個題目很有趣：「老子的學問和今天的道士截然不同，可道士們為什麼尊老子為祖師爺呢？」（郭嵩燾《使西紀程》）——只要仔細觀察一下，我們會發現同類的問題在歷史上隨處可見。

可以說，姜太公開的藥方是一張具體而微的愚民計劃書，這裏值得我們特別留意的是，這張計劃書雖然打著《老子》的旗號，其中卻融合了儒、道、法三家的愚民思想精粹。——說儒家提倡愚民可能會引起一些人的不快，的確，《論語》裡邊關於這個問題的最有名的一句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解釋歷來都是爭論不休的。楊伯峻的翻譯是：「老百姓，可以使他們照著我們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們知道那是為什麼。」（楊伯峻《論語譯註》）如果楊老師的解釋成立，孔子毫無疑問是主張愚民的。

這位司城子罕在宋國做官，勸說宋國的國君：「國家的安危，百姓的治亂，這一切都取決於君王的賞罰之道。爵位和賞賜是大家喜歡的，我建議以後凡是遇到這種給人好處的事情都由您來親自出面；殺戮和刑罰都是大家怨恨的東西，這種事以後就讓我來做好了。」

翟煎法庭的第二種可能是：沒有陪審團，只是由負責處理這類事情的某位官員依照當時的「禮」，主要也就是當時的風俗習慣，來給我判案。雖然這也算有一定的標準，可運用之妙，存乎法官之一心，他要是早晨才跟老婆吵完架，很可能就會給我重判，這多少是件沒譜的事。

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后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