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人類重大的衝突從善與惡鬥爭的天真解釋中解脫出來，並在悲劇的照明下去理解衝突，乃是人類智性一種巨大的能力。它使得人類真理致命的相對性顯示出來。它使人感到一種為敵人也討回公正的需要。但是，道德上善惡二元論的活力是不可戰勝的：我想起戰爭剛剛結束時我在布拉格看九-九-藏-書到的一出改編的《安提戈涅》。改編者將悲劇性扼殺在了悲劇之中，將克瑞翁變成了一個徹底毀掉了一名自由陣線女英雄的、可憎的法西斯分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將《安提戈涅》在政治上加以時事化的做法非常流行。希特勒不但在歐洲犯下了罄竹難書九_九_藏_書的暴行，還掠走了它的悲劇感。以與納粹主義的鬥爭為例，之後當代所有的政治歷史都被作為一種善與惡的鬥爭來經歷，來評判。戰爭、內戰、革命、反革命、民族鬥爭、起義、對起義的鎮壓都被從悲劇性的領土上趕走，在那些急於懲罰的法官的權威下一掃而光。這是否是一九-九-藏-書種倒退？墮落到了人類在悲劇出現之前的階段？但在這種情況下，倒退的是誰？是罪犯篡奪了的大寫的歷史本身？還是我們認識大寫的歷史的方式？我經常對自己說：悲劇性將我們拋棄了；而很可能，這才是真正的懲罰。

在有了痛苦的經驗之後，克瑞翁明白了那些對城邦有責任的人有遏九-九-藏-書制他們個人激|情的義務；堅信這一點的他與反對他、捍衛同樣合法的個體權利的安提戈涅產生了殊死的衝突。他絲毫不作妥協，她死去了，而他本人，在負罪感的重壓之下，只求「不再見到明日」。《安提戈涅》為黑格爾帶來靈感，使他寫出了關於悲劇性的偉大思考：兩個人物相撞擊，每一方都與一種九-九-藏-書部分的、相對的真理緊緊聯繫在一起，但是，假如只是看這一真理本身，它是完全合理的。每一方都準備好為之獻出生命，但只有以完全毀掉對方為代價，才能讓他捍衛的真理獲勝。因此，他們兩人都是既正確又有罪的。黑格爾說，對偉大的悲劇人物來說，有罪是一種榮譽。沉重的負罪感，使得後來的和解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