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一批傑出的法國知識分子使得「存在主義」一詞大行其道。這個詞被用來命名一種新的趨向，不僅是哲學的趨向，而且也是戲劇與小說的趨向。作為他本人創作的戲劇的理論家，薩特以他一貫的善於用詞的本領，針對「性格戲劇」，提出一種「處境戲劇」。他在ｒeａｄ.９９ｃsw•cｏm一九四六年解釋說，我們的目的，是「探索對人類經驗來說最具共性的所有處境」，也就是能照明人類境遇的主要方面的處境。

有誰沒有在某一天問過自己：假如我出生在別處，出生在另一個國家，另一個時代，那我的生活會是怎樣的？這個問題包含著最普遍的九_九_藏_書人類幻覺之一，這一幻覺使我們把自己生活的處境視為僅僅是一個背景，是一個偶然的、可以替換的環境，而我們獨立而恆久的「自我」可以穿越其間。啊，能想象過著別的生活，過著十多種不同的生活，是多麼美妙啊！可別再做夢了！我們所有人都被絕望地釘在了我們出生的日期九*九*藏*書與地點上。在我們生活的具體而惟一的處境之外，是無法想象我們的自我的。我們的自我只有在這一處境中，通過這一處境，才能被理解：假如沒有兩個陌生人在某天早晨來找他，告訴他，他被指控了，約瑟夫·K就會是與我們所了解的那個人完全不同的人。

薩特的人格光芒，以及他作為哲學家和作家的雙重地位，也使得一種想法變得理直氣壯，認為在二十世紀戲劇與小說中出現的對存在進行關注的傾向是來自哲學的影響。這又是一個無法根除的錯誤，是錯誤中的錯誤，認為在哲學與文學之間的關係只是單向的，認為那些「敘述專家」，一旦必須有些想法，就只能向那些「思想專家」借取。然而，小說藝術悄悄地從它對心理的著迷（對性格的審視）轉向對存在的分析（對照明人類境遇主要方面的處境的分析）這一現象出現於存在主義在歐洲大行其道之前二十或三十年；而且，它並非從哲學家那裡獲得了靈感，而是由於小說藝術本身的演變規律。九-九-藏-書九_九_藏_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