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藝略》這一大類中又細分九小類：《易經》《尚書》《詩經》《禮記》《樂經》《春秋》《論語》《孝經》和小學。名為「六藝」而實有九種，章學誠認為「官司典常為經，而師儒講習為傳」，「《論語》述夫子之言行，《爾雅》為群經之訓詁，《孝經》又再傳門人之所述」，這三者皆非「六經之本體」，是因為「崇聖人之餘緒而尊以經名，其實皆傳體」。這種排列是以傳附經，實有九種而只稱「六藝」，顯然是為了突出六經的地位。康有為在《漢書藝文志辨偽》中說：「《六藝略》之作偽，其大端有五罪焉：一、顛倒六經之序。《詩》《書》《禮》《樂》《易》《春秋》之序，孔子手定；孔門舊本，自《經解》、《莊子》、史遷無不以《詩》為首，《書》次之，《易》後於《詩》《書》《禮》《樂》，而先於《春秋》，靡有異說。而歆以《易》為首，《書》次之，《詩》又次之，後人無識，咸以為法。」的確，《莊子·天運》轉述孔子的話說：「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莊子·天下》《禮記·經解》論及六經時也都以《詩經》冠首，《史記·滑稽列傳》稱引孔子論述六經的言論則以《禮記》居先。《漢志》之前，六經順序還沒有發現首列《易經》的。《漢志》為何讓《易經》居五者之首呢？班固在《六藝略》小序中對這種排列順序作了深刻的闡述：

《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屬於思想情感世界，向人們展示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而《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則屬於知識世界，向人們提供當時人的知識範圍和學術背景。古人稱「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前三略屬於「道」的範疇，后三略屬於「器」的範疇。《漢志》六略的排列秩序無形中凸顯了漢人心目中知識的等級秩序。

綜論百家之學，部次天下之書，這一偉業是劉向、劉歆父子和班固幾代人共同完成的。班固在《漢書》中多次高度評價了劉向《別錄》和劉歆的《七略》學術史地位：「六學既登，遭世罔弘，群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最後兩句肯定了劉向在總結學術和部次圖書上開創性的意義。漢成帝時期，劉歆「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哀帝即位初期「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略》」，班固還認為「《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班固自己則在劉氏父子的基礎上「爰著目錄，略序洪烈，述《藝文志》」。鄭樵全不顧班固這種史家的誠實，反而認為他「全無學術，專事剽竊」，「惟依緣他人以成門戶，紀、志、傳則追司馬之蹤，律、歷、藝文則躡劉氏之跡」。班固家世碩儒、學有根底，《後漢書》本傳稱他「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所不窮」。 《漢志》雖原本《七略》，但甄審、著錄和敘次的義例並不盡同於前者。當代歷史文獻學家張舜徽在《漢書藝文志釋例》中說：「觀其甄審群書，嚴於別擇去取，蓋視劉氏尤有進焉。」班固在《漢書·敘傳》中交代自己編《藝文志》和撰《漢書》的宗旨時說：「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由此可見班固抱負之宏偉。九*九*藏*書read.99csw.com

《漢志》「總百家之緒」不僅是論列了「九流百家之言」，不僅是給各學科命名，也不僅是給各學科和各知識分類，而且建構了古代知識大廈的基本框架，還確立了古代知識的等級秩序，僅此就無忝于「學術之宗」的美譽了。

他說《尚書》《詩經》《禮記》《樂經》《春秋》五者為「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五常之道應「相須而備」缺一不可，《易經》的陰陽變化則為五常的本原，《易經》道乾坤陰陽變化一旦停止，乾坤也就止息或者毀壞，人倫五常也失去了內在的本原和動力。與天地相終始的《易》，是一切人倫的本原，一切思想的依據，一切知識的支點。

對學科或學派命名和分類后，除個別情況外，就不會以人名派，也不會以人類書，不會再像《莊子·天下》將老子與莊子分為兩派，也不會像《荀子·非十二子》那樣讓孟子與荀子分屬兩家。老子與莊子小異而大同，所以他們在《漢志》中都隸屬於道家，孟子與荀子雖有不少分歧，但他們在《漢志》中都同屬儒家。《漢志》很少以人類書，主要是以書類人——以其學術思想的旨歸部次書籍和劃分流派。《漢志》所收錄的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九十六捲圖書大體上各得其所。如果只讀《荀子·非十二子》也許會誤以為孟、荀如冰炭不可同器，其實正如班固在《漢志·諸子略》所說的那樣，他們二人同樣都是「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同樣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也就是說他們二人同為儒家宗師，雖然一主于尊德性，一主于道問學，實現「仁義」的路徑有所不同，而「留意仁義」的思想傾向則完全一致。《漢志》將《孟子》與《孫卿子》並列，體現了撰者的真知灼見。

可以說《漢志》是劉氏父子和班固的共同成果。《七略》「總百家之緒」，《漢志》也是「總百氏」之學，是對「九流百家之言」的一次全面學術總結。它不只是給諸子六家命名，而且是給「學林」「百氏」之學命名；也不只是給百家之學命名，而且還建構了古代知識的構架，整理了當時知識的秩序，並在此基礎上給「群書」分類，基本確立九九藏書了我國古代兩千年來圖書分類的義例。

要綜論百家之學自然離不開學術分類，最先給學術分類的大概是孔子，《論語·先進》記載他將弟子學業的專長明確分為四類：「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這就是後世所謂「孔門四科」。當然這裏的「德行」和「政事」還很難隸屬於學術。第一次闡述天下學術的是《莊子·天下》，該文將「百家之學」分為七派：（一）鄒魯之士和搢紳先生；（二）墨翟、禽滑釐及「苦獲、己齒、鄧陵子」；（三）宋鈃、尹文；（四）彭蒙、田駢、慎到；（五）關尹、老聃；（六）莊周；（七）惠施、桓團、公孫龍。莊子顯然是將學術思想傾向相同的思想家或學者歸為一類。稍後的荀子時而將百家學術分為六派：（一）它囂、魏牟；（二）陳仲、史鰌；（三）墨翟、宋鈃；（四）慎到、田駢；（五）惠施、鄧析；（六）子思、孟軻六派，時而將當時學術分為：（一）墨子；（二）宋子；（三）慎子；（四）申子；（五）惠子；（六）莊子。荀子和莊子的分類方法都是把學術思想傾向相近的人歸為一派。分為七派的莊子也好，分為六派的荀子也罷，庄、荀等先秦學者都未曾對各派進行命名（除儒家一派以外），只是將傾向相近者歸為一類，以其中代表人物為標識。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時代，不同學派之間固然常常相互討伐以凸顯自身的存在，相同學派之內也往往彼此爭論以控制該學派的「話語權」。針鋒相對的學派之間可能相互滲透，同一學派之內也許水火不容；惡語相加的學者實際上可能屬於同一學派，相安無事的學者也可能分屬不同陣營。這樣，給各個學人進行歸類相當困難，給各個學派進行命名更為不易。以人歸類要麼因各人分類的標準不同，要麼因各人見仁見智，有時把差異很大的人硬拉在一起，有時又把同一學派的人分為兩家，不僅容易造成人言人殊，而且同一個人也難得前後一致。如《莊子·天下》中把老子與莊子分為兩派，《荀子·非十二子》中，荀子更將孟子和自己分為兩家，又如《荀子·非十二子》中墨翟、宋鈃隸屬一家，而《荀子·解蔽》中墨子與宋子又分成兩派，可見他們二人的分類多少有點隨意。要給每一個學派命名，就得深刻把握每一個學派的本質特點，分清各學派之間的聯繫與區別，同時還得具有巨大的抽象能力和歸納能力；要給一個學人歸類，就得了解一個學人的學術宗旨、學術取向、學術淵源及學術演變。沒有博洽多聞的學識，沒有融貫百家的識力，就斷然不可能給學人分類和給學派命名。要準確給學人分類，就必須給學派命名，否則學人就無類可歸。司馬談在漢武帝建元、元封年間第一次給學派命名，他在《論六家之要旨》中把先秦以來的學術分別命名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並闡述六家的要旨，品評各家的得失。不過司馬談並沒有櫽栝先秦以來所有的學術，只是論述了劉歆《七略》中《諸子略》的一部分，而且僅給諸子六家命名，並沒有給分屬各家的學人及其著作歸類。read.99csw.com

在所有知識中六經在前，在六經中《易經》稱首，在稍次於六經的《諸子略》中則「儒家」居先，「小說家」殿後。《漢志》的《諸子略》小序闡釋說儒家「于道最為高」，而「小說家」則屬「道聽途說」的「小道」，「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小說家」被打入了「不可觀」之列。在六略中又以《方技略》最末，「方技」雖為「生生之具」，而且是古代「王官之一守」，但它所涉及的畢竟只是個人的生理和病理，宋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引《晉語》說：「上醫醫國，其次疾。」由此可見，《漢志》中六略的排列順序是：以所探討的對象給學科排序時，先乾坤宇宙，次社會人倫，后個九*九*藏*書人身體——由大而及小；以知識層面給學科排序時，先「道」而後「器」，先思想而後技藝——由形而上至形而下。

《漢志》共分六「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每略之下再分小類，如《諸子略》又分十家：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數術略》又分為六小類：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不管是「種別」大類還是細分小類，都必須從「別異同」和 「核名實」開始，既要弄清各類之間的聯繫，更要了解各類之間的區別。如《數術略》中「天文」與「歷譜」、「蓍龜」與「雜占」之間異中有同，又如《諸子略》中「陰陽家」與《數術略》中「五行」之間相近而有別，在各類之間進行分合取捨是一件異乎尋常的學術難題。「五行」為什麼要別出「陰陽家」？「歷譜」何以不包括在「天文」內？首先要給每一學科進行命名，命名后才能對各科進行分類，當然命名的本身也就是在做分類，因為給各學科命名和分類都是對各學科「別異同」和「核名實」，對各學科的命名也就是對各學科的分類。準確的命名和分類除了要對每一學科的本質特點有深刻的理解外，還得對「百家之緒」有宏觀的把握，唯有通博鴻儒才能勝任這一工作。

我們常說「天經地義」或「天不變，道亦不變」，中華文明就是以乾坤或天地為支點建起了枝繁葉茂的價值體系和知識體系。

作為學術成就的載體，書籍與學術密不可分，有其學必有其書，有其事必有其載，因而《漢志》在總括群書時，自然也就在總括群學。它通過對各科的命名、各書的分類及對各家、各科、各派的排序，建構了古代學術的基本構架，確立了古代知識的基本秩序。《漢志》六「略」的秩序首列《六藝略》以明尊經之旨，強調學術以六經為歸，而人倫以孔子為極；其次是《諸子略》，因諸子十家「雖有蔽短」，而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諸子略》小序）；再次是《詩賦略》，因詩、賦都源出於《詩經》，也可以說是經的「支流」；最後接下來依次是《兵書略》《數術略》和《方技略》。《隋書·經籍志》以後的四部分類法都把這三略併入子部，《漢志》為何將這三略別出《諸子略》呢？原因是《諸子略》旨在立言以明道，而《兵書》等三略只守法以傳藝，前者虛論其理而後者則實紀其跡，前者與後者義不同科，所以在《諸子略》外另列三略。四部分類法把《兵書》等三略划入子部，與儒、道、墨、法混而為一，從「辨章學術」這一角度講是不知義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