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更為嚴重的是《隋志》的編者精英意識太強，在價值取向上尚虛理而輕實學，崇「形而上之道」而賤「形而下之器」，「生生之具」的實學都不能獨立成部，全淹沒在屬於人文的「經、史、子、集」之中。姚名達對《七略》多所指責，但肯定《七略》「視實用之『方技』『數術』『兵書』與空論之『六藝』『諸子』『詩賦』並重，略具公平之態度」。《隋志》將《七略》中的「方技」「數術」「兵書」併入子部，將曆法和算數劃歸史部，赤|裸裸地表現出價值取向上的偏頗——在知識等級上，弘玄虛之「道」而抑實用之「器」；在社會實踐中，必然尚虛而不務實。《七略》中「方技」「數術」「兵書」三略，還能與「六藝」「諸子」「詩賦」並列，到了《隋志》就沒有給自然科學留下獨立的空間，四部中基本上是人文的天下。流風所及，我國唐宋以後的讀書人，不是閉門談玄論學的文史學者，便是登高賦詩的墨客騷人。

從東漢到宋元這段時間，正好是中國古典文獻學發展的關鍵時期，因為這一時期古典文獻學完成了從《七略》到「四部」的轉換。《七略》成熟于兩漢，「四部」定型于唐朝，中國古代的圖書分類和知識分類，都是在這兩種分類法之間徘徊，隋以前大多是沿襲《七略》而稍加改變，唐以後大多在「https://read.99csw.com四部」基礎上而略加完善。四部分類法最終為什麼取代了《七略》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便繞不開各科知識的消長和文獻學家的價值取向。

古代知識的存在形式相對單一，書籍是知識最重要的載體，因而典籍分類與知識分類基本可以重疊。文獻學史闡述典籍分類的變化，當然離不開歷史上知識的消長。不少歷史學家和知識社會學學者，從國家館藏目錄、史志目錄及私家目錄所登錄的書目，來追溯歷史上各種知識的興衰；反之，文獻學家則應從各類知識的興衰，來揭示歷史上典籍分類的變化。遺憾的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文獻學史，基本上與相鄰的知識學「老死不相往來」。

（二）各小類也沒有統一的分類標準——時而以體分，時而以義別，這樣圖書分類既會發生混亂，「辨章學術」更無從談起。

其次，歷史著述的勃興。如《隋志》史部正史類收錄的六十七種史著中，六十一種為魏晉南北朝人所撰；在古史類三十三種史著中，魏晉南北朝的佔三十一種；在雜史類七十種中，魏晉南北朝的佔五十七種；史部的其他各類著述中，魏晉南北朝的都是兩漢的幾倍或上十倍，即使除去兩漢史著的亡佚等因素，魏晉南北朝的史學著述仍然遠遠超過兩漢。《漢志》史書附於《春秋》，到了魏晉南北朝，數量龐大的史書便由附庸蔚為大國。

首先，諸子逐漸衰微而文集日益興盛。兩漢雖然文章漸富，諸子與詩文判然分途，但作者「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所以賈誼奏議一類文章都收入《新書》。《後漢書》和《三國志》文士傳中，只稱著詩、賦、碑、箴、誄若干篇，從來不說有文集若干卷，建安以後「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章學誠認為自從摯虞作《文章流別論》后，文士才紛紛彙集古人詩文標為「別集」。文人不可能拘守一家之學，自然很難成為專門之家，社會既沒有諸子存在的空間，也沒有產生各家各派的學術條件。從曹植「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到劉勰所謂「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文人不再在「成一家之言」上下功夫，而是在語言翻新上變花樣。他們以各種各樣的文體，表達矛盾複雜的思想情感，這些作品大都屬於文學創作，很難歸於諸子的某家某派，通常由他們自己或後人結為文集。在《漢志》中，《詩賦略》僅有作家一百零六人，體裁僅收詩賦兩體。到魏晉南北朝之後，體裁上不僅「辭賦轉繁」，而且產生了許多新文體，作家和作品更是大量湧現，從《隋書·經籍志》（後文簡稱《隋志》）中錄得的書籍來看，總集通記亡書共兩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這些總集不僅由魏晉南北朝人編成，總集中的詩文也基本上是魏晉南北朝人的作品。別集通記亡書共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其中後人編的秦漢總集只有一百五十七卷。九*九*藏*書https://read.99csw.com

四部的成熟形態當然是《隋志》。《隋志》將當時所有典籍分為四部四十類，它既採用了從《中經》《中經新簿》到《晉元帝四部書目》四部分類法的框架，又吸收了從《七略》到《七錄》細分小類的成果，一千多年來被公私目錄奉為圭臬。《隋志》在四部中容納了七略所有的小類，包羅了所有現存的新舊典籍，然而，它包羅萬匯的優點恰恰暴露出它大雜燴的缺點：

關於四分法的起源，學術界仍有爭論，分歧主要集中在四部分類法始於魏鄭默的《中經》，還是源於西晉荀勖的《中經新簿》。在魏晉南北朝這三四百年中，中國學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一）它在劃分典籍時常常自亂其例，四部像一種什麼都可以裝的大型叢書，如經部將作為綱紀的六藝與舛謬淺俗的讖緯並列，史部將地理、曆法與史書同門，子部更將虛論其理的諸子與專言迷信鬼怪的術數方技共處，這使得經不像經，史不像史，子不像子。

（三）經、史、子、集四部既非學科又非流派，失去了《七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功能，《七略》每一小類「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襲，故學者亦易學，求者亦易求」，所以章學誠感嘆「然則四部之與七略，亦勢之不容兩立者也。七略之古法終不可復，而四部之體制又不可改，則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別之義，以見文字必有源委，亦治書之要法」。九_九_藏_書

《七略》的分類法顯然不能適應新的變化，繼承《七略》的《七志》和《七錄》，也不得不將原來的《詩賦略》改為《文翰志》或《文集錄》，《七志》雖然仍將史部附於《春秋》，到《七錄》就從《春秋》中析出眾史。另外，《七略》中原來的《兵書略》典籍少得不能成類，《諸子略》中如墨家、法家、名家都已消亡，《七錄》只好將諸子與兵書合為《子兵錄》。但是，無論《七略》還是《七志》《七錄》，都無法滿足當時學術的變化和知識的消長，有些典籍在這種分類法中無類可歸。章學誠早就敏銳地看到從七略到四部是勢所必然：「七略之流而為四部，如篆隸之流而為行楷，皆勢之所不容已者也……凡一切古無今有，古有今無之書，其勢判如霄壤，又安得執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reaｄ.99ｃsｗ.ｃｏｍ

四部分類法後來成為官方和私家目錄的定法。可是，《七略》不能適應知識的消長，「四部」又混淆了學術源流，由於中國古代文獻學家大多有學派觀念而無學科意識，他們只能在《七略》與「四部」之間打轉，所以像章學誠這樣思想敏銳的文獻學家，雖對四部多有不滿，但對它又只能徒喚奈何。

荀勖《中經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荀勖的四部和《七錄》一樣，將史籍和類書析出《春秋》之外，將兵書、術數併入諸子之中，這樣就形成了經、子、史、集四部。到東晉李充編《晉元帝四部書目》時，史學體裁更為多樣，史學著述也更為繁富。「因荀勖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從此以後，經、史、子、集就成了中國古代學者所謂「四部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