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這個老實巴交的漢子從來沒有大聲叱罵過我們——就因為這個他後來被人調走了。當時我從他的嘴裏聽到這番話的時候，我頓時覺得，原來還認為有根線把我和黨、和同志們維繫著，現在這根線從我的手裡抽掉了，再沒有任何挽回的希望。我早已被人甩出了自己生活的軌道。

我開始明白，我的形象已經經過人世命運的最高法庭的判決，再也沒有任何可挽回的餘地。我覺得托洛茨基分子的名聲（即使和本人出入再大）已經是實實在在的了，比真實的我更強不知多少倍；它絕對不再是我的影子，倒變成了我本人，而我本人卻是這種名聲的影子；我也明白，不能再申訴什麼名不符實的問題，這個名不符實，就是我的十字架，我是不能把它卸給任何人的，註定是我要把它背起來。

雖然我們統統都被看作是瘋狂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敵人，但社會主義組織里所有的種種政治活動在軍營里也都有。我們這些社會主義制度的頑敵也在政委的監督下召開一些十來分鐘的臨時會議，我們還參加政治學習，辦牆報，張貼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的照片，用毛筆寫些諸如「前途光明」之類的標語。起初，我幾乎是帶著標榜自己的心情主動來承擔這些工作。但是，這麼做在任何人眼裡都無所謂。別人不都是這麼做的嗎？因為他們需要讓領導注意到自己，批准自己外出；至於士兵，他們沒有一個人是認真來看待政治活動的，而是把政治活動看作是一種裝模作樣的猴兒戲，沒有實在意義，是迫九-九-藏-書不得已做給那些掌握我們命運的人看的。

就在那一天，碰巧我和他一個人遇上了。出於沒話找話，我問他：「你使了什麼鬼點子槍法能那麼好？」

足足半個月才使我好歹習慣了礦下那累死人的活兒——手得用力握住沉重的風鎬，幹完后直到第二天早上我還感到全身的骨頭架子在震顫。那我也不管它，還是憑良心猛干，決心要達到那些先進突擊手的效率，而且沒多久我就差不多做到了。

小個子下士打量我半天才說道：「這有什麼難，我嘛，我有特別的法兒。我對自己說：那不是什麼鐵皮靶子，那是個帝國主義鬼子。這一來，我心裏氣得不行，就真的中靶心了！」

我被取消了學籍，也就不再享受推遲服兵役的優待，只能等著被徵召。在此之前，兩個勞務大隊要召用我：我先要去修路，在靠近哥特瓦爾德夫那邊的一個地方；夏末，我被召去在軍需工廠做季節工。最後，一個秋天的早晨，在火車上度過一個不眠之夜以後，我便到達俄斯特拉發一個醜陋的無名小鎮，進入了軍營。

要命的是，沒有一個人認為這表現了我的正確信念：因為實際上，我們這些人全都是按干多干少得報酬的（伙食費和住宿費已經給我們扣了，但我們還可領到不少錢），所以，不管各人想法如何，許多人那麼拚命干是為了在這沒有希望的年頭裡至少還能得到點實惠。

在最初的幾天里，人們強迫我們忘掉每個人個性的做法，使我們如同生活在一團漆黑之中；毫無人性特色，都是硬性規定，幹活便是我們一切人性的表現。當然，這種眼前一團黑的狀況是相對而言的，是因為具體環境所造成的，而且也是因為我們還不習慣（就像一個人從亮處進入一間黑屋子裡）；隨著時間的推移，眼前的漆黑慢慢地褪去。終於，在這種將人作物之中，人性漸漸顯露端倪。我應當承認，在當時我是最末一個學會適應亮度變化的人。九*九*藏*書

最後，我終於明白了，我的反抗，無非是自己的異想天開罷了，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我不是名符其實的托派分子，別人可不這麼認為。在那些把我們任意擺布的有軍銜的士官里，有一個小個子黑頭髮的斯洛伐克人，他是個下士。他和其他人有所不同，態度和氣，毫無以折磨人為樂的嗜好。在我們眼裡他是個好人。儘管有些刻薄的人說他那副憨厚相無非是因為他蠢笨。當然，那些小士官和我們不一樣，都是有槍的，時不時去進行射擊練習。有一天，這個矮個子下士囊括了各種獎項打靶回來，據說他總環數第一。開會的時候，很多人都對他大加恭維（半是真心半是揶揄）；小下士只是咧嘴笑。

一個班長來把我們領到一個木棚。我們擠在過道里，然後又走進一間大屋子。四周的牆上有很大很大的牆報，上面貼著標語、照片和蹩腳的畫；在一條橫幅上用別針別著紅紙剪的粗體字：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這句話下面，有一張椅子，椅子旁站著hｔｔpｓ://reaｄ.９９ｃsｗ.coｍ一個體質虛弱的矮個子老頭。班長指定了我們中的一個人，這個人就坐下，小老頭在他脖子周圍系一塊白布，在靠椅子腿掛著的一個包里，掏了一會兒，取出一把推子，插入小夥子亂蓬蓬的頭髮之中。

我極想問他，帝國主義鬼子這個相當抽象的概念在他的腦袋裡具體指的是何等樣人。當他要回答我的這個問題時，聲音極其嚴肅而且胸有成竹地向我透露說：「我真尋思不透，你們這些人幹嗎要來給我叫好。咱們說實話，要是打起仗來，我可是要朝你們開槍哩！」

把我們改造成士兵的模樣有一系列的環節，而這張理髮椅就標志著這個過程的第一步：我們在這張椅子上由人剃掉頭髮以後，又被領到下一個地方，在那個地方，我們被迫脫了個精光，把衣服捲起來塞在一個紙袋裡，用繩子捆上，交到一個小窗口，我們全都光著頭，赤條條地穿過走廊，到另一間屋子去領睡衣；穿著睡衣，我們跨過又一道門，去領取規定的士兵靴。然後，穿著軍靴和睡衣，我們又穿過院子，到了另一個木棚，在那裡，有人發給我們襯衫、短褲、毛襪子、腰帶和軍裝（上衣的臂章是黑色的！）；我們終於走到最後一個木棚，一個士官在點我們的名，把我們編成隊，給我們指定房間和鋪位。

原因是我整個身心不肯接受命運的這份贈禮。所謂戴黑臂章的士兵——我也在其中——實際上不發武器，只不過練練隊列，在礦井下幹活而已，他們的工作是有報酬的（這一點，他們比別的部隊有更多的九*九*藏*書實惠）。可是，年輕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把這些人都當作敵人，所以也不肯把槍交給他們，一想到這裏，報酬不報酬對我的安慰也就微不足道了。這些人是敵人，人們對我們的態度日益嚴酷，而且使我們還受著一種威脅，就是在法定的兩年之後，服役時間可能延長。然而，最使我寒心的，還是看到我自己和被我認為是不共戴天的敵人混在一起，還是我的同志們作了把我送來的決定。

因此，我在極端的孤寂中度過了在黑幫隊伍里的最初一段時間。我不願和我的敵人交往。至於外出，在那個時期是非常困難的（一個大兵沒有任何權利，外出是作為一種獎賞來賜予的），而當這些男子漢成群結隊光顧一家又一家小酒館、找女人的時候，我寧肯一個人留下來據守我的那個角落。我懶懶地躺在宿舍的床上讀些什麼，甚至還在學習（對一個搞數學的人說來，一支筆和一片紙就夠了），因難以接受處境而怨艾不已。我認定在這種逆境中，我惟一的特殊使命，便是繼續為自己爭取「不致淪為敵人」的權利而鬥爭，為爭取擺脫這種境地的權利而鬥爭。

就在同一天，我們還跑去集合，吃晚飯，然後睡覺；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出發去礦下；到了堆礦場，我們的隊又被分成幾個勞動小組，發給工具（尖嘴鎬、鏟子、礦燈），我們中誰也不知道，或者說幾乎是誰也不知道怎麼使用礦燈；接著，下井的籠子把我們帶到地下。當我們上來時，渾身酸疼，九九藏書等著我們的士官命令我們排隊，把我們帶回營房；我們吃午飯，下午隊列訓練，大掃除，政治教育，唱規定必唱的歌。一個宿舍二十個鋪位，可算親密得很。日子一天接一天，天天如此。

於是我置身於司令部的一個院子，身旁有許多被指派到同一軍團的新兵；我們互相不認識；在初次相處的沉悶之中，只覺得他們身上明顯地露出庸俗和古怪的氣息。我們之間惟一的紐帶就是前途未卜，對此我們彼此曾三言兩語作過猜想。有幾個人說我們是「黑幫」，也有一些人說不是，還有一些人連這個詞的意思都不知道。我是知道的，我聽著他們的話呆住了。

儘管如此，我還是不甘心舉手投降。我願意真正地背起這個負擔：將來要讓人看到我不是他們所斷定的那種人。

我好幾次找到連隊政委，不遺餘力地要他相信，我在這裏與這些黑類分子為伍是一個錯誤，我被開除出黨是因為知識分子意識，出言不遜，但我不是社會主義的敵人；我喋喋不休地解釋（多少次！）那張可笑的明信片事件，但是這個事件現在已和我的黑色臂章聯在一起，就一點也不可笑了，而且變得越來越撲朔迷離，似乎裏面藏掖著什麼東西使我諱莫如深。不過我應當坦白地說，政委毫無厭煩之意聽取我的申訴，對我急切辯白的心情表示出一種理解，幾乎超出我的意料。他最後當真把問題提到了上級某個部門（多麼神秘的組織關係！），只不過到頭來，他把我叫去說：「你幹嗎要騙我？現在我知道你是個托洛茨基分子。」語氣中露出某種真心的埋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