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的整理是鄭樵文獻學理論和實踐中最精彩的部分，這主要體現在他的「類例」原則上。他認識到「學術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書籍之散亡由編次之無紀」，而要編次書籍就得確立類例原則。杜定友在《校讎新義》中遺憾地指出：「古之言類例者，未嘗離書而立類，蓋其職司典守，奉命編次，故一代有一代之書，一代有一代之目。編目既竣，厥職乃盡，未嘗以編目為世守之職，未嘗以類例為專門之學也。類例條別，惟以既有之書為依歸，未嘗為後世法也。」在鄭氏之前有文獻學的實踐，卻沒有文獻學系統的理論反思，只是因書而立類，未嘗立類以分書，所以典籍的整理和分類因代而變，因人而異。鄭樵才第一次提出立類以明書的理論原則：「學之不專者，為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為類例之不分也。」他依據自己類例的學術旨歸和分類原則，對典籍進行了全新的分類。關於他的「類例」理論，將有另文專門討論，這裏不擬展開論述。

文獻學的另一功能就是知識的承傳，所謂「知識的承傳」不外乎知識的繼承、發揚與更新。古代知識的主要載體是書籍、金石和圖譜，因而，從文獻學的角度具體地說，「承」是指書籍、金石和圖譜的搜集、整理與保存；「傳」是指書籍、金石和圖譜的流通與傳播。

這裏先闡述鄭樵關於文獻搜集整理方面的卓識。作為長期「身在草萊」獨處僻壤的一介寒士，他不顧自己生活中的「廚無煙火」，經濟上的「窮困至極」，盡自己的畢生精力搜殘輯佚，他在晚年的《獻皇帝書》中自述說：「搜盡東南遺書，搜盡古今圖譜，又盡上代之鼎彝，與四海之銘碣。遺編缺簡，各有彝倫；大篆梵書，亦為釐正。於是提數百卷自作之書，徒步二千里來趨闕下，欲以纖塵而補嵩、華，欲以涓流而益滄海者也。」鄭樵文獻學強烈的知識論取向，導致他不斷擴展知識文獻的搜集範圍：（一）搜集和整理圖譜。鄭樵深知「圖譜之學」關係「學術之大者」，圖譜與書籍二者「不可偏廢」，「見書不見圖，聞其聲不見其形；見圖不見書，見其人不聞其語。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可向、歆父子編撰《別錄》《七略》時，「盡采語言，不存圖譜」，對此他厲聲譴責說：「歆向之罪，上通於天！漢初典籍無紀，劉氏創意，總括群書，分為《七略》，只收書，不收圖，藝文之目，遞相因習，故天祿、蘭台，三館四庫，內外之藏，但聞有書而已。蕭何之圖，自此委地。」他撰寫《通志》自出「胸臆」，特撰《圖譜略》，而且還依據自己「編次必記亡書」的主張，將《圖譜略》分為兩個部分：「一曰記有，記今之所有者，不可不聚。二曰記無，記今之所無者，不可不求。」在「記無」這一部分又將已散佚的圖譜分為「地理」「會要」「紀運」「百官」「《易》」「《詩》」「禮」「樂」等二十六個小類。清代的四庫館臣反而指責鄭樵撰寫《校讎》《圖譜》《金石》「析為別類，不亦冗且碎乎」。直到姚明達才在《中國目錄學史》中稱讚說：「自古提倡圖畫表譜，意識最清，出力最大，固未有逾于鄭樵者。」這一評價給予了鄭樵遲來的公正。九_九_藏_書https://read.99csw.com

因長期在搜集文獻中積累了大量的經驗，鄭樵論求書之法也就有很多獨得之秘：「求書之道有八：一曰即類以求，二曰旁類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當不一于所求也。」求書八法對於搜集文獻窮極苦心，「可謂曲盡求書之道，非沉湎典籍者不能知」，胡應麟滿口稱讚「鄭樵之論求書，備矣精矣」，章學誠也同樣認為「求書之要，即鄭樵所謂其道有八，無遺議矣」。鄭氏對於求亡書也有不少精絕的見解：「書有亡者，有雖亡而不亡者，有不可以不求者，有不可求者。《文言》略例雖亡，而《周易》俱在。漢、魏、吳、晉鼓吹曲雖亡，而樂府俱在。《三禮目錄》雖亡，可取諸三《禮》。《十三代史目錄》雖亡，可取諸十三代史。」當然這則議論中有高見也有疏漏，章學誠在《補鄭》中指出：「鄭樵論書，有名亡實不亡，其見甚卓。然亦有發言太易者，如雲：『鄭玄《三禮目錄》雖亡，可取諸三《禮》。』則今按以《三禮正義》，其援引鄭氏《目錄》，多與劉向篇次不同，是當日必有說矣，而今不得見也。」有些已經亡佚的古書，雖然可以從現存的古籍中輯佚到一些零縑寸楮，但古人引書或者改動原文，或者曲解原意，或者顛倒次序，或者引用的是不同版本，輯佚本與亡佚的原書必然出入很大，有時甚至可能面目全非，所以古書是否「名亡實不亡」，要根據每本書的具體情況論定。鄭氏還有《闕書備於後世論》：「古之書籍，有不足於前朝，而足於後世者。觀《唐志》所得舊書，盡梁書卷帙而多於隋。蓋梁書至隋所失已多，而卷帙不全者又多。唐人按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搜訪圖書，所以卷帙多於隋，而復有多於梁者。如《陶潛集》，梁有五卷，隋有九卷，唐乃有二十卷，諸書如此者甚多。」鄭樵《校讎略》中的這些診斷，開有清一代的輯佚之風。當然，這些議論也是精識與紕漏兼而有之，如果後世按前人的書目勤加尋訪，可能求得前代遺留的殘卷，但古書卷帙的分合代有不同，「竟以卷帙之多寡，定古書之全缺，則恐不可盡信也」。他另有《亡書出於後世論》《亡書出於民間論》各一篇，議論都能見人之所未見，但他忽視了後世因求財而作偽、民間因求賞而作偽的問題，很可能求書心切反被偽書所愚。https://read.99csw.comｒeａd•９９ｃｓｗ•cｏm

尤其讓人感到驚嘆的是，鄭樵特別重視知識的接受與傳播，他一方面高度肯定華僧譯經在傳播域外知識上的貢獻：「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諸夏。梵僧欲以其教傳之天下，故為此書，雖重百譯之遠，一字不通之處，而音義可傳。華僧從而定之，以三十六為之母，重輕清濁，不失其倫，天地萬物之音，備於此矣。」另一方面，他又致憾于儒家思想文化不能傳播得更遠：「今宣尼之書，自中國而東則朝鮮，西則涼夏，南則交阯，北則朔易，皆吾故封也，故封之外，其書不通。何瞿曇之書能入諸夏，而宣尼之書不能至跋提河，聲音之道，有障閡耳。此後學之罪也。」這裏涉及世界文化知識的交流，難得的是鄭氏對與異域文化知識的交流持一種平常的心態，既沒有古人常見的那種文化上的自傲，也沒有今人面對西方文化的那種自卑，他只是主張各個國家和民族文化知識的廣泛傳播與平等交流，就像他主張書籍應廣泛流通一樣。

關於文獻的保存與流通，他也提出了不少精闢的意見。首先，他認為冊府校書應該由長期從事校讎的專家擔任，《求書遣使校書久任論》說：「求書之官不可不遣，校書之任不可不專。……司馬遷世為史官，劉向父子校讎天祿，虞世南、顏師古相繼為秘書監，令狐德棻三朝當修史之任，孔穎達一生不離學校之官。若欲圖書之備，文物之興，則校讎之官豈可不久其任哉！」首先，由該領域的專家出任冊府校讎之官才能整理和保存好文物典籍，使書庫的圖書充實完備；其次，經由圖書分類使「百家九流各有條理」，這樣的「專門之書」「雖亡而不能亡」；最後，他強調文獻的流通：「欲三館無素餐之人，四庫無蠹魚之簡，千章萬卷，日見流通。」從漢代向、歆父子到清朝的四庫館臣，從官方校書之官到私人藏書之家，基本上沒有文獻學家想到文獻的流通與知識的普及。官方冊府進行文化壟斷，典籍自然不會向平民開放，私家書閣屬個人秘藏，很少有私人藏書提供大眾閱覽。書籍的流通問題極少被人提及，更沒有被人深入探討，鄭樵是提出和探討這個問題的先導。為了讓「千章萬卷，日見流通」，他還做出「凡目之書只要明曉」的編目要求。這些地方表現了鄭氏文獻學思想的過人之處，當然也體現了他文獻學知識論取向的平民色彩。九九藏書

鄭樵在文獻學史上「意識最清，出力最大」的還有金石學，他對金石的學術與歷史價值有深刻而清醒的認識：「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之面貌。方冊所載，經數千萬傳，款識所勒，猶存其舊。蓋金石之功，寒暑不變，以茲稽古，庶幾不失真。今藝文有志而金石無紀，臣於是采三皇五帝之泉幣，三王之鼎彝，秦人石鼓，漢、魏豐碑，上自蒼頡石室之文，下逮唐人之書，各列其人而名其地。」他的《金石略》把金石依朝代先後分十二類，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收羅或許有不少遺漏，鑒別或許偶有疏忽，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義例之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