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誼這篇文章題為《階級》，題目是今天「階級」一詞的語源所在。賈誼之所謂階級，是將社會層級比作殿堂建築。古人修建宮殿，是先在平地上築起台基，再於台基上修建殿堂，所以要想走進殿堂必須拾級而上，整個過程是一級一級登高的過程。天子正如殿堂，高高在上以顯尊崇，設若不築台基，直接將殿堂建在平地上，那麼殿堂的尊崇感也就蕩然無存了。

畢竟因為去古未遠，漢人確實還存有士大夫的禮義廉恥之風，深以對簿公堂為恥，因為一旦對簿公堂，就不得不接受刀筆小吏等卑賤者流的審問和擺布，甚至會在拘押期間受獄吏的喝罵和看管，就算最後得以伸冤脫罪，重回朝堂，但尊嚴早已經喪失殆盡了。所以高官一旦獲罪，無論蒙受多大的冤屈，有廉恥的做法就是不做任何申辯，直接自殺了事。飛將軍李廣因失道獲罪，自刎之前的遺言有所謂「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這樣的心態在漢代是很有典型意義的。

2. 對於由上至下的各個社會階層，約束手段是從禮到法的過渡，較高的社會等級理當享有較多的政治特權，如此整個社會的尊卑秩序才不會紊亂。（《新書·階級》）

要保障殿堂的尊崇感，就必須使每一級台ｒｅaｄ•９９csｗ.ｃoｍ階都具備與其高度相應的尊崇感才行。賈誼以「欲投鼠而忌器」這句俗諺說明，在社會功能的意義上，對違法亂紀的上層人士施加懲罰時必須有所顧忌才行，因為若傷害了他們的體面，勢必會連帶著傷害天子的體面；如果將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同罪同罰，這就等於殿堂沒有了台基，直接就坐落在平地上了；更何況對於士大夫階層，只有以禮相待，充分顧全他們的體面，才能夠有效地激勵他們保持節操。

在賈誼看來，就連給上層人士議定罪名都應當像古人那樣使用含蓄而文雅的措辭。譬如稱貪污罪以「簠簋不飭」為婉語，稱淫|亂罪以「帷箔不修」為婉語，稱為官不稱職以「下官不職」為婉語。上層人士若接到處罰的敕令，犯輕罪的人應當「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頭戴白冠，以盤盛水，置劍于其上），以示願自刎以謝罪；犯較重罪行的人應當自縛請罪；犯重罪的人應當向北行再拜之禮，跪而自裁。這不是說上層人士享有免罪的特權，而是說對他們的刑罰應當充分顧全他們的體面。如果天子對待士大夫如同對待庶民一樣，那麼士大夫難免會以庶民的心態來回報天子了。https://read.99csw.com

第五倫的這項建議如果真的形成制度，再輔以賈誼的措施，想來的確會在相當程度上收到他們預期的效果。皇室宗族為天下表率，王公大臣群起而效法，庶民百姓安於和睦的宗族生活，尊者尊之，卑者卑之，各安其分，國家便能在極簡的政務里收取不治之治的成效。

明代開國，是一個幫派組織變身為一國政府，幫派大哥變身為帝國領袖，九-九-藏-書幫派色彩和江湖習氣貫穿明代始終，廷杖即是一例。在常規的政府流程里，大臣有罪，自有一套法律程序來審判、定罪、處罰，是謂「國有國法」，廷杖卻是皇帝的私刑。雖然在「家天下」的時代，皇帝也會有自己的家法，而這私刑卻連「家有家規」都稱不上，因為它沒有任何規則，只憑皇帝一時的心情。簡言之，只要皇帝對誰不高興了，當場就可以對他廷杖伺候，輕重隨心。

漢代將這一問題分析得最為透徹的莫過於賈誼，他的意見大致可以歸納為兩點：

君子在意的是臉面，是那些在小人看來毫無實際益處的虛名。以「好死不如賴活著」為人生觀的人無法理解「士可殺，不可辱」的信條。懲罰君子，適度地使他知羞即可，永遠不可不留餘地地剝奪他的尊嚴。在漢朝人看來，秦朝就是一個完美的反面範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家精神徹底敗壞了道德風氣；王公大臣和庶民百姓接受同樣的刑罰，以至於前者的道德操守迅速降低到後者的程度。「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牧民》），二世而亡的秦朝以慘痛的代價印證了這句箴言是何等正確。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政策，一方面是因為唐太宗在立國方針上聽取了魏徵的意見，以儒家仁道致力於「再使風俗淳」，一方面是因為唐初門閥傳統尚在，世家大族享有極高的聲望與地位。鄭善果恰恰就是世家大族出身，稚齡襲爵，風光無限；鄭善果的母親是著名的清河崔氏之女，言行舉止莫不體現著貴族家庭的謹嚴門風，對兒子的教養也是一整套完善的貴族式教育。科舉制度其時雖然方興未艾，但還遠遠沒有形成「朝為田舍郎，暮登天九-九-藏-書子堂」的局面。

1. 一個和諧的社會必須具備穩定而繁複的層級結構。社會階層愈多，底層和上層的間距愈大，上層就愈發體現出尊貴感，下層就愈發萌生出敬畏心。

然而儒家政治強調禮義。禮，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義，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統治階層）對後者相對無感，小人（庶民階層）對前者相對無感；如果刑罰所擊中的是君子的疼痛感與小人的羞恥感，那麼這樣的刑罰無論其是否公平、是否合乎道德準則，首先就因為缺乏實質意義上的功效而喪失了存在的意義。

唐太宗貞觀二年（628年），大理寺少卿胡演進呈囚犯名簿，帶囚犯列隊經過殿前。太宗認出行列中有岐州刺史鄭善果，便對胡演說：「鄭善果雖然有罪，畢竟品級不低，不宜與其他囚犯同列。以後凡三品以上官員違法犯罪者，不必帶來殿前過目，只讓他們在太極宮承天門外東西朝堂聽候處分。」（《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二）

後世帝王對此態度不一。儒家氣質的帝王會與賈誼心有戚戚焉，致力於打造一個尊卑有序、層次分明的和諧社會，使同罪同罰的原則僅限於同一個社會階層內部，使鄉村社會形成相當程度的宗族自治；法家氣質的帝王更喜歡簡單的二元社會，即全社會只有上下兩個階級，上層階級只有帝王本人，其他所有人都屬於下層階級，法律對下層階級一視同仁，等而下之者就是君主言出令隨，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當然，除了帝王的氣質與偏好之外，社會結構之現實也是一個有著相當決定性的因素：愈是貴族化的社會，愈是傾向於前者，愈是平民化的社會，愈是傾向於後者。

劉瑾心情大惡，覺得詔獄既不足以九九藏書泄憤，亦不足以立威，於是不多日便將王守仁等人從獄中提了出來，狠狠地打了一頓廷杖。

那些上層人士，平時上蒙天子恩寵，下受下級官員和庶民百姓的恭順侍奉，而一旦有了過錯，可以免其職，可以賜其死，但不應該以對待普通囚犯的方式任由獄吏之輩來捆綁、拘系、辱罵、鞭打，更不該讓庶民百姓看到這些。正如鞋子再新也不能戴在頭上，帽子再破也不能穿在腳上，上層人士哪怕罪行再重，也不該使他們受到下層人士的凌|辱。

至於與皇帝關係極近的皇親國戚，就算他們犯罪之後甘願自殺，皇帝也理應出於親情、孝道而積極阻攔。所以最好的辦法莫過於既尊崇他們的身份，又不給他們犯罪的機會。漢章帝建初二年（77年），外戚重臣馬防受命討伐羌人，第五倫上書勸諫，提出了一個很有技術性的意見：對於皇親國戚，可以給他們尊貴的爵位，可以使他們富有，但不可以委派官職。因為一旦居官就難免犯錯，那時候如果依法制裁就會傷害感情，以親徇私就會罔顧國法。如今太后仁慈，皇上孝順，而馬防這次西征，萬一有行差踏錯，處治起來恐怕有傷親情。（《通鑒》卷四十六）

所謂廷杖，就是皇帝在發怒的時候著人用棍棒責打大臣。廷杖雖然在中國歷史上由來已久，但通常只是皇帝在盛怒之下偶爾為之，只有到了明朝才成為制度。

詔獄是一個沒有規則的世界，人被關在裡邊，也許一二日，也許幾十年，一切視皇帝的心情而定。皇帝心情好也未必就是好事，因為他心情一好，也許就把詔獄里的人犯拋諸腦後了，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想起來。當然，在正德元年（1506年），所謂皇帝的心情，其實已換作劉瑾的心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