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傳統文化基本上是一種德性文化，文化的重心是人格的完善和境界的提升，其價值目標就是道德君子——成為聖人或者賢人。要成為道德君子只須修養和完善自我，用不著改變社會和改造自然，因而人們也就不太重視對社會制度的探索，也不太關注對自然規律的認識，著力點只是反求諸己的自我內省，久而久之，泯滅了hｔｔps://ｒｅaｄ•９９csｗ.coｍ對外在自然的好奇，冷淡了對社會與自然知識的興趣，並形成貴「德」而賤「藝」、尊「形而上之道」而輕「形而下之器」的傾向。這一傾向在古典文獻學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經、史、子、集四部全都屬於人文知識，沒有一個部類是以屬於自然知識或社會知識的學科命名，如天文、地理、草木昆蟲、醫方、算術、技藝甚至經濟、語言等等，都被文人學士貶為「技」「藝」「器」一類的知識九-九-藏-書類型。這些非「經」非「史」非「子」非「集」的知識類型，只能淹沒和消融于經、史、子、集之中，失去了與四部並肩而立的地位與資格。

鄭樵在文獻學理論與實踐上的「絕識曠論」，不只遠邁前輩和時流，很長時期內還引領後代；他文獻學的這種知識論取向，在古代文獻學家乃至在整個學術界都十分罕見，難怪他久久在時人和後人中找不到學術知音，難怪他發出了「物稀則價難平，人稀則人罕識」的孤獨浩嘆。https://read.99csw.com

鄭樵文獻學知識論取向的另一歷史意義，就在於它可能成為後來接引西方新知的精神資源。他重新建構的知識系統，對自然、技藝、考證一類「實學」的崇尚，還有他關於書籍的流通、知識的平等交流與廣泛傳播的觀念，為我們民族後來接受西方異質文明，減輕了許多精神上read.99csw.com的抵觸，為日後學習西方自然科學知識，預做某種心理上的「鋪墊」，掃除了不少心理上的障礙。

鄭樵重新確立了文獻學的價值目標——以造就「會通」「博雅」之才為志向，而非以修成聖人君子為目的。為此，他對現有的知識類型進行了價值重估，通過對知識與書籍的分類，凸顯「技」「藝」「器」一類「實學」的地位。他以「明專門之書」和「存專門之學」為其旨歸，並重新建構了現有的知識系統，《藝文略》中所分的十二大類具有近代知識與學術分類的九九藏書某些特點。總之，鄭氏文獻學的知識論取向為傳統文化開啟了另一精神向度，它可能糾正了某些文人學士蔑視實證知識的狹隘和偏頗，激發了人們知識主義的熱情，引起了人們對外在自然與社會的興趣，將人們學習和創造的衝動引到了「實學」的方向。

鄭樵文獻學知識論取向至今仍未受到學人的關注，《通志二十略》這座文獻學寶藏也有待人們更深入地開採和發掘，但願有更多的學人去傾聽鄭氏在文獻學上的「絕識曠論」，但願鄭氏在九泉之下不再有「人稀則人罕識」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