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們再熟悉不過的「烏托邦」一詞，便來自托馬斯·莫爾的這本書，但烏托邦這個概念不是，莫爾這部據說完成於一五二八年的歷史名著其實只是普世性烏托邦概念的一個版本而已，只是烏托邦概念長河的中途一站而已，只因為人對更好或甚至完美世界的渴望是遍在的，久到幾乎和人的存在等長，廣到幾乎等同於人在地球之上散居分佈的實況。

現實有苦難，人有希望，這是烏托邦想像的真實基礎——畢竟，凡有井水之處，總是就免不了就會有苦難有挫折，並由此催生出來相應的希望，而當苦難和挫折巨大到某個臨界點（至於臨界點何在，則因人的忍耐力、敏感程度和未來預期的不同而異），人的希望便跟著膨脹到產生質變：它或者更接近絕望，不再眷戀並徹底掙脫苦難的現實而去，冥想出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美好世界來，這是某種宗教救贖的、或說某種心理治療意義的烏托邦概念，這種烏托邦的建構者比較自由比較輕鬆，他只要窮一切想像可及的儘可能美好就行了，不去考量其實踐的可行性，更遑論拿回到現實世界來使用，因此，他所揭示的與其說是一個世界，倒不如講是某種境界，比方說《阿彌陀佛經》中釋迦對他的大弟子舍利子的樂土描繪便是這樣，美到極點，同時但凡還有一點理智的人也都曉得不可能到極點。而另一種烏托邦的建構者，則選擇在徹底絕望之前一步硬生生煞住腳步，他們還願意最後一搏，某種又像預留遺書又像終極社會工程藍圖的最後一搏，因為苦難已巨大到一種地步，說明問題的糾結盤纏已不是任何局部性的糾正改良所能解決了，事情必須徹底地重新來過，這於是成為某種社會總體工程的，乃至於召喚著革命的烏托邦概念，建構者不能只憑愉悅的想像力，他還得面對可行性的難題，從政治、經濟、家庭結構、道德、法律乃至於人的日常三餐、衣著和行為舉止云云，柏拉圖的《理想國》便是這樣子，我們曉得，這個歷史上人氣排名第一的烏托邦便開啟於一場有關「正義」定義的辯論，而正方主辯的哲人蘇格拉底很快發現，在眼前這個問題叢生的粗陋現實世界中，完滿的正義概念是不可能成立的，因此世界得重新打造，從最基礎處開始一步也不能省。

所以說，以空想為名的烏托邦當然都是有當下現實基礎的，不論它是文學性的愉悅想像或者是社會工程的沉重藍圖，一定殘留了建構者身處特殊時空的特殊現實成分，由那個特殊時空的特殊重大難題所指引、所刺|激出來的某一特殊解答方式。這不是要不要、願不願意的問題，而是人的思維和想像必然受限於他自身特殊的存在。如此歷史時空的特殊著色，一方面使得任何烏托邦版本皆饒富歷史的趣味，可供我們看出當時困擾人的焦點難題所在，並因解答的不完備（不可能完備）暴露出當時的思維水平和經驗水平；另一方面，它也預告了任何烏托邦版本的宿命脆弱，不管它謙遜隱藏了或大言宣稱著超越一切時空的終極完美，它都不可能真正掙脫和完美不共容的歷史時間，因此，烏托邦永遠是一時一地的，像不同的花，開放在不同的土地不同的季節一樣，比方說生長於濕熱印度半島的佛家樂土必要的「清涼」（大陸五台山清涼寺寺名便是由此不假思索套用過來的），對北極圈住冰屋的愛斯基摩人不僅毫無意義，毋寧像是懲罰。

事實上，「烏托邦」一辭和「空想」等同起來，是稍後的事，是有人意圖實踐之後的歷史經驗判決，並非建構者原來的意思（我想，很少有人會認為自己是空想家，正如很少人會直接承認自己就是騙子一樣），托馬斯·莫爾以Utopia這個意為「不存在的地方」的字作為書名，原來只是某種語帶幾分幽默的敘事技巧，像講個遠方珍稀故事般方便事情細說從頭。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假託，借用一個非實存的人講一個非實存的國家種種，給予他現實所不寬容的言論空間，讓他有機會暢所欲言英國的種種不義之事，逃開從國王到教會可能的不滿和報復。

至少，莫爾這個烏托邦版本是很激烈的，我們很容易看出來，他寫書時腦中想的主要是英國的事，是富麗堂皇都鐸王朝的幽黯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