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謙卑地」，因為約翰屬於那些被人稱為二流的小說家。然而，不管是偉大的還是渺小的，他是一個真正的小說家：他不去複製綉織在預先闡釋的帷幕上的真理，他有著塞萬提斯式的撕裂帷幕的勇氣。我們讓恩格爾貝特先生從小說中走出來，想象他作為一個真實的人，開始撰寫他的自傳。他的自傳將跟約翰的小說一點都不相似！因為，跟大多數他的同類一樣，恩格爾貝特先生習慣於根據能夠從懸挂在世界前面的帷幕上看到的來評判生活。他知道，噪音現象，不管它如何讓他感到不舒服，終究是不值得感興趣的。相反，自由、獨立、民主，或者，從對立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剝削、不平等，那才是，一百個是，那才是嚴肅的概念，能夠賦予一種命運以意義，將一種九_九_藏_書不幸變得高貴！所以，在我看來一定是戴著耳塞撰寫的自傳中，他會著重強調他祖國重新找回的獨立，抨擊暴發戶的自私；至於「爆炸的魔鬼」，他會將它們趕到書頁的下方，作為一種無聊的瑣事而提到，至多博人一笑而已。

約翰寫他的小說時，一百個布拉格人中可能才有一輛汽車，或者，誰知道呢，是一千個人中才有一輛。正是在噪音現象（發動機的噪音）還很稀少的時候，它才以令人驚詫的新穎性呈現出來。我們可以從中推斷出一個普遍規則：一個社會現象的存在意義並非在它普及時，而是在它肇始時，才可以讓人以最大的敏銳感知到，也就是在它比後來弱小得多的時候。尼采發現，在十六世紀，教會在德國，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https://read.99csw.com方都要不腐敗些，正因如此，宗教改革恰恰就在那裡發生，因為，只有「腐敗的初始階段才被認為是不可忍受的」。卡夫卡時期的官僚主義跟今天相比，簡直是個無辜的孩子，然而正是卡夫卡發現了它的可怕，到後來，它就很平凡了，不再讓任何人感興趣。在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一些傑出的哲學家對「消費社會」進行批評。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批評已經如此可笑地被現實超越，以至於人們今天都羞於提起它。因為還必須提到另一個普遍規則：現實是沒有任何廉恥感地重複著的，然而思想，面對現實的重複，最後總是緘默不語。

還是一九八九年以後的一次回布拉格。從一位朋友的書架上，我隨意地抽出了亞羅米爾·約翰的一本書，九_九_藏_書他是兩次大戰期間的捷克作家。這部小說已被人遺忘了很久，題目是《爆炸的魔鬼》，這一天我是頭一次讀它。書創作於一九三二年左右，講述了一個大約在成書十年前的故事，發生於一九一八年宣告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最初幾年。恩格爾貝特先生是原哈布斯堡君主立憲制時代的林業顧問，他搬家到布拉格，以度退休后的殘年；但是，隨著不斷與新興國家那種咄咄逼人的現代性相衝突，他感到越來越失望。這是一個人人皆知的處境。然而，有一件事是從未被人提到過的，那就是，這一現代世界的可怕，恩格爾貝特先生的厄運，既非由於金錢的力量，也非由於暴發戶們的囂張，而是來自噪音；並非以前的暴風雨或鎚子的噪音，而是現在的發動機的噪音，尤其是汽車和hｔｔｐs://rｅad•９９ｃｓw.ｃom摩托車——「爆炸的魔鬼」——的噪音。

在一九二〇年，恩格爾貝特先生還對「爆炸的魔鬼」的噪音感到驚訝；接下來的幾代人就認為它是很自然的；噪音在讓人感到可怕，使人得病之後，漸漸地，又重新塑造了人；通過它的無處不在和它的持久，它最終成功地向人灌輸了對噪音的需求，以及與此同時的一種跟大自然，跟休息、跟快樂、跟美、跟音樂（音樂成了一種不間斷的聲音背景，失去了它作為藝術的特點），甚至跟話語（它不再跟以前一樣在眾多聲音中佔據特權的地位）的完全不同的關係。在存在的歷史中，這是一個如此深刻的變化，如此持久，以至於任何一場戰爭，任何一場革命也沒有能力製造出相似rｅad.99ｃｓw•ｃoｍ的現象。亞羅米爾·約翰謙卑地發現了這一變化，描寫了其開端。

可憐的恩格爾貝特先生：他起先住到一個居民聚集區的別墅內；就在那裡，汽車第一次讓他發現了將他的生活變成毫無止境的逃避的惡。他搬到另一個區，很高興，因為在他住的街上，汽車是不準通行的。但他不知道，禁行只是暫時的，晚上，他聽到「爆炸的魔鬼」在他窗下又開始轟鳴，憤怒不已。從此，他上床之前都要在耳朵里塞上耳塞，因為他明白「睡眠，這是人類最根本的慾望，因無法入睡而造成的死亡一定是最可怕的死亡」。他到鄉村旅店裡尋找安靜（但徒勞無益），到外省城市原先的同事那裡尋找安靜（但無濟於事），最後只能在火車上過夜，因為火車那溫柔而古老的噪音，能為他在被噪音包圍的生活中帶來相對平靜的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