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是專門留給小說的，因為小說對我來說並非一種「文學體裁」，一棵大樹上眾多枝丫中的一枝。如果不承認小說有著它自己的繆斯，如果不把它視為一種獨特的藝術，一種獨立的藝術，那就會對小說一無所知。小說有著它自己的起源（處於一個只屬於它的時刻），有著它自己的歷史，期間節律性地出現一些只有它才擁有的時期（在戲劇文學演變中如此重要的從詩句向散文的過渡在小說的演變中無任何類似的現象；這兩種藝術的歷史是不同步的）；它有著自己的道德（赫爾曼·布洛赫說過：小說惟一的道德是認知；一部不去發現一點在此之前存在中未知部分的小說是不道德的；所以，「進入事物的靈魂」跟展示一個好的榜樣是兩種完全不同、不可協調的意向九*九*藏*書）；它與作者的「自我」有著特殊的關係（為了能夠聽到隱秘的、幾乎聽不到的「事物的靈魂」的聲音，小說家跟詩人與音樂家不同，必須知道如何讓自己靈魂的呼聲保持緘默）；它還有著它特有的創作時段（在一位小說家的生活中，創作一部小說佔據了整整一段時期，小說家在完成工作后，跟小說創作之前已非同一個人）；它能超越它的民族語言向世界開放（自從歐洲詩歌在節奏之外又加上押韻之後，就無法再將一種語言中的詩歌之美移植到另一種語言中；相反，對一部以散文撰寫的作品進行忠實的翻譯固然是困難的，卻是可能的；在小說的世界，並沒有國家的界限；以拉伯雷為師的偉大小說家幾乎都是通過他作品的譯本reａｄ•９９ｃｓw•cｏm而讀到他的）。

福樓拜在回信中說，他從未想過要批評或嘲笑。他寫小說不是為了將他的評判告知讀者。他所注重的，完全是別的事情：「我總是努力進入事物的靈魂……」他的答覆十分明確：這種分歧的真正原由，並非福樓拜的性格（他是善的還是惡的，冷酷的還是同情人的？）,而是小說是什麼的問題。

聖伯夫在他對《包法利夫人》的批評中這樣寫道：「我對他的書的指責就是，過於缺乏善。」他詰問，為什麼在這部小說中「沒有一個人物能夠通過一個善良的場景來撫慰讀者，讓讀者感到輕鬆？」接下來，他向年輕的作家指出了應當走的道路：「我在法國中部一個外省的僻壤之地，遇上過一個還相當年輕的女人。她智力超群，心中充滿激|情，又感到無聊：已婚，卻尚未成母親，無小孩需要撫養，需要她的愛，那麼她是如何來安排精神與靈魂的過剩的呢？（……）她開始成為一個積極行善之人（……）。她教人識字，教村民的孩子們道德文化，而且這些村民往往相互間住得非常遠。（……）在外省與鄉村中有著如此的靈魂存在：為什麼不也去表現他們呢？那樣就能振奮人，撫慰人，而我們對人類的看法只會因之變得更為全面。」（是我強調了這些關鍵詞。）ｒead•99csw•ｃoｍ九九藏書

我很想對這番不禁讓我想起以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說教的道德教育進行譏諷。但是，假如撇開回憶不談，說到底，當時法國最有威望的批評家要求一位年輕的作家通過一個「善良的場景」，去「振奮」和「撫慰」讀者，就那麼不妥嗎？那些讀者跟我們大家一樣，不也需要一些同情和鼓勵？況且，喬治·桑在大約二十年之後，在一封信中，也向福樓拜說了大致同樣的話：為什麼他要隱藏起對自己人物的「感情」？為什麼他不在小說中表達「個人見解」？為什麼他要帶給讀者「悲哀」，而她，喬治·桑，則更喜歡「撫慰」他們？她很友好地告誡福樓拜：「藝術並非僅僅是批評和嘲笑。」

在好幾個世紀里，繪畫與音樂都是為教會服務的，這並未使它們失https://read.99csw.com去它們的美。但是，要讓小說為一種權威服務，不管它多麼的高貴，對一位真正的小說家來說，卻是不可能的。想要通過一部小說去歌頌一個國家，甚至一支軍隊，會是多麼無意義的事！相反，弗拉迪米爾·霍蘭受到那些一九四五年解放了他祖國的士兵感人事迹的感染，寫下了《紅軍戰士》，這是一些讓人難以忘懷的美好詩篇。我也可以想象一幅弗蘭斯·哈爾斯的美妙畫作，表現一個在鄉村「積極行善」的婦女，身旁圍著一群小孩，她教他們「道德文化」。但只有一個非常可笑的小說家才會以這樣一位善良的婦女作為主人公，通過她的例子，來「振奮」讀者的精神。因為永遠不能忘記一點：各類藝術並非相同；每一類藝術都通過不同的門徑通向世界。在這些門徑當中，有一扇門是專門留給小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