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的很多皇帝——接連五位如出一轍——因吃「長生」葯而亡。正如斯特里克曼指出（1979年） ，肉體的死亡並未成為此葯不靈的證據，因為據說長生不老應處在更高的層面；然而在世界史中，這或許是自殺崇拜影響國民政府達幾十年之久的惟一個案。既然很少有其他精英沉溺於此，唐朝中國人何以對長生不老的觀念如此當真？這是一個我們剛涉足的問題。某些皇帝也可能實際上是被仇敵毒死的。

該時代的另一位大詩人謝靈運，是南方一位富有的地主。有一次，他讓手下人在茂密的叢林中開了一條寬道，然後突然出現在別人家的地面上，從而驚嚇了住在遠處的一位鄰居，使之因侵擾和傷害而張皇失措（J.弗羅德沙姆，1967年）。謝靈運的詩表現出像索洛（Thoreau）一樣超然的精神，這種精神與他的生活沒有什麼關係，不像索洛的形象與其顛沛流離的生涯密切相關。不過，這類無情的開發者卻有助於使南方變成一個大菜園。

從我們擁有的許多出自唐朝的著述中，尤其是從840年代訪問中國的日本僧人圓仁的極其完整的日記中，我們獲悉粟在北方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小麥則在某種意義上被認為是奢侈品（賴紹華，1955年）。圓仁記述道，各種各樣的面點是專門拿來招待他及其隨行人員的特殊膳食，或者是盛大宴會上的珍奇食物，用來代替非佛教徒在這種場合本該食用的肉。豆腐以及麵筋做成的肉仿製品尚未為人知曉。佛教導致了大規模的素食主義以及用來代替肉的各種小麥製品的開發，從而使「西方蠻人」想起了他們本國的食物；牛肉越來越不被當做一種食物了。中國人繼續吃牛肉，卻帶著某種羞恥感，而且很多較年長的中國人至今仍把殺牛視為不正當之舉；非佛教徒跟佛教徒一樣，說牛為人類勞作太辛苦，不能用這種無情的方式來對待它。受佛教影響較大的日本人，後來則完全停止吃牛肉，並且只是隨著大規模的西化才又把它當成食物。不過，奶油、酸乳酪、馬奶酒（發酵的馬奶）、乾酪、凝乳和黃油倒是很流行。由於皇族本身就有部分突厥語族的背景，這些食物也就勢必要取得一席之地。這似乎是奶製品消費在中國所達到的頂峰。別的中亞食物，如葡萄酒與其他小麥製品之類也非常流行。

在北方，小麥繼續有所進展。農作物的輪種使小麥和粟均被栽培並繼續傳播；磨粉的新技術把小麥製成了最便於使用並且普遍可以得到的形式——麵粉（謝弗，1977年）。小麥以如今眾所周知的形式被食用：湯糰、油條和麵條。現代「燒餅」（「roast cakes」，面上撒有芝麻並貼在爐壁上烘熟的小麵包）的前身已在流行，並顯然被認為是新食物。燒餅實則是通稱為「饢」的波斯及中亞的標準麵包的小型變體，因此是由那裡衍生而來；它們在唐代中國是舶來品，由中亞人在大城市裡烘製（謝弗，1963年、1977年）。各種各樣的小麥麵餅已在中亞的唐朝遺址中發掘出來（《中國畫報》，1976年，第36-39頁）。

就寺院擁有的土地而言，唐朝土地所有權及其對發展的影響可與中世紀歐洲的土地所有權及其影響相比。佛寺和道觀獲得了大量的農業土地，但當國家感到現金短缺時就會沒收之。

這些草本植物與更大範圍的傳統體系相配合，這一傳統涉及到了醫學所有方面的發展，特別是對長壽或長生不老的研究〔謝弗，1980年；昂舒爾德，1985年；翁池民（音譯）與吳廉德（音譯） ，1936年〕。與此相應，食物用途也有所擴大，其長期效果相當可觀。尋求長壽的行家戒掉了主食和肉，常吃些非常稀奇古怪的東西。煉丹術、無機營養物和長生不老葯是深入研究的課題，不時引起了重金屬中毒症（李約瑟，1976-1980年）。佛教的巨大影響促使人們採用了佛教的食物和進食方式，包括醫用食物志在內。佛教的僧人跟此後的很多傳教士一樣，發現幫助病人比論九*九*藏*書證神學的縝密觀點更能使人皈依。

暫且撇開李賀在一首詩中提到的貜貜這類零星雜物不談（J.弗羅德沙姆，1967年，第201頁） ，我們發現普通百姓始終在吃同樣的東西。魚很豐富，而且大型的遠洋捕魚活動也有記載。人們非常熱衷於吃生魚；它確實是主要的美食之一，還有幾位詩人，把薄魚片形容為在熟練的切菜刀下如雪花飛舞。最新鮮的魚的最薄切片被看做上品。淡水魚總是可以得到，因為首都和大多數主要城市都位於靠近河流的內地。某些品種比其他品種更受喜愛；海洋生物則大體上使文人學士略感奇異。切成薄片的肉有可能烹制得和當今西北一樣（通常與蔥、韭或別的蔥屬植物一起炒） ，乃是富庶或奢華的表徵。雞（以及別的珍奇家禽）只在特殊場合才被食用，詩歌里有這樣的比喻。它們被用來與質樸的鄉村生活進行對比，如高適的一首詩所云：

該時期的另一部偉大著作是賈思勰的《齊民要術》（這個書名有點含糊不清，且易被譯成別的名字）。賈思勰是魏朝的一位地方太守，顯然很恪守職責。他彙集了所有他覺得有價值的農業知識，利用了所有他能搞到的較早的書，以及農民的經驗、他自己的觀察，和相當多的實驗與野外考察。石聲漢（1962年）最近校訂了這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並創作了一份珍貴的摘要，且部分譯成了英文；這部著作的各部分則由李蕙林作了更為準確的翻譯（1969年）。

跟其他時代一樣，唐朝也周期性地發生飢荒。戰爭與內亂的副作用因反覆無常的稅收制度而加劇。瘟疫顯然更為常見，這是因為中國與印度和近東緊密接壤，而那裡經常流行傳染病（崔瑞德，1979年）。這類瘟疫因飢荒而加劇，並又導致了更大的飢荒，因為全勞力一個接一個地死去。沒有跡象表明瘟疫曾像在歐洲那樣抬高了勞動力價格；更有可能的是，它們導致了像在中東那樣的效果，即在那裡殺死了富裕的城市居民，因而對勞動力需求的削減甚至比對供給的削減還要大，並就此導致了更低的工資和經濟的衰退（多爾斯，1977年）。

書面文獻向我們透露了有關當時食物的情況。陶淵明（365-427年）無疑是該時期最偉大的詩人，也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優秀的詩人之一。他作為小農在魏朝統治下的華中度過了一生（海陶瑋，1970年）。由於把大量時間和錢財用於寫詩飲酒，他是一位收支僅能相抵的農夫，生活在貧困的邊緣，有時還被迫求乞和施捨度日。他曾一度被說服去做官，但他辭去了官職，顯然是因其對統治階級揚揚得意的態度而受到了壓力。對他來說，更重要的或許並非道義上的正當，而是不受政治運作煩擾的無拘無束的退隱生活。他的詩給我們留下了其心愛田莊的全景畫面。

楊堅按照北魏期間設計的突厥化形式，確立了均田制。它以統一的形式擴大到了全中國的每個人，因而其復興具有新的和真正革命性的意義。該制度是社會主義的一種形式。普通的男性戶主受露田80畝，實際上畢其一生均可耕種（年滿60歲時還給國家） ；同時又受永業田20⅓畝，可以終身擁有並傳給後代。在配得的份額中，20畝應種植纖維植物（桑麻田） ，餘下的1/3畝則為宅基和菜田。婦女終其一生只受露田40畝；幾乎所有的婦人都隸屬於以一位男子為戶主的家庭。身為奴隸的男人受露田80畝，除了1/5畝地用於宅基和菜園外，更無其他。地位高的男人受田也多：貴族得到的可繼承土地大概在40-1 ，000畝之間，官吏尚可另外受田，其數量依據官位來定。佛教寺廟也有自己的份額。在帝國的人口密集地區，土地也許太少，甚至在隋初就不夠分配，因此到公元592年，當需要實施這一制度時，重新分配的土地只有1/4可以兌現。假定隋朝穩定，人們就會聚集到城外郊區，並隨之出現已在漢朝遇到過的情況——儘管較偏僻的地區正在覓人耕種良田，可在緊挨城鎮周圍的富庶地區，人口卻格外稠密。

在304年，嵇含創作了一篇散文，敘述華南（大致為今廣東地九*九*藏*書區）的經濟植物生態（李蕙林，1979年）。即使其失誤也是由仔細觀察所致。故而他提及大頭菜引種到南方後會變成芥菜，因為他觀察到沒有冬季的地方不會生出肥大的塊根。他還比照他觀察到的另一現象：橘引種到北方后變成低級的枳。這點學問顯然以下述事實為依據，即柔弱的柑桔種在按常規被嫁接到較硬的三葉砧木上以後，在寒冷乾旱的天氣里，插入的樹枝往往會變得虛弱或死去，只留下三葉的下層林木惹人惱怒地分枝繁殖。嵇含描述了不下80種植物，並提到了水筏上種莊稼以及其他有趣技藝。

這個時代的特徵是崇尚酒。如此崇尚酒文化在世界歷史上很少見。這無疑多屬富於詩意的奔放不羈；我們不必相信詩人們老是酗酒（如他們要我們相信的那樣）。然而，酒卻被確認為大大有益於世，在所有社交聚會中酒是不可缺少的。從另一方面來說，在這個反叛和逃亡四起的時代，利用酒來達到坦然逃避現實的目的也很常見。很多人還利用迷|幻|葯：蔓陀羅、大麻及很多其他植物的性質獲得了充分認識（李蕙林，1977年）。服藥表面上是為了道家的遁世成仙的理想，但流行風尚的表象背後似乎潛藏著更深層的逃避現實的動機。

唐朝的主食仍舊為粟；稻則在迅速擴張的南方流行。根據租稅數字，我算出糧食產量為每英畝1 ，300-1 ，600磅左右（該數字是崔瑞德的，但用現行的畝重新算過；崔瑞德，1963年）。這些數字類似於漢朝豐年時的產量和20世紀初歉年時的產量。有一種稅規定每戶納糧2石（當時每石約合140磅） ，所以土地較多的人家比土地較少的人家境況要好。別的租稅涉及布帛等，通常比法定的普通稅額收得更多。鹽業專賣也重新出現了（一如在漢朝和其他早期朝代） ，政府通過使這一日用必需品更難獲取而壓榨人民。腌漬仍是保存蔬菜之類物品的基本方式，所以需要大量的鹽。晚唐的很多反叛者都因販私鹽而長了見識。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均田制卻註定要失敗。正是那些可以輕易利用併為自身的目的破壞它的人，使該制度所要求的忠實執行和登記幾乎成為空談。土地在南方容易獲得，但往往以需要長久休耕期的刀耕火種方式來耕種；那裡的土地分配製度可能要比人們所期待的理想數額略多。在別的特殊地區也做出過妥協。例如當分配的土地中有些不能耕作或土質非常貧瘠時，就會給予額外的土地。

我們已注意到中國經歷了土地所有制的三次根本性轉變。第一次出現在村社土地原始公有制被古典封建制取代之時，也就是向統治者的親屬和支持者授爵封地。這可能出現於商朝，而到周朝則確定無疑。第二次為土地私有制和自由民農耕的興起，這是周朝晚期發展起來並在漢朝正式確立的（隨之出現的是國家全面控制的幻想及國家社會主義的嘗試）。第三次是在魏朝統治下徹底重新分配土地的社會主義，隋唐更加普遍。第四次轉變是安祿山叛亂對這一制度的破壞，導致由政治實權人物佔有龐大領地，這種狀況延續到宋朝。第五次也是現代以前的最後一次轉變，漸次出現在以後的朝代（明清） ：大領地的重要性減弱，而小農再次興起。

在5世紀末6世紀初，陶弘景彙編了華南的全部草本植物、化學、鍊金術、醫學、道教及常見秘學知識。這位曾與皇帝親密交往的山間隱士和著述多達數十卷的退隱沉思者，在任何時代都堪稱真正的偉人。他收集了以前各代的草本植物、食譜和植物學學識（包括後漢的《神農本草經》） ，並加入了自己的大量東西，創作了卷帙浩繁的草本植物百科全書，為後世更著名的李時珍（約1593年）的《本草綱目九_九_藏_書》開了先河。他的分類方法及其無一遺漏的論述——包括廣泛引用較早的權威、被製成一覽表的資料，以及植物藥用性質的很多專門分類——確立了一個沿用至今的標準，體現在1979年出版的《中藥大辭典》（Great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ine）。在陶弘景的著作中，我們第一次看到食物分為「熱性」或「涼性」，這是一種西域的法則，可能與佛教一起傳入中國。這種體液理論極大地影響了中國人的飲食，因為人們試圖在其體內保持冷熱間的和諧平衡，並在某種程度上保持乾濕能量間的和諧平衡。

中國的重新統一要比大多數人所預料的更突然急遽。它始於一場前此數百年間屢見不鮮的宮廷政變。在公元580年，楊堅自封為新王朝的全權統治者（芮沃壽，1978年、1979年）。楊堅遠不同於此前歷朝諸王國的小國暴君。他粗暴殘忍，猜疑過度，旋風般地橫掃割據政權。

經由一段磨合過程，某些門閥世族終於控制了中國人的大部分生活。世家大族在政府和地方經濟與政治生活中充當中堅，並繼承中國的文化、哲學及宇宙秩序，由此維持了社會穩定（伊沛霞，1978年）。他們將漢朝儒學的大融會化為實踐，提供了往往是自我中心的專斷統治，但同樣往往又是負責稱職的管理。不必將這兩者對立起來：自我利益的開發激發了個性化，也激發了儒家對家庭和臣民的責任感或新興的佛教慈悲觀念。漢朝輕徭薄稅的觀念，規模大體均等的私有小農莊的理想，通常在原則上受到尊重，但該時期大部分時間里的現狀是：高賦稅，以及富有莊園與小塊土地的反差。在北方，魏朝（一個突厥語族的王朝）引進了中亞土地共有的觀念，將其與中國古代均分土地的慣例相調和；國家因此而企圖完全控制土地並公平分配給個人，其中男性全勞力又應比婦女和老人授受更多的土地。然而這種觀念好像是從下述情況中引發出來的，即一方面興起了佛寺莊園和精英的莊園（通常免繳賦稅並不受控制） ，另一方面又出現了地區性的無政府狀態，因此在均分土地方面成效甚微。在南方朝廷的統治下，大莊園散布在小莊園和眾多小田產之中。如同中國歷史上常見的那樣，大多數農民似乎是其小田莊的實際所有者，儘管他們納稅很重，且始終受到權貴們合法或非法的剝奪。

陶淵明過著幾乎是新石器時代的簡樸生活。他的田莊分為田地、果園和菜園。他的農作物有粟，可能還有小麥和大豆、桃、梅、桑、麻、葵，以及一些別的蔬菜。他也栽培自己喜愛的松和菊，大概還有梨、柳和一些別的植物。其耕作物中最後還有竹子。他選擇葵——粗糙而發苦、含纖維而發粘——作為自己鍾愛的蔬菜。大部分粟釀成了淡酒（大多數用英文寫作的學者錯譯成「葡萄酒」）。他養雞，可能還養一些別的牲畜：公元前3000年時的農人可能還會養得更多。陶淵明生活在飢餓的邊緣，部分是因其技術太原始。但他才華橫溢並受過教育。這位普通農夫只能粗菜淡飯，因為他顯然把本可用在農業勞作上的時間大多花在作詩飲酒上了。

最重要的是，這一制度把國家牢固地確立為土地的最終所有者，並使人人都清楚，土地只有在皇帝的意願或決斷下才會授受。它也劃定了穩定的社會體系，在這個體系裡，絕大多數人是平等的，均為集體的一員，儘管同樣是基於朝廷的意願，又有不少人被嚴格劃定了較高或較低的地位。隋朝政府特彆強調鼓勵穀物生產，因為需要重建因數十年戰亂和官府忽視而被破壞了的國家儲備。這種鼓勵取得極大的成功，在公共穀倉里積累起不下於1，000萬（中國的）蒲式耳穀物（芮沃壽，1979年，第93-94頁）。這些穀倉與漢朝以及別的朝代的穀倉一樣，被用於安全儲備，併發揮了平抑物價的作用；政府在豐年買進大量儲備以使價格上揚，逢歉年再賣出一些餘糧以使價格下跌。在隋朝，穀物比其他作物更受重視。分配的永業田則應主要用於纖維植物。租稅用穀物、布帛和徭役支付——這三重稅制是隋朝的另一大貢獻。水果、蔬菜read.99csw.com和肉類屬於奢侈品，對宮廷很重要，在百姓生活中卻很罕見。

近東農作物——其中有菠菜、甜菜、萵苣、扁桃和無花果——在唐朝為中國人所知（羅佛，1919年；謝弗，1963年）。南方的農作物傳播得更加廣泛，但其中大部分以前在嵇含時代便已知曉。印度赤砂糖（棕櫚糖）及棕櫚汁、海棗、大薯蕷（Dioscorea alata）、小豆蔻、高良姜和很多新品種的稻、芋、訶子、柑桔、山扁豆、香蕉、橄欖、荔枝以及類似的水果，都屬於來自南方的重要農作物；荔枝和別的亞熱帶水果蓋在冰下由信使送到宮廷；它們被認為是絕佳的美味（謝弗，1967年）。唐朝時期，中國食物和農業的最重要變化是採用了南方的雙季稻。雙季稻顯然已由居住在較南地區的當地人實行了好幾個世紀（如果沒有1 ，000年的話） ，並在唐朝及唐以後廣泛傳播，此時已被大批定居在新的安全地帶上的漢族農人付諸實踐。東南部自秦朝以來就時斷時續地成為中國的領土，但只是在唐朝才較為穩定；因此廣東人稱自己為「唐人」，而不是像其他說漢語者那樣自稱為「漢人」。在較遠的南方，土著居民們基於稻子和塊莖作物的地方性飲食也被漢人採用。「薯蕷和芋頭」變成了土著住民粗糙、笨拙飯食的標準比喻（謝弗，1969年）。相形之下，稻米正像現在這樣日益廣受鍾愛。

唐朝於907年正式宣告滅亡。從該年到960年的重新統一，這段時期稱為五代，但如算上所有實質上獨立的地方割據，那就大大超過了五個王朝。這是一個持續衝突的時候，無論在王國內部還是在王國之間均如此（謝弗，1954年）。

茶也許早在唐以前就在中國出現，但它的普及卻要歸於唐朝興起的一股狂熱。陸羽的《茶經》（1974年，原書寫於8世紀）為提高品茶水平開了風氣之先；至今仍被廣泛閱讀。茶發源於緬甸-印度邊境地區的某處，極可能是由佛教僧人傳入中國，雖說我們並無這方面的證據。與稻子或白菜相比，它是很晚才被添入中國食譜。我們現在把茶看成中國的國粹，但它在唐朝卻是一種新的舶來飲料，此乃該時代西來影響重要性的一大例證。

唐朝於8世紀輝煌一時，但隨後氣候寒冷乾旱（與社會因素一道）促成了飢荒和754年安祿山叛亂（普利布蘭克，1955年）。公元800年以後，氣候似乎略有好轉，但政權已被削弱，顯然不再像漢朝那樣遇上好氣候。

楊堅的繼承人稟有其父過分猜疑的性格，但不像他那般專註于朝政。他在歷史上以典型的末代暴君而著稱，在秘密出售的小說中簡直匪夷所思。唐朝的勝利實質上是隋朝的重演（賓板橋，1941年；崔瑞德，1979年）。唐國公李淵這位有權勢的軍事貴族，從北方的駐〔𧾷節〕地舉兵，並於618年佔領了長安。

從這個時代的詩作與食譜來看，中國的飲食無疑已差異鮮明。北方是粟、肉和奶製品之鄉；在經濟活動集中於長江下游的南方，人們則吃米、魚和水生食物。北方人取笑南方人吃蛙和蛇；南方人則對酸乳酪和乾酪報以輕蔑，這些在他們看來肯定不過是變質的奶。南方有品種更多的蔬菜和水果，以及可能會更精緻的烹調術；它也是最先進的草本學之發源地。長江流域乃至其西部地區都正在獲得自己的特色；它們的經濟在次第更替的諸王朝中不斷發展。最後，稻子終於在經濟、人口方面的意義超過了小麥與粟，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說，在烹調方面也是如此。這一過程肇始於或至少是得益於這個長久分裂的時期。

中國第一本著名的烹調書和第一本營養學教科書（兩者現在均已失傳）都出現於唐朝。草本植物志和農書在由陶弘景和賈思勰確立的樣式上漸漸發展起來，在朝廷的提倡下，醫學和農學取得了進步（昂舒爾德，1985年）。蒸餾法出現於唐朝末年；可能是在中國發明出來的（李約瑟，1956年，1976-1980年）。

漢朝以後，中國幾乎分裂達4個世紀。農業在這一時期繼續變化和進步。中亞民族在北方的統治，導致了西亞和南亞作物與觀念的傳入，其中包括新的土地所有權制度九-九-藏-書。東南部的地方王朝自治，使該地區的重要性令人矚目地迅速增長；財富逐漸盡人皆知，農業高度發展，尤其是在長江下游的大城市附近。從前華南是蠻荒之地，而今其農作物和技術眾所周知，且併入中國體系。儘管國土分裂，政府也全神貫注於農業政策之外的事情，該時期仍是一個在農業與食物方面富於創新的時期。例如，茶好像正值此時為中國人所知。

賈思勰是位了不起的農學家。他的著作很大程度上是北方乾旱區的產物。在這一點上它類似於《汜勝之書》，該書是賈思勰的主要資料來源之一。除了農業方面的建議外，賈思勰的著作還用很長的一節記述發酵製品。酵母用穀物和水做成，其中常加入艾（蒿子、艾蒿） ，而且啤酒中添加蛇麻草的理由幾乎肯定也是同樣的：強烈的防腐效果遏制了細菌和別的問題。蒼耳屬植物的葉子有時也被使用，可能是出於同樣的目的。要麼或許就只是加進了野生酵母或額外的養料。頂部發酵被記述下來：賈思勰提到了在釀酒期間出現於液體表面的「浮蟻」（這個名詞的重要性被其他註釋者漏掉了）。頂部發酵無論如何是可以想見的；現代用來進行底部發酵的酵母，是特種Saccharomyces cerevisiae再經過長期仔細選擇后的產物，而中國淡酒的釀造者則使用該酵母的野生或半野生品種及很多其他遠親真菌。賈思勰也記述了酸乳酪、乾酪和黃油的製作，這些在當時是相當重要的商品。中亞統治者和佛教游僧推廣了奶製品，特別是在北方，奶製品已成為飲食的主要部分。這裏我們看不到中國那種以避免吃奶製品而聞名的情況，北方的王朝與這種風氣相左。賈思勰還描述了如何用鹽（或不用鹽）來製作肉乾。這對軍隊當然比對家庭更加必需；部隊以肉片乾的形式攜帶其肉食。如果不把記述舶來植物的一大節文字（衍生自《博物志》和嵇含的書這類較早的博物學著作）計算在內，賈思勰大致記述了60種經濟作物。

唐朝是中國的黃金時代，其無與倫比的詩作和生活藝術被永誌不忘。然而，在中國食物體系的進化中，唐朝並不顯得特別重要。較早的發明和創造在這時取得了成果。向西方和南方的借鑒物被納入這一體系。社會主義的土地管理試驗失敗了，並從未在中國復興過。茶首次變得重要起來。唐朝是一個鞏固的時期、一個基於前世的勞作而取得輝煌成功的時期。

跟隋朝的做法相仿，唐朝也把土地分給具有耕作能力的百姓（崔瑞德，1962年、1963年、1979年；崔瑞德與芮沃壽，1973年）。男戶主受田100畝，其中80畝是「口分田」，有勞動能力者方可獲得；另20畝是林木作物田，可以傳給後代。其他等級的人受田較少。100畝土地約合6英畝。以前的數字將它折算為13英畝，但唐律卻清楚地表明，應用的量度為較小的漢畝（崔瑞德，1963年，第124頁）。唐律具體講到了1畝應該有50棵桑樹或10棵榆樹，這表明它是較小的畝，因為中國人植桑非常緊湊，外觀上修剪得幾乎像叢林。儘管這6英畝地並不能真正自由地擁有，卻也比大多數亞洲農民一直空想要好。737年，政府試圖將全部100畝地在使用者去世后收歸國有。在敦煌綠洲發現的籍賬表明，土地分配製度被認真實行了，而且這一制度發揮了積極功能，儘管敦煌（又小又閉塞，且位於邊陲）也許是一個特例（崔瑞德，1963年）。

很多酒徒是社會名流，因朝廷的算計而冒著相當大的生命危險；他們中有些人為求自保而營造了「醉酒相安」的形象。霍爾茲曼（1976年）傑出而詳盡的阮籍傳記乃是這方面的明證。阮籍是政府的嚴厲激烈批評者和士族名人，他培養出一種酩酊大醉的道家隱士形象，這一做法部分地將他從批判主義的致命後果中解救出來——但實際上，他最終還是被處死了。然而，他顯然被此種生活所吸引，這和他的朋友圈子一樣，那中間有不少人並未為自己的行為找出這類託辭。該時代的其他一些縱酒的詩人地位頗高，以至無需任何擔憂——例如，幾位皇帝更精於飲酒作詩而非治理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