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純潔，詩歌的那邊還有什麼嗎？什麼也沒有。或者更確切地說，那邊和這邊一樣。詩歌的那邊和詩歌的這邊一樣，是無韻律的世界，也就是說，是不確定，是相似，是不平衡，是遊戲，是滑稽模仿，是靈魂和身體的不協調，彷彿詞語和事物之間一樣，是假面舞會，是錯誤，用一個詞來總結，就是撒旦，上帝的另一面，但（就像在鏡中一樣）是顛倒的，錯亂的，虛假的，諷刺的，荒誕的另一面，妄圖成為楷模的另一面，而且常常會取勝，並且不斷因此而自嘲的另一面。從此以後，惟一逃避這另一面的方法只能是：也加入自嘲的行列。

比如對小說的政治操縱就是如此。西方國家最近問心無愧地將社會主義國家的某些作家列入異端派，他們的表徵眾所周知：政治迫害，禁止出版，流放，但有一點尤其重要，那就是這個作家應當支持與他所在的國家相對立的政治體制。的確這其中的大部分特徵都與昆德拉吻合。因此，我們也將他放入異端派的陣營，也就是說他屬於那一類特殊的作家，揭露社會主義制度的恐怖和幫助人民一起反抗捷克斯洛伐克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遭受的侵略。當然這是真的。但只是從某個層面來說是真的，正是因為如此，昆德拉的小說不幸地被當成簡單的歷史——意識形態——政治小說來讀，這就是我所謂的操縱。我會對此進行解釋。

儘管形式單純，米蘭·昆德拉的作品卻是我們今天所讀到的最為苛刻的作品之一。在這裏，我用苛刻這個詞，是用它最為激進的意義，我想說的是，讀他的作品，對於我們的精神來說是一種萬劫不復的挑戰。全身心地投入這本書，默認它，它就會把我們拖到很遠很遠的地方，遠比我們開始所能想象得要遠，一直拖到某種意識的極限，拖到那個《玩笑》中的主人公所發現的「摧毀的世界」。閱讀在此時真正成了一種摧毀。

讓我們接受這個事實吧。遵循小說的思路，一直到這一步（到這樣的恥辱）是非常非常困難的，而且一路上有許多能夠讓我偏離，為我提供庇護，防止我受到傷害的地方。但如果我同意小說的安排，如果我沒有允許自己躲避，我將達到的「顛覆」則是最激進的顛覆之一，因為它強迫我對於自己惟一信任的東西進行質疑，我藉以脫離政治喜劇和世界玩笑的東西，在所有剩下一切的非真實性被證實了之後，在所有的面具都掉下來了之後，我以為這是事實惟一真實的面孔。但是這保護板坍塌了，我又一次無可挽回地進入了無可拆解的面具之圈。

但是必須好好活著……

rｅaｄ.９9ｃsｗ.cｏｍ但這種「布雷」式的顛覆比任何洪亮的揭發都要有效得多。昆德拉摧毀世界的方式不是轟轟烈烈的那種，他總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拆解，不發出任何聲響，就像秘密警察那樣。到了最後，沒有坍塌，地面上沒有一丁點廢墟，沒有爆炸聲，事物從表面上看起來沒有任何變化：它們只是被掏空了，裝模作樣地在那裡，它們已經非常脆弱，具有某種決定性的不真實感。但是這份難以察覺，這份輕，如果說在某種程度上是增強了顛覆的效果的話，倉促的讀者卻也會因此而忽略顛覆的存在，儘管再倉促的讀者也會在不知不覺中被悄悄地震撼。

正因為如此，評論界在談論昆德拉的小說時，並不知道用「顛覆」這樣的詞是否合適。但他們很少說起這顛覆是多麼完全，多麼徹底，多麼沒有迴轉的餘地。他們之所以很少說起，原因很簡單，只有兩點。第一點在於昆德拉的作品和其他定義清晰的「顛覆小說」（阿爾多，巴塔耶，杜維爾等人的作品）不同，在表面上它並沒有那麼強烈地顯示出「顛覆」的要求，它沒有提供關於顛覆的理論和倫理，也從來沒有高聲叫喊過。顛覆，它的顛覆是簡單的，柔和的，隱伏的，也許我們可以說，但卻是徹底的，毫無餘地的。

正如大家通常所做的那樣，我們完全有道理這樣看待。不僅僅是在《玩笑》里，而且在《生活在別處》，《告別圓舞曲》中，甚至在《好笑的愛》的某些故事里，我們都可以讀到一幅完整而生動的畫面——因為這幅畫面是通過我所謂的私人史詩的方式來表達的，它顯得尤其生動，——展現了捷克三十年代以及隨之而來的布拉格之春時代政治背景的畫面。路德維克的「潰敗」在某種意義上標志著整整一代人，整整一個民族的幻滅，他們曾經相信過一九四八年的「布拉格事變」，之後他們花了二十年的時間才得以一笑，然後又再一次地沉默。從這個角度來說，昆德拉小說的確可以算是對斯大林主義最尖酸的揭露之一，小說無情地拆解了種種機制，將這個巨大的騙局昭示天下。

如果不走到這一步，僅僅ｒeａｄ.９9ｃsw•ｃoｍ將昆德拉的小說當成政治質疑來看，實話說，這就是對它們進行操縱。正如——我們還是換個領域來說，但仍然沒有真正離開我們所討論的話題——僅僅把《生活在別處》當成對拙劣詩歌的諷刺，這就可以說我們是操縱了這部小說。這是一種半途而止、不將小說語言追尋到底的方式，也許因為在盡頭——我一直在說——有著某種過於苛刻的東西，某種幾乎讓人無法忍受的東西。因為這裏所要批評的（所要「顛覆」的）不是「拙劣」的詩歌，而是——我們必須說——所有的詩歌，所有抒情的形式。

但比無辜的表面更加能夠說明昆德拉的顛覆精神的，更加能夠使之顯得如此苛刻的，——這也解釋了我們為什麼會經常對此有所誤解——是他的激進主義，他所依賴的，他呈現給讀者的這份否定，在某種程度上幾乎是難以忍受的。因此在這裏可以自由地對小說進行操縱，然而最終，操縱不可能是別的，只能是拒絕真正地遵循小說的邏輯，直至拒絕作品的召喚。

但讀者到達這樣的結論必須經歷千辛萬苦，也就是說必須戰勝許多特別頑固的抵抗，那是來自讀者內心的，阻礙他堅持到底的抵抗。開始的時候，一切都很好，小說會讓我們真正地發笑。雅羅米爾在我看來實在可笑，先是一個被嬌慣壞了的孩子，然後是一個長滿青春痘的少年，這就是詩人的諷刺漫畫，沒有別的，我只注意到詩歌在他身上造成的惟一的變形，惟一的錯亂。我嘲笑這個自認為是天才的拙劣的詩人，我平靜地笑著，因為我可以對自己說雅羅米爾不是我，我不是他，他沒有找到「真正」的詩歌，我的自信心安然無恙。但是很快，如果我繼續讀下去（真正地閱讀），我的嘲笑便開始轉成了苦笑，雅羅米爾與我真是非常相像，像得可怕，尤其是在對蘭波，萊蒙托夫，洛特雷阿蒙，馬雅可夫斯基和里爾克的真誠的崇拜上，對於他們，和其他人一樣，我也傾注了自己所有的愛意，因此，此時我已經無法像當初一樣嘲笑雅羅米爾了，再也不能那樣平靜地嘲笑他。剛才還站在舞台上，站在我面前的小丑，來到了聽眾席，就在我旁邊，進入我的體內，以至我不再能與雅羅米爾保持距離，而如果我還想（還能）繼續嘲笑，我就是在嘲笑我自己。雅羅米爾的超凡入聖於是轉向我自己，轉向我自己的抒情主義，轉向我用來滿足自己的詩欲，簡而言之，也九*九*藏*書就是說，轉向了我自己的單純。漫畫成了鏡子。

因此，和《堂吉訶德》與《包法利夫人》一樣，《生活在別處》也許是迄今為止關於詩歌最苛刻的否定。詩歌一直自認為是對世界進行判斷，自我陶醉和自認為得到公證的私人領地。自認為是上帝最後巢穴的詩歌啊。如果有人願意，當然還盡可以把這本小說當成是對拙劣詩歌的諷刺來讀，這是自我保護的一種好方法，事實上，小說所進行的事業要激進得多：它是要摧毀純潔的最後城牆。

但為什麼就此停止了呢？必須繼續，必須走得更遠，這樣我們才能看得更加清楚，如果說昆德拉的確用批判性的眼光來看待捷克的歷史和政治，當然，這是因為他曾經親眼看到過這一切，他甚至被卷進去過，成為其中的受害者，成為反對派，但這更是因為從某個時刻開始（或者說從某個思想點開始），他激進地轉變了，脫離了絕對的方式，有點像《玩笑》里的主人公路德維克一樣，只有不再徹底地相信這種絕對的方式才能真正開始自己的生活。但我們通常把昆德拉當成一個政治作家（這是異端派的共同命運），把他的小說當成支持杜布切克政權的遊行來看，當成反社會主義，反捷克共產黨的遊行，但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因為這本書所拒絕的，是所有的政治（不僅僅是右派或左派的政治體制），是政治現實本身。這裏的「政治顛覆」是徹底的，它不僅僅針對這種或那種政治現實，而是政治概念本身，是偶像（就像瓦雷里說的那樣，昆德拉在不止一個角度與他十分相像）政治。昆德拉之所以這樣看待歷史和政治，實際上，是因為他並沒有用嚴肅的眼光來看待歷史和政治，而是退後一步來看，這一步的後退與科學「客觀性」或者「歷史客觀性」毫無關係，也與反對派戰士那種分析性（這些都是單純的戰術性後退）無涉，因為這是絕對的後退，無條件的後退，是無信仰的後退——與他人不同，——對於這樣的後退，我們無法回頭。「如果歷史在開玩笑呢？」路德維克自問道。這個問題，任何一個歷史學家，任何一個政治家（哪怕是反對派的政治家）都不會提出來（因為這個問題會消弭他們存在的必要性），這個問題自身就已經包含了答案。正是通過這個啟發昆德拉，並且給了他清晰思路的問題，昆德拉的小說在某種程度上與雅洛斯拉夫·哈謝克（這是個不為我們所知的偉人）在四十年前所寫的作品相當——或者說延續。就像昆德拉的小說展現了當代社會一樣，哈謝克的作品展現了奧匈時代捷克斯洛伐克的真實面貌，用一種激進的方式揭開神秘的面紗，這是只有文學才能做到的，只有文學可以在政治和歷史前發出這樣的笑聲，可以毫不留情地把它們剝光，也就是說將它們削減到無，這不是一種逃避，而是深入，從根本上停止它們的運轉，揭露它們的恐怖，而且，除了它們身上所披的不合常理的振振有詞的外衣外，它們別無辯解，因此它們在這揭露中就顯得更加無恥。換句話說，如果說昆德拉的小說從這個角度來看是完全忠於當代歷史的素描，那正是因為他的小說將歷史，所有意義上的歷史僅僅當作單純的歷史來看待：是一個潛意識的故事，一出具有建設性意義的可同時又是不值一提的悲喜劇，一個只可能被文學泄氣的氣球。ｒｅad•９9ｃｓｗ.ｃｏm

於是我求助於最後一根稻草：至少，我對自己說，雅羅米爾的詩歌太矯揉造作了，他自認為是個詩人，他在「客觀」上就弄錯了。但是真是這麼回事嗎？但願我們「不懷有任何偏見地」去讀（或者脫離小說來看）雅羅米爾的詩歌。他的詩歌真的那麼拙劣嗎？難道不是我錯了嗎，我堅持認為這些詩歌質量低下只是為了保護自己——保護自己的意識——為了自己反對小說真正諷刺的對象？實際上，雅羅米爾的詩歌與別的詩人的詩歌具有相同的價值，他的天賦是經過公認的。——而如果我否認他的天賦，否認他的詩歌所具有的價值，不就是為了判自己的信仰無罪，為了保全自己對「天賦」以及詩歌「價值」的信仰嗎？不就是因為我拒絕承認這樣的（可怕卻簡單）的事實：詩歌，任何詩歌，任何詩意的思維都是一種欺詐。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陷阱，是最可怕的陷阱之一。

從表面形式來看，相對地說，昆德拉的長短篇小說並不驚世駭俗：通常，敘述形式相對而言是比較傳統的，背景也很清晰，人物身份明了，時間和情節與真實生活非常「相似」，尤其是文筆相當簡單，從其分析性與嚴肅性來說很有十八世紀的風格，總之離近十五二十年來我們已經日趨習慣的「文本爆炸」（再說這往往是單純的文本性的爆炸）相當遠。因此，從理論上而言，我們完全可以把《玩笑》，《生活在別處》，《告別圓舞曲》和《好笑的愛》里的短篇小說單純地當成故事來讀，結構精緻，生動，有趣，富有意義，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但這樣「表面」的閱讀幾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我們根本沒有感覺到此種閱讀的「表面性」，除非我們在閱讀的時候完全忘了閱讀時一定會產生的一種刺耳的，虛幻的，欺騙性的感覺。但讀者根本無法逃避這份感覺，這份不知所措。很快，它那份單純就維持不下去了，必須開始另一種閱讀，真正的閱讀，也就是說帶著懷疑與猶豫的閱讀。「眼皮底下」的，很快不再是一個故事，而是一個故事的幻影；人物不再是人物，而是人物的影子；水城不再是水城，而是紙月亮照耀下的混凝土做的某種背景；在這背景下，穿著演出服的人物來來去去，而這些人物很快就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齣戲里演出；最後甚至是我，讀者，我也不再是那個正在閱讀的人，而是一個似乎是在閱讀的人，因為這份懷疑甚至已經滲透了我的身份，徹底破壞了我的存在。面具沒有掉下來，它們只是讓人察覺到了它們作為面具的存在；這可能更加糟糕，就像《玩笑》里雅洛斯拉夫所意識到的那樣，他看到的並不是國王的臉，而是在偷偷躲避他目光的面具。ｈｔtpｓ://ｒｅaｄ•99ｃsｗ.com

閱讀昆德拉，就是接受這種撒旦的視角，這種關於政治、歷史、詩歌、愛情，以及關於普遍的人類認知的視角。正因為如此，這部著作不僅僅是顛覆，它更是純粹的文學。因為它沒有提供任何認知，哪怕是關於事實的認知，我倒情願說它展現了所有認知的戲劇性（甚至是詩歌，甚至是夢幻）；它沒有做出任何判斷，哪怕它也沒有揭示所有判斷的不足和不切實際；它沒有論證任何東西，哪怕是偶然和錯誤的暫時王國；總而言之，它把我帶到最初的意識狀態，沒有任何的意識形態，任何的科學能夠忍受和覆蓋的狀態，也就是說是所有的真實性與非真實性摻雜在一起的意識，秩序與最深刻的混亂摻雜在一起的意識，在這意識中，我也是別人，我還沒有成為我，這一切能夠換回的，不過是一聲大笑，但是它真的值得我們好好地笑一笑。

昆德拉的所有主人公，不管是路德維克，雅洛斯拉夫（《玩笑》），雅庫布（《告別圓舞曲》），四十來歲的男人（《生活在別處》），助手（《沒有人會笑》），還是愛德華（《愛德華和上帝》），所有這些人的生活，戰鬥，忍受痛苦，愛與衰老只是為了最終不可避免地達到這個結論，那就是生活、戰鬥、忍受痛苦、愛，事實上（事實上？），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為在別人眼裡他們應該這樣做，特別是為了這個原本應當這樣卻未能這樣的世界，為了上帝的創造。這個結論非常簡單，卻具有致命的顛覆性，這顛覆性會遭到讀者最強烈的反抗，因為正是這反抗造就了現在的我們：劊子手扮成了犧牲品，客體轉化成了主體，影子自認為具有真實性。但「這是人的本性」，就像帥克所說的那樣：「只要我們活著，我們就是在自我欺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