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的這番議論，正見得陽明心學對當時儒學的意義所在：學問綿延得太久了，難免就教條化了，而隨著教條的日漸繁複，這門學問的核心思想反而日漸模糊，所以王守仁索性拋開一切教條，直接從本心入手。在大禮議事件中，朝臣們引經據典，不憚煩瑣，而少年世宗沒那麼多理論好講，只是心裏割捨不下父母親情而已，然而以最為傳統的儒家標準衡量之，反而是世宗站在了正確的一方。遠溯北宋，司馬光千古名臣，程頤一代儒宗，都強調公義重於私情，張璁卻援引了一條核心準則——禮「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也就是說，所謂禮，並非來自什麼天賦觀念或九-九-藏-書抽象教條，只不過由基本人情而做出的自然推演而已。

事實頗有幾分荒誕，「為人後者為之子」雖然出自經典，但經典本身就已經錯了，只是這個錯誤司馬光不知道，楊廷和也不知道，直到2000年才被李衡眉、張世響教授考證出來，這倒也不能苛責先賢了。

在這場將會曠日持久的鬥爭當中，世九_九_藏_書宗倒也不全是孤立無援的。新科進士張璁甘犯眾怒，先後進呈《大禮疏》《大禮或問》，以紮實的禮學素養逐條批駁一眾朝臣的公議。

朝臣們的陣營也並非那麼緊密。隨著爭議的加劇，既有人一往無前，也有人痛改前非，王守仁的高徒陸澄就是後者中的典型。陸澄字原靜，又字清伯，歸安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他本來是和世宗唱反調的，還為此丟了官職，但在向老師求教之後，竟然頓覺今是而昨非。於是陸澄再向世宗上書，全是一副改弦更張的論調。龍顏當然大悅，使陸澄官複原職。後來黃宗羲撰寫《明儒學案》，在提到這件事情時說：https://read.99csw.com「儒家學者議論功過，大抵以天下為重而不返回本心之所安，張璁的《大禮或問》說：『天下只是身外之物，父子之情卻是天倫。舜背著父親瞽瞍潛逃的時候，心裏只有父親而沒有天下。』這話說得很對，就算聖人復出，也不會有所更易。王守仁所謂『心即理』，正是在這種地方體現出來的。世間儒者只以為理在天地萬物，便向前代典籍中尋求準則，反而走錯了路。王守仁雖然贊同張璁的觀點，卻深知張璁是個小人，所以不願意參与討論，陸澄卻是從老師那裡得到了問題的正解，坦坦蕩蕩地知非改錯，因為自信其心，便也不怕被別人譏為反覆無常、見風使舵。」

若九九藏書以這個標準來看大禮議事件，就會發覺所有疑難問題瞬息間渙然冰釋。事情簡單得簡直超乎想象，無論拿出多麼高深的義理，只要它違背了基本人情，自然就屬「非禮」，而違背父子天倫豈不正是違背最基本的人之常情嗎？親情為重，國事為輕，這也是最基本的人之常情，所以孔子才會鄙薄那種不惜檢舉至親骨肉的所謂「正直」，所以孟子才會讚許大舜放棄天下而甘願背著父親潛逃海濱的行為。在他們看來，這才是最基本的人性，因而才是最基本的倫理規範，因而才是最基本的政治準繩。

但是，至此我們難免生出一個疑問，所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亦是儒家經典明文所載，何況大禮議事件發https://read.99csw.com生時，代毛澄擔任禮部尚書的汪俊在奏疏中提到一個統計數字，和張璁意見相同的只有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桂萼三人而已，而站在對立面的朝臣則有二百五十餘人（《明史·汪俊傳》），難道占如此比例的高級知識分子都一同把書讀錯了不成？而且在汪俊的這個統計中，不但人數的對比判若雲泥，地位的對比同樣懸殊，不但霍韜、熊浹與桂萼人微言輕，就連首倡其事的張璁也只不過是一名新科進士，如何能與楊廷和、毛澄、汪俊這樣的朝廷大員相提並論呢？在朝臣們的主流意見中，即便楊廷和所援引的漢代定陶王和宋代濮王的事例類比不倫，但「為人後者為之子」這條來自經典的不刊之論難道也錯了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