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福樓拜來說，再沒有比對他的人物進行道德評判更為陌生了；弗雷德里克或戴洛里耶缺乏信念，並不使他們值得討伐或者不可愛；況且，他們遠不是懦弱或犬儒主義的人，而經常有進行英勇行為的需求；在革命的那一天，在人群之中，看到他旁邊的一名男子腰部中彈，弗雷德里克就「沖向前，義憤填膺……」但這隻是一時的衝動，並不轉化為一種持久的態度。

只有其中最天真的一個，迪薩爾迪耶，因他的理想而被殺。但他在小說中的位置是次要的。在一出悲劇中，悲劇性的命運佔據著前景。在福樓拜的小說中，只是在後景中，才可以隱約看到它一閃而過，如一道不知去向的微光。

可能沒有一個小說家像維克多·雨果在《九三年》（一八七四）中那九*九*藏*書樣，聽任自己受到悲劇性情感的誘惑。這是雨果關於偉大的法蘭西革命的小說。他的三個人物都化了妝，穿上正裝，給人的感覺是直接從畫上擺到了小說內：德·朗特納克侯爵，狂熱地忠誠于君主制；西穆爾丹，大革命的偉大人物，對它的真理性也同樣深信不疑；最後是朗特納克的侄孫，戈萬，在西穆爾丹的影響下，這位貴族成了大革命時期一位偉大的將軍。

我又一次要讓阿隆索·吉哈達的身影浮現出來；看到他騎上他的駑騂難得，出發去尋找偉大的戰役。他隨時準備好，為了一個高尚的事業而犧牲自己的生命，但悲劇並不需要他。因為從一誕生起，小說就對悲劇不予信任：不信任它對偉大的崇拜；不信任它的戲劇源九-九-藏-書泉；不信任它對生活非詩性一面的閉眼不見。可憐的阿隆索·吉哈達。在他那張悲哀的臉所到之處，一切都成了喜劇。

將這些人物變成一出悲劇中的角色的，是他們跟他們願意為之獻身的信念的完全認同，並真的就為之獻身了。在它五年前創作的《情感教育》（一八六九）講述的也是一場革命（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則完全處於一個與悲劇風牛馬不相及的世界內：人物有自己的觀點，但人微言輕，這些觀點沒有重量，沒有必要；他們經常變換觀點，並非因為有什麼深刻的智力上的重新審視，而是像他們換領帶一樣，只是因為他們不喜歡領帶的顏色。戴洛里耶看到弗雷德里克拒絕付他曾答應捐給雜誌的一萬五千法郎時，馬上，「他跟弗雷德里克ｈｔtｐｓ://ｒeａd.99cｓｗ.com的友誼就完了（……）。一種對富人的仇恨佔據著他。他轉向了塞內卡爾的觀點，並暗暗發誓為其服務」。在阿爾努夫人以她的貞潔讓弗雷德里克失望的時候，弗雷德里克「跟戴洛里耶一樣，希望出現全世界的大動蕩」。

塞內卡爾這位最積極的革命家，「民主派」，「人民的朋友」，成為一廠之長，傲慢地對待手下的人員。弗雷德里克對他說：「啊，作為一個民主派，您真夠狠的！」塞內卡爾：「民主不是個人主義的放任無羈，而是法律之下的共同等級，是工作的分工，是秩序！」在一八四八年的那些日子，他又成了革命家。後來，手中拿著武器的他又去鎮壓同一場革命。然而，將他視為一個習慣性地勤換外衣的投機分子是不公正的。不管是革九-九-藏-書命，還是反革命，他一直是同一個人。因為——而這是福樓拜的一個偉大發現——一種政治態度所倚仗的，並非一種觀點（這種東西是如此脆弱，如此輕飄！），而是某種沒有那麼理性，卻更為堅實的東西：比方說，在塞內卡爾那裡，是一種對秩序的根深蒂固的執著，一種對個體的根深蒂固的仇恨（正如他所說的，是對「個人主義的放任無羈」的仇恨）。

下面是他們故事的結尾：在一場極其殘酷的戰役中，大革命的軍隊包圍了一座城堡，朗特納克成功地從一個秘密通道逃遁了。然後，已經處於圍城者的危險之外的他，在田野中，看到了著火的城堡，並聽到了一位母親絕望的抽泣聲。就在那一刻，他想起共和國一個家庭中的三個小孩被作為人質，關在了一個鐵門背後，而他的九九藏書口袋中放著鐵門的鑰匙。他在此之前已經見過成百上千的死者，男人，女人，老人，都沒有心軟。但是，小孩的死亡，不，永遠不，怎麼也不能，他不能允許這樣！於是他又鑽進了同一個地下通道，當著他那些瞠目結舌的敵人的面，將孩子們從火焰中解救了出來。被捕之後，他被判處死刑。當戈萬得知他叔祖父的英勇行為之後，他那些確信無疑的道德準則動搖了：這個為了拯救小孩的生命而犧牲的人難道不應當寬恕嗎？他幫助朗特納克越獄，心裏很清楚他這樣做是自我判刑。確實，忠誠于大革命毫不留情的原則的西穆爾丹將戈萬送上了斷頭台，儘管他愛他如親生子。對戈萬來說，死亡的判決是公正的，他平靜地接受了它。當斷頭刀落下時，西穆爾丹這位偉大的革命家朝自己的胸口開了一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