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試著想象一下冰島的薩迦是用英語撰寫的。它們那些主人公的名字在今天將會跟特里斯丹和堂吉訶德一樣家喻戶曉；它們獨有的、介於編年史與虛構故事之間的美學特色，將會惹出成堆的理論；人們會為了是否可以將它們視為最早的歐洲小說而打起架來。我並不是說人們已經忘記了這些冰島薩迦，在受到幾個世紀的漠視之後，它們還在全世界的大學里被人研究；但它們已經屬於「文學考古學」，不再對活生生的文學產生影響。

由於法國人不習慣區分民族與國家，我經常聽到人們將hｔｔpｓ://rｅａｄ•9９ｃsｗ•coｍ卡夫卡說成是捷克作家（他從一九一八年起確實是捷克斯洛伐克公民）。顯然，這個說法沒有任何意義。難道還需要提醒嗎，卡夫卡只用德語寫作，而且毫不含糊地將自己視為德語作家。然而，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他是用捷克語寫作，今天，有誰還會知道他的那些書？馬克斯·布洛德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二十年的時間，在那些最偉大的德語作家的幫助下，才使得卡夫卡為世人接受！即使一個布拉格的出版商成功出版了一位假想的捷克語九_九_藏_書卡夫卡的作品，也沒有一位他的同胞（也就是說沒有一個捷克人）會具備足夠的權威，將他那些用一個「我們所知甚少的」遙遠國家的語言撰寫的美妙文字曉示全世界。沒有人，請相信我，假如卡夫卡是捷克人，今天沒有人會知道卡夫卡是誰，沒有人。

「一個我們所知甚少的遠方國度（a far away country of which we know little）。」這一著名用語是張伯倫用來為犧牲捷克斯洛伐克辯護的。它是準確的。在歐洲，一邊是大國，一九*九*藏*書邊是小國；一邊是坐在協商大廳內的民族，一邊是整夜在候見廳中等待的民族。

貢布羅維奇的《費爾迪杜爾克》一書是一九三八年以波蘭語出版的。直到十五年之後才有一個法國出版商讀了它並拒絕出版。又到許多年之後，法國人才可以在他們的書店中看到這本書。

波蘭人口跟西班牙人口一樣多。但是，西班牙是一個傳統的強大民族，在它的存在過程中，從未受到威脅，而大寫的歷史卻教會了波蘭人什麼叫做不存在。他們沒了國家，一個多世紀都在死亡的過道中生活。「波蘭尚未死亡」是他們國歌的第一句，充滿了悲愴。大約五十年前，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在致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一封信中，寫下了任何一個西班牙人連想都不會想到的一句話：「假如，一百年後，我們的語言還依然存在……」九九藏書

區分小民族與大民族的，並非它們居民人口在數量上的多寡，而是更為深刻的東西：小民族的存在，對於它們自己來說，並非一件順理成章、確定的事情，而總是一個問題，一種賭博，一種風險；面對大寫的歷史，它們總是處於自我防衛的姿態，因為這一歷史力量超越著九*九*藏*書它們，根本不把它們放在眼裡，甚至都看不見它們。（貢布羅維奇寫過，「只有直面大寫的歷史，我們才可以直面當今的歷史。」）

慕尼黑這個城市的名字已成為向希特勒投降的標誌。但我們應當更具體一點：一九三八年秋，在慕尼黑，四個大國，德、意、法、英，共同協商了一個小國的命運，它們甚至否定了這個小國的發言權。在旁邊一個小房間里，兩名捷克外交官等了整整一個晚上，到早晨，才有人將他們帶過長長的過道，引至一個大廳。在那裡，疲倦而不耐煩的張伯倫和達拉第打著哈欠，向他們宣告了死亡判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