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知識系統的局部子目來看，像《藝文略》將「天文類」別出「諸子類」，天文類再分為「天文」「曆數」「算術」三小類，其中「天文」又細分出「天象」「天文總占」「竺國天文」「五星占」「雜星占」「日月占」「風雲氣候占」「寶氣」八子目；「曆數」又細分出「正歷」「歷術」「七曜歷」「雜星曆」「刻漏」五子目；更精細的是「算術」小類又分出本土的「算術」與「竺國算術」二子目。從現在的知識分科和圖書分類來看，把「算術」置於「天文類」當然欠妥，但在宋代天文與算術可謂互為表裡。鄭氏在《校讎略》中清楚地認識到：「有歷學，有算學。……不知《唐志》如何以歷與算二種之書相濫為一，雖曰歷算同歸乎數，各自名家。」後來的大部分文獻學家及四庫館臣，只知道批評鄭樵《藝文略》中個別書籍的錯出和少數的紕漏，全然看不出他對各類知識「剖核」的精當，如《明史·藝文志》仍然荒謬地把「算術」歸入「小學」，《四庫全書》還是把「天文算術」強並「子部」。非常難得的是，鄭氏重新建構的知識系統中廣泛容納異域新知，《藝文略》既存傳統古籍以溯知識之源，又標「天竺」新書以明知識之變。

豈止是對知識類型的價值估價上表現得十分「另類」，鄭樵在《通志·藝文略》中「對於四部四十類成法」同樣進行了「徹底破壞」，「對於小類節目之分析，不憚苛細，其膽量之巨，識見之宏，實曠古一人」！他的「膽量之巨，識見之宏」又豈止表現於對「四部成法」的「徹底破壞」，還體現在他對古代知識系統的重新建構。由於《藝文略》中少數書目時見兩出，有的典籍歸類偶有舛誤，個別議論稍嫌偏頗，招來許多學者的鄙視和譏評，人們總是盯著他身上的幾處瘢瘕，忘記了激賞他那出群的氣度；喜歡指責他細節上的訛謬疏漏，全然忽視了他在文獻校讎上的匠心獨運。就像章學誠所指出的那樣，「夫鄭氏所振在鴻綱，而末學吹求，則在小節」。《通志二十略》不失為文獻學的「巨制鴻編」，《藝文》《校讎》《圖譜》《金石》四略之可貴在其「發凡起例」和「絕識曠論」。https://read.99csw.com

鄭氏所振之「鴻綱」就是他通過文獻學的「類例」原則，在重新確立典籍分類系統的同時，也重新建構了我國古代的知識系統。從《別錄》《七略》到《漢書·藝文志》，標志著我國第一次知識系統建構的結束；從《漢書·藝文志》的六略到《隋書·經籍志》的四部，標志著我國第二次知識系統建構的完成。《漢書·藝文志》中的六略雖然突出六經與諸子的地位，推崇形而上之「道」，但「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獨立於經、子之外，這些形而下之「器」尚有其存在的空間。至《隋書·經籍志》確立典籍四部分類的統治地位后，我國古代知識系統的建構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原先《七略》中與經、子並存的「兵書」「術數」「方技」，由於它們屬於形而下的「器」與「技」，各自沒有單獨成為一類的可能，全部被併入「虛論其理」的子部。在媒介相對單一的古代社會，書籍是知識最重要的載體，書籍的分類與知識的分類是完全同一的。在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的知識系統中，「除史部性質較近專門外，經、子與集頗近叢書」，即使「較近專門」的史部也包羅了不少非「史」的因素，經、子、史、集都不是根據學科來劃分的知識類型。而且四部之中，「經」為準繩而「垂型萬世」，「史」載史事而彰善癉惡，「子」尚義理而自成一家，「集」摛辭藻而敘事抒情，它們全都屬於人文科學知識的範疇，諸如地理、天文、農家、演算法、醫方等屬於自然科學的知識，和刑法、禮制、職官等屬於社會科學的知識，在四部系統內都沒有單獨成類的資格。它們或者被併入史部之內，或者淹沒于子部之中。四部分類系統突出地暴露了四庫館臣在知識類型上的價值偏見，在知識類型上他們都尚「虛」而不務「實」，只看重「務說」的「道」與「理」而鄙視「務行」的「技」與「藝」。九_九_藏_書

鄭樵以其過人的膽識，根據自己尚「實學」而薄「空言」的知識價值標準，打破了四部分類所建構的知識系統，並在當時已有的知識類型基礎上，依據自己的「類例」原則，重新建構了我國古代的知識系統：「《七略》者，所以分書之次，即《七略》不可以明書。欲明天者在於明推步，欲明地者在於明遠邇，欲明書者在於明類例。噫！類例不明，圖書失紀，有自來矣。臣於是總古今有無之書為之區別，凡十二類：經類第一，禮類第二，樂類第三，小學類第四，史類第五，諸子類第六，星數類第七（《藝文略》中名為『天文類第七』——引者注），五行類第八，藝術類第九，醫方類第十，類書類第十一，文類第十二。經一類分九家，九家有八十八種書，以八十八種書而總為九種書可乎？禮一類分七家，七家有五十四種書，以五十四種書而總為七種書可乎？樂一類為一家，書十一種。小學一類為一家，書八種。史一類分十三家，十三家為書九十種，朝代之書則以朝代分，非朝代書則以類聚分。諸子一類分十一家，其八家為書八種，道、釋、兵三家書差多，為四十種。星數一類分三家，三家為書十五種。五行一類分三十家，三十家為書三十三種。藝術一類為一家，書十七種。醫方一類為一家，書二十六種。類書一類為一家，分上、下二種。文類一類分二家，二十二種，別集一家為十九種，餘二十一家二十一種書而已。總十二類，百家，四百二十二種，朱紫分矣。散四百二十二種書可以窮百家之學，斂百家之學可以明十二類之所歸。」「十二類，百家，四百二十二種」，不只囊括了當時所有的知識類型，還對這些知識類型進行了重新建構，另起爐灶構架了知識系統的「鴻綱」。這一新建構的知識系統最大的優點，是將人文科學知識、社會科學知識與自然科學知識「朱紫分矣」，讓許多知識類型剝離經、史、子單獨成為一類，讓「道」與「器」、「理」與「藝」比肩而立，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他抑「空言」而揚「實學」的價值目標，更體現了他「斂百家之學」的雄心。明人胡應麟也充分肯定他對知識的建構和對典籍的分類，更由衷讚歎他總群書斂百家的宏大氣魄：「鄭氏《藝文》一略，該括甚巨，剖核彌精，良堪省閱。」的確，鄭氏所建構的知識系統，「鴻綱」構架既「該括甚巨」，局部子系統也「剖核彌精」。hｔtps://ｒｅａｄ•99cｓｗ.ｃｏｍhttps://read.99csw.com

從這個知識系統的「鴻綱」構架來看，鄭氏所分的十二大類對當時所有知識幾乎囊括無遺，既表現了他極其開闊的學術視野，更顯露了他難能可貴的學科意識。譬如，別「禮類」「樂類」「小學類」于「經」之外，出「天文類」「五行類」「藝術類」「醫方類」「類書類」于「子」之中，就顯示了鄭氏的卓識。「禮」在古代是隨時而異的禮儀法制，自然不能與亘古不變的「經」類同條，「小學」是古代人人須要誦習的文字，當然不可與深奧的「經」類共貫，「醫方類」屬於治病救人的「技」，「諸子類」屬於立言明道的「理」，四部將「醫方類」併入「諸子類」有何理據？「藝術類」表現人類感性的直覺與想象，「諸子類」表現的是人類理性的抽象與思辨，將「藝術類」與「諸子類」合而為一豈不更為荒唐？鄭氏所分的十二大類中，除「經類」和「類書類」屬於叢書性質外，其他十大類已具有現代意義上的學科知識特徵。姚名達在《中國目錄學史》中說：「向來目錄之弊，惟知類書，不知類學。類之有無，一依書之多少而定。司馬談分思想為六家之旨，後世徒存其遺蛻于《子部》，而不能充之於各部。乃至以不成學術之名稱，猥為部類之標題，自《七略》《七錄》已不能無其弊，《隋志》以下抑又甚焉。」「惟知類書，不知類學」的根源是文獻學家沒有學科意識，四部中的「經」「子」「集」三部都不是學科名稱，而完全是三種叢書，「史」雖然在現代是一級學科，但四部中的「史」部十分龐雜，依舊是部類而不能算學科。鄭樵以十二類取代四部成法，九-九-藏-書在進行學科重新分類的同時，也建構了全新的知識系統，可惜它在學術史上的意義至今還沒有被人們所認識。

在通過類例重新建構知識系統這一點上，將鄭樵與章學誠這兩位傑出的文獻學家做一比較，就更能顯出前者過人的膽識。對自己文史校讎極為自負的章學誠，在文獻校讎領域一輩子都未能跳出《七略》和四部的掌心——不被《七略》所囿，便被四部所限，他的思維一直在《七略》和四部二者之中打轉：「《七略》之流而為四部，如篆隸之流而為行楷，皆勢之所不容已者也。」他把從《七略》流為四部當作一種文化發展的必然，好像除了《七略》或四部之外，古代典籍不可能再做其他分類，文化系統也不可能進行重新建構：「四部之與《七略》，亦勢之不容兩立者也。《七略》之古法終不可復；而四部之體質又不可改。」他神往《七略》古法，但「《七略》之古法終不可復」；不滿意四部成規，可「四部之體質又不可改」。章學誠被逼到了牆角，他似乎只能被動接受現成的四部，他可能連想也沒有想過打破四部的框架，更沒有像鄭樵那樣說出「《七略》所分，自為苟簡，四庫所部，無乃荒唐」的氣魄和膽量。章學誠之所以不能像鄭樵那樣徹底打破「四庫所部」，另起爐灶重新部次典籍，重新建構知識系統，是由於他沒有像鄭氏那樣確立自己的「類例」原則，因而也就不能對典籍進行重新分類，還由於他沒有鄭氏那樣的學科意識，只知「類書」而不知「類學」，這樣就不能對學科重新進行分類，因而也就不能對知識系統進行重新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