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漢代的文獻學史可從三個層面闡述：一是有多少著名文獻學家，有哪些主要成就；二是有哪些主要特點；三是為什麼有這樣的成就，為什麼形成了這樣的特點？已有的文獻學史其筆墨主要都集中在第一點，其次是闡述第二點，而基本不涉及第三點，因而這樣的文獻學史停留于現象的描述，它們只能讓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從《七略》及其嬗變的情況可以看到，書以類而分，類因書而明。有其學必有其書，有其書必有其類，因此，圖書分類不可能「一勞永逸」，它必然隨著知識的消長而變化。

西漢儒家定於一尊后，劉向、劉歆父子以儒家思想整理古代的知識秩序，完成了綜論百家之學和部次天下之書的偉業，這一成果保留在班固《漢書·藝文志》（後文簡稱《漢志》）中，該志主要是《七略》的節本。《漢志》稱《七略》「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其中《輯略》是諸書的總要，所以《七略》實際上只將圖書分為六部。這是我國第一次大規模的圖書分類，也是我國第一次系統的知識分類。「六略」的秩序首列「六藝略」以明尊經之旨，強調學術以六經為歸，而人倫以孔子為極；其次是「諸子略」，因諸子十家「雖有蔽短」，而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再次是「詩賦略」，因詩、賦都源出於《詩經》，也可以說是經的「支流」；最後接下來依次是「兵書略」「數術略」和「方技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屬於思想情感世界，向人們展示思想觀念和道德訴求，而「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則屬於技術層面，向人們提供當時人的知識範圍和生活技藝。「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前「三略」屬於「道」，后「三略」屬於「器」。六略的排列秩序無形中凸顯了漢人心目中知識的等級秩序。九-九-藏-書九九藏書

如果將《漢志》中的《諸子略》與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進行比較，就不難發現文獻學家的價值取向，不僅決定了典籍的分類，也決定了知識的等級。司馬談認為「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在六家諸子中，司馬談推崇的是道家而非儒家，認為道家集各家各派之大成，而班固則認為「儒家者流」，「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這樣我們就容易理解，在《論六家要旨》中，儒家只雜于其他各家之中，在班固的《諸子略》中，儒家則置於各家之首。東漢定於一尊的儒家思想是國家的意識形態，儒家經典和思想都具有不容置疑的地位，難怪班固指責司馬遷「其是非頗繆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這裏可以看到文獻學史與思想史的「糾葛」，我們無法撇開「思想」而談「文獻」。ｈtｔpｓ://rｅad•９９cｓw.ｃom

同樣，更不能撇開「知識」來談「文獻」。這一歷史時期最著名的私家書目中，遠紹「七略」流風的當數王儉的《七志》和阮孝緒的《七錄》。《七略》雖名義上稱「七」而實際上只是六分，王儉的《七志》名義上稱「七」而實分九類：「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 改「七略」中的《六藝略》為《經典志》，是因為「經典」更具有包容性，後來「四部」中的「經部」之名便源於王儉的《經典志》。改《七略》中的《詩賦略》為《文翰志》，是因為王儉所處的時代文體日繁，詩賦只是眾體中的兩種文體。不只分類因典籍而變，類名同樣也因文體而改。特別是《七志》中的佛、道二志，可以看出道教在齊梁間的興盛，也可以看出佛教在南朝的傳播。阮孝緒自稱《七錄》的撰寫「斟酌王、劉」，在圖書分類上與《七略》和《七志》一脈相承。《七錄》中列《經典錄》內篇第一，名和序都依《七志》。他認為「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眾家紀傳，倍于經典，猶從此志，實為繁蕪」，因而，突破《七略》和《七志》史附《春秋》的成例，列《紀傳錄》為內篇第二。「七略」中原有《兵書略》，南朝時「兵書既少，不足別錄」，所以將諸子與兵書合為《子兵錄》內篇第三。王儉將《七略》中的《詩賦略》改為《文翰志》，到阮孝緒時文集日興，「變翰為集於名尤顯」，於是他在《七錄》中列《文集錄》為內篇第四，列《術技錄》為內篇第五。將《佛法錄》列為外篇第一，反映了「釋氏之教實被中土」的事實，列《仙道錄》為外篇第二。《七志》中「先『道』而後『佛』」，《七錄》中「先『佛』而後『道』」，便涉及文獻學家宗教信仰的差異和對宗教的不同認知。ｒeａｄ•99cｓｗ.ｃｏmhttps://read.99cs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