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接待處，門廳服務員無精打采地躺在櫃檯後面一張深椅里，和那張椅子一樣木然。我問他能否在這旅館里吃早點。他紋絲不動，說咖啡廳今天不營業。我上了街。天氣看來極好，小片的雲彩在天空里飄遊，輕風拂起人行道上的灰土。我加快腳步朝廣場走去。在一家肉店門口，有人排著隊，胳膊上不是挎著提包就是網兜，這些女人不急不慌地等著輪到自己。在過往行人中，我很快注意到有些人手裡舉著一個小火炬樣的東西——蛋卷冰淇淋，他們舔著上面蓋著的一個粉紅色小帽。就在這個時候，我已步入中心廣場。那裡有一個兩層的建築——自助餐館。

我走進去。裏面極寬敞，地上鋪著方磚。在很高的桌子跟前許多人站著正在大啃夾餡小麵包，喝著咖啡或啤酒。

我下樓到咖啡廳，但只見一行行令人失望的椅子，四腳朝天，放在一張張沒有檯布的小圓台上，其間蹣跚著一個矮老太太，身上的圍裙臟膩不堪。

我走近洗臉池，脫去睡衣，把龍頭開足；兩手在水流下合攏，快捷地一捧一捧，用水大面積地洗著脖子、肩膀、身上，然後用毛巾擦乾。我想刺|激一下血流。忽然我著實對自己吃了一驚，發覺自己對埃萊娜即將到來竟這麼無所謂；我很擔心這種冷漠會弄糟一次難得的機會，這種機會很少會再有的。我決定給自己喂點兒好料，澆點兒伏特加。

他說，人們永遠也不肯讓婚禮草草了之，葬禮也一樣。何況，從我們的觀點看（他強調我們這一字眼上，似乎要我明白，他也已加入共產黨），不利用這樣的儀式使我們的志同道合者乃至全國人民相互接近，那將是莫大的遺憾。

我問我的老同學，假定真有反對派，他會怎麼對付。他對我說這些人自然是有的，因為並不是人人都接受新思想，但是如果他們不肯來，我們就一次一次地動員，直到大部分人最後在一星期或半個月之後好歹來了為止。我問到這裏來參加這一類儀式的人是否被迫而來。不是的，他笑笑回答，但是人民委員會是根據這個判斷公民的覺悟和他們對國家的態度；由於每個人都意識到這一點，所以他們還是來了。

人漸漸多起來，我馬上就覺出自己在這個地方簡直手足無措，所以我趕緊走開；瞧瞧表，發現這點兒一無所用的時間真難熬。我自己強要自己用心去想埃萊娜，把這時間占上。可是思想卻不然，始終木然不動，只是勉強喚起埃萊娜的直觀樣子。說穿了，這種現象眾所周知：當一個男子等待一位女子的時候，他很難去思考關於她的什麼東西，而只能是在她定型的形象下踱來踱去。

當時，我是這樣來設想和理解這些事情的，而且隨著歲月流逝，我幾乎害怕與她重逢，因為我明白，到了我們再度相逢之日，露茜也就不再是那個露茜了，我已經無意重結前緣。這並不是說，我已經斷了對她的愛心，或者說我把她已拋到腦後，她的形象已經失去光彩；不是的，她日以繼夜地在我心裏，成為一種無聲的緬懷；我嚮往她就像人們嚮往那些一去不再復返的東西。

當然，我可以跑去看看我小時候的那些老地方，在我出生的房子附近逗留一會兒，媽媽一直住在那裡直到最後。我常思念她，但是她那瘦小的身軀忍辱受欺長眠在一塊別人家的大理石下，在這樣一個城市裡，我一回憶起她來就不是滋味：想到當年的走投無路，升起一種難忍的苦澀，所以我不願意去想。

結果，我踏進一家牛奶店：有人排著隊買巧克力或牛奶，還帶羊角麵包，我又看見了高腳小桌子，顧客們倚著吃喝；店堂緊裏面倒確實有幾張小凳、椅子，但全有人佔著。無奈，我也跟在隊尾小步小步向前挪，十分鐘后我得到了一杯巧克力和兩個羊角麵包。我拿著這些東西走到一張高桌前，上面已經堆有半打空啤酒杯。我想法在這桌面上找出一片沒有流湯的地方，放下我的杯子。

一下子我確實感到，我想象中的埃萊娜的形象是不正九*九*藏*書確的。幸運的是現實中的埃萊娜比我虛構的埃萊娜要漂亮得多，我看到她踩著高跟鞋背朝著我走在去旅館的路上，對這一點更加深信不疑。我跟在她後面。

露茜已經變成了一個凝固不動的往昔（這個往昔永遠只能以往昔的形式存活，而在現時中已經死去）；對於我，她在慢慢地消失：先是肉身的外形，物質而又具體，後來化為遙遠的傳奇，記敘在羊皮紙上的神話，收藏在我生命底蘊之中的一隻小金屬盒裡。

我只好去坐在廣場的一張長凳上，又馬上站起來，去觀看櫥窗，後來又到書店門前瀏覽書籍的封面裝幀，最後在一家煙鋪買了一份《紅色權利報》，重新坐在長凳上，在那些味同嚼蠟的標題上溜一眼，看了兩條國外花絮欄里多少還有些意思的新聞，把嶄新的報紙折起來，塞進一個垃圾箱；然後，我慢慢地朝教堂走去，在大門前停下腳步，端詳一番兩個鐘塔，再登上寬寬的台階，鑽過門洞，走進中殿，我悄悄地溜進去，省得讓人家抱怨這個新來的也不划個十字，到這兒來不過是像進公園一樣閑逛。

我就是這樣踱著步。這時候我遠遠望見對面市政大樓前（如今是市人民委員會）停有十來輛嬰兒車，都是空的。當時我不知道是在幹什麼。一個青年男子氣喘吁吁跑過來把又一輛小推車排在它們旁邊，他的女伴（顯出有些興奮的樣子）從車裡抱出一個帶白花邊的布包（裏面肯定包著個小寶寶），接著這一對夫婦匆匆消失在市政廳里。我想反正還有一個半鐘頭要消磨，就跟了進去。

我對科伐里克說人民委員會對待自己的忠信者比教會還要嚴厲。科伐里克笑笑，說他也沒有辦法。後來他邀請我到他辦公室去待一會。我告訴他遺憾的是我沒有時間，得去汽車站等人。他又問我這些年遇到過「小哥兒們」（他的意思是：中學同學）沒有。我說沒有，但我遇見他非常高興，因為將來萬一我有孩子要舉行洗禮，一定會遠道而來請他幫忙。他哈哈大笑，親熱地摟住我的肩膀。我們握了握手，我下去又回到廣場上，想起離班車到達只剩一刻鐘。

十五分鐘就不算太久了。越過廣場，我又經過理髮店附近，再次透過玻璃窗朝裏面瞥了一眼（雖然知道露茜下午才來，這時候不在），隨後慢步朝長途車站走去，盡量回憶埃萊娜：她的面目模模糊糊的，像有一層霧遮蓋著，淺紅的頭髮顯然有些褪色，她的身材雖不算苗條卻也大體保持起碼的比例，沒有失去女人的風韻；凡我所記得的她的一切，都使我把她視為既討人厭又討人喜歡令人不平靜的界線上，甚至她的聲音也是，說悅耳又略嫌粗些，她在不知不覺中表現的動作反映出她仍然亟望人們傾倒於她。

於是，我走過街心花園，草坪和長凳（儘管如此，公園還是光禿禿的，並沒有給這個灰濛濛的空間增添什麼情趣）。我抓住餐廳的門把手。關著。我開始明白了，希望中的小小一餐美食只能是奢望，我著急起來，因為我有著像孩子一樣的執拗，把這頓美餐看作是過好這一天的先決條件。我醒悟到既然在這些小城鎮里，旅館、飯店都很晚才開門營業，那麼這裏也不會理睬那些巴望坐下來吃早餐的怪人。所以我只得作罷，轉身穿越花園，沿原路回去。

我仍是躺在旅館那張吱呀叫喚的床上，思索著又恢復了簡單理念形態的露茜，一個簡單問號式的露茜。床吱呀叫喚著，這個怪毛病又觸動了我的意識，導致「啪」的一聲（突然地，不協調地）把我的思想扭向了埃萊娜。似乎這張吱呀叫喚的床呼喚我去盡責，我嘆了一口氣，把兩腳挪出床，坐在床沿，伸了個懶腰，把手指頭插到頭髮里，透過玻璃望了望天，然後站起來。昨日和露茜的邂逅像海綿吸幹了我對埃萊娜的興趣，這興趣在沒幾天之前是那麼地熾烈；而此刻它成了記憶中的興趣，它本身已經失卻，但留下了須得對它履行責任的感覺。

栗衣女人九九藏書很快又笑容可掬，回頭向講壇後面那扇門走去。這一回，就用不著她任何示意了。又一隊人整整齊齊地走進來，說實在話很可以算得上是守紀律了，他們邁著莊重的步子，毫無窘迫感地朝前走，簡直具有專業人士水平；這一隊由孩子組成，他們大約都是十來歲光景；魚貫而入，男女相間；男孩子穿著海藍褲子，白襯衫，系著紅色的三角巾，其中的一角，拖到兩肩之間，其餘的兩角在頜下打著結。女孩子穿著小小的海藍裙子，白上衣，脖子上的三角巾和男孩一樣。他們個個手持小束玫瑰。我剛才說過，他們自若而優雅地向前走，而且也不像前面那兩個隊列順著椅子的半圓而是沿著講台走，停下以後，側過半個身子，在台墩下拉成一條長線，面對坐著的女士和整個屋子。

我當然沒有認出來——儘管我在他滔滔不絕的時候端詳過他。對於這個使我不大自在的問題，我並不想作一個否定的回答，便表示想知道他近況如何。他說不壞，我這就把他認了出來：科伐里克，一個中學同學。他的五官線條因他有點發福的樣子而模糊了，現在才剛剛讓我想起。而且，他在我的同學中間屬於不起眼的，既不好也不壞；既不活躍也不孤僻，功課始終一般；那時候他額頭中央總有一綹頭髮耷拉著，如今不見了——我為剛才沒馬上認出來抱歉了一番。

虛無縹緲嗎？是的，自從她在俄斯特拉發像謎一樣、令人痛苦地失蹤之後，起先我沒有任何有效的手段來尋找她的蹤跡；接著（退役后），又過去好幾年，漸漸失去了尋找的希望。我對自己說，儘管我曾經那麼熱烈地愛過她，哪怕她是怎樣地舉世無雙，但也和當年的境況分不開，我們是在那種境況中相識而且相愛的。在我看來，把一個所愛的女子，從和她相遇、交往時的整個環境中抽出來，朝思暮想，一心一意把她本身沒有的東西理想化，也就是把和她一起生活的歷史理想化，把促使愛情形成的歷史理想化，這是一種錯誤的思考。

也許正因為如此，不可思議的事情才有可能出現：我坐在她理髮店的椅子上，她就在我眼前，我卻無法肯定是她。也還因為如此，今天早上，我竟產生了這樣一種印象：這次邂逅並不是實有的，一定是發生在傳說里，是神示，是謎語。如果說昨天晚上，露茜真的出現了，使我震驚，把我一下子又擲回到那個遙遠的由她主宰的時代，那麼怎麼可能在這個星期六的上午，我竟心如平鏡，只是詢問自己（經過睡眠休息之後）：我為什麼會遇見她？這一巧遇意味著什麼，又可以告訴我什麼？

反之，原來站在講台上的男子翻開了他紫紅色的公事包大聲宣讀。他也大談春天，鮮花，媽媽和爸爸，談到愛情會帶來結晶，但他的用詞很快有了變化，不再說爸爸媽媽，而是父親和母親了，一面列舉政府賦予他們（父母）的種種好處，強調說他們也應該為國家利益，把自己的孩子培養成模範公民；說完這些后又提出，凡在這裏的父母要簽字，以莊嚴保證做到這些；說著他指著桌子的一頭，那裡果然躺著一本皮面裝幀的大厚冊子。

我沒有胃口在這兒吃飯。我自早上梳洗時起，就一心一意地想來一頓飽餐，有雞蛋和熏肉什麼的，外加一杯酒，好提提神。我記起一家坐落在稍遠處的餐廳，那是在另一個有街心花園和一個巴羅克風格雕塑的廣場。這餐館沒有什麼好東西吸引人，但我只求能找到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個肯為我出力的服務員就行。

活動終於開始了：講台後面，門開處，出現一位穿栗色衣裙的女士，細長的鼻子上架一副眼鏡；她環顧在場的人，舉起右手。我頓覺四周靜悄悄的。接著這個女人轉身向著她剛走出的屋子，似乎朝那裡什麼人發了個信號，說了句什麼，但馬上轉身來把後背緊緊貼在板read.99csw.com壁上，與此同時臉上現出莊重的笑容並凝滯不動。一切都是精心安排好的，因為在我的身後，在那個笑容展現的同時，風琴就奏響了起來。

這時候，栗衣女人站到坐在半圈首位的一個母親後面，碰碰她的肩膀，那母親回過身來，栗衣女人從她手裡接過嬰兒。然後那母親起身走到桌子邊。披著綬帶的那個男人翻開冊子，把筆遞給當母親的。她簽字，回到座椅那裡，栗衣女人把小寶寶還給她，又輪到父親過去簽字；然後栗衣女人又抱住下一個母親的娃娃，把她領到講台那兒，在母親后，是她的丈夫簽字；在他之後，又一個當母親的，又一個丈夫，依次類推，直至最後一個。隨後風琴傳來一陣陣新的樂聲，我的鄰座紛紛起來去向當父母的握手道賀。我也跟著這麼做（因為我也很想和人握握手）。驀然，我聽見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就是那個披綬帶的人問我是否認得出他。

幾秒鐘后，講台後面的門裡，出現一位臉色紅紅的少婦，一頭黃色的頭髮燙得卷卷的，她精心化過妝，神色有些慌亂，抱著一個裹著嬰兒的白色襁褓；穿栗色衣裙的女士更緊緊地貼著板壁，好讓她過去，女士的微笑分明在鼓勵抱嬰兒的人走進屋裡。這一位畏畏縮縮地向前移著，緊摟著自己的乳兒；第二個女人也抱著個白襁褓出場了，在她身後（一個跟一個的女人）形成一支小隊伍。我一直端詳著那個打頭陣的女人：她先是把目光在天花板附近游移一陣，又落下來，大約和屋子裡某人的目光相遇，又不好意思，趕快把眼睛轉向別處，咧嘴笑笑，但這一絲笑意（笑的動作而已）又很快在緊閉起來一動不動的嘴唇上消失；所有表情從她臉上掠過只用了幾秒鐘（從門邊開始走五六米所用的時間）。由於她只管一直朝前，沒有很快轉向排成半月形的椅子走去，那位栗色衣裙的女士從牆角猛地蹦起來（臉色沉下了些），趕緊跟上前去，用手碰了碰她，提醒她走原定的路線。少婦馬上改變方向，轉了個身，後面其他抱孩子的婦女也就跟著。她們總共八人。該走的路程終於走完，她們停下來，背朝著大家。每個人都站在一張椅子前。栗衣女人做了個自上到下的手勢；她們一個一個慢慢都明白了（當然仍背朝著觀眾），落了座（抱著襁褓）。

他問我來這兒幹什麼，是不是在這些當母親的人中有我的親戚。我告訴他不是的，我只是因好奇而來。他很得意地笑笑，給我大談這裏市人民委員會如何竭盡全力為百姓生活中的大事安排這樣隆重的儀式；他微露得意地接著說，他自己作為民政事務的主管幹部，也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並因此而受到上級的表揚。我問他剛才所舉行的是不是洗禮儀式。他對我說這不是洗禮，而是歡迎新公民出世典禮。看來他很高興能這樣聊聊。在他看來，兩大系統是針鋒相對的：一邊是已有千年傳統的天主教及其儀式；一邊是和它截然相反的民政機制，年輕的慶典應當替代古老的儀式。他說只有當我們的民事慶典十分美好隆重，足以和宗教那套祝禱膜拜抗衡的時候，人們才會放棄教堂那套慶祝受洗和婚禮的儀式。

我吞下這頓早餐的速度簡直令人心酸：剛三分鐘后，我就上了街。鍾敲九點，眼下我還有兩個鐘頭：埃萊娜今天早上乘頭班飛機從布拉格起飛，得在布爾諾換汽車，十一點以前能到這兒。我知道，我這兩個鐘頭實在是無所事事。

她已經到了接待處，身體伏在櫃檯上，漠然的接待員正在往登記簿上寫她的名字。她把自己的姓氏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拼出來：「澤馬內克，澤-馬-內-克」。我站在她的背後，聽她說著。當接待員放下筆，埃萊娜問他：「揚同志住在這兒嗎？」我走上前去，從她的背後，把手放在她的肩上。

在這幾分鐘內埃萊娜那捉摸不定的形象在我的腦海里揮之不去，她皮膚已見鬆弛，這不僅是她年齡、生育的表現，更因為是她無所警戒的心理（情九*九*藏*書慾），無力抵制（用大量的言詞掩飾也枉然）和專事充當獵艷目標的結果。那麼埃萊娜的這個形象究竟與她本人符合不符合？或者它僅僅反映了我對她的看法？誰知道呢。汽車隨時就到。我希望見到一個和我心裏印象一致的埃萊娜。長途汽車站的周圍有一個廣場，我躲在廣場的一個門洞下，這會兒我很希望能看她一小會兒，看到她下車后張大眼睛東尋西找的樣子，看到讓她突然以為自己遠道而來卻見不到我那惆悵的神氣。

我在歸途上又遇見不少人手裡拿著粉紅帽蛋卷，這些蛋卷仍然使我不斷想起火炬。蛋卷的樣子或許有著某種意義。雖然火炬並不真的是火炬，只是有著火炬的模樣罷了，所以它們堂而皇之頂著的，那點兒討人喜歡的玫瑰色，也就算不上享口福，只是有著享口福的模樣罷了。這樣一來，在這個塵土飛揚的小鎮上，什麼火炬、口福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種滑稽模仿意味。後來，我估計只要溯這些邊舔邊走的火炬手們的潮流而上，就定會有發現甜食店的運氣，裏面很可能有個放著桌椅板凳的角落，甚至還會有濃咖啡或小點心什麼的。

我睡了很久，睡得很香。八點以後我醒了。根本記不起來做的什麼夢，美夢、噩夢都記不得，腦袋也不疼，不過卻不想起身；於是我仍躺著；這一覺使我感到昨晚的巧遇和我自己之間好像豎起了一道屏幕；倒並不是說今天早上，露茜就已從我的記憶中煙消雲散，而是她重又變得虛無縹緲起來。

一輛直達長途車在站台上停下，埃萊娜是最先下車者之一。她身穿一件藍黑色風衣（高領，緊束腰帶），顯得年輕。像運動員。她左右顧盼，但根本沒有顯得惶惑，而是毫不遲疑地一扭身朝我住的旅館走去，她的房間也已經預定在那裡。

我對他說，事情並不像看起來那麼簡單。他也同意，還慶幸他們自己作為這方面的專職幹部，總算得到了我們的藝術家的支持。他們已經懂得（咱們希望如此）必須讓人民舉行真正社會主義的喪葬、婚禮、洗禮（他趕緊糾正自己的口誤，改稱歡迎新公民出世典禮），應該以此為榮。至於今天少先隊員朗誦的詩句么，他接著說，很美。我稱是的，又問他，如果讓人們丟掉宗教儀式習慣，想盡方法讓人們有可能避免任何儀式，豈不更好嗎。

說到底，我在這女人身上所愛的，並不是她為自己的那部分，而是她對我的那部分，她對於我意味著什麼。我愛她，因為她是我們共同史中的一員，如果哈姆雷特沒有了他的埃爾西諾城堡，沒有了奧菲利婭，沒有了他行動所處的種種具體環境，這個角色離開了作品，那還有什麼意義呢？除開那種我也說不清的、看不見、摸不著的主旨，那還會留下什麼呢？同樣，如果不是在俄斯特拉發附近小鎮，沒有那些從鐵絲網眼裡塞進來的玫瑰花，沒有那幾件小小的舊衣裙，沒有我那些毫無希望卻期待著的漫漫歲月，露茜也就不成其為我所愛的露茜了。

幾秒鐘又過去了，後面那扇門裡出現了一個大家剛才沒有注意到的新人物，他向講台和鋪紅布的長桌直走過去。這是個中年男子，頭髮已經稀少。他步履很有氣度，身體挺得筆直，穿著黑色套裝，手裡拿著一個紫紅色的大公文包。他在長桌子的正中停下來，轉身面向觀眾，欠身致禮。大家看到了他臃腫的臉，身上斜披著一條寬寬的藍白紅三色綬帶，上面別著一個鍍金的勳章，垂在胃的高度。當他微微鞠躬的時候，勳章在講台上空擺動了好幾下。

栗衣女人又笑容可掬，朝依舊開著的門走去。在門檻邊停了一會兒九-九-藏-書，接著又很快倒退三四步，回到屋裡，重又背靠在板壁上。這時出現一個二十來歲的男子，穿著黑色衣服，白襯衫，系一條繪著圖案的領帶，襯衫的領子硬邦邦地卡著脖子。他低著頭，沉著步子。另外七名男子走在他後面，年歲不盡相同，但個個都穿著節日的襯衫和深色衣服。他們圍著帶嬰兒的女士，每人站在一張椅子後面。這時候，其中有兩三個人露出不安的神色，朝四周張望，好像在尋找什麼東西。栗衣女人（臉上立即又罩上剛才那樣慍怒的陰雲）跑過來，一個有些著急的男子低聲對她說了幾句，她點頭表示同意，各位先生就此趕快調換了位置。

我以前僅見過埃萊娜三次，要說是不多的，不可能對她保持一個清晰的印象。每當我想使她在我的記憶中活躍起來的時候，她面貌上的某些特點就顯得很突出，所以在我的眼前她就老是像一張漫畫肖像。然而，儘管我的記憶不很精確，但我相信，正是因為過分誇張了埃萊娜身上的某些特點，才抓准她原來被表象掩蓋的真實內涵。

我從雕像旁走過：基座上立著一個聖徒，聖徒的頭上頂著一團雲，雲上現出一個天使，天使上面又是一個天使，再上面還是一個坐著的天使，這一回可是到頂了。我抬頭順著雕像往上看，聖徒、雲彩和天使組成一個相當動人的金字塔，它藉著這一個沉重的石堆來模擬上天和上天的高深，而現實中那藍得蒼白的上天，卻依然離開這個厚蒙塵土的地球一隅有十萬八千里。

還有幾張椅子是空的；我佔了一張。好久，什麼動靜也沒有，但公眾卻絲毫沒有不耐煩，大家轉向相鄰的人低聲攀談。這期間，走道里不肯離開的三五人群已經充滿房間，坐上最後幾個坐椅，或在周圍席地而坐。

這時候，突然有一個站在台墩下隊列里的小男孩高聲地朗誦起來。他說：春天到了，大地復甦，爸爸媽媽們歡欣鼓舞。諸如此類地說了好一會兒，然後又有一個小女孩出來接著他的話也說些差不多的內容，意思並不十分清楚，但有一些詞反覆出現：媽媽、爸爸，也有春天，有時還有玫瑰。又一個小傢伙在這之後打斷了她的朗誦，他後來又被一個小女孩接下去；不過絕不能說他們在相互爭執，因為這批小人兒所用的那套詞藻大體一樣。例如其中一個小男孩聲稱：兒童就是和平；那後面的小姑娘又肯定地說兒童就是花朵；而大家則一致同意后一個提法，全體男女孩子向前跨進一步，一齊把拿著花束的胳膊伸出來。由於他們正好是八個，和坐成半圈的女人數目相符，所以她們每個人都接到一束玫瑰。孩子們回到講台下，自此就默不作聲了。

從寬大的樓梯腳下開始，站著不少看熱鬧的人，我越往上走見人越多。二樓過道里擠得滿滿的，而通向上面的樓梯卻空空如也。那麼招引這麼多人來的大事顯然是在二樓舉行，想必是在那扇對著過道洞開的大門裡面。過道里一大群人留連不去，我也湊了上去；原來那間屋子並不大，裏面大約已有七排椅子坐上了人，他們似乎在等著看什麼。前面有一個台墩，上面擱一張蒙上紅布的長桌子，在一個瓶子里插著一大束花；後面牆上彩色國旗懸垂，那些褶子迭得十分藝術；台墩下，面朝墩基（離池座前排三米遠），八張座椅列成半圓形。另一邊，最裡面，已經放好一架小風琴；一位戴眼鏡的老先生坐在前面，腦袋俯在揭起蓋子的鍵盤上面。

個人歷史除了它本身的發生之外，也還告示什麼嗎？儘管我抱著懷疑，但我仍然殘留著一絲非理性的迷信，例如堅信落在我身上的一切事件總有它的含義，它表明某個東西；還有生活通過它本身的歷史，在向我們說話，給我們漸次揭示某個秘密，它就像一幅字謎畫讓你去猜，我們所經歷過的各種歷史同時組成一部生活的神話，而這一部神話中就藏著解開奧秘和真理的鑰匙。這是幻覺嗎？可能甚至是真實可信的，但我無法抑制想要持續不斷地解開我自己生活之謎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