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妨追蹤一下四大家族爭鬥事件的餘波：自從欒氏、高氏被逐出齊國之後，陳氏漸漸把持了國政，直到數十年後的公元前481年，亦即儒學史上「獲麟」的重要一年，陳桓子的後人陳成子發動弒君政變，成為春秋時代「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的最佳例證。自此以後，「狐媚而圖聖寶，胠篋而取神器」便成為歷史的常態了。當時孔子在魯國聽說了這件事情，齋戒三日，向魯哀公請求出兵干涉齊國內政，以撥亂反正的姿態去恢復應有的國際秩序。

章學誠說得沒錯，但是，且讓我們再轉換一個視角：當我們從「平常心」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的時候，就會發現程頤才是最有平常心的人。一個人的內心準繩越是簡單、篤定，待人處世也就越發從容不迫，幸福感也就越發容易得到提升，因為我們的大腦神經系統天然就喜歡簡單而穩定的結構。

這正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典型範例。孔子自認為有義務去闡述「九九藏書道義正確」的意見，儘管明知這份意見毫無獲準的希望。當然，對於魯國君民來說，這倒未必是壞事，因為倘使魯國真的興兵伐齊，那麼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才是最有可能出現的結果。

劉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詩人鮑照途經雷水，寫信給妹妹鮑令暉概述沿途風光，不經意間道出了一個最難被人接受的世界真相：「棲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強捕小。」（《登大雷岸與妹書》）人類社會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於是不難想見的是，殘酷的生存競爭註定會使陳桓子那一類人興旺發達，其「優質基因」不斷開枝散葉，而另一方面，一點點風吹草動就足以淘汰掉一大批醇儒式的人物。

今天我們最容易認同子貢的做法，連帶著會責怪孔子的迂腐，畢竟「國家利益高於一切」，自然也高於道義。然而弔詭的是，在更有醇儒色彩的人看來，孔子的這番做派哪裡是迂腐，簡直就是功利！read.99csw.com當然，孔子不可能做出這樣功利的事情，所以事情一定另有真相。

事情的另一面是，我們可以將程頤與陳桓子分別看作坐標的兩極，是不可兼得的魚與熊掌，但我們生性就是貪婪的，總渴望魚與熊掌兼得，至少也要「不負如來不負卿」，所以熱衷於權謀術和心靈雞湯的竟然往往是同一批讀者。順理成章的是，如果有一個榜樣人物兼具權謀術和心靈雞湯雙重特質，那他就一定會受到異乎尋常的推崇。

於是，我們發現了王陽明。

不得不承認陳桓子很有急智，同樣必須承認的是，他的顧慮是相當真切的：本著利益最大化的原則，知錯就改將會招致滅頂之災，將錯就錯反而可以改天換地。醇儒只會選擇前者，對災難性的後果坦然承受，不求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於心。

翌年，孔子的高足子貢作為魯國的外交副使出訪齊國，與陳成子欣然確立外交關係，還成功地使後者歸還了魯國一處城邑。（九九藏書《左傳·哀公十五年》）如果我們記得司馬光在《資治通鑒》的第一處「臣光曰」里如何批評周天子不該輕率地承認瓜分晉國的三家叛臣的合法地位，以及孔子向來如何強調名分的重要性的話，那麼我們就該想到，子貢這一起在現代人看來實屬成功的外交活動無異於承認了陳成子這個亂臣賊子的合法身份，為了國家利益而犧牲了道義原則。

孔子分明知道，這樣的請求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因為一來魯國的實力根本不足以抗衡齊國，二來當時魯國的內政比之齊國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罷了：三桓專權，魯哀公形同傀儡。所以孔子私下如此對人解釋自己的行為：「只因為我曾經位列公職，有表達政見的義務。」（《左傳·哀公十四年》）

一旦我們想通了上述這些問題，那麼隨之而來的疑難或許便不是怎樣追隨王陽明的足跡，而是猶豫著是否還要繼續追隨下去。抉擇到底如何發生，這既取決於心態，也取決於價值取reaｄ•99csw•com向。

倘若秉持儒者精神，「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陳桓子、鮑文子至少應該解除武裝才是，但是，正是患得患失的思慮促使陳桓子做出了相反的決策：「我們既然已經做出了反擊準備，消息一定會傳到欒氏和高氏那裡，到時候他們就真的要來發難了。不如趁著這個時機，將錯就錯，索性除掉這兩大對頭好了。」於是陳、鮑聯軍發起總攻，將欒、高兩大家族徹底瓦解。（《左傳·昭公十年》）

看上去程頤已經站在了醇儒立場的極致處，再沒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空間了，但是清代學者章學誠在《乙卯劄記》里很是刻薄了程頤一番，說，如果真的完全從道義出發，孔子的正確做法應該是請魯哀公向周天子請命，在後者的授權下興兵伐齊，因為只有天子有討伐諸侯的權利，這正是儒家很在意的「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光榮原則。所以章學誠批評宋儒「執理太過」，太不通人情了。

孔子的進諫貌似有些說服力：「陳氏弒君，齊https://read.99csw.com國至少有半數人不會支持他。以我們魯國的人眾，再加上齊國人眾的半數，有能力戰勝叛賊。」

我想講述一個載於儒家經典的真實事件，每個人都可以藉此評估一下自己的心態和價值偏好。事情發生在春秋時代，齊國四大家族，其中欒氏和高氏一黨勢力較強，陳氏和鮑氏一黨勢力較弱。某天，陳氏宗主陳桓子和鮑氏宗主鮑文子分別得到線報，說欒氏、高氏即將攻打自己。陳桓子、鮑文子急忙召集人手，分發武器、甲胄，同時派人探聽對手的最新動向。沒想到的是，最新線報表明欒氏和高氏正在飲酒作樂，之前的線報純屬誤判。這是一個抉擇的關頭，試想一下，倘若我們處在陳桓子和鮑文子的位置，在這個尷尬的時候究竟會做出怎樣的應對呢？

這是北宋大儒程頤的觀點，在他看來，孔子當時只應該列舉道義上的理由，卻不應該具體分析出兵伐齊的可行性。真儒行事，只在意有沒有充足的道義依據，不會計較成敗利鈍，哪怕以卵擊石也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