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貝·加繆自薩特從政治上將他驅逐之後，自諾貝爾文學獎為他惹來嫉妒與仇恨之後，在巴黎的知識分子圈子中感到很不自在。有人向我講過，除這兩方面之外對他不利的，是與他本人聯繫在一起的一些粗俗的烙印：貧窮的出身，文盲的母親；屬於居住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同情其他居住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這些人的做派是那麼「不拘禮節」（那麼「低級」）；他的哲學論著顯得那麼不專業；其他我就不提了。在那些對加繆口誅筆伐的文章中，我讀到了這樣的詞句：加繆是一個「穿著可笑的節日盛裝的農民，（……）一個來自民眾的人，手上戴著手套，頭上還戴著帽子，第一次進入沙龍。別的客人都把頭別過去，他們知道是在與怎樣一個人打交道」。文中的隱喻非常說明問題：加繆不但不懂得應該如何思考（他在談到ｒead•9９cｓｗ.cｏm進步時，見解十分糟糕，他同情居住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而且，更嚴重的是，他在沙龍（本義或引申義上的沙龍）里舉止笨拙；他是粗俗的。

我們後來還是朋友，但再也沒有真心相互喜愛。對我們初次見面的回憶就像是一把鑰匙，讓我明白了我們心照不宣的長期誤解：將我們分開的是兩種美學態度的撞擊：忍受不了媚俗的人碰上了忍受不了粗俗的人。

在法國，沒有比這更嚴厲的美學譴責了。這一譴責有時不乏道理，但有時也打擊到了最優秀的人：拉伯雷，還有福樓拜。巴爾貝·多爾維利寫道：「《情感教育》的主要特點就是粗俗。在我們看來，這世界上已經有夠多的粗俗的靈魂、粗俗的精神、粗俗的事物，所以不能再增大這些令人作嘔的粗俗的驚人數量了。」

我當時想博得我那位珍貴九-九-藏-書朋友的一笑，但他的臉變得越來越陰沉，最後他跟我說——而這就像是斷頭台上斷頭刀落下：「我覺得這一點也不好笑。」

我回想起我剛剛移民到法國的幾個星期。由於當時斯大林主義已經受到了一致的譴責，所有人都能夠理解俄國人佔領我的祖國所意味著的悲劇，覺得我全身籠罩著一種令人肅然起敬的悲哀的光環。我記得曾跟一位支持過我並幫過我不少忙的巴黎知識分子面對面坐在一個酒吧里。那是我們初次在巴黎見面。在我們頭頂的空氣中，我看見飄蕩著一些偉大的字眼：迫害、勞改營、自由、驅逐出祖國、勇氣、抵抗、集權體制、警察恐怖。為了驅散這些堂而皇之的幽靈媚俗的一面，我開始向他解釋：由於總是被人跟蹤，由於在我們的寓所里有警察安裝的竊聽器，我們都學會了「捉弄」這門美妙的藝術。我九九藏書的一個好友跟我互換了寓所，也互換了名字；他是一個追女人的高手，毫不在意竊聽器，在我的房間里將他的性能力發揮得淋漓盡致。由於每個愛情故事中最難對付的一刻是分手，所以我的移民對他來說正好是個良機。有一天，那些姑娘、婦人們發現寓所已關，也沒了我的名字，而我正從巴黎，用我的簽名，給我從未見過的七個女人寄些惜別的明信片。

我並不懷疑法國的現代主義者受到了溫情主義和浮夸的誘惑。只不過，由於缺乏長期的媚俗經驗，在他們身上沒有能夠產生出和發展起對媚俗極其敏銳的厭惡。只是到了一九六〇年，也就是這個詞已經在德國出現了一百年之後，才在法國首次用到它。一九六六年，布洛赫論著的法國譯者，以及一九七四年漢娜·阿倫特作品的法國譯者，都不得不用「蹩腳的藝術」一詞來翻譯「媚俗」，從九*九*藏*書而使這些作者的思考變得不可理解。

「媚俗」一詞十九世紀中葉出現在慕尼黑，當時用來指偉大的浪漫主義世紀甜膩而令人作嘔的余渣。但是，很可能是赫爾曼·布洛赫更接近於真理。他將浪漫主義與媚俗的比例關係倒過來看：照他的看法，十九世紀（在德國與中歐）佔主導的風格是媚俗，而在此之上，作為一種例外現象，才出現了幾部偉大的浪漫主義作品。那些領教過媚俗經久不衰的暴政（如歌劇男高音般的暴政）的人，尤其惱怒在現實之上覆蓋玫瑰色紗巾的做法，惱怒不斷處於激動狀態中的心靈不知羞恥的展示，惱怒「灑過香水的麵包」（穆齊爾）；很久以來，媚俗在中歐已成為一個十分確切的概念，代表著最極端的美學病。

對粗俗的鄙夷充斥著當時的沙龍，也充斥著今日的沙龍。我們再來看看詞九_九_藏_書源：粗俗一詞從拉丁語vulgus即「民眾」一詞而來：民眾喜愛的，便是粗俗的；一位民主人士，一名左翼人士，一個人權鬥士不得不熱愛民眾，但他可以自由地、高高在上地在一切他認為粗俗的方面鄙視民眾。

我重讀了司湯達的《呂西安·勒萬》中沙龍里上流社會的談話；我細細品味了那些抓住談話者不同態度的關鍵詞：虛榮；粗俗；風趣才智（「就像是能腐蝕一切的硫酸」）；可笑；禮貌（「禮多但毫無感情」）；觀念正統。於是我問自己：其中有哪一個詞跟我感受到的媚俗概念一樣，表達了最大限度的美學譴責？最後，我找到了。是「粗俗的」、「粗俗」。「迪普瓦里耶先生是最粗俗的人，而且好像還對他那低級而不拘禮節的做派非常自豪；就像是一頭豬，帶著某種不顧觀者的自得其樂，在泥漿中打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