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的大意是，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你是希望借我的文章來使自己的父母永垂不朽。這份孝心固然可嘉，卻還可以再推進一步，若想揄揚父母的聲名，與其托之於他人之手筆，不如托之於己。子為賢人，父母便是賢人之父母；子為聖人，父母便是聖人之父母。今天我們知道叔梁紇的名字，豈不因為他是孔子的父親嗎？（《書張思欽卷》）九九藏書

當然，如果站在功利主義的立場，我們會責怪張思欽缺乏概率意識：成賢成聖固然最好，但概率太低；請名人撰寫墓志銘雖然只是次優方案，卻實在是最明智的選擇。張思欽後來果然未能成賢成聖，所以誰也不知道他的父母姓甚名誰，倘若他當真從王陽明那裡求得了一篇墓志銘，後人卻很容易從王陽明文集里讀到他父母的姓名與事迹。只是王陽明不會認同這樣的道理，在他看來，成賢成聖並不九*九*藏*書是太難的事情，每個人天生都是聖人的坯子，為什麼不可以立下這樣的志向呢？

嘉靖四年（1525年），一位名叫張思欽的陝西儒生南下數千里，專程拜訪王陽明，懇請後者為自己剛剛去世的父親撰寫墓志銘。對王陽明而言，這也算是名人註定要承受的諸多苦惱之一吧。我們今天會在王陽明的文集里看到大量或情願或不情願的應酬，畢竟總是有人不介意去麻煩別人的。在王陽明的時代，墓志銘幾乎已成為一種流行的陋俗，比八股九-九-藏-書文還要程式化。平常人家哪有那麼多豐功偉績可以歌頌，受孝子賢孫所託的文人墨客在隔靴搔癢的姿態下又怎能寫出多少感人的真摯呢？

儒家推崇孝道，《孝經》有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在這樣的標準下，自身成賢成聖才是對父母最大的孝順，王陽明正是抓住了這一點才說服了張思欽。

嘉靖元年（1522年），已是知命之年的王陽明居越服喪，從此過了六年九_九_藏_書「百戰歸來白髮新，青山從此作閑人」的散淡日子。任憑朝廷里新君即位，「大禮議」事件沸沸揚揚，他只是聚眾講學，不問其他。仰慕者不斷從全國各地彙集到王陽明身邊，其中不乏某些懷有特殊目的的人。

撰寫墓志銘真是何等費心費力、臨深履薄的事情，王陽明當然有十足的理由推辭。但張思欽既然為了這件事情不惜跋山涉水數千里，顯然懷著「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之心，不達目的不肯罷休。我們可以輕易預見的是，王陽明終於被感動，或者終於不九-九-藏-書勝其煩，滿足了張思欽的願望。但是，事情的結局相當出人意料，王陽明只用一番話便打消了張思欽的執念，還使這位孝子心悅誠服地成為自己的門生。

從客觀上看，王陽明自己倒是做到了「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正是因為他為自己掙得的聲名，才會不斷有人悉心考索與記述他的歷代祖先的生平事迹。這些記載更得到後人認真的編輯整理，以《世德記》的名義編入《王陽明全集》，使我們可以知曉王陽明究竟是在怎樣的家庭環境里成長為一代聖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