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是讀書人極初級的功課，「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更是每個讀書人自幼熟誦的名言，含義也很明白曉暢，道理更是和日常生活高度貼合的。對現代讀者而言，可能產生隔閡的是，君子與小人的本義並不具有道德色彩。君子，顧名思義，是指封君之子，源於周代的封建制度，凡君子皆貴族；小人是指平民百姓，凡販夫走卒之輩皆小人。

儒家門徒，無論從何種意義而言，都應該是道德意義上的君子，即只能「喻于義」而絕不可以「喻于利」，但科舉制度偏偏使儒學成為通往功名利祿的第一捷徑，這就強化了世道人心當中的一種虛偽態度：為了「喻于利」，必須在表面上裝htｔｐs://reａd•９９csｗ.cｏｍ出「喻于義」的樣子，「義」裝得越逼真，「利」得的就越豐厚。

這番話既切中時弊，更得益於陸九淵慷慨陳詞的感染力，以至於有些感性氣質較重的聽眾甚至激動到落淚，朱熹更聽出了汗水，在那個微寒的早春天氣頻頻揮扇。

對於這樣一種結果，皇帝當然不甚在意，而理想主義精神未失的醇儒難免痛心疾首。陸九淵在白鹿洞書院的演講里，正是以痛心疾首、聲淚俱下的樣子為聽眾們展開義利之辨的。

小人生計艱難，教育程度低下，文明規範（禮）與精神追求（道）都和他們無緣。在君子眼裡，小人大約就是動物一般九-九-藏-書的存在——歷代士大夫將百姓比作子女，這是等而上之的說法，等而下之是比百姓為六畜，比官吏為牧者。譬如干寶《晉紀總論》有所謂「群生，重畜也」，李善注引《漢名臣奏》：「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

現在讓我們回到少年王守仁與塾師的那段對話。塾師的看法很能代表當時社會的一種主流價值觀：讀聖賢書就是為了考科舉，而考科舉的目的就是入仕為官。社會已經很坦然地面對這套「小人喻于利」的邏輯了，甚至不覺得有必要拿一塊布來給它遮羞。

一般而言，讓小人做事很容易，只要報酬優渥，但是，若想說服君子做什麼，是沒辦法用報酬來打動他的，唯一的辦法就是九-九-藏-書曉之以義，讓他曉得這實在是他義不容辭的事情。隨著封建體制的瓦解，即孔子所謂之「禮崩樂壞」，君子與小人越發變成純粹的道德標籤了。一個赤貧的人，譬如顏淵，也可以因其道德操守而成為君子；一個顯達的人，譬如秦檜，也可以因其卑污的用心而成為小人。

陸九淵所講的自然是醇儒的道理，但是，正如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常識，在任何重大且具有普遍性的利益關係里，思想工作對人的自覺性所能起到的提升作用即便不是約等於零，至少也不可能普遍而持久。所以，陸九淵在他的這場演說里意圖扭轉的局面，不但（正如理所當然的那樣）並未見到多少改觀，甚至每況愈下，在王華和王九九藏書守仁的時代只是更糟。

作為孩子或牲畜一般的百姓，他們並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非道德的」。君子一般不愁吃穿，有著不勞而獲的政治特權，所以關注點更容易轉向精神層面，講求一種——套用西方封建制的術語——騎士精神。

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陸九淵帶著幾名親近弟子前往南康軍（今江西星子縣）拜訪自己的頭號學術勁敵朱熹。這一場會面，儒學史稱之為南康之會，是心學與理學的第二次碰撞。陸九淵在與朱熹繼續辯論之餘，應邀在白鹿洞書院做學術演講，演講題目取自《論語·里仁》「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陸九淵當時強調的是，科場得失主要取決於應試技巧的高低和主考官對文章風格的偏好，完全不足以論定一個人的儒學修為。世人沉迷於科舉之路而不能自拔，而這些人每天讀的雖然都是聖學經典，但其出發點全與書上的教誨背道而馳。這樣的人中舉之後，所思所慮無非是對升官發財的精心算計，哪裡會真正在意國計民生呢？只有一心一意以「義」為旨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此而入科場，文章才不會偏離聖人之道，由此入仕途，才能勤國事、系民生，不計較個人的浮沉榮辱。君子之道，正在於此。九*九*藏*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