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之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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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趣味的問題是，假如我們徹底洞徹了培根指出的四種假象，掌握了一切的心理學前沿成果，煉成了一雙火眼金睛，再沒有任何人可以騙得住我們，那麼，我們的生活當真會因此好起來嗎？
就像其他傳統一樣，理性傳統也是通過學習得到的，不是先天的。它也處在本能和理性之間；對這種所謂的理性和真理傳統的合理性以及真實性問題，現在必須給予嚴格的評估。（《致命的自負》，第58—59頁）
中國古人也提出過一種理想的生活原則：「無知無覺，順帝之則」，什麼都別問，什麼都別想，隨波逐流地順應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這就最好。約翰·斯圖亞特·穆勒說過做一個痛苦的蘇格拉底勝過做一頭快樂的豬，但「無知無覺，順帝之則」走的九九藏書是相反的路線，做一頭快樂的豬當然好過做一個痛苦的蘇格拉底。
所以出於實用性的考慮，人們實在沒有必要把理性的作用看得太高。哈耶克畢生的著作都是在強調這個主題，在他討論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和資本主義經濟模式這些大詞的背後，其實就是在說一個人是聰明一點更好，還是愚笨一點更好。
看來我們再一次回到了最初的那個問題上，我們該不該接受「高貴的謊言」的欺騙呢？如果我們沒有這身免疫力，因而被柏拉圖、莫爾、維拉斯輕易騙過的話，或者我們把理性擱置在一旁，憑著啟示相信了某種宗教，也許這才容易過上最安心、最舒心的日子。
哈耶克發現，在他那個時代里，西方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們幾乎清一色地站在了社會主義一邊，這不僅因為read.99csw.com他們善良，還因為他們聰慧：
我相信如果我們可以做一個大樣本的抽樣統計，會發現那些理性傾向更強的人（一般而言也就是比較聰明的人）生活的滿意度反而會比較低，距離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也比較遠。中國古人質樸地發現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現象，說的正是這麼回事。理性所能認識的範圍過於有限，所以一個很有理性的人只能時時存疑、處處存疑；疑惑太多，也就容易像袁紹一樣「多謀而寡斷」——若是做學問的話，這實在再合適不過，但在實際生活當中，迅速做出有效的決策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幾乎沒有任何一項決策是基於「十足把握」的。
理智的人傾向於過高地估計理智，傾向於認為我們必須把自己的文明所提供的優勢和機會，一概歸功於特意的設計而不是對傳統規則的遵從；要不然就是認為，我們運用自己的理性，通過對我們的任務進行更為理智的思考，甚至是更為恰當的設計和「理性的協調」，就能消滅一切依然存在的不可取現象。只要認識到這一點，我們當初因為看到聰明人傾向於成為社會主義者而生出的詫異，也就會煙消雲散了。這種思想傾向會讓人不由自主地贊成對經濟進行集中計劃和控制，而這正是社會主義的核心。當然，知識分子要求對他們希望做的事情一概要有所解釋，對於恰巧在他們生活于其中的社會裡起支配作用的行為方式，他們會因為其來歷不明而不願接受；這會使他們和默默接受現行行為規則的人發生衝突，或至少是瞧不起他們。不難理解，他們也會希望同科學和理性結盟，同過去幾百年裡自然科學取得的異乎尋常的進步結盟，因為他們一直受著這樣的教育：科學和理性的結果不外乎建構主義和唯科學主義，他們感到很難相信還能存在著源於特意試驗以外的任何有用的知識，或者承認他們自己的理性傳統之外任何傳統的效用。一位出色的史學家就曾以這種態度寫道：「根據定義，傳統幾乎只配受到譴責，它是一種令人好笑和可憎的東西。」（塞頓-沃森，1983：1270）read.99csw.com九九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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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觀點曾經使很多慣於想當然的人感到詫異，尤其是他們自己雖然欠缺理性，但也一向以理性主義者自居，並且自以為是站在理性的立場上理性地反對那些錯誤地使用了理性的人。而哈耶克預先說過：
我的基本論點是，道德規範，尤其是我們的財產、自由和公證制度，並不是人的理性所創造，而是由文化進化賦予人類的一種獨特的第二稟性。這種觀點和20世紀知識分子的主流觀點當然是對立的。理性主義的影響既廣且深，因此一般而言一個人越是聰明和有教養，他或她就不僅越有可能是理性主義者，而且還會持有社會主義觀點（不管他們在堅持信念上是否足以給自己的觀點貼上包括「社會主義」在內的某個標籤）。我們在智力階梯上攀登得越高，我們越是與知識分子談話，我們就越有可能遇到社會主義信念。理性主義者大多數有可能既聰明又很有學識，而聰明的知識分子大都傾向於成為社會主義者。（〔英〕哈耶克著，馮克利、胡晉華譯：《致命的自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56—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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