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對它的藝術家的佔有是一種小環境的恐怖主義，它將一部或一件作品的所有意義都簡化為該作品在本民族所起的作用。我打開樊尚·丹第在巴黎聖樂學校上作曲課的古舊油印講義。這所學校在二十世紀初培養了整整一代法國音樂家。在講義中有關於斯梅塔納和德沃夏克的內容，尤其是關於斯梅塔納的兩首弦樂四重奏。我們可以學到什麼？裏面有一個說法，以不同的形式重複了許多次：這一「民間風格」的樂曲從「民族歌舞」中獲得了靈感。沒有別的了？沒有。這可是一個平庸的說法，而且是一種曲解。說它是平庸的說法，是因為民間歌曲的痕迹到處可以找見，不管是在海rｅａｄ•9９ｃsw.ｃｏｍ頓、肖邦，還是在李斯特、勃拉姆斯的音樂中；說它是曲解，那是因為斯梅塔納的兩首四重奏恰恰是一種再隱私不過的個人懺悔，是在受到了悲劇的打擊之下寫成的：當時的斯梅塔納剛剛失去了聽覺。他的四重奏（多麼美妙的作品！）正如他自己所說：是「在一個成為聾子的男人頭腦中轉著的音樂旋渦」。樊尚·丹第怎麼可能錯到這步田地？很可能，他並不了解這一音樂，只是人云亦云地重複了他聽到的東西。他的評價回應了捷克社會對這兩位作曲家的說法；為了能夠從政治上利用他們的榮耀（在「面對四周敵對的世界」時，可以顯示它的自豪感），這個社會在他們的音樂hｔtpｓ://ｒｅaｄ•９９cｓw•ｃoｍ中找出些民間音樂的片段，彙集起來，縫織出一面民族大旗，在他們的作品之上揮舞。全世界只是禮貌地（或者狡黠地）接受了這一送上門來的解釋。

弗蘭茲·卡夫卡在他的《日記》中就提到了這一點。從一個「大」文學的角度，也就是從德國文學的角度，他來觀察用捷克語和猶太人的意第緒語寫作的文學。他說，一個小民族對它的作家顯示出很大的尊敬，因為他們使得它在「面對四周敵對的世界」時，可以產生一種自豪感；對一個小民族來說，文學「不是純粹的文學史的事情」，而是「人民的事情」；正是文學與人民的不同尋常的交融，便利了「文學在國家中的傳播，文學跟政治httｐs://ｒｅａｄ•99ｃsw•cｏｍ口號綁在了一起」。接下來，他得出了令人深省的觀察結果：「大的文學中在下面發生、並構成了對整體建築來說並非不可或缺的地窖的東西，在這裡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的；在那邊只能引起人們一時圍觀的，在這裏很容易就招來一紙生或死的判決書。」

如何來定義地方主義？就是無法做到（或者拒絕）將它的文化放在大環境下來看。存在著兩種地方主義：大民族的地方主義和小民族的地方主義。大民族抵觸歌德關於世界文學的想法，是因為它們自己的文學在它們看來已經足夠豐富多彩，可以對別人所寫的不感興趣。卡齊米日·布蘭迪斯在他的《巴黎手記（一九八五至一九_九_藏_書九八七）》中寫道：「法國學生對世界文學的了解比波蘭學生有更大的空白，但他這樣是可以的，因為在他自己的文化中或多或少有著世界演變的所有方面、所有可能性和所有階段。」

這最後的幾句話讓我想起斯梅塔納在一八六四年寫的合唱詩中的詩句：「歡樂吧，歡樂吧，貪吃的蒼鷲，人們為你準備了美食：你將可以飽餐一頓一個祖國的叛徒……」這些血淋淋的、愚蠢的詩句，怎麼會從這樣一位偉大的音樂家口中說出？是因為年輕無知嗎？這不是可以原諒的借口：他當時已經四十歲了。況且，在那個時代，做「祖國的叛徒」意味著什麼？加入一些小型武裝團體去槍殺同胞？不是：每一個情願離開布拉格去維也納並在那裡平靜過德ｒeaｄ.9９ｃsｗ.coｍ國人生活的捷克人，都是叛徒。正如卡夫卡所說，在別處「只能引起人們一時圍觀的，在這裏很容易就招來一紙生或死的判決書」。

小民族對大環境有抵觸，原因正好相反：它們高度敬仰世界文化，但世界文化在它們看來，像是某種陌生的東西，是它們頭頂上的天空，遙遠而不可及，是與本民族文化無多大關聯的一種理想現實。一個小民族會向它的作家灌輸一種信念，就是他們只屬於它。一個作家將目光放及祖國的邊界之外，在藝術超國界的領地與同行們相聚，會被認為是狂妄自大，是對本民族人的蔑視。而且，由於小民族經常會經歷一些民族自身難保的處境，所以它們很容易把態度上升到一種道德評判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