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莊子「逍遙遊」的心靈歷程及其歸宿
對個體存在高度自覺的莊子，不僅面對著一個強大而又異己的物質世界，同時也面對著一個僵硬抽象的倫理世界，他深切地認識到自我既有「喪己於物」的可能，又難免「失性于俗」的危險。因而，竭力避免自我為異己的世界所淹沒或吞噬，找回並佔有自我的真正本質，確保自我的精神自由就成為他注目的中心，這樣，「逍遙遊」也順理成章地構成了《莊子》的頭號主題（因而本文論及的「逍遙遊」不限於《逍遙遊》一篇）。不過，莊子逍遙遊所追尋的並不是個體現實的逍遙，他曾多次明白地交代過「逍遙遊」只是「游心」而已，如《人間世》說「乘物以游心」，《德充符》說「游心乎德之和」，《應帝王》也說「游心於淡」，正如劉武所言，莊子的「逍遙遊」只是「心意之逍遙」。既然逍遙遊的承擔者是心靈，那麼實現逍遙遊必須經由哪些心靈歷程？逍遙遊的歸宿又是怎樣？迄今似乎還沒有人進行這樣的追問。莊子在《逍遙遊》和《大宗師》等篇中倒是詳細地描述了實現逍遙遊的途徑，《大宗師》說：「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外天下」「外物」「外生」恰好與《逍遙遊》中的「無名」「無功」「無己」相互對應，它們既標劃了達到逍遙遊的心靈歷程，同時也暗含了逍遙遊的最終歸宿。
一
《逍遙遊》作為《莊子》的開篇，有意無意地標示了全書的重心所在。自我怎樣才算是「逍遙遊」呢？從「水擊三千里」的鯤鵬到嘲笑鯤鵬的蜩與鴳雀，從耿耿於世俗毀譽的俗人到能「辯乎榮辱之境」的宋榮子，從自然界的動物到社會中的人都不能逍遙遊，因為他們的一切行動都是在現實世界中展開的，因此不論大小尊卑都沒有超脫「天下」的一切束縛之外。真正的逍遙遊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無窮」就是本篇和《應帝王》中的「無何有之鄉」。《齊物論》也指出過逍遙遊的所在：「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游乎塵垢之外」。「無窮」「無何有之鄉」「塵垢之外」等等就是「天下」之外。這個表面看來超脫于塵垢之外的「無何有之鄉」其實是莊子心靈中的幻境。逍遙遊只是自我與自我發生純粹的關係，它阻斷了與外在世界的一切關聯，自我遨遊于自我心境之中。騎日月、御飛龍、乘雲氣，看上去是那麼寥廓幽遠，其實不過是他在「游心」而已。
逍遙遊不可能外在地表現於任何一種生活方式中。要麼被不可認識的「命」所捉弄，要麼被人為的仁義所桎梏，https://read.99csw.com在身外的世界找不到一點安慰，所以，自我不得不從這個顛倒、冰冷、外在的世界逃回到自身，並斷絕自我與這個世界的聯繫，從不能給他解脫的現實逃回到心靈，使自我疏離並超脫于這個世界之外，這才算走完了逍遙遊的第一步：「外天下」。於是，外在的不逍遙就轉化成了內在的逍遙。
他「外物」的法寶就是齊物——在心靈中抹殺萬事萬物差別的實在性，生即死，富即貧，窮與通是一回事，大與小並無二致……因而，自我就不必為生而煩惱，也不必為死而恐懼；不會因為通而驕人，也不會因為窮而沮喪。通過對一切存在物差異性和確定性的否定，自我就可以等視一切了，對任何事變就可以一律漠然視之：「萬事皆一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德充符》）這樣，任何人生的變故禍福對我都毫無區別，於是就產生了自我的不動心狀態：「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秋水》）對一切事物的這種漫無差別的態度，使自我擺脫了外物的影響和束縛，雖然他不能指使命運賜給他王冠而不是枷鎖，但他可以認為枷鎖和王冠是一回事；雖然不能肯定自九九藏書己必致通顯而不會潦倒，但他可以覺得通顯和潦倒毫無差別。無論是戴王冠還是戴枷鎖，無論是做諸侯還是當乞丐，都不妨礙他「心意之逍遙」。
莊子沒有也不可能永遠龜縮于自我之中，他與身外的世界總在不斷地發生肯定或否定的關係，他免不了要與惠施等人爭論是非曲直，免不了要對竊國的諸侯投以鄙夷的眼光，還免不了要對儒家的虛偽仁義心懷憤憤。看來僅僅在自我意識中「外天下」和「外物」，本身就已邏輯地肯定了「物」和「天下」的客觀存在，只要還存在拚命想「外」「天下」和「物」的自我，「天下」和「物」就必然會與這個自我發生現實的關係，連莊子也不得不承認「絕跡易，無行地難」（《人間世》），個體總要將其活動展現於相互依賴的現實世界。自我反覆聲稱已忘掉外物和天下的時候，恰恰說明他還沒有忘掉外物和外天下，這正如睡者聲明自己已進入夢鄉，恰好表明他還沒有成眠一樣。
莊子的逍遙遊何以要在自我的心境中進行呢？這是當時嚴酷的現實逼迫的結果。當時的自然和社會都作為異己的力量壓迫著人，自我在外在現實中感受不到任何「在家之感」，只能感受到冷酷的必然
ｈｔtｐｓ://rｅａd•９９csｗ.ｃoｍ性主宰著一切。莊子把這種奴役人的必然性稱為「命」。「命」的力量既不可抗拒，也不可捉摸，它在冥冥中擺布人，捉弄人，或者將王冠賜給無賴，或者將厄運送給忠良；力爭富貴的反而貧窮，企求顯達的不免潦倒。《大宗師》中的子桑霖雨十日而家無宿糧，他對自己貧困至此的原因十分困惑：「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命運的玩偶，只有老老實實聽候它的發落——「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秋水》）。然而，並不是說想超拔于現實世界之外，自我馬上就可以隔絕與外界的聯繫。生活中悲歡離合的交替，社會上邪惡與正義的消長，總要與人發生現實的或精神的聯繫，一發生聯繫就會形成彼此的牽扯和依賴，一形成依賴就不可能「逍遙遊」。而要讓精神固持于自身，自我就得對現實中的大小事物和巨細變化毫不動心。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眼見竊國賊成了萬人畏恐的君侯，誠實正直者反而慘遭殺戮，能不憤慨激怒？眼見奸佞惡棍腰纏萬貫，而勤勞百姓卻飽受饑寒，能不感慨ｒeａｄ.99cｓｗ•ｃｏｍ萬端？只要肯定善惡、死生、貧富、窮達等差別的實在性，在理智和情感上就會產生好惡、取捨，就不可能不為這些變故所動心，這樣「外天下」就成了一句痴人說夢的空話。因此，要在精神上「逍遙遊」就須「外天下」，而要「外天下」就不得不「外物」。這樣，莊子的逍遙遊就轉入了另一個心靈歷程：「外物」。
原來莊子實現逍遙遊的起點是將自我徹底地孤立化和抽象化，從具有多方面規定的現實關係中逃離出來，退避到自己封閉的內心中去。「外天下」就是讓豐富複雜的外在現實在心靈中成為空白，把自我向內完全集中到自身。通過這種心靈的內在化過程以後，自我摒棄了任何外在依賴而只依賴自我本身，自我與自我的同一保證了自我的逍遙，不必像鯤鵬去南溟要待六月的「海運」，不必像鴳雀只能起落於「榆枋之間」，也不像宋榮子還得「辯乎榮辱之境」。
從心理現象上看，超脫了現實關係的自我是逍遙的，但這種逍遙是通過否定一切客觀存在的確定性和差異性、通過躲進自我的意識之中贏得的，因而它實質上是逍遙遊的幻影，逃進心靈中的自我並不能給現實存在的自我帶來逍遙。作為主體的自我必然要「超出自身」，離開了所生活于其中的客觀世界，他甚至沒有辦法獲得對自身的確證，因為自我總是「由對象而意識到自己」的，「沒有了對象，人就成了無」。而且，生活于現實世界中的自我儘管可以主觀上宣稱身外的世界虛幻不實，但它卻又以其千差萬別的形態呈現在自我面前，因此，自我就會搖擺于自身同一和依賴於外在實在之間，「口頭上宣稱所看見、所聽見的東西不存在，然而它自己本身卻看見了，聽見了」。莊子一方面說世事原本無是無非，另一方面又駁斥儒家的仁義道德；一方面說「彼是莫得其偶」（《齊物論》），另一方面又要分出個古與今、天與人來；一方面在理論上「齊一死生」，另一方面又在情感上以生為「贅疣」，以死為「至樂」；一方面宣稱無所謂大小與遠近，另一方面又分別出鯤鵬展翅南溟與鴳雀起止於枋榆。hｔｔps://rｅaｄ.99cｓw•ｃ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