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知識系統的「鴻綱」構架來看，鄭氏所分的十二大類對當時所有知識幾乎囊括無遺，既表現了他極其開闊的學術視野，更顯露了他難能可貴的學科意識。譬如，別「禮類」「樂類」「小學類」于「經」之外，出「天文類」「五行類」「藝術類」「醫方類」「類書類」于「子」之中，就顯示了鄭氏的卓識。「禮」在古代是隨時而異的禮儀法制，自然不能與亘古不變的「經」類同條，「小學」是古代人人需要誦習的文字，當然不可與深奧的「經」類共貫，「醫方類」屬於治病救人的「技」，「諸子類」屬於立言明道的「理」，四部將「醫方類」併入「諸子類」有何理據？「藝術類」表現人類感性的直覺與想象，「諸子類」表現的是人類理性的抽象與思辨，將「藝術類」與「諸子類」合而為一豈不更為荒唐？鄭氏所分的十二大類中，除「經類」和「類書類」屬於叢書性質外，其他十大類已具有現代意義上的學科知識特徵。姚名達在《中國目錄學史》中說：「向來目錄之弊，惟知類書，不知類學。類之有無，一依書之多少而定。司馬談分思想為六家之旨，後世徒存其遺蛻于《子部》，而不能充之於各部。乃至以不成學術之名稱，猥為部類之標題，自《七略》《七錄》已不能無其弊，《隋志》以下抑又甚焉。」「惟知類書，不知類學」的根源是文獻學家沒有學科意識，「四部」中的「經」「子」「集」三部都不是學科名稱，而完全是三種叢書，「史」雖然在現代是一級學科，但「四部」中的「史」部十分龐雜，依舊是部類而不能算學科。鄭樵以十二類取代四部成法，在進行典籍重新分類的同時，也建構了全新的知識系統。九-九-藏-書

至南宋才出現一位敢於挑戰四部分類法的文獻學「壯士」——鄭樵，他的《藝文略》是「對於四部四十類成法」的一次「徹底破壞」，「對於小類節目之分析，不憚苛細，其膽量之巨，識見之宏，實曠古一人」。他以其過人的膽識，打破了四部分類所建構的知識系統，並在當時已有的知識類型基礎上，依據自己的「類例」原則，重新建構了我國古代的知識系統：「《七略》者，所以分書之次，即《七略》不可以明書。欲明天者在於明推步，欲明地者在於明遠邇，欲明書者在於明類例。噫！類例不明，圖書失紀，有自來矣。臣於是總古今有無之書為之區別，凡十二類：經類第一，禮類第二，樂類第三，小學類第四，史類第五，諸子類第六，星數類第七（《藝文略》中名為『天文類第七』——引者注），五行類第八，藝術類第九，醫方類第十，類書類第十一，文類第十二。經一類分九家，九家有八十八種書，以八十八種書而總為九種書可乎？禮一類分七家，七家有五十四種書，以五十四種書而總為七種書可乎？樂一類為一家，書十一種。小學一類為一家，書八種。史一類分十三家，十三家為書九十種，朝代之書則以朝代分，非朝代書則以類聚分。諸子一類分十一家，其八家為書八種，道、釋、兵三家書差多，為四十種。星數一類分三家，三家為書十五種。五行一類分三十家，三十家為書三十三種。藝術一類為一家，書十七種。醫方一類為一家，書二十六種。類書一類為一家，分上、下二種。文類一類分二家，二十二種，別集一家為十九種，餘二十一家二十一種書而已。總十二類，百家，四百二十二種，朱紫分矣。散四百二十二種書可以窮百家之學，斂百家之學可以明十二類之所歸。」「十二類，百家，四百二十二種」，不只囊括了當時所有知識類型，還對這些知識類型進行了重新建構，另起爐灶構架了知識系統的「鴻綱」。這一新建構的知識系統最大的優點，是將人文知識、社會科學知識與自然科學知識「朱紫分矣」，讓許多知識類型剝離經、史、子單獨成為一類，讓「道」與「器」、「理」與「藝」比肩而立。明人胡應麟也充分肯定他對知識的建構和對典籍的分類，更由衷讚歎他總群書斂百家的宏大氣魄：「鄭氏《藝文》一略，該括甚巨，剖核彌精，良堪省閱。」的確，鄭氏所建構的知識系統，「鴻綱」構架既「該括甚巨」，局部子系統也「剖核彌精」。https://rｅａd.９９csw•ｃoｍｒｅaｄ.99ｃｓw.comread.99csw.com

鄭樵為什麼要進行知識的重新分類呢？由於《藝文略》在學術史上的意義至今還沒有被人們充分認識，當然更少人追索這種分類的深層原因。他重新將四部厘為十二大類，與他重實學而輕空言的知識論取向息息相關。他一生輕視「以虛無為宗」的「空言」，倡導攸關「生生之具」的「實學」。只有明了他這種知識論的價值取向，我們才能理解他為什麼「要」這樣分類，只有了解他的知識結構和學術追求，才能理解他為什麼「能」這樣分類。「總古今有無之書」「區別為十二類」，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他抑「空言」而揚「實學」的價值目標，更體現了他「斂百家之學」的雄心壯志。ｈｔtｐs://ｒeａｄ.９９ｃsw.cｏｍ

這裏只能勾勒中古與近古文獻學史的粗略線條，旨在闡述知識消長、價值取向與圖書分類之間的內在聯繫。此外，要想編寫一部有理論深度的文獻學史，還必須考慮到如下幾個方面：知識形態的變化與文獻庋藏方法的更新、知識傳播與文獻校勘、知識存亡與文獻輯佚、知識產生時代與文獻辨偽，這些層面容當另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