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政治詩對社會的各個方面都作了深刻的反映。《河北民》寫與遼夏交界的邊境人民深受民族壓迫和官僚剝削的雙重苦難：

梅堯臣、歐陽修、司馬光等都有和作，它之所以引起轟動不僅在於「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這一類議論的聳人聽聞，也不僅在於它描繪了「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這樣一位楚楚動人的美女形象，而且還在於它從習見的題材中發掘出了深刻的主題：「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通過王昭君的遭遇諷刺了最高統治者的昏朽，也流露了自己懷才不遇的感傷和自己在政治鬥爭中難覓知音的孤獨。他的另一首詠史詩《賈生》，把希望君臣遇合之意表現得更明白：

王安石以通過政治來獻身國家、造福社會相期許，並不滿足於僅以詩文名世。當他三十齣頭會見歐陽修時，歐陽修曾在《贈王介甫》一詩中將他比為當世的李白、韓愈：

王安石的詩風是在不斷發展變化中形成的，早中期的詩歌以意氣自許，以語言的瘦勁和氣勢的雄健取勝，警拔犀利的議論英氣逼人；晚年的詩歌褪盡了鋒芒，「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的詩風一變而為深婉含蓄、精工絕妙。把他的詩歌創作作為一個整體來看，以散文式的語言暢發議論，好點化前人的詩句和引用典實，喜歡造硬語押險韻，體現了宋詩的某些基本特徵，並導後來「江西詩派」的先路。

詩中的「長安君」即詩人的大妹王文淑，工部侍郎張奎之妻，封長安縣君。「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可想見兄妹相聚的溫馨親密；「自憐湖海三年隔，又作塵沙萬里行」，更表現大丈夫與妹妹分別時的「愴情」，又不得不以事業為重的雄心。

他還寫有大量的懷古詩和詠史詩寄託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態度。《桃源行》抹去了王維、韓愈同題詩中的「仙氣」，直抒「雖有父子無君臣」的社會理想。著名的《明妃曲》二首一問世就被人們廣為傳誦：

他早中期詩歌喜歡用散文句式鋪張議論，有時選用奇險硬挺的韻腳和詞彙，詩風瘦勁而又雄直，進一步掃清了西昆體柔弱浮靡的餘風。晚年罷相退居江寧以後，換了一種新的生活環境和心境，詩情和詩風也隨之發生了變化。辭去相位雖是對舊黨的妥協，但罷相以後新法仍在繼續推行，他在一定程度上仍可左右政局，這樣，一方面擺脫了政壇冗事的糾纏，另一方面又遂了賞愛大自然的夙願，他精神上多少有點功成身退的安慰和平衡。《雨過偶書》就是這種心態的坦露：「誰似浮雲知進退，才成霖雨便歸山。」晚期詩歌中警世驚俗的議論明顯減少了，抒情味則越來越濃，詩風深婉而簡淡，含ｈｔtpｓ://ｒｅad•９９csw.ｃom蓄且有韻致，尤其是那些短小的絕句，「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嘆」（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五）。如：

王安石在酬答詩中卻似自謙而實自負地說：「欲傳道義心猶在，強學文章力已窮。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奉酬永叔見贈》）他的詩文創作既是歐陽修詩文革新的進一步展開，也是他個人政治事業的一個有機部分。他在理論上強調包括詩歌在內的一切文學創作「務為有補於世」「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上人書》），因此嚴厲指責西昆體以「粉墨青朱」相高的浮靡惡習，甚至對韓愈過分重視語言技巧的傾向也大為不滿，認為他的創作是「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韓子》）。他早中期寫了大量的政治詩，以詩來反映社會現實，抒寫自己的政治抱負；晚期改革流產以後，寫了大量的寫景詩和禪理詩，又以詩來撫慰那顆寧折不彎的心靈。

即使對王安石的政治主張多有挑剔的人，對他的文學尤其是在詩歌上的創作成就也無不由衷折服。不過，要真正理解和評價他的詩歌創作，就不得不了解他的政治主張和政治生涯。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封荊國公，世稱王荊公；卒謚文，又稱王文公。生於撫州臨川（今江西臨川）一個中下層家庭，青少年時代隨同父親遊歷各地，早年就有「矯世變俗之志」（《宋史》本傳），立下了「材疏命賤不自揣，欲與稷契遐相希」（《憶昨詩示諸外弟》）的抱負。

投身於大自然的懷抱中，詩人顯得那般恬靜閑散，看他「細數落花」那般曠逸，「緩尋芳草」那般從容，有人因此認為他晚期的詩作「有工緻，無悲壯」（見吳之振《宋詩鈔·臨川詩鈔序》）。其實，這隻是他晚年精神生活的一個側面，退隱絕非出於他的主觀意願，何況他本來就不是一位安於投閑置散的老人，哪怕面對令人心醉的美景，也往往掩飾不住他的人生遲暮之感，悲壯即寓於閑淡之中：

雖然在政壇叱吒風雲，雖然為人強悍霸氣，但王安石的感情豐富細膩，他表現兒女情長的詩歌深沉動人，如為人傳誦的《示長安君》：

黃庭堅說：「荊公暮年作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覺沆瀣生牙頰間。」（引自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五）嚴羽《滄浪詩話·詩評》中列有「王荊公體」，並在其後注道：「公絕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蘇、黃、陳之上，而與唐人尚隔一關。」可見「王荊公體」主要是就其晚年絕句而言的。罷相后無官一身輕，王安石得以傾全力在詩歌藝術上慘淡經營，下字極盡錘鍊而又渾融無跡，櫽栝前人詩句卻像出於己創，引典用事毫無獺祭之嫌，顯示了他的才情、學養和驅遣語言的能力，真正做到了「意與言合，言隨意遣，渾九*九*藏*書然天成」（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上）。

從二十二歲中進士到四十歲以前，除了短暫入京任群牧司判官外，他不鑽進繁華的京城而寧可去偏遠省份任職，歷任揚州、鄞縣、常州、饒州等地的地方官，廣泛接觸社會和鍛煉自己的政治才幹，嘉祐三年（1058）還在地方任上時，他就寫出了洋洋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闡述了改革弊政的主張。言事書雖沒有引起仁宗的重視，但他在地方上的斐然政績，在學術上的造詣和文學上的成就，使他在朝野都深得人望，一時的名公巨卿諸如文彥博、歐陽修等交口薦譽。嘉祐五年（1060）入朝為三司度支判官，神宗即位后被任為參知政事，他開始了歷史上著名的熙寧變法。由於新法觸動了大官僚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保守派的強烈反對，王安石一度被迫辭職，后不到一年又復職，但很快又在頑固勢力的圍攻下離職，此後退居江寧。元豐八年神宗逝世后，舊黨代表人物司馬光為宰相，新法盡廢，元祐元年王安石在憂憤中離開人世。

《感事》揭露那些「自謂民父母」的官僚，其實是壓榨人民的「奸桀」；《禿山》通過猴子坐吃山空諷刺北宋當權者蠹國害民、貪婪苟且的本性；《出塞》《入塞》譴責了上層統治者對外屈膝求和的賣國行徑。這些詩展示了北宋內外交困的可怕現實，他後來推行的變法就是這一現實的必然要求。他變法的目的是要使北宋出現「斗粟數錢無兵戎」的貞觀盛世。寫于晚期的《后元豐行》旨在歌頌變法的輝煌成果：「吳兒踏歌女起舞，但道快樂無所苦。老翁塹水西南流，楊柳中間杙小舟。乘興欹眠過白下，逢人歡笑得無愁。」詩人因政治的需要對村民生活多少有些美化，但讓人民生活得甜滋滋樂融融卻是他畢生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