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直被本國人過低評價的拉伯雷的最好知音是個俄羅斯人：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好知音是個法國人：紀德；易卜生的最好知音是個愛爾蘭人：蕭伯納；詹姆斯·喬伊斯的最好知音是個奧地利人：赫爾曼·布洛赫。海明威、福克納、多斯·帕索斯等北美一代偉大小說家的重要性，最早是由一些法國作家意識到的（福克納一九四六年抱怨在自己的國家沒有人理他：「在法國，我可是一個文學潮流之父」）。這些例子並非只是一些違背規律的奇異特例；不，這本身就是規律：地理上的距離使得觀察者遠離區域性環境，從而看到世界文學的大環境，只有這一大環境可以凸現一部小說的美學價值，也就是說：這部小說所照明的、在此之前存在中不為人知的方面；它所找到的形式上的新穎性。九_九_藏_書

人們可以將一部藝術作品放入兩種基本的環境中：或者是它所屬的民族的歷史（我們可以稱之為小環境），或者是超越於民族之上的它的藝術的歷史（我們可以稱之為大環境）。自然而然地，我們習慣將音樂放置到大環境之中：知道奧蘭多·迪·拉索或者巴赫的母語是什麼對一位音樂學家來說無關緊要；相反，一部小說，由於它與它的語言有聯繫，幾乎在全世界所有的大學都只是在它的小環境中加以研究。歐洲沒有做到將它的文學作為一種歷史的整體來看待，而我將不遺餘力地重複說，這是它在智性上無可補救的失敗。因為，僅就小說的歷史來看：斯特恩是對拉伯雷的回應，斯特恩又啟發了狄德羅，菲爾丁不斷向塞萬提斯討教，司湯達與菲爾丁試比高，在喬伊斯的作品中延續著的是福樓拜的傳統，而正是在對喬伊斯的反思中，布洛赫發展起了自己的小說詩學，是卡夫卡讓加西亞·馬爾克斯明白了可以走出傳統，「以另一種方式寫作」。read.99csw.comhttps://read.99csw.com

我上面所講到的，最早是歌德提出來的：「今天，民族文學不再意味著什麼，我們進入了世界文學（die Weltliteratur）的時代。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都應當加速這一演變。」這在某種程度上來講，就是歌德的遺囑。但又是一個被背叛的遺囑。因為翻開任何一本教科書，任何一本文集，全世界的文學在裏面都是作為眾多民族文學的並置來介紹的。作為各種文學的歷史！各種文學，複數的！rｅad•9９ｃｓｗ•coｍ

（那麼那些外國文學的教授呢？他們的天職不就是在世界文學的大環境中研究文學作品？想都甭想。為了顯示他們作為專家的本領，他們往往公開與他九*九*藏*書們所講授的文學的民族小環境相認同。他們採納這一小環境的意見，它的趣味、它的偏見。想都甭想。恰恰是在國外的大學，一部藝術作品深深陷入它本國語言的小區域中。）

我這樣說是否意味著，要想評價一部小說，我們可以不了解它原文的語言？當然，這正是我想說的！紀德不懂俄語，蕭伯納不懂挪威語，薩特讀多斯·帕索斯，也非原文。如果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和達尼洛·基什的作品只取決於那些懂波蘭語和塞爾維亞-科索沃語的人的評價，它們徹底的美學新穎性將永遠不會被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