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韓非子的觀點，政治賢明的開始在於拋棄所有道德上的陳詞濫調，避開所有道德改革的努力。筆者堅信，如果我們能夠早一天停止談論人民的道德改革，中國就有可能早一天出現一個廉潔的政府，這麼些人堅持認為道德改革是解決政治腐敗的方法，這個事實本身就是他們幼稚的思維方式的標誌。表明他們沒有能力把政治問題作為政治問題來處理。他們應該看到我們在過去的兩千多年中，一直在重複著那些道德上的陳詞濫調，卻沒有能夠改善國家的道德狀況，以產生一個稍為廉潔、稍為美好的政府。他們應該看到，如果道德教化還有一點點用處，那麼中國今天就應該是一個聖人與天使的樂園了。我懷疑，人們，特別是那些官貝們，之所以津津樂道于什麼道德改革，是因為他們知道這些談論不會有害於任何人。其實，很可能所有道德衛士們的良心都有問題。我發現像張宗昌將軍這樣一些試圖恢復孔教並提高別人道德水準的人通常都娶了5至15個老婆。他們在勾引年輕女子方面也很有些手腕。我們講「樂善好施是美德」，他們也隨聲附和：「不錯，仁慈是件好事。」誰都沒有受害。另一方面，我卻從未聽到我們的官員們講法治政府，因為人民會回答說，「好的，我們將控告你，把你送進監獄。」所以，如果我們能早一天停止談論什麼道德，早一天討論如何實行嚴格的法治，我們就會早一天迫使這些官員正視這些問題，阻止他們裝模作樣地在外國租界內研讀什麼儒家的經典。

宿命論不僅僅是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它是儒家傳統意識的組成部分。這種信仰與社會等級觀念緊密相聯，有以下說法為證：「安份守己，聽天由命」，「順應天命」。孔子在談到自己思想發展過程時說「五十而知天命」，又說，「六十而耳順」。這種宿命論觀點是中國人個人力量與滿足的來源，可以用來解釋中國人為什麼心靈是那樣平靜。既然沒有人能夠在所有的時候都幸運，而且好運氣不可能同時降到每個人身上，所以人們便樂於承認這種不平等的合法性，認為是很自然的事。有雄心有能力的人總有機會通過科舉升遷。如果一個人由於自己的運氣和能力由社會底層升至特權階層，那麼只能說是這次輪到他了。一旦進入特權階層，他就會愛不釋手。地位的升遷帶來了心理的變化。他開始喜歡社會的不平等，喜歡他所有的特權，他愛上了這個地位，就像拉姆齊·麥克唐納愛上唐寧街一樣。麥克唐納走上那唐寧街十號的台階，呼吸著那兒的空氣，感到心曠神抬。事實上，每個現代中國成功的革命家的臉上都經歷過這樣一個轉變。他用自己的鐵蹄踐踏著出版自由，其賣力程度，並不下於他在革命時期譴責過的軍閥們。

他現在已經有了一個「很大的面子」。他可以凌駕於一般法律和憲法之上，更不用說什麼交通規則、博物館規定之類，這個臉面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生理上的。中國人生理上的面孔固然很有意思，而心理上的面孔則更為迷人，值得研究。這個面孔不能洗也不能刮，但可以「得到」，可以「丟掉」，可以「爭取」，可以「作為禮物送給別人」。這裏我們觸及到了中國人社會心理最微妙奇異之點。它抽象，不可捉摸，但都是中國人調節社會交往的最細膩的標準。

這種社會意識的缺乏，結果使所有的公共汽車公司都賠錢，所有的礦產公司都倒閉。這種社會意識的缺乏，也可見於其他許多方面，比如對圖書館規章制度的遵守，以及對國家法令的實行等問題上。大官們破壞大法律，小官們破壞小法律。於是社會紀律極端鬆弛，人們對社會規章制度普遍漠視。

縱觀整個國家的狀況，我們似乎可以確定，我們會像以前那樣繼續生存下去。1935年在日本和中國旅行過的人可以儘可能地在這幾方面作一個比較。日本人每天忙忙碌碌，總是在電車火車裡讀著一張報紙。一副固執的神情，堅定的下巴，眉梢上掛著民族災難即將到來的陰雲，堅信在下次的大決戰中，日本要麼摧毀整個世界，要麼被世界摧毀，並在為這一天作著準備。而中國人則穿著長袍大褂，寧靜安詳，心滿意足，逍遙自在，無憂無慮，似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使他從夢中醒來。你不可能同時在中國人家中作客、在中國餐館用膳、在中國街道上散步，同時又相信民族災難或世界災難即將降臨。中國人談到自己的國家時總是說它像「一盤散沙」，這每一顆沙子並不代表每一個人，而代表每一個家庭。另一方面，日本民族是（從語法上講，我們說中華民族「are」——複數的「是」，而日本民族「is」——單數的「是」）像一塊花崗岩一樣結合在一起的。這也許是一件好事。下次世界大爆炸可能會摧毀這塊花崗岩，但是頂多不過能吹散這些沙子。沙子還是沙子。

一次，在內地的某個汽車站，天下著雨，我看到有一位乘客經過一番拼搶之後，找到了一個座位，可這座位卻是司機的。車站的官員清他讓開，他執意不肯。他要是有一點「社會意識」，也會感覺到如果沒有司機，車裡的人誰也回不了家。然而他連這一點社會意識的火星兒都沒有。但是，我們如果進一步想，難道應該責怪他嗎？為什麼那麼多乘客只有一輛汽車？地方軍事長官把其他的車輛都徵用做軍事運輸去了。那位地方長官的社會意識哪裡去了呢？在這種系統失靈的情況下，人們被迫進行拼搶，大家都滯留在離家30英里以外的路上，天下著雨，人人都想儘快回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那位佔據了司機位置的人自動放棄座位，結果會是怎樣？這種情況很典型：它表明了農民式的禮貌和速度時代的不協調，證明了政治上的腐敗在促使著個人為生計不得不拚死爭奪，表明了建立在一種新的社會意識上的習慣的缺乏，而這種意識是需要時間才能建立的。

所以，儘管看起來很奇怪，然而，中國式的共產主義孕育了中國的個人主義。家庭內部的協作導致了帶有某種利他主義色彩的普遍盜竊癖。盜竊癖可以與個人極端誠實的品德并行不悖，甚至與慈善心腸并行不悖。這一點就是在西方也並不奇怪。那些社會支柱們，在中國，他們是在日報上拋頭露面最多的人，他們經常很慷慨地捐贈1萬美元給大學或醫院。其實，這些人不過是將從人民身上掠奪來的錢財再退回給人民罷了。在這一點上，東西方是那樣驚奇地一致。區別只是在西方，他們總是害迫被揭露，然而在東方，這些事情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哈定政權的極端腐敗，最後導致了一位官員被送上法庭。儘管這對那位官員很不公正，然而看起來，人們還是認為貪污受賄是不公正的事。

看起來，儘管不可能為面子下定義，有一點卻是肯定的，除非這個國家的每個人都丟掉自己的面子，否則中國下會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不過，老百姓本來就沒有什麼面子，問題是，當官的什麼時候才願意丟掉自己的面子呢？在警察局裡，面子被丟掉時，我們的交通才會安全；在法庭上，面子被丟掉時，我們才有公正的判決；在中央各部，面子被丟掉，面子政府被法治政府取代之時，我們才會有真正的共和國。

為了理解恩惠的含義，有必要了解中國人民多少年來美好而原始的質樸生活。中國人的社會理想一直是「寡政權，省刑罰」。個人的、人文主義的色彩總是會染在中國人的法律和政府的軀體之上。中國人對法律、律師，以及高度機械化了的社會，一概持懷疑態度。他們的理想是人民生活在高度的和平和閑適之中，並保持一定程度的原始的質樸。在這氣氛中，恩惠出現了；在這種氣氛中，古老中國最美麗的品德出現了——感恩，也即恩惠的另一面。這種感恩戴德之情在中國普通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農民中非常流行。一位受你恩惠的農民會一輩子記得你，記得你的恩惠。他還很可能在家裡為你豎一塊木牌子敬仰你，或者為你「赴湯蹈火」。確實，人民得不到憲法的保護，就只能乞憐于地方長官。然而，如果這位長官是仁慈的，那麼他的仁慈就要受到後人的熱情讚賞，因為它是無償給予的。有千萬個這樣的事例，人民圍著一位剛剛離任的，坐在轎子中的長官，跪在地上，眼裡浸滿了感激的淚水。這就是中國人感恩戴德最好的證明，是中國官吏所施恩惠的最好例子。人民只知道這是恩惠，不知道這是中國官吏們應該做的事。

如前所述，這種現象引起的唯一可稱道的後果是特權和貴族階層的消失。這又將我們帶到命運這個題目上來。使這種明顯的社會不平等得以延續的因素是：沒有誰會永遠被踩在腳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經常調換位置。我們中國人相信人總有出頭之日，「天理循環」。如果一個人有能力，有韌性，有雄心，他就可能升遷，爬得很高。誰知道呢？一個豆腐商的女兒很可能突然被一個有權勢的官員和陸軍上校看中，他的兒子可能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當上了市長的看門人。一位屠夫的女婿，本來是一個中年鄉村教師，現在突然通過了科舉考試，像我們在小說《儒林外史》中看到的那樣。一位紳士從城裡跑來請他去住在自己的府邪；另一位來和他「換庚帖」，結拜了兄弟；第三位是個富商，贈送了他幾匹絲綢，幾袋銀子；知府自己則送他兩個年輕女僕，一個廚子，以免去他那個農民妻子的廚房勞動。那屠夫遷人了城市中的新宅，滿心歡喜，完全忘掉了自己以前是如何欺侮這位女婿的。他說自己一向堅信女婿會有飛黃騰達之日。他現在隨時準備放下屠刀，靠女婿安度餘生。這些事情一發生，這位進士的出頭之日也就到了，我們羡慕他，但我們並不認為這是不公平的。我們稱之為「命」，或者「運氣」。

所以，特權正是平等權力的對立面。官員們正是民主的天敵。只有等官吏們願意限制自己階級的特權，享受少一些的行動自由，到法庭上去回答別人對他的控告，只有等到這一夭，中國才有可能在一夜之間變成真正的民主國家。然而，現在還不是。因為如果百姓要自由的話，官僚軍閥們還能有自由嗎？如果百姓享有人身自由不得侵犯的權利，官僚們不就失去了逮捕編輯，關閉報社，把別人的頭砍掉以治自己頭疼病的自由了嗎？（我的家鄉福建漳州的張毅將軍就是這樣做的。我公布了他的大名，因為他已死了。）每當人民對他們的統治者表示不滿，或者年輕人對父母提出異議時，我們就喊：「反了！反了！」意思是說天和地都倒個兒了，世界的未日到了。

所有的道德哲學，在社會上都是基於一種模仿的理論，在教育上則基於一種習慣的理論。社會教育的方法和途徑是從小建立正確的思想態度，這自然是從家庭開始的。這一切都沒有什麼錯。唯一的弱點是將政治與道德混為一談。結果對家庭來說是比較滿意的，而對國家來講則是災難性的。

中國人民能管理自己，他們也一直在管理著自己。如果「政府」這種東西能不干涉他們的事務，他們倒也很願意讓政府靠邊稍息。讓人民在10年中處在無政府狀態，不讓他們聽到「政府」這個詞，他們會在一起和平地生活，他們會繁榮昌盛，他們會開發沙漠，把它變為果園。他們會製作器皿並銷往全國。他們將創辦企業，開發地球上的寶藏。人們將不再種植鴉片，因為沒有人強迫他們去種，鴉片就自動絕跡了。他們將會省下足夠的錢以防旱澇飢荒等不惻風雲。取消那掛著「富國強民」招牌的稅務局，國家將會更富，人民將會更強。

這就是在中國https://read.99csw.com人所有社會交際活動背後所隱藏著的心理體系。找到更多這樣的例子並非難事。這些例子部說明中國人缺乏社會頭腦，而這一點尤使20世紀的西方人感到困惑，我講20世紀的人，因為他曾接受過19世紀人本主義的恩惠，有較寬闊的社會觀。這裡有一個典型的使人困惑的例子，它真正代表了中國人對社會工作的觀念。我想利用《論語》半月刊（中國一種無意識幽默雜誌）中一位地方軍閥關於群眾教育運動的講話。青年人受到美國人社會服務熱忱的感染，組織了一場「掃盲」運動。於是，這位將軍在講話中說，學生應該讀書，不要干涉公共事務。「人家做人家的事，吃人家的飯，你要打倒人家。」這種很有說服力的論點是：文盲們並沒有干涉你的事務，你們為什麼要去干涉他們呢？這些話簡短有力，就事論事。因為他們是直接地、毫不掩飾地發自講話者內心的話。對中國人來講，社會工作看起來總是在「管別人的閑事」。一個熱心於社會改革或者說是熱心於任何一項公共事務的人看起來總是有點滑稽可笑。我們給他的誠意打折扣，不能理解他。他這樣不厭其煩地做這些工作，目的何在？他想成名嗎？他為什麼不效忠於自己的家庭，設法升官發財，首先幫助一下自己的家人？我們的結論是，他太年輕，或者說他是一個異乎尋常的怪人。

家庭制度是中國社會的根基，由此而生髮出各種社會特點，這個家庭制度以及鄉村制度——家庭制度的更高一級階段——可以用來解釋中國社會中的所有問題。面子、人情、特權、感恩、謙恭、官吏的腐敗，公共機構、學校、行會、慈善事業、好客、正義，以及整個的國家機構，都源於家庭和鄉村制度，都借用這些制度的要旨及其外部結構，都在這些制度中發現了可以用來解釋自己特點的有啟發性的理由。從家庭制度中生髮出家庭觀念，從家庭觀念中生髮出一定的社會行為規範。研究一下這些問題，觀察一下人作為社會的人如何在缺乏社會頭腦的情況下行動是很有意思的。

中國今天所需要的並不是對政治家們進行道德的教化，而是給他們多準備一些監獄。在那些貪官污吏們可以大模大樣地定購去橫濱或者西雅圖的一等艙時，談論建立什麼廉潔政府，純粹是白費力氣。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正直或榮譽，而是簡單的法律處治，或者說是將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也不榮譽的官員們拉出去槍斃的勇氣。唯一能使官員們保持廉潔的辦法是威脅說一旦劣跡被揭露就要處以死刑。那些認為我所講的將人性置於法制之下的觀點傷了他們感情的官員們，就應該多少想一想自己是否願意在一個嚴格按照孔子仁政觀點管理的股份公司中投資，在這裏，股東們不舉行任何會議，不清理帳目，別人也不查帳，為債務問題潛逃的財務管理員或經理也得不到懲罰。中國政府正是以這種紳士風度管理著。如果現在的政府有了什麼改進，也是由於受了西方的影響。西方人敢於要求統治者清理帳目，不害怕這樣做會使自己失掉任何紳士的榮譽。然而，在中國政府得到徹底改造之前，它就永遠會像一個混亂的股份公司。這裏只有經理和職員們在牟取暴利，股東們卻在失去信心，都感到沮喪——他們就是中國的黎民百姓。

共產主義對社會生活的改變如此之大，一個農民可以直接到行政長官那裡去，把自己的竹子扁擔靠在衙門的牆上，面對面地與長官談話，就像和平常人談話一樣。這種思想在紅區已經根深蒂固，以至於國民黨官員接管一些這樣的地區之後，不得不放棄他們自己以前的衙門作風，像共產黨官員那樣和農民談話。然而，有些事情仍然在出毛病，而且是很嚴重的毛病。在國民黨以前的文件上有一些規定，如減少佃農對地主交的租子，建立農業銀行，禁止高利貸等。今後總有一天，他們要被迫真的這麼做。上海的當鋪仍然宣揚自己的慷慨，他們在門外的牆上大書「月息百分之十八」！

將中國人的「面子」與西方人的「榮譽」相混淆，無疑會鑄成大錯。中國以前的女子常為面子而死，那是因為她裸|露的身體被男人看見，正如西方一些婦女曾因為自己主了個私生子而願意去溺水自殺。然而在西方，一個男子被扇了耳光而不提出決鬥是失掉了「榮譽」，而不是面子。另一方面，一位「道台」老爺的丑公子去逛歌妓院而被拒絕，因此受辱。於是他回府之後帶著一班警察去逮捕那個歌女，並關閉妓院。他於是又爭回了自己的「面子」，我們一般不說他在保衛自己的「榮譽」。

然而在中國，我們所做的恰恰相反。我們並沒有假定他們是可能的無賴、騙子或竊賊，儘管我們早就應該這麼做了。相反，我們把他們當作了仁人君子。依照孔子的教導，我們希望他們是仁慈的統治者，愛民如子，我們期望他們誠實。我們對他們說：「干吧，公家的錢你就隨便使吧。我們不要你做公開的預算，不要你公布帳目。」我們對軍閥們說：「干吧，我們相信你會熱愛人民，我們願意讓你憑良心向我們收稅。」我們對外交官們說：「干吧，我們絕對信任你的愛國心，允許你締結任何一個國際條約而不用事先經過我們同意。」我們對行政官員們說：「如果你變成仁人君子，我們會給你立牌樓，永久瞻仰。如果你變成了無賴、騙子或竊賊，我們也決不會把你關進監獄。」再也找不出任何一個別的國家，其人民是這樣仁慈地對待他們的行政官員們。韓非子說，一切都大錯特鍺了。我們對官員們的道德天賦期望太高了，不免有些冒險。如果韓非子活在今天，他會建議我們把這些官員們假定為無賴、騙子或竊賊，並對他們說：「我們不會規勸你去走仁義之道。你變成了仁人君子我們也不會為你立牌樓，然而如果你變成了無賴、騙子或竊賊，我們就送你進監獄。」這倒是結束我們政治腐敗的更理智更迅速的辦法。

從溫和一些的觀點看，裙帶關係並不比其他各種形式的徇私偏袒更壞。一位部長不僅要把自己的侄子外甥安插在部里，還要將部里其他高級官員的侄子外甥安插|進來。還有一些官員地位確實高一些，並且給他寫了推薦信。除了那些挂名職務及「顧問職務」之外，還能將他們放在哪裡呢？經濟壓力及膨脹的人口的壓力是如此之大，有如此多的受過教育的人能寫文章卻不會修理汽化器或組裝收音機，以至每當一個新的公共機構的建立，或新官吏任職，頭頭們總會收到成百上干封推薦信。於是很自然，這種慈善與寬厚就從家庭開始了。因為家庭制度應該被中國人看作是中國人與失業鬥爭的傳統保險制度。每個家庭都要照管自己家裡的失業者，供給他們吃喝，之後的第二步就應該幫他尋覓一份差事。這種方法比慈善事業要好一些，因為它教給了那些不太幸運的人以一種獨立感，獲得這種幫助的家庭成員也會轉而幫助家庭中的其他成員。再者，那位掠奪了國家資財以肥自己的部長，他或許是為這一代，或許在為下面的三代、四代人聚集了50萬或1000多萬美元。他只不過是想光宗耀祖，做一個體面的家庭成員（我只想舉幾個死人的例子：王占元將軍，湖北省長，有約3000萬美元資產；吳俊升將軍，黑龍江督軍，更為富有，有大片的不動產，財富無以計數。只有上帝才知道熱河的湯玉麟有多少財產。他現在還活著）。貪污受賄，「敲詐勒索」，對公眾可能是罪惡，然而對家庭總是美德。因為所有的中國人基本上都是不錯的「好」人，所以正如辜鴻銘所說，在漢語語法中，最常見的動詞變化形式是「敲詐」的幾種形式：「我敲詐，你敲詐，他敲詐，我們敲詐，你們敲詐，他們敲詐」這是一個規範變化動詞，沒有任何特殊變化。

他們對錢的嗜好，迫使他們與富人們打交道。這裏，我們接觸到了中國真正的不平等。經濟上的不平等。在中國的城鎮，總是有一個陽性的三位一體：官、紳、富，以及陰性的三位一體：面、命、恩。陽性的三位一體通常是在一起共事的。一個好的行政長官要開出自己的一條路來，就得越過士紳與富豪直接與人民取得聯繫。有許多這樣的長官，但是他們的境況很艱難。他們需要親理政務，沒有整個衙門通常的那些便當。袁枚就是其中之一，當然還可以舉出許多。他們對人民是有好處的，但這種好處卻是時有時無的。

所謂的鄉村地方政府是無形的，它沒有市長或議員等人組成的可見的權威機構。這種政府是由年長者憑藉自己的年歲從精神上予以領導，也由紳士們憑藉自己對法律及歷史的知識從精神上子隊指導。從根本上講，它是用習俗和慣例這些沒有文字記錄的法律進行統治的。村民中出現不和時，年長者和族長，就被請來裁決是非曲直。裁決的依據，如前所述，並不僅僅是公理，而是「人性與公理」的結合。在沒有律師的時候，總是很容易看出誰對誰錯，特別是爭論雙方相互都很了解，生活在同一個社會傳統中，律師的缺乏使得正義成為可能。只要有正義、人心就會趨向平和。鄉紳作為一個階級比城市的紳士要純潔，儘管從經濟上講，他們仍然具有寄生性質。有一些傑出正直的學者，他們並不以處理訴訟為生，他們以自己的人格和學問的聲譽，與村裡的長者一起，受到村民的尊敬：在這些長者和學者的領導下，老百姓們日復一日地生活著。如果爭端仍不能解決，比如涉及犯罪或分割財產等，爭論雙方為了面子準備決一雌雄，他們就只得把案子送往衙門。然而，這隻是在雙方都準備犧牲自己的時候，因為他們通常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衙門。

缺乏社會頭腦的情況下，慈善事業怎麼可能在中國產生？為公眾利益所創建的集體事業在中國採取了何種形式？答案要到鄉村制度——家庭制度的更高一個階段——中去尋找。田園背景使得籌辦國家博物館的私人制度得到發展，它也使人們發展了一種鄉村意識，類似於一個紐約人或者芝加哥人的那種市民意識。從熱愛自己的家庭，發展到熱愛自己的宗族；從熱愛自己的宗族，發展到熱愛生我養我的土地。於是一種鄉土之情油然而生，漢語中也叫「同鄉觀念」。這種觀念將來自同一村鎮、同一地區、同一省市的人聯繫在一起，促使他們建起了地區學校、公共糧倉、商會、孤兒院，以及其他公共事業。這些東西基本上來自家庭心理，不脫離家庭模式。這種觀念是擴大了的家庭觀念，使得人們有可能進行一定程度的合作。

臉面這個東西無法翻譯，無法為之下定義。它像榮譽，又不像榮譽。它不能用錢買，它能給男人或女人實質上的自豪感。它是空虛的，男人為它奮鬥，許多女人為它而死。它是無形的，卻又靠顯示給大眾才能存在。它在空氣中生存，而人們卻聽不到它那倍受尊敬、堅實可靠的聲音。它不服從道理，卻服從習慣。它使官司延長，家庭破產，導致謀殺和自盡。它也能使一個不義之徒由於同鄉人的斥責而改邪歸正，它比任何其他供俗的財產都寶貴。它比命運和恩惠還有力量，比憲法更受人尊敬。它經常決定一次軍事行動的勝負，它可以推翻政府的一個部。中國人正是靠這種虛榮的東西活著。

「公共精神」是一個新名詞，正如「公民意識」、「社會服務」等名同一樣。在中國沒有這類商品。當然，有「社會事務」這個詞，比如婚禮、喪禮、生日慶祝、佛教儀式，以及一年一度的節日等。然而，英美社會生活中某些不可缺少的組成rｅaｄ•9９csｗ•ｃｏｍ部分，比如體育運動、政治、宗教都是中國社會明顯缺乏的。中國沒有教會，沒有教會團體。中國人避免談論政治，好像這也是一種虔誠的宗教信仰。他們不投票選舉，也沒有俱樂部會所之類的地方來辯論政治。他們並不著迷於把人們緊緊綁在一塊的體育運動，而這卻是英美社會生活的本質。當然，他們也玩遊戲，但這些遊戲卻適宜於中國人個人主義的特點。中國遊戲並不像板球那樣將遊戲者分成兩組，相互爭奪。協力配合這樣的事鮮為人知。在中國人孤僻的遊戲中，參加者自己為一方。中國入喜歡撲克，而不喜歡橋牌。他們一直在玩麻將，而麻將則更像撲克，而不像橋牌。在這種「麻將」哲學中，或許可以看到中國人個人主義的特點。

這裏，我想引用韓非子的一段話。他說：「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這已是一個很樂觀的估計——著者注），而境年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眾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韓非子否認「父母政府」有任何好處，因為即使是父母也未必能夠成功地管理自己的子女。期望統治者熱愛人民像熱愛自己的子女一樣，是不理智的。他冷靜幽默地問道：孔子以自己碩大的仁義聚攏來多少弟子呢？他在千千萬萬的人民中只聚集了70個弟子，這不是清楚地證明道德的無用嗎？期望所有的統治者都像孔子那樣以道德行事，期望所有的子民都像70個門徒那樣喜歡道德，這難道不是很不理智的嗎？他的這些話流露出一種令人愉悅的挖苦，淡淡的幽默，健全的理智。

這種觀念深深地紮根在中國人的頭腦之中，這種邪惡也不是局限於官吏身上，而是像大榕樹的根一樣，它把自己的蔭涼擴展到所有來到樹底下的人身上。我們中國人並不與這種榕樹鬥爭，而是設法鑽到榕樹的蔭涼下面去。我們不像美國人那樣彈劾官吏，或者把富人的窮子付之一炬，像布爾什維克那樣。我們設法去做他們的守門人，享受官吏們的樹蔭。

所以，他就可以對門徒曾子說：

然而，這些學士值得尊敬嗎？腦力勞動明顯地比體力勞動高級，這種不平等似乎非常自然。人類能夠征服動物界是因為人類大腦的高度發達。人類智力的發展證實了人類有能力控制動物界。然而，人們當然可以質問，從動物的立場上看，人類是否有權毀掉獅子老虎賴以生存的山林，使野牛失去自己的大草原。狗可能也會同意人類有這種權利，然而狼卻可能表示反對。人類僅僅是用自己更大的狡猾證明自己的權利。中國的學士們也是這樣做的。只有他們才知道知識的寶藏，只有他們才知道歷史和法律，只有他們才知道怎樣就可以通過巧妙地玩弄法律信仰中一個辭藻將一個人置於死地，學問是如此複雜，尊敬有學問的人也就是很自然的了。這些人構成了中國所謂的「上流」階層。我們再用森林作比。這些上流階層是寄生蟲，他們有辦法毫不費力地爬到最高的樹上去。中國所有的榕樹都被這樣的寄生蟲包圍著。換句話說，他們能爬到樹上，悄悄他說一句好聽的話，就可以吸吮大地的乳汁，順便地把一張委任狀塞進兜里。更有甚者，他們經常從樹那裡接受喝乾大地乳汁的責任。

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國人的所謂謙恭有禮。這一點常被誤解。中國人的謙恭有禮並不是愛默生的定義，所謂「做事情令人愉悅的方式」。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你在和誰打交道。他是你家的人，還是你家的朋友？中國人對家庭及朋友圈子以外的人那種禮貌態度正與英國人對其殖民地內其他種族的人的態度一樣。一位英國人對我說：「我們有一個優點，就是我們對自己人並不傲慢。」這對英國人來說，似乎也足夠了，因為他們「自己」就與社會等同了。中國人對朋友，對熟人並沒有什麼無禮舉動，然而對既非朋友又非熟人的人則不然。中國人作為一個社會存在，對自己的鄰居採取明顯的敵對態度，不管是和自己同乘一輛電車的乘客，還是和自己一起排隊買戲票的人。

韓非子對他的國家那些弊端的描述與當今中國的現狀何其相似乃爾。那些地方官員及老百姓的性格特點與現代人如此相仿，我們在談他的著作時，很容易就忘記他並不是在描述現代的中國。他把當時官府的腐敗和人民的漠然歸咎於法律保護的缺乏及制度的不完善。他沒有進行道德的教化，而是直截了當地認為政治體制有問題，人民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他說所有麻煩的產生都是由於缺乏「公開的和公平的法律」。他痛恨那些儒生們，把他們稱作一群喋喋不休的傻瓜。這個稱呼也適合於今天我們那麼多「穿長袍的愛國者們」。他說那時官吏的腐敗是受到鼓勵的，因為沒有刑罰。他說，「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垂，事敗則以富退處。」這些話完全可以用來形容大部分在大連或上海租界里居住的那些有閑階級的成員們。他說，正因為缺乏制度，人們的升遷要靠他與某黨派的關係，於是，他們的精力要放在社會應酬之上，而不是放在如何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之上。這些話放在今天是否也是真理，只有當官的以及當官的候選人，才最明白。

然而，官吏們對此都非常清楚。那些在北平等待分配地方行政官職的人們從內心裡，從與別人的談話中，都知道哪些地方「肥」，哪些地方「瘠」。他們也用華麗的辭藻談論什麼國民預算是「民脂民膏」。如果榨取民脂民膏也算一門科學，那它在方法的多樣化與獨創性方面完全可以和有機化學媲美。一個好的化學家可以將甜菜根煉成糖，一個更優秀的化學家可以從空氣中提取氮來製造化肥。中國官僚們的本領與化學家相比毫不遜色。

這種官僚制度的唯一可取之處是使中國失去了等級制度與貴族階層。衙門階級並不是像歐洲的地主貴族那樣可以世襲的，人們不可能認定哪些個人就永遠是貴族階級。沒有一個中國家庭可以吹牛說自己的祖先在過去的百年中從未做過體力活，就像某些法國貴族或者奧地利的哈普斯堡貴族一樣。孔子的家族除外，他們在過去的2000年中都未曾勞作。滿族軍隊在1644年征服中國之後，其後裔在過去300年間真正可以說是沒有做過工務過農；現在滿族王朝已被推翻，他們仍然拒絕勞動——我指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可供社會學學者們去研究，看一個階層的人們在被全國人民奉養了3個世紀之後，會產生什麼變化，因此他們是中國真正的「有閑階級」。但他們是例外的情況。在衙門階級與非衙門階級之間，通常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界線。

於是，恩惠就成了社會等級觀念的重要組成部分。邏輯上必然導致儒家「仁政」的理想，即由講情面的仁人君子所管理的父母政府。老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他講的難道不對嗎？孔子天真地認為國家有足夠的仁人去管理人民，他顯然計算失誤了。在人類生活的田園式質樸階段，這種理論可以行得通，然而在當今飛機和汽車的時代，這種理論註定要失敗，它已經悲慘地失敗了。

平心而論，孔子從來沒有試圖讓家庭意識取代社會或國家意識，並使之成為一種擴大了的自私自利——這個結果，他老人家並未能預見到，儘管他有那麼多實用的智慧。家庭制度的罪惡在韓非子的時代（公元前三世紀末）就已經很明顯。我認為，韓非子是當時最偉大的政治思想家。他在著作中所描述的當時的政治狀況與現代中國的情形相比較別無二致。比如裙帶關係，徇私舞弊，損公肥私，政治家建立豪華的別墅，對犯讀職等罪行的官吏沒有任何懲罰，缺乏公民意識，以及普遍缺乏社會意識。這些問題，韓非子早已全部闡明，所以他主張出路在於法治的政府。他自己的結局，卻像蘇格拉底那樣被迫服毒自殺了。

中國以前並沒有「家庭制度」這樣的社會學名詞，我們只知道家庭是「國家的基礎」，或者說，是人類社會的基礎。這種制度給我們所有的社會生活增添了色彩。這種制度是與個人有關的，正如我們有關政府的觀念一樣，是帶有個人感情|色彩的。這種制度給我們的孩子們上的第一課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責任，相互調整的必要，自製、謙恭，明確的義務感，對父母感恩圖報和對師長謙遜尊敬。這種制度幾乎取代了宗教的地位，給人一種社會生存與家族延續的感覺，從而滿足人們永生不滅的願望。通過對祖先的崇拜，這種制度使得人們永生的願望看起來是那麼切實，那麼生動。這種制度培植了家族的榮耀感，就是在西方也很容易就能看到的那種榮耀感。

衙門家庭又正可以比做榕樹。它們的根與根相交錯，再交錯，像扇子一樣展開。而中國社會就像是一個山上的榕樹林，經過一個調整過程，這些樹都在太陽底下爭到了一塊地盤，相互和平共處。有一些樹所處的位置較其他為好，他們就相互維護並保持住自己的位置。正如當代中國流行的俗語，「官官相護」。普通人民就是土地，供給這些大樹以營養，使他們成長。正如孟子在為仁人與普通人的區別辯護時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一次，齊王問孔子治國之道，孔子授之以社會等級觀念，齊王大呼，「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於是，這些樹在陽光的照耀下，吮吸著大地的乳汁，茁壯地成長著。有一些樹長得更健壯一些，它們從大地吮吸了更多的乳汁，那些在大樹下乘涼，並感嘆于樹上綠葉的人們並不知道這是大地的功勞。

這樣的特權總是那麼令人振奮，那麼迷人。怪不得那些現代的官吏們，即使被撤職，也不願放棄這些特權。沒有一個享受著這種特權的人不感到自己非常榮幸，非常滿意。把這些現代官僚們稱為「公僕」，簡直是對民主的莫大污辱！他們在自己的通電中，可能會使用這個名詞，但他們在心裏卻痛恨它。1934年，曾經有一位高級官員的司機不聽交通燈指揮，在一個擁擠的路口，橫衝直撞。一位警察企圖阻止他，他便拔出手槍把警察的大拇指打了下來。這就是他的官火燃燒的熊熊火焰。是的，特權這個東西確實不錯，官火今天仍在熊熊燃燒。

在本鄉，這種鄉村精神使當地人民能夠建立一種公共管理制度，這是中國真正的政府。只有討厭的衙門收稅員以及大吵大鬧地到農村出公差招募人員的士兵們才知道還有個「中央政府」。在以前的帝國時代，政府很少向人民徵稅，正如村裡人常說的「天高皇帝遠」。徵募士兵的事也鮮為人知。天下承平之時，既無戰爭也沒土匪，只有地痞流氓才會想到去當兵。如果國家不太平，就很難分清誰是政府士兵，誰是土匪，也沒有必要作這種區分。這樣的區分在邏輯上也站不住，至於法律和正義就更談不上了。人們總是避開法庭，95％的鄉村糾紛是由那裡的長者們來解決的。牽涉到一項訴訟中去，本身就不光彩。體面的人們都以自己一生從未進過衙門或法庭而自豪，所以，中央政府的三項最重要的職能：徵收捐稅、維持和平、維護正義，與普通老百姓很少有什麼關係。根據中國的政治哲學，無為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事實也總是如此。中國真正的政府可以被描繪為鄉村社會主義。適合一個鄉村的東西，其基本精神也適合於城鎮。

對這種仁政的批評，最細緻、最公正、最尖銳不過的要算2100多年以前的韓非子了。他是「法家」的哲學家，生活在孔子之後約300年htｔｐs://rｅad•99csw.coｍ的時候。他是法家中最後一個，也是最偉大的人物。他贊成法治的政府，而不是人治的政府。他對人治政府的弊端作了尖銳的分析。他所描述的中國當時的政治生活狀況，與現代中國的狀況是那麼驚人地相似。如果他是在今天向我們講話，那是絕不需要修改一個字的。

在這種氣氛中產生的恩惠，它來自當權者和需保護者之間的私人關係。然而，它可以取代法律，事實也往往如此。一個中國人被捕了，或許是錯捕，他的親戚本能的反應不是去尋求法律的保護，在法庭上見個高低，而是去找長官的熟人，去求他的「恩典」。由於中國人非常重視個人關係，重視「情面」，這個去求恩典的人如果「面子」足夠「大」，他的說情往往能夠成功。這樣，事情總是很容易，比那耽延時日的官司花錢要少得多。於是，在權勢者、富人、有關係的人與那些不太幸運的、沒有關係的窮人之間產生了一種社會的不平等。

戰鬥的失敗，帝國被葬送，皆因將軍們在為自己應該得到什麼樣的尊稱而爭吵所致，皆因他們為接受失敗的一些無關緊要的方法意見不同所致，而不是由於戰略戰術上的分歧。人們在激烈地爭吵，法庭內的鬥爭也在繼續，而聰域的仲裁人知道，壓根兒就沒有什麼實質的東西在阻止雙方達成一致的意見。他們唯一需要的是一個體面地退出的辦法，或者是承認錯誤的合適的措辭。一位將軍使一個政黨分裂，改變了一場革命事業的進程，只不過是因為他受到一個同僚的當眾侮辱。男人們願意辛苦勞作整個夏天，不過是為了使廠次葬禮儀式能夠與這個家庭的地位或面子相適應，而一些瀕於破產的古老家庭，願意使之破落下去，靠借債度日，也是由於同樣的原因。

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在政治生活中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缺乏一部憲法，缺乏民權思想。這個特點根源於一種不同的社會和政治哲學。它將道德和政治混為一談，是一種道德和諧的哲學，不是一種力量的哲學。制定一部「憲法」的前提是認為我們的統治者們可能是一些無賴、騙子或竊賊。他們可能會濫用職權，侵犯我們的「權利」。於是我們可以依靠憲法來保護我們的權利。而中國人有關政府的觀念卻恰恰與此相反。我們認為政府官員是「父母官」，他們實行的是「仁政」。他們會像照看他們自己的孩子們的利益那樣照看人民的利益。我們放手讓他們去處理一切事務，給予他們絕對的信任。我們把數以百萬計的錢放在他們手中，但從不讓他們彙報開支情況。我們給了他們以無限的權利。卻從未想到過如何保護自己的權利。我們把他們看作是仁人君子，有教養的紳士。

中國人為什麼如此缺乏公共精神呢？實際上，中國人並不是基督教傳教士們想象的沉浸在罪惡之中的異教徒，儘管「異教徒」這個名詞，以基督教蔑視和批判的力量，似乎非常適合於中國人。如果傳教士們能設法理解他們，追根溯源，他們的看法可能會轉變一些，因為在這種現象的背後，是一種不同子基督教的社會哲學。這種區別是觀點的區別。現代最有教養的中國人仍然不能理解為什麼西方婦女會去組織什麼「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為什麼去管狗的事，而不呆在家裡照看自己的孩子，我們的結論是：這些婦女沒有孩子，所以沒有什麼更有益的事情可做。這種推斷也許往往是正確的。我們面前的矛盾是家庭觀念和社會觀念之間的矛盾。如果我們繼續深究，會發現家庭觀念無時無刻不在起著作用。

問題似乎已經很清楚。在中國，實際上只有兩個社會階級。一個是衙門階級，他們遠在歐洲人還沒有來到中國之前就享受著治外法權，也不用領事裁判；另一個是非衙門階級，他們納稅，守法。講的稍微殘酷一些，中國只有兩個階級，在競賽中跑在前面的狗與落在後面的狗，他們也經常調換位置。中國人以自己樂觀的宿命論，高尚地完美地忍受著這種安排。在中國，沒有固定的社會階層，只有不同的家庭。他們隨著命運的沉浮而沉浮。有幸運的衙門家庭，也有不幸的家庭，後者的兒子沒有在衙門中管事，女兒也沒有嫁入衙門。實際上，沒有一個家庭是沒有什麼聯繫的。很少有一個中國人的家庭不會通過婚姻或通過熟人找到一個遠房的堂兄，該堂兄又認識一位張先生的三公子的教師，而這位張先生的媳婦是某位官僚的太太的妹妹，這個關係在有官司要打的時候是極有重要價值的。

總之，家庭制度恰好是個人主義的反動。它拉著人後退。正如賽馬的職業騎師用韁繩把那向前猛衝的阿拉伯馬拉回來一樣。如果這是個優秀騎士，他就能幫助這匹馬贏得這場比賽。然而，有時騎士並不那麼優秀；有時阻止賽馬向前奔跑的也不是騎士，而是一輛不中用的貨車。如此，中國社會就不需要良種的阿拉伯馬了，最好的證明就是我們的確沒有良種馬。我們把它們謀殺刺死，趕進山林，或送進精神病醫院去了。我們需要的只是從容不迫，沉重緩慢地拉車的馬。這樣的馬，我們有許許多多。

簡而言之，我們可以說，在韓非子時代以及我們當今的時代，有兩種對立的政治觀點：儒家的仁政以及法家的法治而不是人治。儒家思想假定每個統治者都是仁人君子，從而把他當作紳士對待；法家則假定每個統治者都是無賴、騙子或竊賊，所以在政治體系中採取種種措施防止他將不正當的企圖付諸實施。很明顯，前者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後者是西方人的觀點，也是韓非子的觀點。正如韓非子所云，我們不應該期望人們的行為端正，但是我們應該能夠防止他們的行為出軌。這就是法家哲學的道德基礎。換言之，我們不能期望我們的統治者是仁人君子，總是在正義的大道上穿行。我們應該肯定他是假定的囚徒，並想方設法阻止這些可能的犯人魚肉人民、出賣國家。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后一種制度效果更為明顯，它可以制止政治上的腐敗。這樣做比等著這些仁人君子們良心發現要高明得多。

我們今天仍然是有太少的公民，大多的私人。其原因在於缺乏足夠的法律保障。這與道德無關，罪惡在制度。如果一個人有公共精神，他就會有危險。那麼很自然，他就會對國家大事採取漠然置之的態度；如果對貪婪腐敗的官吏沒有懲旬，那麼，要求人們不貪婪，不腐敗是對人性提出了過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這種等級理論卻帶來了特權，對那些可以享受特權的階層，以及羡慕這些特權階層的人們不無魅力，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尊敬老人無疑是好事，然而尊敬學者與官員卻既是好事，又是壞事。社會對「狀元」——科舉考試的第一名——的擁戴和歡呼，使每一個母親都動心，你看他騎著高頭大馬，由皇帝親自裝飾，作為全國第一也是最聰明的學者在街上走過，真正是一個名符其實的迷人王子。作為頭名狀元，他應該是很漂亮的，這一點也很重要。這就是作為一名卓越的學者所得到的榮耀，一個中國官員所得到的榮耀。他每次外出，都有人為之鳴鑼，宣告他駕到，衙役們在前面開道，將過路人逐向兩邊，像推垃圾一樣。這些衙役們也總是分享著王子的權力與榮耀，他們就是偶或打傷甚至殺死一兩個人又有何妨！

韓非子的著作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章節，其中有一個很有意義的名詞「公民」。這個章節試日解釋中國老百姓對國事普遍的淡漠。他說：「民之政計，皆就安利而避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而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眾矣。」

社會等級觀念，或稱「人各得其所」的理想，以一種稀奇的方式將平等的觀念閹割了。認識到這一點，對於理解中國人的社會行為的精神，好的也罷，壞的也罷，都很重要。中國文人學者的脾性要強調各種各樣的區別，如男女之別（如前所述，導致了對婦女的幽禁），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別，青年人與老年人之別，等等。儒道總以為自己所給予的是文明的影響。所以，儒家到處傳播這種區別，到處建立社會等級和社會秩序。他們期望用一種道德的力量把社會綁在一起，向統治者宣傳仁慈善行，向被統治者宣傳恭順服從，老年人要慈祥和藹，青年人要尊敬老人，哥哥要「友與兄弟」，弟弟要謙恭。這裏強調的並非社會平等，而是嚴格的等級之別，或稱有等級的平等。漢語中，「五倫」的「倫」字，意謂階層內的平等。

中國的個人主義在中國的新聞系統中可見一斑。中國人辦報紙就像他們玩麻將。我曾經見到過中國人是如何編輯他們的日報的。這裏，總編的職責僅僅是寫社論。專門負責國內消息的人有自己的版面，負責國際新聞的人有自己的版面，專管城市新聞的人也有自己的地盤。這4個人在管理各自的部門時就像那麻將桌上的4個遊戲者，每個人都在猜測其他人手裡有什麼牌。每個人都試圖湊齊自己的一副牌，而把那些沒有用處的竹子扔出去供別人選擇。如果國內新聞有富裕，其內容則可以很方便地流向城市新聞版，這是無需向讀者說明的。如果城市新聞版也已過分擁擠，則可以轉向兇殺火災版。沒有必要區分什麼是頭版新聞。沒有選擇，沒有配合，也沒有陪襯。每個編輯都可以在他認為適當的時候打住，一切從簡。加之編輯和讀者都是夭生的個人主義者，發表新聞是編輯的事，而尋找新聞卻是讀者的事，互不干涉。這是中國一些最古老、最龐大，發行量最大的報紙迄今為止仍在奉行著的編輯方針與編輯技巧。

把孔老夫子稱作道德思想家，他的懦弱的道德說教被尊崇為「政治」理論，這實在是命運對他開的奇特的玩笑。讓仁慈道德的人來管理政府，如此異想天開的觀點，連大學二年級的學生都哄不過的。如果這種觀點能行得通，我們滿可以依靠汽車司機自發的謙恭有禮去調節紐約百老匯大街的交通秩序，而無需紅綠燈了。任何一個有點頭腦，有點歷史常識的學生都會看到依靠所謂道德的力量，用孔子的方式建立起來的政府總是世界歷史上最腐敗的政府之一。原因之一併不是因為中國的官員們比西方官員更墮落。一個簡單而無情的事實是，如果你把這些官員當作正人君子，正如中國人一直做的那樣，結果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會成為真正的君子，十分之九的人會成為無賴、騙子或竊賊。然而，如果你把他們當做無賴、騙子或竊賊，用監獄相威脅，正如西方人做的那樣，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變為無賴、騙子或竊賊，十分之九多的人成功地使老百姓相信他們是仁人君子。結果你至少得到了一個表面上廉潔的政府。即使是這樣一個表面上的東西也是值得爭取的，這是中國早就應該爭取的，這是韓非子兩千多年以前的忠告，那也是在他被迫服毒之前的事。

社會等級觀念，人們也通常這樣稱呼儒教，是支配著家庭制度的社會哲學。正是這種觀念在維持著中國的社會秩序。這也是社會結構與社會控制的原則。它的中心思想是等級，也即「名分」。它給予每一個男人女人以一定的社會地位。與人文主義「凡事備得其所」的理想一致，社會的理想是「凡人各得其所」。「名」即「名稱」、「名義」，「分」即「本分」、「義務」。儒教實際上被稱為「名教」。一個名就是一個頭銜，給予某人在社會上以特定的地位，並明確了他與別人的關係。沒有名，沒有一個特定的社會關係，人們就不知道自己的「分」，或者說是在這種關係中自己的責任。所以他就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行為。懦家的觀點認為九-九-藏-書，如果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地位，並使自己的行為與自己的地位相稱，社會秩序就有了保障。「五倫」中的四項關係都與家庭有關。這五大倫理關係是：君臣關係、父子關係、夫婦關係、兄弟關係和朋友關係。這最後一項的朋友關係，可以說，是和家庭一致的，因為朋友是可以包括在家庭圈子裡的人——「家裡的朋友」。於是家庭就成了所有道德行為的出發點。

的確，中國的任何一個家庭都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單位，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指導著自己的各項活動。互相幫助發展到了一種很高的程度，一種道德義務和家庭責任榮譽感促使他們要相互提攜。有時，某位兄長要遠涉重洋去幫助一位破了產的弟弟恢複名譽。地位較高、事業較成功的家庭成員，即使不負擔全部家用，通常也要承擔其中的大部。一個人供養自己的侄子和外甥上學是常見的事，不需要特別讚揚。一個成功者，如果他是一個官吏，往往把最好的差事分配給自己的親戚。如果當時沒有一個現成的職務，他會製造一個閑職出來。這種掛閑職領乾薪主義和裙帶關係逐漸得到了發展。加上經濟的壓力，它就成了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來破壞任何政治改革運動，而不是被改革運動摧毀。這種力量如此之大，任何不屈不撓的改革勢力，不管其用意多麼崇高，最終都會證明是失敗的。

孔子還說：

所以，在他的思想體系中加入了道家的成份，「明君無為于上」。君主不應該有所作為，因為他看到以前的君王一般都無所作為，政績平平。所以應該有一部政府機器，它的運轉是那麼公平，那麼完美，我們的統治者是否明達則無關緊要了。於是，君主就成了一個挂名的國家元首，就像當代君主立憲的政府一樣。英國有一個國王為建築物奠基，為輪船命名，為人們授勛。但是，這個國王對國家來說並不重要。他是好是壞，聰明與否，或者比較一般，都無關宏旨。制度自己在運轉。這實質上就是君王無為的理論，它由韓非子予以闡釋，並在英國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這樣一個社會並不是沒有其迷人與美好之處。比如，尊敬老人就一直令人感動不已。羅斯（A. E. Ross）教授曾經指出，中國的老人給人印象最深。他們比西方的老年人要高貴，看上去更體面。西方的老人們則被迫感到他們在各方面都已經度過了自己最有用的時期，現在正無償地由孩子們供養，似乎他們在壯年時，並沒有盡了撫養兒女的職責！西方的另一些老人們則不斷地向人們呼喊，說他們在精神上還很年輕，結果使自己看起來更滑稽可笑。沒有一個有教養的中國人會無緣無故去惹惱一位老人，正如沒有一個有教養的西方人會故意激怒一位女士。這些細微的感情現在已經喪失掉了一些，但在大部分中國家庭中還依然存在。這就是為何老年人總是那麼清靜和悠閑的原因。中國是唯一能使老人獲得清靜悠閑的國家，我相信這種對老年人的普遍尊敬比世界上盛行的老年救濟金要好一千倍。

社會等級觀念與等級內平等的觀念導致了中國某些社會行為規範的產生。這就是三個不變的中國法則，比羅馬天主教的教義還要永恆，比美國的憲法還要權威。它們是正在統治著中國的三位女神，不是蔣介石，也不是汪精衛。它們的名字是面子、命運和恩惠。這三位姐妹過去統治著中國，現在也如此。唯一真正值得一試的革命是反對陰性三位一體的革命。問題是這三位女人是那樣地斯文，那樣地迷人。它們使我們的祭司墮落，向我們的統治者獻媚，保護強者，引誘富豪，麻醉窮人，賄賂有雄心壯志的人，腐蝕革命陣營。它們使司法機構癱瘓，使憲法失效。它們譏笑民主，蔑視法律，拿人民的權利開玩笑，踐踏所有的交通規則、俱樂部規則和人民的家園。如果它們是獨裁的君主，長得很醜，就像狂怒的復讎女神，那麼，它們的統治就不可能長久。然而，它們的聲音是那麼溫柔，辦法是那麼和緩，腳步輕輕地走在法庭之上，指頭在靜靜地，嫻巧地移動，讓正義的機器停止運轉；與此同時另一隻手卻在撫摸著法官的面頰。是的，崇拜這些不信教的女性會給人帶來異常的舒適。因為這個原因，它們的統治還會在中國延續一些時候。

中國人將社會分為四等，依次為：士、農、工、商。在中國這樣一個長期的原始農業社會中，這種精神基本上是民主的。階級之間沒有敵對情緒，因為沒有這種必要。價級之間的交往，除掉我們已經提到過的衙門階級以外，並沒有被「階級感情」和勢利觀念所阻斷。這種社會統治發揚得最好的時候，一個富商或者高官顯貴可能會請一位樵夫到自己府上喝一杯茶，並且親切友好地閑談一陣。不過，較之於英國莊園主和農夫之間的談話，他們可能還要少一些謙卑：農民、工匠、商人，都是大地乳液的一部份，所以他們都是謙恭、安靜、自尊的公民。根據儒家的理診，農民被排在這三個階層首位，因為糧食意識很強的中國人總是很清楚每粒穀子的來源，他們對之感激不盡。農民、商人和工匠，都把學士們看作一個應該享受特權與其他待遇的階層。鑒於學習中國書面文字的困難性，這種尊敬是發自他們內心的。

如果你問為什麼沒有合作，答曰：因為沒有社會頭腦。如果總編輯試囹進行某些改革，而將阻礙改革的城市版編輯辭掉，那麼他就違犯了中國家庭制度的原則。他為什麼要干涉別人的事務？他是想把那位編輯逐出報社，砸掉他的飯碗，使所有靠他生活的人都挨餓嗎？如果這位城市新聞版的編輯的妻子是報紙所有者的侄女，總編能將他解僱嗎？如果他還有一點中國人的社會意識，他就不會這樣做。然而，如果他剛剛從美國密蘇里新聞專科學校留學歸來，那麼他馬上就得從總編的位於上退下來。另外一位知道如何用中國方式辦事的人將接替他。舊的情形將繼續。讀者們將搜尋自己想看的消息，報紙仍將擴大它的發行量，仍將大賺其錢。

在當代農村，我們還有第四個統治者。在某些地方，代之以三位一體統治的是四個巨人攜手並肩：官、紳、富、匪。有時地方宮豪退出，則還有三位。無怪乎土地的肥力越來越小了，無怪乎共產主義成長起來了。即使沒有蘇俄理論的影響，共產主義也不會找到一個更理想的生長土壤。共產主義者無情地反對劣紳與地主，他們生活在人煙稀少的地區，沒有固定住處，骨瘦如柴。他們被稱作「匪徒」。他們應該被看作是人民的經濟反抗，與蘇俄的理論並無多大關聯。這都因為孔子在他的「五倫」學說中，忘記了給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關係下個定義。

總的看來，與沒有什麼臉面的人同行，與比有太大的臉面的人同行，要安全得多。在揚子江上的一條輪船上，兩個士兵執意要船長給他們一個面子，允許他們進入一間嚴禁入內的、裝有整箱硫磺的房間。他們進去了，並且不顧買辦的勸告，坐在箱子上抽煙，而且亂扔煙蒂，結果輪船被炸，這兩位士兵成功地保全了自己的面子，卻未能保全自己的性命，得到的只是兩具燒焦了的屍體。這些事情和知識與教養無關。5年以前，上海有位受過教育的中國將軍，認為自己的面子大到可以帶著超重的行李登上飛機，任憑機組人員抗議、規勸與請求，一概無用。不僅如此，他還要求再給點面子，命令飛行員駕機繞場一周，給那些前來為他送行的人一飽眼福。因為這位軍人有權有勢，這個面子他也得到了。然而，駕駛員的精神卻多少有點緊張，飛機起飛后東倒西歪，撞在一棵樹上。將軍最終為自己的面子丟掉了一條腿。任何認為自己的面子大到可以帶超重的行李上飛機的人都應該丟掉一條腿，併為之感激不盡。

家庭制度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是前後一貫的，它堅信一個由好兄弟好朋友組成的國家一定是個好國家。然而，在現代人看來，儒學在社會關係中忽略了每個人對自己不相識的人所應有的社會職責，這種忽略的災難性是嚴重的。撤馬利亞人樂善好施的品德在中國鮮為人知，實際上受到人們冷落。從理論上講，這種品德已經體現在「互惠主義」中了。孔子說，仁者「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然而，這種與「他人」的關係並未包括在五種最重要的關係中，沒有詳細給予說明。家庭與朋友一起組成了一座有圍牆的城堡。城內是最大限度的共產主義大協作，相互幫助；對城外的世界則採取一種冷漠無情，一致對抗的態度。結果正如人們所見到的那樣，家庭成了有圍牆的城堡，城牆之外的任何東西都可以是合法的掠奪物。

除了已經談過的裙帶關係和社會腐敗之外，家庭制度還造成了其他一些社會問題。這也許可以總結為缺乏社會紀律的家庭制度使所有社會組織形式都歸於失敗，比如它通過裙帶關係使國家的行政機構失去功能。它使「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這倒也不壞，壞就壞在人們把自己家的垃圾倒在了鄰居的門前。

中國人民主的可愛之處在於，以這種手段巧取豪奪的錢財總是又滲漏回到人民手中，不是通過向大學捐款，就是去資助那些依靠他或者侍奉他的人，包括他家的僕人。那位「敲詐」他的僕人只不過是在幫助他把錢還給人民。僕人這樣做感到問心無愧。僕人背後也有一大堆家庭問題，與主人的家庭問題雖然範圍不同，性質卻無二致。

家庭倫理甚至涉足我們的旅行與運動。《孝經》（從前的學童都要背誦的）中發展了一種理論，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孔子的門徒曾子臨終前說：「啟予足，啟予手。」即要人們檢查他的手足，沒有任何損傷，可以完整地交回給自己的祖先，這與宗教感情已相差無幾。家庭倫理限制了我們的旅遊，孔子說：「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於是，最佳形式的遊歷，亦即漫無目的、不期望達到任何特定地點的旅遊，從理論上講是不可能有的。孝子「不爬高，不涉險」。所以，在阿爾卑斯俱樂部里，沒有一個孝子。

是家庭，而不是任何的世襲階層，構成了社會單位。這些家庭萬花筒般地上下沉浮，每個已過不惑之年的人都曾親眼看到一些家庭發跡起來，而另一些家庭則衰敗下去。社會民主在西方或者中國都不是由憲法所保障的，而是像人們所說由我們的回頭浪子們來維繫的。在這些回頭浪子中，有許多人由於揮霍，使得一個永遠富裕的家庭不可能產生。他們就這樣變成了民主的堡壘。科舉考試使得那些來自底層的有能力有雄心的人總是有可能升遷。除了乞丐與妓|女的兒子之外，任何人都可以參加這種考試。教育還沒有昂貴到只有宮家子弟才能上得起學的地步。如果做學問是有才能的人的特權，那麼這種特權永遠也不屬於富人。沒有人會因為貧窮而在學術生涯上嚴重受挫。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以說，機會對任何人都是均等的。

在中國，雖然一個人可以因偷竊一個錢包而被捕，但他不會因為盜竊國家資財而被抓起來。甚至北平故宮博物院的無價國寶遭到有關的官員的偷竊，事情敗露后，罪犯也沒有受到懲罰。因為我們對政治腐敗有一種「需要」，於是從邏輯上就必然會產生一種「仁政」理論（見本章第九節）。孔子要我們接受仁人之治，我們也確實把他們當作仁人君子，他們可以不做預算，不報告支出情況，做事不需要人民的立法許可，犯罪之後不需要進監獄。結果是他們的道德天賦與他們的職位之便太不相稱，所以，他們中的許多人就不免幹些雞鳴狗盜的勾當。

這就是所謂的「包稅制度」，這種制度正在破壞人民的財政以及國家的歲入。這些稅收專利權是本地土豪劣紳的衣食父母。一種從民國建立以來就愈演愈烈的罪惡。事實上，用3千元從市政府那裡買來的包稅權，一年就可以賺回2至3倍的錢。大地的乳汁被用來滋養那些寄生蟲。可悲的是，人民被愚弄，政府及社會沒有得到任何好處。這一切，只不過是養肥了寄生蟲們自己的家庭。

中華民族是一個由個人主義者所組成的民族。他們只關心自己的家庭而不關心社會，而這種家庭https://read.99csw.com意識又不過是較大範圍內的自私自利。很奇怪，「社會」一詞所代表的觀念在中國人的思想中並不存在。在儒家的社會與政治哲學中，我們看到了由「家」向「國」的直接過渡，這是人類組織形式的兩個連續階段，正如古語所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最接近於「社會」這個觀念的詞是「國家」即「國——家」，這與中國人組成抽象名詞的方法是一致的。

不給人面子是最大的無禮，就像一位西方人向對方提出挑戰一樣。許多官員一個晚上要參加3至4個宴會，寧冒消化不良的危險，也不使任何一個欲請他赴宴的主人丟掉面子。許多打了敗仗的將軍本應該砍頭或終身監禁。然而他們卻被派往歐洲去作什麼「工業」或「教育」考察，作為他們投降的讚賞，這樣就顧及了他們的面子。這也是中國內戰周期性複發的原因。四五年前，政府內閣宣布撤銷，原因是避免使用「撤職」這個字眼，以保全某一位部長的面子，他本來應該被明確地告知滾蛋，或者外加判刑收監（撤職會使部長丟面子，因為其他內閣成員井無變化）。講人情，完全是講人情，這就是我們的情面。然而，它可以刺|激人們的野心，克服中國人的拜金主義，它使一個中學教師感到非常不安，因為那位外國校長堅持要將他的工資由18元提為19元。他寧可拿18元，或20元。與其被稱作19元先生，還不如去死的好。一位岳父拒絕留自己沒有出息的女婿吃飯，以免丟臉。岳父很可能是為了使自己的女婿將來有出息，讓他在回家路上默默地、孤伶伶地走著。這很可能就是他變好的開端。

然而，這些寄生蟲們在各地盤根錯節，任何新的政權都必須與他們協作共事，通過他們行使職權。他們在自己的圈子中分派了屠宰稅、賣淫稅與賭博稅。從自己投資最多的行當中，他們自然期望得到最大的酬報。實踐證明，這種「最大的酬報」對人民是災難性的。他們的貪婪是無止境的。你不可能對「最大的」下任何定義。用他們自己的專門知識，他們可以發明新的什麼稅。每個新官都有一些這樣的土豪朋友，與他的衙門有官方的或非官方的聯繫。這些土豪劣紳可能會來拜訪，一邊喝茶，一邊不免感嘆他說：「啊！你想一想，每縣至少有15000個豬槽，每十個縣就有15萬個豬槽。一個槽收稅一塊錢，就可以凈賺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相當可觀啊！」另一口上好的龍井茶又喝下去了。多次這樣的感嘆與遠見的閃光之後，這位官員真正開始學習榨取民脂民膏的藝術了。他從內心裡感激這位土豪，同時為自己的無知不覺感到有些慚愧。他在「世道」上逐漸成熟起來了。在豬槽稅之後，他又發現了棺材稅；之後，又發現了花轎稅……

然而，舉出中國人面孔的例子很容易，給它下定義卻很難。譬如一個在大城市裡做官的人，能夠以每小時60英里的速度在街道上疾馳，而交通規則只允許每小時35英里。這位當官的是有很大的面子的。如果他的車撞了一個人，警官來到跟前，他就不聲不響地從皮夾子里抽出一張名片，有禮貌地笑一笑，車子就揚長而去了，他的面子比前面那位還大。然而，如果這位警察不願意給他這個面子，假裝不認識他，那麼這位官員即刻用「北平官話」問他是否知道他父親，並揮手讓司機開車上路。這樣，他的面子就更大了。如果這位固執的警官硬要將司機帶到局裡去，這時，官員就會向警察局長打電話，後者很快就將司機放走，並下令開除那位「不知道官員父親是誰」的小警察。這時，官員的臉面就真真變得樂不可支了。

中國歷史上總是有一些這樣異乎尋常的人，他們被稱為「豪俠」，但他們都屬於土匪或流浪者階層，沒有結過婚，是些四處飄泊的光棍，隨時準備跳進水裡搶救一個素不相識、即將溺死的孩子。結過婚的中國男子一般不做這種事。不過也有例外，結果死後一文不名，使老婆孩子吃盡了苦頭。我們敬佩他們，熱愛他們，但我們不希望家裡有這樣的人。當我們看到一個男孩有太多的公共精神以至使自己陷入那種窘境時，我們會大胆地預見這個男孩將是他父母的災星。如果我們能儘早地阻止他自然是再好不過的了。如果不能，他就會被送進監獄，從而使全家都跟著遭殃。當然，事情並不總是那麼糟。如果我們不能阻止他，他可能會離家出走，加入那些有公共精神的土匪或強盜中去。所以，我們把他們稱作「離經叛道的人」。

每每閱讀中國的古典小說，我們總會看到這樣的情景。實際上，我們並不稱之為權力或榮耀。我們叫「氣焰」，就像熊熊烈火，炙手可熱，衙役們唯一的憂慮是會撞上另一班屬於更高一級官員的人（這就是等級觀念的妙用），這樣他們的「氣焰」就會降溫。他們也可能憂慮由於不知情而殺死或打傷一個屬於更高一級官吏家裡的人。這時，他們會喊：「小的該死！小的該死！」事實上，他們也可能被主人送到那更高一級官吏的手中，任他給予任何他認為合適的刑罰，包括鞭打、監禁，合法不合法一應俱全。

幾年前，在安徽有兩位大學教授，不小心說了幾句不當說的話，其罪責微不足道到荒謬的地步。就這樣，他們冒犯了當局，被抓去監禁了起來。親戚沒有什麼好法子，只得到省會去向該省的最高軍事長官乞求「恩典」。另一方面，同一省里的一些年輕人，因賭博被當場抓獲。因為他們與省里某一有勢力的團體有關係，他們不僅獲釋，而且還到省會去要求解僱那些抓他們的警察。兩年前，揚子江畔某城市的警察搜查了某鴉片館，並將其所截鴉片沒收。然而，某地方要人的一個電話，警察局就不得不為自己的失札而道歉，並且在警察的護送下將鴉片送回。一位牙醫曾為一個很有權勢的將軍拔了一次牙。將軍大悅，授了一個頭銜給他，所以他的一生就可以享受一點將軍的榮譽。有一次，某部的電話員請他接電話，直呼了他的姓名，而沒有稱呼他的頭銜，他來到部里，找到了那位電話員；當著軍事參謀部成員的面，扇了電話員的巴掌。1934年7月在武昌，一位婦女因為天熱穿短褲睡在戶外而被捕，監禁幾天之後便死去了。這位婦女原來是位官太太，那位警察於是被槍斃了。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報復是甜美的。然而，並非所有可能被捕的婦女都是長官的妻子。結果就不總是甜美的報復。儒家是贊成這樣做的。遠在《禮記》中，就有這樣的說法：「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我在自己的心目中，經常將這些學者士紳與中國繪畫中的神聖美麗的白鶴聯繫在一起。它們是那麼純潔，那麼清白，那麼超然。這就是它們為什麼能代表道家隱者的原因，仙女們是騎在它們的背上飛上天空的。人們可能以為它們是靠吃天空中的什麼東西為生。實際上，它們吃的是青蛙和蚯蚓。如果它們的羽毛是如此潔白光滑，它們的腳步是如此莊重，就是吃些青蛙蚯蚓之類又有什麼關係呢？問題是他們一定要吃點什麼。上流社會那些士紳們懂得生活中所有的樂事。他們要生活，為了生活，他們必須有錢。

這種制度甚至還可以涉足於個人非常具體的事務。它從我們手中奪去了締結婚姻的權利，把這種權利給了我們的父母；它讓我們與「媳婦」結婚而不是與妻子結婚；它使我們的老婆生「孫子」而不是生兒子；它還百倍地增加了新娘的義務；它使年輕人感到如果大白夭將自己的房門關起來是非禮行為，使英文中的「privacy」（獨處、私事、秘密，隱私）這個詞在漢語中失去存在的可能性。它像收音機那樣迫使我們習慣於喧鬧的婚姻、喧鬧的葬禮、喧鬧的晚飯、喧鬧的睡眠。它像收音機那樣麻痹了我們的神經，發展了我們溫和的脾性，西方人就像一個未婚的姑娘，只要照看好自己就可以了，所以她總可以打扮得整潔一些，而中國人則像大家庭中的媳婦，有數不清的家務在等她去做。於是，這種制度在我們心中從小就培養了一種冷靜感，使年輕人循規蹈矩，格守本分。它為我們的孩子們提供了過多的保護。很奇怪，很少有孩子們造反與出逃。在以父母為中心的獨裁家庭中，這種制度使年輕人失去了事業心、膽量與獨創精神。筆者認為，這是家庭制度在中國人性格形成上最具災難性的影響，父母的葬禮使文人學士在三年之內不能參加科舉考試，這也是內閣成員辭職的一個絕好理由。

事實是，家庭制度在阻礙著極端個人主義向一種新型社會意識的轉變。在西方，社會意識是全社會的意識，而不只是家庭意識。中國社會則被切成小的家庭單位，這裏存在著最大的共產主義大協作，然而在家庭與家庭之間，卻不存在任何真正的聯繫，只有國家似乎才將他們聯繫在一起。然而，由於中國長期以來一直獨立於世界之外，沒有受過大的挑戰，所以這種國家觀念，或稱民族主義，也沒有得到很大的發展，這裏，家庭意識代替了西方人的社會意識和國家意識。某種形式的民族主義確實在發展著，但是歐美人士無需驚慌。所謂「黃禍」可能會來自日本，但不會來自中國，在我們的本能深處，我們寧可為自己的家庭去死，不會為國家去死。沒有一個人想為世界去死。日本軍事集團宣傳的所謂一個民族應該擴張自己的勢力，以給亞洲及世界帶來「和平與融洽」，這種宣傳對中國人沒有任何效果。我們對其中的道理奇怪地、極端地、異教徒般地表示麻木不仁。我們對這些呼籲的回答是：「你想幹什麼？」我們不會去拯救世界。在現代中國的國際關係史上，外國挑釁行為已多得足以刺|激中國人使他們團結成為一個整體。但是，令人驚訝的是我們如何成功地抵禦了這些影響和挑釁。

然而，至少在理論上，孔子並沒有認為家庭意識應該蛻化為一種擴大了的自私自利，從而把社會的完整喪失殆盡。在其道德系統中，他確實允許一定量的超家庭的仁愛。他認為家庭的道德教育是全社會道德教育的基礎，並且認為通過全社會的道德教育，應該出現一個人民生活幸福和諧的社會。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理解為什麼「忠孝」被放在道德之首，並得到如此特別的強調。甚至中文中代表「文化」或「宗教」的「教」字，也是從「孝」演變而來的。即「孝」字加一表示使役的偏旁「夂」，意思是「使……孝。」《孝經》是這樣解釋「孝」的：

所以，韓非子相信，應該建立任何人，無論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都不得違犯的法律制度，他認為法律是至高無上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種法律能取代一切個人偏愛和私人關係。這裏，我們看到的不光是一個幾乎屬於西方的平等觀念，而且看出了一種最不像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很奇怪，與儒家「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教義相反，我們看到了一位法家，他宣布「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他所設想的法律是人不分貴賤、賢愚，一概都要遵守的。他推行一種由法律進行機械統治的理論，甚至認為不再需要什麼聰明能幹的統治者——這些機械觀點完全不像中國人的觀點。

在沿海或內地的每個大城市中，都有一些省市或地區的同鄉會，譬如安徽同鄉會、寧波同鄉會等。什麼地方有富商，什麼地方的同鄉會就會得到慷慨的資助。筆者家鄉的漳泉同鄉會在上海擁有價值100多萬元的資產。同鄉會辦了一所學校，凡是同鄉的孩子均可在此免費上學。同鄉會還可以作為旅館，類似西方的俱樂部旅館。非常便宜，有時還有一種奇特的付伙食費制度。它還為來此地旅行的商人們提供各種地方性指導。在滿族統治期間，學士們每年一次從全國各地雲集北京參加會考。沒有一省一地區在首都沒有自己的會館，你總可以找到你那個省的同鄉會館。學者們和地方官的候選人們住在這些會館中，有時還有他們的眷屬，就像在長期居住的旅館里一樣。有些省，如山西、安徽，有一個這樣的會館網，幫助自己的商人在全國各地經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