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水晶球的漢文名稱來自梵文「agnimaṇi」（火寶石），在印度，這個名字是指火透鏡，印度似乎是這種水晶球的遠東產地，而印度製作水晶球的技藝則很可能是從希臘化的近東地區得到的。普林尼曾經描述過這種用來燒灼的水晶球；很久以前，即在公元前九世紀時，在亞述王亞述納西拔的皇宮裡就有一枚水晶透鏡。就中國而言，到公元一世紀時，就已經知道了玻璃和水晶的凸透鏡。在古代時，與這種凸透鏡相當的物品是一種叫作「陽燧」的凹面青銅鏡。陽燧在漢代非常普遍，它的意思是「太陽取火器」或「利用陽氣的點火器」。的確，任何能夠聚集太陽能的儀器本身，就會被看成是一種神秘地集中了能量和上蒼的神光的物體，而且它們往往都被尊崇為神器，即容聚神力之器。新的火珠就具有這樣的力量。同時它們還被看作是月亮的象徵，或者乾脆就被看成是縮小了的月亮，火球還與「火珠」有關，而火珠則被認為是龍平常用來嬉戲吐弄的玩物。這種在文學作品中經常可以見到的「龍珠」，最初就是用來表示滿月的。很久以前，人們認為在每年的年初，月亮就是從以大角星為標誌的春龍的角上升起來的。另外，火珠還是「cintāmaṇi」，即印度教那伽神的如意珠，那伽神是民間傳說中的毒蛇之王，相當於中國傳說中的雨龍。

天青石的真正產地是氣候宜人、牧草豐美的巴達克山。巴達克山作為天青石的來源，有古老而悠久的歷史。烏滸水的支流科克恰河流經巴達克山，天青石這種天藍色的礦石，就是在科克恰河河谷中的石灰石母岩中暴露出來的，它們有時呈精美的靛藍色，有時為灰白色，而有時則為綠色或灰色。除了天青石之外，在這裏還可以採掘到被稱作「玫紅尖晶石」（balas rubies）的紅色尖晶石，玫紅尖晶石與天青石一樣，在中世紀的遠東享有盛名。唐朝人知道有這些礦石，而且正確地指出，這些礦石出產於石國（今塔什庫爾干）——即著名的舞蹈家的故鄉——的東南方。駐紮在西域的唐朝軍隊統帥，高麗將軍高仙芝在天寶九載（785）掠奪石國時，「獲大塊瑟瑟（天青石）十余石，真金五六馲駝，名馬、寶玉稱是」。雖然中亞和東亞的天青石的主要供應者是石國，而天青石的東方市場是在於闐，但是唐朝人卻認為天青石是典型的波斯寶石。其實，他們的這種說法也並沒有錯。正如我們從考古發掘中了解到的那樣，在波斯，天青石與肉紅玉髓、瑪瑙、石榴石、碧玉等礦石一樣，是琢磨薩珊寶石的一種很普通的礦石，在波斯人的眼裡，天青石還具有特殊的意義，它象徵渺遠的天空。在塔赫特塔科底斯，我們見到庫薩和二世的「圓頂式御座」。御座的上方是由天青石和黃金製成的華蓋，華蓋以天空的藍色為背景，表現了恆星與行星，黃道帶與世界節氣的形狀以及古代國王的形象。

這種主要在唐代輸入的奇異的寶石具體究竟是指什麼樣的礦石，我們還很難斷定。如同上文所引資料中記載，它被描述為「主」西方和秋天的、形而上學的「金精」的具體體現，正如空青是黃銅之精，雌黃是黃金之精一樣，它是清冷如月光般的一種白玉的精髓。簡而言之，金精是一種相當少見，但又不算太珍貴的，帶有光澤的美麗的白色寶石。一種相當符合現實的假設是，金精是指月長石。月長石又稱冰長石，屬於正長石長石類的一種。月長石的突出特點是它那珍珠似的、閃光的、呈乳白狀的白色。另外，金精也有可能是普林尼列入白珠寶中的「ceraunia」（寶石）。這種寶石「不僅稟受太陽和月亮的光澤，而且能夠吸取星星的光輝」，這種寶石來自波斯的克爾曼。

在這裏「瑪瑙」就是指「carnelian」（光玉髓），代指橙紅色，而「琉璃」則是「berylline」，它很可能就是人造綠柱石或天青石，是一種藍色或深藍色的玻璃質混合物。

海中有蓬萊，陸上則有崑崙。崑崙是長生不老的仙桃生長的地方，而且崑崙那神秘的礦石琅玕樹也與蓬萊的紅珊瑚樹有著密切的關係。這種美妙的玉石樹的顏色是青色、綠色或青綠色。在古代時，琅玕樹就很有名，而且見於周、西漢時代的古書記載。西域的琅玕樹對於唐朝人來說，就像是東海的紅珊瑚樹一樣，只是一種夢想，這就正如同阿拉丁的珠寶樹一樣。不過在唐代，確實從西南蠻和于闐輸入過一種叫作「琅玕」的物品。有人說「琅玕」就是一種玻璃，即它與被稱為「琉璃」的彩色假寶石原料有關，而另外的人則提到一種「石闌干」的物質。據記載「石闌干生大海底，高尺余，如樹有根莖，莖上有孔如物點之。漁人以網罾得之。初從水出微紅，后漸青」。或許有些琅玕就是青色或綠色的珊瑚，而有些則是一種玻璃質的礦物。總之，琅玕與「碧玕」也有密切的關係。十世紀時，雲南大理國曾經向宋朝貢獻過用「碧玕」做成的微型盆景（如我們在上文中討論「孔雀石」時所述）。

在文獻中，偶爾還會發現唐朝有玉制的神像。如大興善寺有「于闐玉像，高一尺二寸，闊寸余。一佛、四菩薩、一飛仙」。

在古代，中國人的真珠有些是從中部沿海得到的，但是隨著漢朝的建立，古老的合浦郡作為當時的一個蠻荒的邊疆重鎮（位於今廣東省西南），成了真珠的主要產地。真珠以及象牙、犀角、銀、銅和水果都成了北方人所享用的典型的南方的奢侈品。當時設在合浦的採珠場由於采求無度，不知紀極，使得當地的真珠資源消耗殆盡。到了後漢時，合浦太守孟嘗明智地採取了控制和保護的措施，這樣才使人民的生計得以恢復。孟嘗也因此被奉若神明，成了珠場神聖的保護神。甚至在唐代的許多「賦」中，「合浦還珠」還仍然是一個很有名的主題。這一主題主要是要說明，貪婪和無節制的開發將會造成的惡劣的經濟影響。

高坐在寶座上，氣派威儀遠勝過

唐朝統治者總是帶著一種模模糊糊的負罪感來接受這些珍貴的禮品，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作為大唐帝國德被四海、遠夷來朝的象徵，這些物品又是受歡迎的。我們在上文中已經提到過這樣一些例證，即唐朝天子以清教徒式的腔調宣稱「德行重於財富」，從而拒絕接受這些貴重而珍奇的禮物。甚至是最好的珠寶，也沒有能夠免遭這種禁欲主義的待遇。下面試舉一例：在唐朝建國初年，西突厥可汗被唐朝皇帝賜封予郡王稱號時，他向天命所歸的唐高祖貢獻了一枚大珠，「高祖勞之曰：『珠信為寶，朕所重者赤心，珠無所用』。竟不受之」。

根據唐史記載，這枚著名的圓球是用青銅製成的，如果這一記載可信的話，那麼就說明，雖然明堂火珠的名稱來自真正的聚熱水晶球，但是就其實質而言，卻是古代的陽燧。這是向佛塔上的飾珠裝飾邁出的一步。佛塔上的飾珠象徵著佛陀真義的光芒，就像一盞指路明燈照耀著世間的各個角落。

有相當數量的光玉髓都是從西方輸入的，它們都被用來製作一些小型的器具。我們見到過有康國和吐火羅國向唐朝貢獻光玉髓的具體例證——包括一件光玉髓花瓶。吐火羅國還將未經加工的光玉髓礦石作為一種貴重的禮物貢獻給了唐朝，這種原料必定是交送給了唐朝的玉工。在八世紀時，波斯（某個流亡政權？）使臣甚至向唐朝貢獻了一張「瑪瑙床」。但是這種珍貴的原料也有來自東方者：例如在開元十八年（730）渤海靺鞨曾遣使貢獻「瑪瑙杯」。更早的一次是日本在永徽五年十二月（665）獻瑪瑙，「大如五升器」。但是日本輸出的瑪瑙有時候顯然不是真的。

至於羅馬人，根據漢文史料中記載，巴西琉斯的皇宮「以瑟瑟為殿柱，水晶、琉璃為梲，香木樑，黃金為地，象牙闔」。這種傳說可能反映了六、七世紀時的王宮或君士坦丁堡大教堂的一些隱約的傳聞，這些建築的地面上鑲嵌著黃色的馬賽克，殿柱則是用佛青色裝飾的。普林尼描述了名為「sapphiros」（藍寶石）的天青石，他所說的「sapphiros」主要是指點綴著二硫化鐵的天青石。普林尼寫道：「真正的藍寶石是天藍色的，其中點綴著耀眼奪目的金色斑點。」這種說法使我們想起宋代「于闐石」的漢語同義名稱「金星石」。據普林尼記載，來自米底的這種寶石質量最好。

一篇用書面語言寫成的、非常流行的唐代傳奇提到一枚火珠時，曾經使用過一種混合的名稱。這個名稱表明，這種火球是古代的陽燧的正式替代物。這個傳奇故事還說明了當時人們對於波斯人的財富和魔力所抱有的普遍觀念。在這裏只能扼要地摘錄其中一些內容。據說，有一位年輕的勇士，在廣州附近的一座墓穴中——有些類似於道教所說的陰間——經歷了一連串的神奇的冒險，並得到了一枚珠寶。後來他來到廣州，在一所「波斯邸」中出售這枚珠寶，買主告訴他這樣一個故事：

確切地講，我們現在所說的「玉」，是指一種強韌的角閃石，即平常說的軟玉，此外它還包括堅韌的輝石，即硬玉。古代中國的玉就是指軟玉，而使用硬玉則是近代的事情。阿茲台克人使用的玉是硬玉；而毛利人用的玉就是軟玉。就其在莊重儀式中使用玉石和羽毛——前者象徵國王，後者表示神聖——而言，這兩種偉大的原始文明與中國文化之間存在一種趨同的傾向。薩謝弗雷爾·西特韋爾注意到了這一點。他指出：

貞觀四年（630），林邑國向唐太宗貢獻火珠，火珠「大如雞卵，狀如水精」。根據唐史記載，這枚火珠「正午向日，以艾承之，即火燃」。據獻珠的使臣講，火珠得自羅剎國，「其人朱發黑身，獸牙鷹爪」。唐史中對婆利國火珠的記載，與這種說法非常相似。另一個南亞國家墮和羅也曾經向唐朝貢獻「象牙、火珠，請賜好馬，詔許之」。而且據唐史記載，迦濕彌邏國也出產這種狀如水精的球形物，對於大食礦物學家來說，迦濕彌邏國就是以盛產水晶而著稱的。唐文宗開成九年（839），當朝聖僧圓仁在山東登州登陸時，他向住吉大神奉獻了一枚水精珠，祈求能夠平安、迅速地返回日本。

物藝登峰造極燦爛的東方

關於假寶石「琉璃」，需要在這裏略作交代。在日常生活和文獻中，琉璃都是很平常的，但是在唐代也有外來的琉璃，這些外來琉璃是由西域國家的使臣帶來的。當唐朝人記載對他們來說比較生疏的文化時，有時也提到琉璃。例如緬甸的驃國「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琉璃為甓，錯以金銀」。唐朝末年，還盛行一種以琉璃為手鐲和頭飾的風氣。在中世紀末年的一則史料中，記載了中國琉璃與外國琉璃各自的優劣。「鑄之中國，色甚光鮮，而質則輕脆，沃以熱酒，隨手破裂。其來自海舶者，制差鈍朴，而色亦微暗。其可異者，雖百沸湯注之，與磁銀無異，了不復動，是名蕃琉璃也。」琉璃色彩明艷的特點，深受詩人的喜愛，他們尤其喜歡用琉璃來形容金碧輝煌的仙境，例如「水晶宮殿琉璃瓦」，就是指用水晶和彩色琉璃建造的宮殿。read.99csw.com

作為一種球狀的光明與輻射熱之源，作為太陽與月亮的象徵，「火珠」與其他發光的珠寶屬於同一個類型。中國傳說中的「明珠」「夜光珠」以及「月明珠」（見上文引貫休詩）可以追溯到周朝，而這些傳說本身最初則很可能來源於印度。我們在許多文化中，都可以見到與此相當的或是類似的發光的珠寶，在西域的摩尼教徒中，將「月光寶珠」看作是所有寶石中最貴重的寶石，而希拉波里斯筆下的敘利卡女神形象的頭頂的寶石，則「在夜間熠熠閃光」。

實際上，中國見到的發光的「珠寶」，一般都是鯨的眼睛，像許多海生生物身體的各個部位一樣，鯨睛能夠自然發出粼光。毫無疑問，傳說中潛藏在大洋的水底的印度龍王的如意珠也是這種發光的球體。自從公元四世紀以後，中國人就已經知道了鯨睛，八世紀時，東北靺鞨部落曾經幾次向唐朝皇帝貢獻鯨睛。

真珠代表著財富、美麗和超自然的力量。所以在隱喻中，真珠就可以代指才能出眾的人。例如畫家閻立本在讚美一位天才的青年，也就是未來的宰相狄仁傑時，就將他稱作「滄海遺珠」。真珠，特別是在梵文中被叫作「maṇi」的真珠，還是佛陀與佛法的象徵。在漢—印傳說中，真珠又是能夠順情遂願的珍寶，即可以滿足主人的許多願望。更重要的是，中國人和印度人都看到了真珠與月亮之間的密切關係。在中國，真珠是凝聚在牡蠣中的「陰」（即指女性/事物的否定/月之質）的具體體現，據稱，牡蠣中的珠胎的圓缺與月亮的盈虧是一致的。

十世紀時，孔雀石有了一種新的用途。雖然稍稍有點超出了唐代的時間斷限，但這是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完全有必要在這裏多說兩句。這時在社會上開始盛行陳設微型山景的風氣，尤其是盛放在盒、盤中的峻峭嵯峨的微型山景，更是備受人們的喜歡。其實這種風氣古已有之，例如在漢代時，人們就已經熟知了「博山」形制的香爐。為了使這些微型山景增添一種寫實的效果，大約從七世紀初期開始，在遠東的一些地區出現了用石頭製作的假山，以取代類似金屬或陶器之類的人工製品。由朝鮮百濟國贈送給日本推古女天皇的盆山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它是真正由石頭做成，放置在一個盆子里的微型山景。而這也就是宋代稱為「盆山」的微型岩石假山庭園的先驅之一。雖然在唐代時我們就可以見到「盆池」的說法——這顯然是在花盆裡構築的一種微型環湖花園——但是在當時還沒有使用「盆山」這個詞。過了三個世紀之後（十世紀初），我們開始見到用昂貴的青、綠礦石構造的微型山景。據記載：

被稱作「車渠」的巨蛤可以提供一種光潤潔白的原料，這種原料就是供玉工使用的背殼，這種背殼上有深深的車轍般的溝壟。在古代中國，這種「珍珠母」（或許還有其他類似的原料）被當成一種玉石來進行琢磨加工，但是對它的來源我們還不清楚。中世紀初年，車渠尤其普遍地被用來製作酒杯和其他的飲器。在唐朝諸皇帝統治時期，珍珠蚌是拂林的名產，而且它還是印度傳說中的「七寶」（Saptaratna）之一。很可能在唐朝時，這種巨大的扇貝還在繼續進口，但是我們卻沒有確鑿的文獻史料來證明這一點。

象牙不僅非常適合於製作類似箸、簪、梳之類的小器物，而且它還是裝飾大件器具的絕好的鑲嵌材料。象牙有時被染成像緋紅、靛藍以及綠色等迷人的顏色。由表面染上顏色的象牙鑲嵌成的花卉圖案，在使用過程中很可能會顯露出白色。換句話來說，我們見到的那些素麵器物上的白色象牙鑲嵌圖案，很可能最初是被油漆過的。正倉院的收藏品中有一個矩形的紫檀盒子，盒子的表層裝飾著檀木、黃楊、黑柿木、白象牙以及染成綠色的象牙鑲嵌成的幾何圖案。在同一陳列室里，還陳列著其他各種各樣的象牙製品，其中有一件瑟瑟撥子，表面鏤刻著山巒、野獸、禽鳥、花卉的形象，這件撥子被染成了緋色，而且是用藍色和綠色潤飾過的。在不同的節日里，唐朝的天子需要各種各樣不同的禮器，例如「寒食節」需要「雜彩雞子」；而在「夏至」則需要「雷車」；並要求中尚署令「每年二月二日進鏤牙尺及木畫紫檀尺」。在正倉院收藏著一把罕見的象牙尺，上面精巧地鏤刻著花卉、鳥獸圖案，這把象牙尺毫無疑問應該是屬於唐朝帝國使用的象牙尺之一，或者是日本的日王（sun king）所使用的仿製品。

此外，在王建描寫水精的詩中則說：

正如這個時代道教的比喻完全適用於佛教的方丈一樣，這種新的顏色比喻也完全適合於九世紀末的這種夢想。所有這些色彩的耦合，使得一些當時已經顯得滯鈍、枯燥古老的陳詞濫調恢復了活力，像「丹青」——丹砂與石青——在當時已經失去了其古代的原義，成為「硃紅色與青色」的一種代稱，即成了泛指「彩色繪畫」的一個常見的隱喻。

這種樹枝狀的樣品對唐朝人產生了最強烈的影響，因為珊瑚的形狀看來就像是真正的仙境中的灌木和來自長生不老的仙人居住的天堂里的玉樹。韋應物是一位過分講究的詩人，據稱「應物性高潔，所在焚香掃地而坐」。他曾經用這樣的詩句來讚美珊瑚（這是一組詠頌玉材的五言詩中的一首）：

蓬萊是東海中的仙島，秦漢時代的古人曾經苦求而不獲；在唐代，它只是一處幾乎無人相信的夢幻之地。但是園池中的珊瑚樹卻能夠表現出這種夢想世界中的植物的生動形象。

在遠東的諸民族中，漢族人並不是唯一喜愛這種藍色礦石的民族。在吐蕃人看來，瑟瑟比其他任何物品都要貴重，甚至比黃金還要寶貴。這些西藏人將天青石看作是藍天的象徵，而且據說他們的女神的頭髮就帶有瑟瑟的顏色。「其俗重漢繒而貴瑟瑟，男婦用為首飾。」後來（十世紀時），據一位漢人報道：「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辨發，戴瑟瑟珠，雲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這是十世紀時首次提到瑟瑟珠，或許它並不是天青石，而是琢磨成了圓形或圓頂平底形的深色藍寶石。

唐朝的高官顯宦們在參加朝會和盛宴時，往往都佩戴著用犀角飾板裝飾的腰帶。犀角飾板如同黑紋琥珀一樣，是與玉、金等價的昂貴物品。當時甚至在伊斯蘭的港口和集市上也能聽到有關這種袍帶的昂貴价值的傳聞。正倉院收藏有一條在黑漆革上飾以雜色飾板的腰帶。據《杜陽雜編》記載，唐敬宗本人就有一條這種可以在夜間發光的腰帶。

和爾木斯與印度的富麗，也勝過

于闐玉還有一種特殊的用途，這就是將玉作為輕身羽化、延年益壽的藥品，這種觀念來源於古代的道教。在唐朝官方藥物學家的方劑中，認真地記錄了玉的這種用途。根據古代術士的藥方記載，為輕身延年而服用的玉「當以消作水者為佳」，但是「粉狀和屑如麻豆者」，也以可服用，使用的目的是「取其精潤臟腑滓穢」。

犀角本身被看作是適用於玉工製作技藝的一種珍貴的材料，犀角還可以製作成小盒子、手鐲、鎮紙以及筷子等物品，所有能夠用犀角製作的器物，也都能夠用象牙製作。犀角還可以製作成簾帷的墜飾。在唐代文獻中就有「象床羅帷犀角墜」的說法。

但是，根據當時人們的看法，中國出產的真珠就顏色和光澤而言，都比不上從南海商舶上帶來的真珠。

在唐代，採珠場的命運幾經起落。最初，唐朝政府曾經下令將真珠作為土貢送往朝廷，但是在高宗永徽六年十一月戊子（655年12月25日），又下詔停止諸州進貢真珠。開元二年七月戊戌（714年8月27日），政府再次下詔「禁採珠玉」，顯然其間一度恢復過貢獻真珠。由於朝廷屢屢禁止採珠，合浦郡主要就成了產銀的地區。直到懿宗咸通四年七月辛卯（863年8月18日），為了恢復當地人的生計，才再次下令允許在珠池——珠池是海島的主要出產來源——採集真珠。這裏應該提到的是，當時這裏的土著人很喜歡吃牡蠣肉，他們是將牡蠣肉串在竹篾上，晒乾以後食用的。唐朝也有一些真珠是從四川西部的雙殼貝中得到的。

唐朝人使用的玳瑁是從安南的陸州得到的，這種玳瑁可以製作婦女的發簪和頭飾，還可以用來鑲嵌貴重的家用器具。除了陸州之外，在元和十三年（818），訶陵國也曾經「遣使進僧祇女二人、鸚鵡、玳瑁及生犀等」。正倉院收藏有一件用精美的玳瑁製成的五弦琵琶的撥子，撥子上有一個用珍珠母鑲嵌的、騎在駱駝背上彈奏琵琶的胡人形象。這一件以及其他的玳瑁製品，很可能都是從南海傳到唐朝的。

雙聲詞「瑟瑟」本身在九世紀之前就已經用於詩歌，但是它與顏色無關——此前「瑟瑟」是一種象聲詞，表示風中樹葉的颯颯聲或沙沙聲等類似的響聲。十六世紀的批評家楊慎最先發現，在白居易詩歌中大量出現的「瑟瑟」，並不像普遍認為的那樣，只具有平常的意義，而是一種生動的顏色比擬。就像梁朝皇帝使用的「綠琉璃」一樣，白居易用「瑟瑟」或者「碧琉璃」，或者是「碧瑟瑟」來表示風吹漣漪的色彩，而且也指白居易花園中的一種石頭和「秋天」（顯然是秋天湛藍的天空）。就用「瑟瑟」來表示秋色而言，秋天的碧色往往與秋葉的紅色（類似於簡文帝詩中的「瑪瑙葉」）對舉。在九世紀初年，這種以外來物品構成的顏色對文是一種真正新奇的修辭手段，但是在十世紀那些講究修辭的詩人中，它已成了一種固定的格式，這些人沿用白居易的新發明，而且將「瑟瑟」與被稱之為「猩猩血」的鮮艷的深紅色對仗使用。在方干（生活在860年前後）的一首詩中，我們就發現了這種新的對仗句式，方干在詩中用猩猩血色的花來對比深佛青色的樹林，而在韋莊（生活在900年前後）的一首詩中，則將深藍色（lapis lazuli）的河水波紋與水彩顏料中的血紅色（即「猩猩色」）作為對文來描寫。又，殷文圭（生活在904年前後）也在一首詩中寫道：九_九_藏_書

玻璃久已為中國人所熟知，自從東周以後，中國人就已經製作出了玻璃。在漢語中，將玻璃分作兩類，一類為琉璃，另一類是玻璃。琉璃是指一種不透明的或顏色暗淡、半透明的彩色玻璃，甚至有一種彩色的陶質釉也可以稱作琉璃；琉璃與英文稱之為「paste」的鉛玻璃很類似，琉璃——特別是綠琉璃與藍琉璃——與玻璃質混合物一樣，往往被當作一種自然寶石的替代品。琉璃有時確實與諸如天青石、綠柱石，毫無疑問還有綠松石之類的天然礦物質混淆在了一起。與琉璃不同的是，玻璃不僅是透明的，而且是無色的或只有淡淡的顏色，它可以與水或是冰相比。琉璃在中國已經有了久遠的歷史，但是吹制玻璃器皿在唐朝卻是一件很新鮮的事情。

在正式場合用來記事，以備遺忘的「笏」，是唐朝獨有的一種特殊器物，笏的頂部是圓的，唐朝的大臣們在朝會時必須攜笏上朝。至少從九世紀中期開始，「宰相朝則有笏架，入禁中，逐門傳送至殿前，朝罷則置於架上。百寮則各有笏囊，吏持之」。唐朝的笏有各種不同的形制，品位低的官員使用的是用竹、木製成的笏，而高品階的大臣使用的笏則是用象牙製成的。唐朝有些笏板的裝飾肯定是十分精美的，例如，唐朝規定皇位繼承人在二十歲時要舉行「冠禮」，這時繼承人「袞冕服、元衣纁裳」，腰帶上佩著玉石裝飾的劍，劍鞘的包頭嵌著火珠，手裡則拿著「金飾象笏」。

詩中的劉伶是有名的「竹林七賢」之一，也是一個聲名狼藉的酒徒，他在死後，就是與酒壺葬在一起的。詩中說，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奠酒行為，即將酒灑在地上，都是徒勞之舉。

貫休是一位才華出眾的和尚（同時他還是一位有名的詩人和畫家），他曾經創作過四首描寫仙境的詩，在其中的一首絕句中，他將天青石的顏色與「金色」相比：

這盆孔雀石山景並不是孫承佑僅有的一件珍奇物品：他還有一件用「龍腦煎酥」製成的小驪山——驪山就是唐朝西京附近著名的溫泉所在地。

然而遺憾的是，如果我們想要對中世紀文獻中的記載進行簡單的礦物學鑒別工作，那麼，通常在英文中譯作「jade」（玉）的這個漢字，在有些文獻中只不過是意味著「精美的裝飾性寶石」，而且這個字還可以指其他的各種寶石——例如珍貴的硅化蛇紋岩——而其中的原因則只是它們都類似於軟玉。此外，當時將大理石叫作「白玉」，而黑色的大理石則稱作「黑玉」，同時其他類似凍石、葉蠟石之類的軟材料，也都被冠以「玉」的美稱。現代普通話中的「yü」（玉），就是由唐朝的「* ngį^wok」（玉）發展來的。在這些假玉中，最有名的是所謂的「藍田美玉」，而平常說的「藍田玉」，實際上卻是長安以南終南山的藍田地方採掘出的一種綠色和白色的大理石。據記載：「太真妃最善擊磬拊搏之音……上令采藍田玉琢為器，上造簨簴流蘇之屬，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

英文字「carnelia」（光玉髓），一般是指淡紅色的玉髓，即一種呈半透明狀的隱晶質硅。在現代漢語中，大多都將這個字譯作「瑪瑙」（這個詞來源於「馬腦」），而「瑪瑙」這個詞在英文中則更多地是指「agate」。在一般情況下，我們將條帶構造的玉髓叫作「agate」，但是「瑪瑙」通常都帶有一些紅暈——至少在唐朝說的「瑪瑙」是如此——所以，如果我們說「瑪瑙」就是「agate」的話，那麼就有必要講清楚，我們所說的瑪瑙是一種色彩很鮮艷的瑪瑙。而更直接的做法則是將漢文史料中的「瑪瑙」譯作「carnelian」（光玉髓）。以下就是唐朝所說的瑪瑙帶有紅色的一些例證：會昌六年（846）「渤海獻瑪瑙櫃，深三尺，深茜紅，工巧無比」。還有一個人打碎了一個瑪瑙盤，他將碎片送給了友人，戲稱這是石榴子，而這位朋友竟然張口就要吃。最後，還有一種說法將瑪瑙與血聯繫了起來，認為「瑪瑙，鬼血所化也」。深紅、石榴、血——所有這些顏色必定都是指「光玉髓」來說的。

「茯神」是一種在松根中發現的具有真菌性質的藥物，據悉茯神是松脂化為琥珀的一個中間階段。

據唐人所知，琥珀是拂林的出產之一，而唐朝的琥珀則是從波斯輸入的。唐朝輸入的琥珀，很可能是從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得到的。但是距離唐朝更近的琥珀礦在上緬甸密支那附近——即位於許多世紀之後才被開發的翡翠礦不遠的地方；此外，南詔人也得到了這種裝飾材料——南詔貴族就像現代的卡欽人一樣，將琥珀綴在耳朵上，甚至像林邑、日本等國也曾經向唐朝貢獻過琥珀。也有些琥珀是商人經由中國南海運來的，據說這種琥珀的質量特別優良。

「金星」「太白」都是白色的行星「Venus」（金星）的名字，在這裏將一種顏色類似白玉，半透明寶石的來源歸結為宇宙。詩人皮日休也以這樣的詞句來描寫水的潔凈：

至今我們還沒有見到在唐朝建築中使用天青石的記載，這種情況或許可以歸結為中世紀文獻傳寫過程中的偶然失載。在有關唐朝皇宮的記載中，也沒有見到與漢文史書明確記載的東羅馬的天青石柱類似的飾物。這種現象的確使人感到十分驚奇。因為天青石是很適合建築使用的材料，尤其是適合裝飾象徵宇宙的建築物。上文中已經提到了拜占庭的天青石殿柱和波斯王頭頂的華蓋上模擬的天空，現在讓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下面的例子：若干世紀之後，在聖彼得堡的聖以撒大教堂「入口處聳立著天青石柱，而祭壇上則是孔雀石圓柱」，在皇村，同樣表現出了隔代遺傳的文化現象，皇村「有一所房屋，其鏡板是由琥珀構成的，表現對波羅的海及其沙灘海濱的尊崇；天青石大廳的地面是烏木鑲花地板，鑲嵌著珍珠母的花環」。從中世紀中國人的觀點來看，這種描述與其說是俄國的寫照，倒不如說是波斯的寫照。雖然天青石是在波斯以外的地方採掘的，但是中國人卻總是將天青石、琥珀與波斯聯繫起來。然而據我們所知，天青石在波斯建築中所起的這種象徵性的作用，並沒有在中國本土上重演。唐朝曾經力圖重建帶有天藍色穹頂的古代「明堂」——天子舉行大典的廟堂，而這應該能夠促成天青石在建築中的應用。據此推想，我們相信天青石在當時應該已經在建築中得到了應用。

「金精」作為唐朝進口的一種寶石的名字，似乎並沒有流傳到唐朝以後，所以我們必須在唐朝之前的文獻中尋求對它的解釋，以找到識別這種寶石的線索。五世紀早期的記載，可以作為對金精的代表性的解釋。在這段史料中，記載了涼昭武王李玄盛統治時期出現的一些表示祥瑞的白獸，其中有白狼、白兔、白雀、白雉和白鳩等，「其群下以為『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邕而至」。這段話的意思是說，這些令人驚奇的白色變種生物是「白」精的具體體現，而「白」則代表「西方」和「金」——即當時廣為應用的「五行」學說中的一種元素。下面我們再來看看一個唐朝的例證：

這個奇異而含糊的傳說似乎蘊含了對於我們常常可以見到的，包裹在琥珀中的黃蜂和其他昆蟲的一種暗示，但是這傳說中的其他的含義我們還無法理解。總之，「琥珀」這個詞很可能與「虎魄」毫不相干，它似乎相當於來自西方或南亞的某種語言的外來語，而且很可能來源於與普林尼提到過的「敘利亞語」的「harpax」有關的，某個發音類似於「* Xarupah」的外來詞。

最神聖、最神秘的玉器，是天子舉行封禪祭禮時——封禪禮是天子對昊天上帝包括列祖列宗對他本人及其朝廷的護佑表示感謝——埋在山東泰山上的「玉牒」。乾封元年（666），唐高宗舉行了封禪禮，打開了通往上蒼的渠道。在封禪時，高宗使用了「玉策三枚，皆以金編，每牒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填金為字。又以玉匱一，以藏正座玉策」。十世紀初四川統治者王建的墓葬中出土的寶藏中，也有類似的奉獻給神的玉牒，有些上面畫著彩色的金盔武士。

天寶年間，唐玄宗發布了一道詔令，對過去使用低劣的代用品取代玉禮器的做法表示了痛切的悔恨。因為這種「以珉代玉，惜寶事神」的做法，會打破神聖不可移易的和諧。因此，唐玄宗特別在詔令中規定：

金粉……

在南詔的婦女中，瑟瑟（天青石）與珠貝、琥珀一樣，都是她們喜歡的一種頭飾。南詔王曾經向唐朝天子貢獻瑟瑟和琥珀。與此類似的是，唐朝婦女更喜歡用天青石作為髮飾：九世紀詩人溫庭筠曾經以「瑟瑟釵」為題，創作過一首詩歌，專門描繪這種珠寶頭飾。其中有「翠染冰輕透露光，墮雲孫壽有餘香」的句子。這種藍寶石還可以作為神物的裝飾：例如，咸通十四年（873）唐懿宗下詔，御駕拜迎尊貴的佛骨時，將佛骨安置在香輿之中，「香輿前後系道，綴珠瑟瑟幡蓋，殘彩以為幢節」。天青石甚至還能夠製作成相當大的人工製品——這種製品也有可能只是用天青石鑲嵌表面的——例如枕頭就屬於這種物品。據記載「福建鹽鐵院官盧昂坐贓，（盧）簡辭窮按，乃得金床、瑟瑟枕大如斗。敬宗曰：『禁中無此物，昂為吏可知矣』」。

早在中國新石器文化中，軟玉就已經具有了顯著的地位，但是這時它還只是一般的磨光玉器業的一個組成部分。到了周代時，這種礦石就已經被廣泛地應用於周王與神的溝通，主要是專門用於禮儀和巫術的目的。其中有古代的尖頂「玉圭」——它可能是來源於上古的斧；有王室的星象家用來觀察天象的「圭臬」；有充滿神力、宣告天子即位的「玉牒」，有用來封堵死者屍身上孔竅部位的「喪葬玉」；為要人製作的冠帶飾物以及扣子、寶劍附件、劍鞘邊飾和指環等。或許最後提到的這些屬於世俗用具和個人器物的玉器，曾經也具有護身符和避邪的功能。它們的意義大多在漢代時就已經失傳了，但是古代關於這些物品的觀念卻一直保留了下來——儘管有了很大的變化。在皇宮裡，仍然可以見到那些能夠使用軟玉圭將行雨之龍呼喚出來的王室巫師，但是他們包上了新的君主政體的外殼。尤其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圍繞著這種美麗的寶石而形成的一系列詩歌的和隱喻的形象化比喻：例如「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瑕不掩瑜，忠也」等。而在一些沒有這樣嚴肅的文學作品中，玉，尤其是色白如脂的玉，也可以用來形容女性的肉體美，玉象徵著十全十美的女性的肌膚，這就好像地中海地區的大理石女神像一樣。

犀角在唐朝的小型工藝品中所起的作用與象牙非常相似，而且在唐朝人的言談話語之中，尤其是在對仗的詩句中，確實也常常將這兩種材料相提並論。唐朝對犀角的需求量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正如我們在上文中說到的那樣，雖然湖南生活著很多犀牛，這裏的犀角每年都要作為土貢送往朝廷，但是唐朝還是需要進口的犀角。其近者是南詔和安南，更遠的則要從印度群島運抵廣州港。現在印度支那犀牛瀕臨滅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與唐朝之間的這種貿易造成的，可見唐朝犀角進口數量之大。根據記載，犀牛總是習慣將脫落的角埋藏起來，這樣獵人就可以安全地用假角換取掩埋起來的真犀角。但是，這種說法似乎只不過是有關象牙的同樣的傳說的一種翻版。最受人喜愛，同時也是最珍貴的一種犀角，是外形美觀、帶有圖案和紋理的犀角，這種犀角經過打磨處理以後，有時就會顯示出一些生物輪廓和其他各種美妙的圖案。

但是在唐代，冰清玉潔的玻璃還仍然被看作是外國的寶物，所以陳藏器說：「玻瓈，西國之寶也。玉、石之類，生土中。或雲千歲冰所化，亦未必然也。」其他還有一些人也認為，玻璃就像水晶一樣，是「千歲冰所化」。根據史書記載，這種神奇的原料樣品來自罽賓，「碧玻璃」來自拔汗那，「紅、碧玻璃」來自吐火羅，赤玻璃和綠玻璃則來自拂林國。在正倉院收藏的玻璃製品中，有些很可能就是這種貢品。例如，正倉院有一個深藍色的高腳酒杯，酒杯上飾以浮雕圓環，還配著銀的底座，這隻酒杯顯然不是中國風格。此外，還有一個波斯風格的淡綠色廣口水罐。但是這類器物也有可能是由中國人製作的西方風格的玻璃器皿。與此同時，當時在中國似乎確實出現了取代舊有鉛玻璃和鋇玻璃的鈉玻璃。ｈttpｓ://ｒeａd•９９ｃsｗ.ｃom

九世紀詩人李賀的詩風具有創先的特性，李賀在利用琥珀進行比喻方面更進了一步，他採用轉喻的方法，以「琥珀」來代替了「酒」。李賀善於使用顏色比喻來增進詩歌的感情|色彩，而轉喻則是他運用的一種重要修辭手段。就使用「金」「銀」「碧」等顏色詞而言，李賀在當時是獨步天下的，他對「白」的應用，也表現了這種特色。在風景描寫中，李賀利用「天白」「秋白」等詞句來表現強烈的明暗度和充滿感情|色彩的對比（如我們現在所說的黑色攝影一樣），李賀在《將進酒》這首詩中，就是以「琥珀」來代指「酒」的：

但是據文獻記載，天青石在唐朝卻被用來裝飾皇家的園林。唐玄宗在位期間，總是經常帶著寵姬、朝臣前往京城東面的華清宮溫泉過冬。據記載「（玄宗）嘗于宮中置長湯數十間，環回甃以文石，為銀鏤漆船及白香木船，置於其中，至於楫櫓，皆飾以珠玉。又于湯中壘瑟瑟及丁香為山，以狀瀛州、方丈」。這種富麗堂皇的景緻代表了貴族式花園的頂峰，至於未經雕飾的自然假山園林，還要經過一個世紀才能夠出現。自然假山園林是像白居易、牛僧孺那樣的特立獨行者的創造。

九、十世紀的那些通常較為平實可靠的文人們都對這個故事深信不疑，因而我們也許真的相信有過這樣一枚「真珠」。這枚「上清珠」或許只是從一種發光的礦石上切割下來的，經過精巧設計的圓球，在它的中間蝕刻著鳥和仙人的形象。但是對於唐朝人來說，它卻是來自龍宮的魔珠。

在著名的寒山的一首詩中，描寫了一位碧眼胡商，想要購求他的水精珠，我們知道，水精珠是象徵佛教信仰純潔無瑕的遠東的「無價寶」，這樣一來，尋寶的胡人甚至成了世俗貪婪的象徵。

雖然，中世紀時仍然保留著琥珀與虎和龍的生命本質精魄之間的關係的傳說，但是自從三世紀以後（如果不是更早的話），中國人就已經了解到了琥珀的真實的性質。這些科學知識是唐朝的藥物學家很熟悉的。他們的著述中保留了有關的記載。例如《蜀本草》稱：「楓脂入地，千年化為琥珀，不獨松脂變也。大抵木脂入地，千年皆化，但不及楓松有脂而多，經年歲也。」甚至有些詩人也知道琥珀的真相。在韋應物詠頌琥珀的詩歌中，就充分體現了這一點：

就像其他的那些潔凈的或者骯髒的材料一樣，真珠也是唐朝的藥劑師的臼中之物。在醫藥中，真珠被用來治療白內障和其他各種眼疾，這是因為真珠不僅在外形上與眼睛類似，而且像圓月一樣清澈明亮。我們認為，唐朝人的這種做法近於模仿巫術。真珠特別受到道教徒喜愛，他們將真珠作為延年葯。在利用未經鑽綴的真珠之前，必須先將它研成粉末以後才能服用。

孔雀石是一種綠色鹼性的碳酸銅，在工藝學上，孔雀石可以作為金屬礦物來對待，而且這種礦物還可以碾碎以充當畫家使用的顏料，尤其是那些鮮艷翠綠以及和瑪瑙一樣具有美麗的條帶狀結構的孔雀石，可以被雕刻成各種各樣的裝飾品和實用器具；現代最著名的孔雀石，是精美的烏拉爾孔雀石，蘇聯用它來製作桌面和優雅的鑲嵌材料。在中國，孔雀石也具備以上所有的用途。孔雀石具體能夠用於何種用途，是由它的質地來決定的。在唐代時，繪畫使用的孔雀石及其同類的青色藍銅礦是在山西北部的代州採掘的。毫無疑問，位於現代江西省東部的信州也出產孔雀石（這是銅礦的一個非常普遍的標誌），但是在十一世紀之前，在這裏似乎並沒有發現寶石質的孔雀石，到了十一世紀時，在信州興起一種以孔雀石為原料的服飾珠寶業。宣州（安徽南部）也出產孔雀石，而且這裏的孔雀石還被定為朝廷的貢物，但是我們不知道它究竟是用作寶石雕刻的工藝品，還是用作顏料。八世紀時，有一個關於孔雀石鏡架的故事，但是實際上這種礦石當時似乎並沒有大量地被用來作雕刻的材料，所以文獻中這種記載也就非常之罕見。我們之所以在外來物品中提到孔雀石，主要根據是貞觀十七年（643）拂林國曾經向唐朝貢獻「石綠」——在中國，通常將孔雀石稱作「石綠」。但是在史料中同樣也沒有記載這件貢物的形制。

來自西域的紅珊瑚被用來製作指環、手鐲和其他的珠寶飾物，它還可以用來裝飾另外一些昂貴物品的表面。唐朝詩人的作品是我們搜集這種小裝飾品的寶庫，在唐詩中有美女頭髮上的珊瑚釵，也有鑒賞能力很強的士人書房中的珊瑚筆架。

另外在中世紀的珠寶類飾物中，還有一種來源於有機物的煤玉。儘管「煤玉」的質地較軟，但它有時又被稱作「玄玉」。根據古代傳說，松脂化為琥珀之後，再過千年，就會轉化成煤玉。但是，最終還是可以通過燃燒時的氣味來斷定煤玉的木質屬性。小兒戴上煤玉塊，可以「辟惡」。唐朝的煤玉出自西域高昌以南的礦床中。

在唐朝的史書中記載了拂林獲取珊瑚的方法：

水精本身又非常適合用作明喻和暗喻，在詩歌中，水精製品經常被比擬為冰、水、露珠甚至月光。以下引用的這首關於水精念珠的詩歌中的描寫就具有這樣的特點：

十二世紀流行的人造瑟瑟大概是一種藍色的玻璃質混合物。甚至很可能在唐朝時就已經做出了這種假冒的天青石。古代埃及人也使用同樣的方法製作人造天青石，他們將這種人造天青石用作鑲嵌物，例如在圖特安哈門陵墓中，人造天青石就被用來作為墓葬的覆蓋物和其他的器具，在公元前七世紀的許多亞述文獻中，都記錄了用玻璃質混合物製作寶石的配方，其中包括一種製作「ṣipru（=sappphiros）」的配方，而這種製品就是指人造的天青石。這種從西域帶來的美麗的寶石，導致了一種與佛青飽和深藍色相適應的新的顏色意象。在詩歌中，需要有一個名稱來形容這種特殊的色彩。古代的「碧」（* pįȁk）字通常也用來指一種礦物質的名稱，而現在它卻已經被用來代指在色譜中藍綠範圍內的所有深色的色彩。比這更精確的比擬是詩人白居易的發明，他通過同樣的方法，確切地將一種礦物質的名稱變成了一個顏色詞，當時的「瑟瑟」（英文azure）還是礦物質的名稱，但是白居易使它變成了一個顏色詞。「azure」——來源於波斯文「lāžward」——的傳統意義是指「lapis lazuli」（天青石），喬叟是第一位使用「azure」來代指藍色的英國詩人，而白居易使用「瑟瑟」代指藍色則遠在喬叟之前。類似以礦物來暗指顏色的手法，在漢文詩歌中並非新鮮事物。例如，六世紀時梁朝簡文帝就曾經寫過這樣的詩句：

與以上描寫不同的是李白對白花胡桃樹的描寫。在他的想象中，將胡桃樹比擬成了一個持誦水精念珠的僧人的形象。李白在詩中說：

這座想象中的神山在現實生活中的原型就是和田古城——唐初稱作「Gaustana」或「Gostana」（瞿薩旦那），九世紀時稱「Yūttina」（于闐）。和田位於橫穿西域的絲綢之路南道，據記載於闐國「王居繪室。俗機巧，言迂大」。中國古代使用的軟玉全都來源於這裏，而且唐代玉工需要的白玉、碧玉也是繼續由於闐來供給的。珍貴的軟玉卵石，是從於闐的兩條河的河床里揀來的。這兩條河在流入塔里木河之前，在於闐附近的地區匯合，它們分別叫作喀拉喀什（墨玉）河和玉龍喀什（白玉）河。在這兩條河的水中，于闐國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根據這條記載，有人認為于闐玉其實就是結晶狀的月光寶石。

在唐朝文獻中，有大量關於用光玉髓磨製的杯、盤、碗、壇以及其他器皿的記載；在正倉院的收藏品中，我們甚至還可以見到一個紋理鮮明的寬邊「瑪瑙」盤。看來唐朝的玉石工匠像于闐的玉雕工一樣，很擅長製作這種小器物，而且尤其擅長用光玉髓和玉髓凹雕小動物的形象。

這裏所記載的珊瑚，當然是在文明世界各地都備受推崇的，地中海出產的珍貴的紅珊瑚。而且正如唐朝人了解到的那樣，南海也出產珊瑚。唐朝的珊瑚主要是從波斯國和獅子國進口的。它的漢文名字來源於古波斯文「* sanga」（石頭）。

在同一時期，即十世紀初期的幾十年裡，東北南部的契丹王「買巧石數峰，目為『空青府』」。所謂「空青」就是石青的古名，它是一種藍色、鹼性的銅碳酸鹽，是孔雀石的伴生礦。

「玉髓」是道教的一個古代術語，指融化玉而得到的仙液；它還指「chalcedony」，這些詩句進一步證明，「金精」這個概念是指類似白玉髓或玉的，一種淺色的或珍珠色的白色寶石。

象牙的另一種特殊用途是裝飾天子乘坐的五路重輿之一的象輿。所謂的五路重輿就是指玉路、金路、象路、革路與木路等五路。據記載「五路皆重輿，左青龍，右白虎……青蓋三層，綉飾。上設『博山方鏡』，下圓鏡」。「象路者，行道所乘也，黃質，象飾末」。

漢文「琥珀」被有趣地解釋為「虎魄」「虎魄」與「琥珀」發音相同，而且根據傳說，琥珀是由老虎臨死前的目光凝結而形成的蠟質礦石，這樣就在詞源上提供了一種合理的解釋。這個傳說使我們聯想起了希臘的傳說：他們認為琥珀是由猞猁猻的尿凝固而成的。但是作為珍品搜集者和有藏書癖的唐朝人，段成式卻記錄了這樣的說法：

真珠具有獨特無比而且奇妙絕倫的效力。但是對於唐朝人來說，似乎只有在邊荒絕域才能完全懂得和了解嬌艷無比的真珠的美麗。在這些神秘的國土上，人們懂得怎樣利用真珠特殊的價值——真珠的特殊性能在於它能夠控制水，而且真珠本身就相當於水的精華。所以在荒漠絕域之中，真珠可以引導人們找到井泉，而在大海的深處，人們則能夠藉助真珠的性能，來尋求龍王的寶庫。（根據傳說）由罽賓國王獻給唐玄宗的「上清珠」，就是這樣的一顆真珠。據記載：

一百多年以後，大理國——雲南南詔國的繼承國——遣使向宋朝貢獻了一種叫作「碧玕」的深藍（或深綠）的石山，同時貢獻的還有劍、犀皮甲、毯和鞍轡。這裏說的「碧玕」有可能是孔雀石，也有可能是彩色玻璃（如一條唐代史料中所提到的），還有可能是一種青綠色的珊瑚（對此我們也有充分的證據），甚至或許是綠色的蛇紋石，但是它到底是什麼，我們現在還無法弄清楚。在唐代，令人稱羡而又迷惑的「碧玕」是雲南和緬甸的土著民族，由偏遠的西南地區運到唐朝的，不過於闐也出產這種礦石。九-九-藏-書

此前的做法想必是一種迫於無奈的經濟措施，因為根據祭祀規程，祭祀用的所有器具都是應當使用玉器的。

以玉作為人身上佩帶的裝飾品的做法古已有之，而唐朝不過是花樣翻新而已。我們現在還可以見到遺留下來的諸如用金、銀裝飾的玉鳥，以及用人、獸浮雕裝飾的玉背梳等唐代女性的頭飾。裝飾著魚的玉帶作為官階和榮譽的象徵，是在唐朝新出現的一種裝飾。唐朝的玉制裝飾品中，有些是從外國傳來的，如康國曾經向唐玄宗貢獻過一枚「白玉環」。

唐朝的詩人們還用玳瑁來形容斑駁陸離的景象，例如在唐詩中有這樣的詩句：

貞觀十六年（642），唐朝接受了天竺國貢獻的「大珠」，天寶八載（749）接受了林邑國城主盧陀羅遣使貢獻的「真珠一百條」，天寶九載（750），波斯鬼國獻「無孔真珠」——大曆六年（711）波斯再獻真珠。此外，獅子國在天寶九載（750），日本國在開成三年十二月（839）也都向唐朝貢獻真珠，而唐朝接受他們的貢獻，都含有類似教化外夷的意思。

在唐代，由礦物質衍生出來的顏色比擬，或許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都更普遍——如果有人想到過這個問題的話。中國古代的定型的暗喻是從顏料發展而來的——恰如英語中的「indigo」（靛藍，深藍色）、「purple」（紫螺，紫色）和「stammel」（紅粗毛布，暗紅）一樣——但是到了唐代，這些暗喻大多都已經失去了活力。就以礦物作為顏色暗喻描寫而言，中世紀的中國詩人中，恐怕還沒有一個人能夠走得比馬婁更遠。在馬婁的筆下「綠色的東西就用綠寶石來形容；黃色用黃金或黃玉；白色用象牙；而清澈透明的泉水或溪流則用銀或水晶來形容」，但是只要稍加用心就會發現，中國文人至少就像西藏的游吟詩人一樣，總是使用出人意料的寶石來形容樹、鳥、花等物的。據認為，「在西藏高原，經常用鑽石的光輝來形容湛藍、金黃宛如明鏡的湖泊」。

不知為什麼，凡是渴望得到珠寶的行為——不管它有多麼值得——都是一種有失身份的事，而且這種行為也很難得到傳統道德準則的認可。另一方面，外國人，特別是西方人，其中尤其是波斯人，都被認為是真正的珠寶愛好者和所有者，也正是這一點，將這些外國人與唐朝人區別了開來。「窮波斯」這個詞在唐朝是一種很可笑的「不相稱」語。在唐朝流行的故事中，隨處都可以見到具有魔法的伊朗祆教僧，他們以善施魔法而著稱，尤其是當時的人們相信，這些伊朗祆教徒隨身都帶著具有神奇魔力的珠寶，而且，他們也都是因為有了這些珠寶才致富的。就鑒定珠寶而言，當時的波斯珠寶商具有最高的權威，同時他們也是珍貴珠寶的崇拜者。他們既是唐朝人嫉妒的對象，同時又備受人們的輕蔑。以下的短篇傳奇就表現了人們的這種態度，這個故事還帶有濃厚的道教的神仙傳說的味道：

雖然玉材本身並不是中國的土產，但是雕玉在中國卻有久遠的歷史，而且享有盛譽。甚至在古代傳說和想象之中，玉也是世界大陸中心的神山裡的寶石。據《山海經》記載，在西山裡就有一座玉山：

對於我們來說，天青石在遠東文明中的作用簡直就是一個解不開的疑團。這主要是因為我們無法對蒙古時期之前文獻記載中的礦物的漢文名稱進行識別。就現在來看，唐朝人用來指深藍色寶石的「瑟瑟」（古漢語的發音是「* ṣDt-ṣDt」）這個詞，通常就是指「天青石」（lazurite），但是有時瑟瑟也被用來指稱藍色的、類似長石類的「方鈉石」，而在文獻資料中，天青石與方鈉石根本就無法區別開來。另外，瑟瑟偶爾還用來指「藍寶石」。關於識別問題的討論，我們在這裏將壓縮在一個較長的註解中加以介紹。在下文的討論中，從漢文資料里摘引的所有關於天青石的資料，都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即姑且假定，將「瑟瑟」看作天青石的觀點是正確的。

這是阿瑟·韋利翻譯的一首王建寫的《南中》詩。唐朝人很高興地，甚至是很貪婪地接受了這些出自炎熱、瘴癘之地，被作為「積陰之魄」的外來的真珠，與此同時，他們又擺出了一副藐視的姿態，將這些東西看作是低級文化的小擺設，而他們似乎只是作為蠻夷自願來朝的象徵才接受這些東西的，而且作為代價，中國人的教化無論怎樣總會有一些因此而遠播於荒服之外。九世紀初，呂潁在唐敬宗統治時期寫的一首題為《西域獻徑寸珠賦》的韻文中，生動地表現出了唐朝人當時的這種矛盾的態度。在這首賦中，呂潁寫下了如下具有特色的詞句「由是化中國而及外夷，如風之偃草」。

韋應物也有一首吟誦水精的絕句：

琥珀在唐朝珠寶製作方面的作用與珊瑚很相似，也就是說，它常常被加工成婦女的裝飾品和富家大戶的小巧而昂貴的物品。在正倉院收藏的琥珀製品中，有雙陸、魚墜、念珠，大典上使用的冠頂飾珠以及鏡子背面的鑲嵌材料。琥珀在醫藥中也佔有一席之地——像所有的珍貴材料一樣，人們想象琥珀的美麗和耐久性能可以提供給人類。琥珀還具有「下惡血」，「止血生肌合金瘡」的特殊療效。總而言之，根據古人的觀念，琥珀是由血凝結而成的，儘管唐朝人關於琥珀的知識已經比古人進步了許多，但是甚至在唐代的處方中，還繼續以古人的這種觀念為基礎來使用琥珀。

犀角在中世紀的中國醫藥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被用作各種各樣的解毒劑。據悉，中國人了解犀角的解毒功效的時間可以上溯到公元四世紀。利用犀角解毒可能起源於中國，後來又進一步傳播到了西亞和羅馬帝國。在唐代，犀角是作為一種粉劑來服用的——據說將犀角裹上薄紙，放置在懷裡，就能夠使生犀角變軟，從而易於搗碎。犀角甚至還可以「燒灰水服」。先前將犀牛角挖空製成葯杯時，很可能就是仿照了古代的一種自然中空的水牛角杯的樣式，但是最有名的唐朝的犀角杯是一種小型的圓杯，而這是一種最常見的形制。我們還不能肯定這種圓形樣式是否有抵消毒素的作用。但是在正倉院的收藏品中，卻發現了一隻短曲角外形的犀角杯。

唐朝還有一些相當小巧的玉雕作品：駝、獅、龜和各種鳥以及像「鳳凰」這樣的神話中和想象中的生物，都被雕刻成了玉石的形象。甚至唐玄宗的愛馬也被刻畫在了玉石上——我們是從後代的繪畫書籍以及文學作品中了解到這些玉雕形象的。據記載「（楊）貴妃素有肉體，至夏苦熱，常有『渴肺』，每日含一玉魚兒于口中，蓋借其涼津沃肺也」。與這枚玉魚齊名的還有一枚玉獸，但這枚玉獸只具有象徵和預言的作用，而不是保健的作用。這則故事說：「唐天後嘗召諸皇孫坐于殿上，觀其嬉戲。因出西國所貢玉環、釧、杯、盤，列於前后，縱令爭取，以觀其志。莫不奔竟，厚有所獲。獨上端坐，略不為動。后大奇之，撫其背曰：『此兒當為太平天子。』遂命取玉龍子以賜……及上即位，每京師𠎝雨，必虔誠祈禱，將有霖注，逼而視之，若奮鱗鬣。」

唐朝可以從嶺南道、安南都護府的領地以及雲南的南詔國等地獲取象牙。當時更遠一些的象牙產地還有林邑、印度群島的北邑和墮婆登以及斯里蘭卡的獅子國等地。

就唐朝本身而言，天青石是很貴重的贈品。以奢侈著稱的楊貴妃的姐姐虢國夫人建造了一所豪華的宅第，「中堂既成，召匠圬墁，授二百萬償其值，而復以金盞瑟瑟三斗為賞」。唐朝最上等的珠寶就是由瑟瑟製成的。根據可靠史料記載：「每十月，帝（即玄宗）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為隊，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穀成錦繡，國忠導以劍南旗節。遺鈿墮舄，瑟瑟璣琲，狼藉于道，香聞數十里。」在正倉院的收藏品中，有一條用深藍色天青石板裝飾的衣帶，這很可能就是朝臣使用的典型的腰帶。在同一間儲藏寶物的庫房裡，還收藏了一枚用角質物和藍色天青石裝飾的雜色象牙角質地的「如意」。

在唐朝流行的許多傳說中，都有類似的這種神奇的真珠。一般來說，它們都由波斯商人所擁有，或者是為波斯人所欲得。下面摘引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傳說。它像是按照中國人的喜好剪裁過的航海者的故事：

到了開元十六年（738），即在明堂建成之後約三十四年時，一位叫作崔曙的舉子在「進士」考試時寫了一首名為「明堂火珠」的詩：

象牙有時還可以用來雕刻小型的雕像。我們見到過一尊正在哺乳一個捲髮裸體兒童的鬼子母神的象牙雕像，這座雕像顯然是八至九世紀時的作品。雕像人物造型豐腴飽滿，姿態飄逸，表現了唐朝的風韻，但是同時也體現出了犍陀羅風格的影響。我們還見到過一尊舞|女的小型雕像，這座雕像被染成了彩色，它顯然是出自唐朝的工匠之手。

犀角的另一個特殊用途是製作長柄、扁平、頂端彎曲的「如意」。佛教僧人在宣講佛經時，往往都莊重威嚴地在手中握著一柄如意。正倉院的收藏品中，有許多這種法器的實物，其中一件的表面上嵌著彩色玻璃珠和金線，而且還有用象牙片裝飾成的花鳥形象。另外一件畫著鳥、蝴蝶和銀白色的雲彩，鑲木手柄上鑲嵌著象牙。

唐朝的藥物學家甄權說：

英文「crystal」或者「rock crystal」是指一種純凈、透明、結晶質的石英，即無色的自然硅石。其漢文名稱叫作「水精」，中國人相信這種礦物質是石化的冰，「水精」這個概念就是因此而得來的，而且中國人的這種看法與普林尼的觀點也不無相似之處。水精是一種蘊藏很廣的礦石，但是只有毫無瑕疵的水精才具有高貴的價值。輸入唐朝的水精就突出地表明了水精純潔無瑕的特質和水精工匠精湛絕倫的技藝，例如日本僧人圓仁帶到唐朝來的水精念珠就是如此。八世紀時，康國首領曾經幾次向唐朝貢獻水精製品（包括水精杯），罽賓國也向唐朝貢獻過水精杯。九-九-藏-書

撒布在它豪放的帝王身上的米珠

就唐朝人而言，所有這些構成了于闐軟玉的意義及其用法的既定的傳統，這些意義和用法中，有些典雅古奧，被奉若圭臬；而有些則仍然留存在當時的社會中，后一種情況表現為用玉來製作禮器——神權即蘊含在其中——的習俗。

八世紀時，新羅國有好幾次向唐朝貢獻「魚牙」，東北的東胡民族也向朝廷貢獻過一種在漢語中被稱作「骨咄」的材料。這兩種名稱分別相當於波斯文「dandān māhī」（魚牙）和阿拉伯文的「khutu」，它們都是指海象牙，有時候也指西伯利亞的化石猛獁象牙。「骨咄」又是唐朝東北南部重鎮營州的土貢，而新羅貢獻的「魚牙」，雖然主要是指海象牙，但是有可能也包括了太平洋沿岸西伯利亞地區出產的化石一角鯨的牙齒。

但是，也有一些發光的珠寶屬於礦物；有些珠寶具有持續發光的性能，而有些則只是在摩擦或加熱時才會發光。在唐玄宗開元年間，米國的使臣曾經向玄宗貢獻過一枚僅僅稱作「璧」的寶石。璧是古代的一種扁平的寶石環的名稱，在周朝時，它是天賜王權的象徵；但是璧又可以與「碧」互換使用，而「碧」的意思是「深藍綠色的寶石」，而且有時還有「發光的藍綠寶石」的意思。米國所獻的「璧」如果不是禮儀用的玉器的話，那麼它很可能就是「chlorophane」的製品，它屬於螢石的一種熱發光的品種，毫無疑問，這也就是古典古代時磷光質的「綠寶石」的原料。例如，塞普勒斯國王赫耳彌亞斯墓前大理石獅子的綠眼睛就是使用了這種綠寶石。當然，希臘的鍊金術士自己就有一套製作夜光寶石的方法，這就是在寶石表面塗上一層磷光質的塗料，這種方法很有一些魔術的味道。他們製作的最有名的發光寶石是「藍寶石」和「紅寶石」。

就其物質方面的意義而言，唐朝本地出產的，或者是外來的真珠主要是被當作富貴之家的服裝和傢具的裝飾，真珠那圓潤晶瑩的外表，尤其適合於裝飾屏風和帷幔。從九、十世紀創作的傳奇中反映的情況來看，無論是圓形的真珠還是雕琢成了神像的真珠，凡是精美的真珠都可以被當成是奉獻給佛寺的一種獨特的禮物。

水精的用途與其他質地堅硬的裝飾性寶石並無二致，但因為水精晶瑩美麗，所以杜撰瓊島的仙家也以它作為合適的材料。在蘇鶚記載的稀奇古怪的貢物名單中，有一種是「卻火雀」，而這隻卻火雀就是在水精鳥籠中飼養的，在九世紀的一首關於「月姊」的詩中，也將「碧空遺下水精釵」，作為留給凡世情人的紀念物。

如果某個在位的君主要想得到另一位君主的好感的話，最有效的做法莫過於贈送一件或多件昂貴精美的珠寶。在唐朝的歷史上，我們不時地可以見到將類似帶有外交性質的珠寶送到長安的記載。遺憾的是，僅僅根據文獻中記載的珠寶的名稱，我們很難對這些珠寶的種類進行鑒別，即使是有些關於珠寶性質的記載，也不過是一些諸如「奇珍」「名寶」之類的、含糊的稱頌之詞。以珠寶作為獻給唐朝的禮物的實例有：武德二年（619）罽賓獻寶帶；貞觀元年（627）西突厥可汗獻寶鈿金帶；大約永徽元年（650）唐高宗初即位，吐蕃贊普松贊干布獻「金銀珠寶十五種」；大約開元元年（712），一位大食使臣獻「寶鈿帶」——這位使臣因為拒絕向唐玄宗跪拜而惡名遠揚，他認為只有「安拉」才享有這種殊榮。天寶三載（744）許多西方國家——大食國、康國、史國、西曹國、米國、謝䫻國、吐火羅國以及突騎施等——向唐朝「獻馬及寶」；天寶五載（746），見於斯里蘭卡《小史》記載的獅子國國王屍羅迷伽派遣婆羅門僧阿目佉拔折羅向唐朝貢獻了許多珠寶；元和十年（815）訶陵國獻名寶，等等。

在詩僧貫休的一首詩中，也出現過關於描寫僧人串珠的詩句：

貞觀十七年（643），唐太宗會見了「拂林國王」派來的使臣。這批使臣貢獻的禮物有赤頗黎、綠頗黎和一種叫作「金精」的物品。羅馬的使臣通報了大食國對自己國家的入侵，唐太宗「降璽書答慰，賜以綾綺焉」。開元廿九年（741），吐火羅國又遣使來到長安「獻紅頗梨、生（未經琢磨的）瑪瑙、生金精」。五識匿國也向唐朝貢獻過這種神秘的礦石（據文獻記載來看，「金精」似乎是一種很珍貴的寶石）。據唐史記載，這種寶石的產地是俱蘭，據說俱蘭「與吐火羅接，環地三千里，南大雪山，北俱魯河。出金精，琢石取之」。

唐朝人用的天青石似乎就是在於闐買到的。于闐是西域的五個重鎮之一，而且是一塊深受大地女神珍愛的土地，正因為如此，這裏的河流中盛產玉石寶藏。八世紀末年，唐朝皇帝曾經派遣內給事朱如玉（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像玉一樣的珍珠」！）前往于闐購求玉器。這位使臣不但帶回了圭、帶胯、枕、簪、奩、釧等一些用精美的軟玉製成的玉器，而且還帶回了「瑟瑟（天青石）百斤，並它寶等」。看來於闐商人的致富，不僅是由於他們出售本地出產的玉，而且還因為他們也是寶石貿易的承包者。幾個世紀之後，「天青石」在中國就開始以「于闐石」知名，這個名稱表明，于闐的寶石市場在買賣其他的寶石（「它寶」）的同時，也壟斷了遠東的天青石貿易。

在唐代，玉還可以用來製作各種各樣的實用器皿和娛樂用具，當然這隻是對那些能夠買得起玉的人來說的。在這類玉器中包括小花瓶和小玉盒。玉盒有時候被切割成東周時代那種矩形的古代式樣。製作這種仿古玉器的材料，通常都是採用古代人喜愛的黃色或帶有褐色的玉，但是就唐朝的玉而言，十之八九都體現了一種更「自然」的現代風格，而且在用料方面，也大都使用人們更習見的綠色和白色材料。例如，唐朝宮女盛放焚香的龜形玉盒就是如此。但是這些玉器並不是全都出自唐朝內地的工匠之手：對於小小的「崑崙玉盞杯」，我們或許可以說，之所以將這種杯子叫作「崑崙」，是因為它具有特殊的裝飾風格，而不是因為它原產於「崑崙」，但是從吐蕃得到的「頗珍奇」的玉高腳杯，則肯定是中亞高原地區的出產。

在唐朝的貴族中，還時興過一種新的風尚，這就是使用玉飾板製成的腰帶。這種腰帶代替了更古老的皮腰帶，或在隋朝時用金屬圈組成的腰帶。甚至這種玉帶有時也是胡人的貢禮。例如貞觀六年（632），于闐王曾經向唐太宗獻玉帶，玉帶的二十四塊玉飾板，表現了圓月和新月的形態，這種設計顯然受到了波斯的影響。九世紀時，吐蕃也曾幾次向唐朝獻玉帶。在王建的墓葬中也發現了一條雕刻著龍的形象，由七塊玉飾板組成的白御帶。王建其人在後梁太祖開平三年（907）唐朝滅亡前後曾經統治過四川。

琉璃主要是一種裝飾性的玻璃，通常琉璃都是模製或雕飾而成的，它被廣泛地應用於製作各種各樣的器具（正如唐朝詩人所敘述的），而玻璃則是吹制器皿，是製作杯、盤、罐等器具的最常見的材料。正倉院陳列的收藏品中和世界各地的公、私收藏品中，有許多這樣的玻璃器皿，在這些器皿中，有些可能就是由中國人製作的，但有些也有可能是西方人製作的。下面試舉數例：有一種深綠色的魚墜，魚的眼、嘴、鰓等部位呈金黃色，這種魚墜很可能是仿照唐朝官員的魚符製作成的；另外還有一種波狀邊的綠色淺杯；帶底座的褐色淺盤；黃色、靛藍色、綠色以及淡綠色的雙陸博戲用具。此外，還發現過一種帶有「從薩珊銀器工藝中脫胎而來的浮雕花卉圖案和渦卷形紋飾」的四葉紅褐色底座杯；一種帶有綠色的白手鐲，呈「二龍戲珠」的形狀，另外還有一枚帶有紅褐色條紋的琥珀色手鐲，外形也是兩條面面相對的龍。像這種墜飾、雙陸以及手鐲等器具，在唐代很可能都被稱作琉璃製品；這也就是說，在當時，琉璃很可能確實是指那些具有類似於寶石功能的玻璃而言。

唐朝詩人發現，「琥珀」是一個很有用的顏色詞，他們用琥珀來形容一種半透明的紅黃色，尤其是用來作為「酒」的性質定語。我們在討論鬱金香時，曾經引用過詩人李白以琥珀比喻酒的顏色的詩句，在張說的詩歌中，也有類似的例證：

唐朝最大的火珠安放在明堂的頂端。明堂最初是周天子用以交通天地之和，錯綜陰陽之數，順天地，理萬物，舉行大典的殿堂。唐朝的明堂就是重建了古代的明堂。自古以來，好古博學之士、建築師以及君主專制的理論家們一直對這種御殿的構造以及裝飾問題爭論不休。在唐朝初年，這種爭論也非常激烈，直到牝雞司晨的女「天子」武則天皇后時，才開始實際動手興建——這使我們想起古代埃及女王哈特謝普蘇特。武則天想要增強她作為天授之君的神力，決定在東都洛陽建造明堂，並於垂拱三年（687）開始動工。這座法天地、合陰陽、象四時、體萬物的明堂於垂拱四年正月初五（688年2月11日）正式竣工。到證聖元年（695），明堂毀於火災，但是武則天立即下令「依舊規重造」，天冊萬歲二年（696）重建工程完成。這座新建築「梵谷二百九十四尺，東南西北廣三百尺」。在明堂的大殿中，安放著九尊新鑄造的青銅鼎，九鼎代表著這位偉大的女性統治的九州。最初安置在明堂頂部的是一隻鍍金的鐵鳳，後來鐵鳳被大風損壞，於是用一枚火珠代替。武則天還在她建造的天樞上放了一枚火珠。這座巨大的天樞是武則天在證聖元年（695）下令用鑄鐵鑄造的，其恢宏壯觀的氣度，一點也不遜於明堂。建造天樞是為了紀念武則天復興了周朝。天樞「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為鐵山，周百七十尺，以銅為蟠龍麒麟縈繞之；上為騰雲承露盤，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模，武三思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從他的名字來看，這位造模的毛婆羅顯然是一位外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