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藏書

短篇小說集，以冒瀆不恭的輕佻手法，提出對生命本質最沉痛的質疑。在《搭車遊戲》、《誰都笑不出來》、《愛德華與上帝》等篇章中,將那些樂於認真思索的玩笑，以奇思異想為始，以災難告終，而性愛遊戲和權力常是最關鍵的中心主題。他說：「要是真的給自己下個定義的話，我會說自己是個享樂主義者，被錯置於一個極端政治化的世界。」

在三十歲前，我寫過好幾類東西：主要是音樂，但也有詩歌，甚至有一部劇本。我在多個不同的領域工作·——尋找我的聲音，我的風格，尋找我自己。隨著我的《好笑的愛》的第一個故事（寫於一九五九年），我確信「找到了自我」。我成為寫散文的人，寫小說的人，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什麼人。

那時候，我深深渴望的惟一東西就是清醒的、覺悟的丑光。終於，我在小說藝術中尋找到了它。所以，對我來說，成為小說家不僅僅是在實踐某一種「文學體裁」：這也是一種態度，一種睿智，一種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