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新聞記者的光榮可以從偉大的歐內斯特·海明威的名字中找到象徵。他所有的作品，包括他樸素簡潔的文風，都紮根于年輕的海明威寄給堪薩斯城各家報館的新聞報道中。做一名新聞記者，就意味著他比任何人都要接近真實生活，在它的隱蔽角落裡搜索，伸進手去，把手弄髒。海明威很自豪，因為他寫了一些既通俗，在藝術殿堂中又佔有如此高地位的書。

這些決鬥是時代的信號：形勢變了。新聞記者已經懂得，提問不僅僅是手裡拿著記事冊，低聲下氣地進行採訪的工作方法，還是一種行使權力的方法。新聞記者不是提問題的人，而是掌握著提問題神聖權利的人；他可以向任何人提任何問題。可是我們每一個人不都有這個權利嗎？任何問題不都是可以增進人們相互了解的跳板嗎？可能是的。那麼我再來把這個說法澄清一下：新聞記者的權利並不在於提問，而在於一定要得到回答。

在一個民主國家裡，任何公民，如果有警察敢於問他，他跟A講了些什麼或者他和B有什麼親密關係，都會伸出舌頭嘲笑他。可是，第十一誡的至高無上的威力在那兒同樣可以通行無阻。總而言之，在一個十誡幾乎已經被置之腦後的世紀中，必須有一誡在發揮作用！我們這一時代的精神結構全都建立在第十一誡之上，新聞記者完全懂hｔtｐs://reaｄ•99ｃsw.ｃom得這件事應該由他來管理，這也是歷史的秘密安排；歷史今天賦予了新聞記者一種任何海明威、任何奧威爾過去從未夢想過的權力。

所以下面這件事的原因便非常清楚了：美國記者卡爾·伯恩斯坦和鮑勃·伍德沃德用他們的問題揭露了尼克鬆總統在選舉活動中的舞弊行為，就這樣迫使這個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人開始時公開說謊，接著又當眾承認自己說謊，最後低著頭離開白宮。我們那時候一致鼓掌，因為正義取得了勝利。保羅鼓掌鼓得特別起勁，因為在這個插曲之中，他感到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跨過了一道門檻，這是令人難以忘記的一次換班時刻。一種新的力量出現了，惟一能使權勢熏天的老政治家下台的力量；而使他下台的不是武器和陰謀，只不過是簡單的提問。

今天誰還願意做職業政治家？誰還願意沒完沒了地在黑板前被提問？議員貝特朗·貝特朗的兒子肯定不願意。

我們正處於一場熱火朝天的選舉運動之中。政治家跳上一架直升飛機，從直升飛機上下來又跳上一輛汽車；他東奔西跑，滿頭大汗，一面跑一面吃麵包，在話筒前面嚎叫，一連演說兩小時；可是最後總得讓一位伍德沃德或者一位伯恩斯坦決定在他所講的話中，挑出哪一句來見諸報端或者在電台廣播時引用。因此政治家希望能親九*九*藏*書自上電台或者電視台講話，可是這還得有個安排節目和提問題的中間人——一位奧麗亞娜·法拉奇。為了充分利用這短暫的、全國人民都可以看到他的時刻，政治家急於把他心中的話都講出來，可是伍德沃德向他提了一些他毫無準備的、很不願意回答的問題。因此他的處境很像是一個在黑板前被提問的中學生；為了擺脫困境，他想使用一個老辦法：裝作是在回答問題，實際上在說他已經準備好了的話。可是如果這條詭計過去使教師上了當，卻愚弄不了當今的伯恩斯坦。他毫不留情地斥責他說：「您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下命令的人和應該服從的人之間的不平等，遠沒有強迫別人回答和必須回答的人之間的不平等要大；所以一般只有在特殊情況之下才會有可以強迫別人作出回答的權利。譬如說，一個在訊問一件罪案的法官被授予這個權利。而在我們這個世紀，法西斯主義國家給了自己這種權利，並且不是特殊性的，而是永久性的。這些國家的國民知道，在任何時候別人都可以強迫他們回答：他們昨天幹了些什麼？他們心裏在想些什麼？他們跟A談了些什麼？他們和B有什麼親密關係？恰恰是這種神聖化了的命令句：「不可說謊！要講真話！」這個他們無法違抗的第十一誡，把他們變成了一群既可憐又幼稚的傢伙。不時地會出現一個C，他頑https://read.99csw.com固地不肯說出他曾和A談過些什麼；為了表示他的叛逆性（一般來說，這是惟一可能的叛逆行為！），他沒有講真話，而是說了謊。可是警察局知道他在說謊，便在他家裡安裝了竊聽器。警察局這樣做並沒有什麼不可饒恕的動機，只不過是想知道被C隱瞞了的真實情況；它只是想維護它要迫使別人講真話的神聖權利。

請您注意，摩西沒有把「不可說謊」列入十誡。這不是偶然的！因為講「不可說謊」的人應該已經講過「你回答！」，而上帝從未給過任何人強求別人回答的權利。「不可說謊！」「講真話！」這樣的命令，如果把他人視作與你平等，你是沒有資格對別人說的。也許只有上帝才可以講這樣的話，可是他根本用不著講；因為他無所不知，不需要我們的回答。

在貝爾納想到「新聞記者」（這個稱號在今天的法國還包括電台、電視台工作人員和新聞攝影記者）這個名詞時，他想到的不是海明威，他想運用自如的文學體裁也不是新聞報道。他所夢想的更可以說是在幾本有名的周刊上，寫幾篇會使他父親的所有同僚嚇得發抖的社論，或者寫幾篇訪問記。再說，當前最最出名的新聞記者是怎麼樣的人呢？並不是一個像海明威那樣講述戰壕生活的人，也不是一個像埃貢·埃爾溫·基施那樣熟悉布拉格妓|女階層的人，更不是一個像奧威爾那樣在巴黎貧苦的下層社會中生活了整整一年的人，而是一九六九到一九七二年間在義大利的《歐羅巴》雜誌上發表一系列和當今最有名的政治家談話紀要的奧麗亞娜·法拉奇。這些談話已經超過了談話的本身；它們是決鬥。在這些政治家還沒明白過來決鬥的雙方在武器上是不平等的之前，——因為只有她有提問的權力——他們已經被打翻在地。read.99csw.com

「要講真話！」新聞記者堅決要求。我們當然可以問問自己：第十一誡中所規定的「真話」究竟是什麼？為了避免任何誤會，我們要強調指出，這既不是使揚·胡斯受火刑的上帝的真話，也不是後來使喬達諾·布魯諾受到同樣刑罰的科學的真話，第十一誡要求我們一定要說的真話跟信仰和思想都沒有關係，而是最最低級的和事物本體相關的真話：C昨天幹了些什麼；他心裏到底在想些什麼；他遇見A時談了些什麼；他和B有什麼親密關係。儘管這些都是最最低級的和事物本體相關的事情，卻就是我們時代的真話，它具有和從前的揚·胡斯或者喬達諾·布魯諾的真話同樣的爆炸力。「您跟B有親密關係嗎？」新聞記者問。C回答時說了謊，他說他從來沒有見過B，根本就不認識她。可是新聞記者在暗笑，因為他那家報紙有一個攝影記者早已偷偷地把躺在C懷中裸體的B拍下來了；他現在只要把這件醜聞公開出來就行了，再加上C既怯懦而又厚顏地堅決否認他認識B的無恥謊言。九_九_藏_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