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確實是很明智的幼教思維，只有思維敏捷、腦筋活絡的人才會有這種因勢利導的主意，這是《紅樓夢》里賈政一流的人物無法理解更無法接受的，而賈政恰恰可以作為王守仁時代那些正派士大夫的縮影。

當然，那時候的好人好事和現在不盡一致，譬如寡婦守貞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項目。王守仁為此親自撰寫有《旌獎節婦牌》：

黃氏是民人之妻，曾氏是生員之妻，兩人同樣年輕守寡，遠近知名，王守仁特地給予旌獎，要讓這兩位節婦的光輝事迹為萬民做表率，以收移風易俗之效。顯然在王守仁看來，女子守貞屬於「天理」的一面，他並不曾想到自己求之於心的「天理」只不過是社會習俗內化在心中的道德規範罷了。

除了表彰節婦之外，移風易俗的事業更九_九_藏_書要從孩子抓起。於是王守仁興辦社學，教小孩子歌詩習禮。

作為現代人，我們很容易忽略王守仁教育思想的意義，因為這不過是我們的常識，然而我們必須知道，小孩子在成人世界里的樣貌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棍棒底下出孝子」作為一則有著實際參考價值的諺語，至今仍然存活在一些教育程度低下的地區，而一些百歲老人仍然能夠記起私塾里的戒尺的滋味。

其實明朝才是真正使「貞潔烈女」的標準走向病態化的王朝，這首先得「益」于皇權的公開嘉獎。於是我們看到這樣一種「陰陽和合」的怪相：士大夫對於詔獄與廷杖的淫|威從逃避到接受，再到主動追求，女子對於貞烈也開始有同樣的果敢追求了，一種極端而病態九九藏書的道德在大明王朝愈演愈烈，似乎病態的政治模式使全社會的人都患上了心理失調。

即便是特立獨行的王守仁，也往往會浸淫在大時代的怪誕「天理」中而不自知。

這種復古的做派在當時引起了一些爭議。在科舉營造的風氣中，學習總要以做官為目標，所以朱子版的四書才是學習的重點，歌詩習禮能有多大的用處呢，完全不切時務嘛！王守仁不能不有所反駁：這都是末俗庸鄙之見，哪裡曉得古人立教的用意呢？小孩子天性活潑好動，喜歡玩耍而害怕拘束，教他們歌詩，不僅是發其志意而已，也為讓他們在載歌載舞中宣洩精力；教他們習禮，也不僅是肅其威儀而已，也為使他們在周旋揖讓間達到體育鍛煉的效果。如果只是約束他們，他們便ｒeａd•99ｃｓw.ｃｏm會視學校為監獄而不敢入，視老師為仇敵而不敢見，這還怎麼能教他們為善呢？

王守仁應當知道，南宋以前，女子所謂貞潔並不是這般定義的，即便在宣傳「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南宋，寡婦再嫁依然是相當常見的事情，寡婦的財產權、繼承權也受到了很好的保障。

今天提到鄉約，我們會想到《市民文明守則》之類的東西，但王守仁提出的鄉約絕不僅僅是一種道德呼籲，而是有一套相當具體的規章制度，很有洪武年間的行政風格。簡言之，王守仁推行的《南贛鄉約》是一套以村、族為單位的基層自治體系，每月聚會，表彰好人好事，批評壞人壞事，救人急難，平息糾紛，將屢教不改者扭送入官。九*九*藏*書

對孩子的「人性化」關懷其實是非常晚近出現的，以至於在一些發達國家裡，譬如日本，人們還會不斷質疑法律和社會是否已經對未成年人形成了過度的保護。有兩部很流行的小說，東野圭吾的《彷徨之刃》和藥丸岳的《天使之刃》，對這個「文明化」與「現代化」帶來的道德衝突做了精彩的呈現。然而在舊時代的世界各地，未成年人基本上都長久地生活在粗暴的——至少在今天看來絕對算得上粗暴的——管束下，今天我們習以為常的「兒童」這個概念其實是相當晚近才出現的。（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法國學者菲力普·阿利埃斯《兒童的世紀：舊制度下的兒童和家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