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鄭樵在類書過程中，既沒有意識形態的傲慢，也沒有學術的偏見，能客觀地平視各種類型的知識，如他將「類書」單列一類而與經、史、諸子並列，這顯示了他在知識論上的公心與卓識。為何將類書別為一類呢？他在《校讎略》中對此做過清楚的闡述：「類書者，謂總眾類不可分也，若可分之書，當入別類。」類書向為學者所鄙夷和不屑，連最推崇鄭樵的章學誠也是如此。他將學術知識分為三類：比次之書、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比次之書」則無須「高明」也不必「沉潛」，任何讀書人都可以編纂，因而，「獨斷之學、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可是對於一個文獻學家來說，有其學必有其書，有其書則應有其類，不可因對某一類學術知識心存偏見，就剝奪它獨立存在的位置。類書的資料來源或經或史或子或集，古代公私文獻目錄往往將類書或入子部或附集部，可類書的知識形態又不同於子、集。《四庫全書》的編者也認識到類書在四部之內無類可歸，但又不能打破四部的框架，不得不仍將它附於子部。鄭樵把難以歸類的類書獨立作為一類，深為近代張之洞所稱道，張之洞認為叢書、類書在內容上「經、史、子、集皆有，勢難隸於四部，故別為類」。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在經史子集四部之外，又另立第五部「叢書目」無疑受到了鄭樵的啟發。不過，鄭樵的「類書類」中類書多而叢書少，張之洞的「叢書目」中叢書多而類書少。「類書類」中有至今常用的《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還有杜佑的名著《通典》，也有叢書性質的《經史子集名數》《諸史總要》等。從鄭氏的編目與題注看，他絲毫沒有輕視類書和叢書的傾向。

我國第一次知識與圖書的分類，是漢代確立「獨尊儒術」這一意識形態之後完成的。向、歆父子既是古典文獻學的奠基人，又是著名的經學大師；《漢書·藝文志》撰者班固同樣深湛經術，有經學名著《白虎通義》傳世，而且他本人還是一位堅定的聖學衛道者，批評司馬遷「其是非頗謬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所以從《七略》《別錄》到《漢書·藝文志》的知識和典籍分類中，儒家的六藝（六經）處於獨尊的地位，這種獨尊地位一直保持到晚清。顧頡剛先生在《古史辨自序》中說：「中國學問是向來只有一尊觀念而沒有分科觀念的。」由於古代學者心存「一尊觀念」，其他各科知識自然就失去了獨立存在的空間。在《七略》及《漢書·藝文志》的知識系統中，六經之外的知識不過是「六經之支與流裔」，所有知識都是六經的流裔和派生物。在《隋書·經籍志》及《四庫全書總目》那裡，經為各學之權衡，史為經之羽翼，子為經之流裔，集為經之鼓吹，總之，在這種知識的價值等級中，各科知識離開了經就沒有獨立存在的價值依據。難怪唐代的文獻學家稱自己整理文獻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弘道設教」，清代集古代文獻學之大成的《四庫全書總目》更宣稱：「蓋聖朝編錄遺文，以闡聖學、明王道者為主，不以百氏雜學為重也。」什麼是這些文獻學家眼中的「雜學」呢？《四庫全書》編者對此有明確的界定：「夫學者研理于經，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敗，余皆雜學也。」他們以是否遵經為唯一的判斷標準，對所有的典籍「一一辨厥妍媸，嚴為去取」，對那些「離經叛道、顛倒是非者，掊擊必嚴；懷詐狹（當作『挾』——引者注）私、熒惑視聽者，屏斥必力」。這與其說是在「編錄遺文」，還不如說是在宣揚「聖學」。近人杜定友在《校讎新義》中也對這一做法大為不滿：「學無門戶而強分內外，經為宏道，史以體尊，子為雜說，集為別體，一以尊崇聖道，以圖書分類為褒貶之作，失其本旨遠矣。」鄭樵早就認為「《七略》所分，自為苟簡，四庫所部，無乃荒唐」。九-九-藏-書ｈｔtｐs://reａｄ•99csｗ•ｃom

當然，《藝文略》的典籍分類仍然存在時代的局限，比如少數地方圖書分類標準尚未完全統一，又如對某些知識類型沒有足夠的重視，最明顯的是仍舊將「地理」並於「史類」。歷史學處理的是歷史時間，而地理學探討的是宇宙空間，二者可以說「義不同科」。《通志二十略》中有《地理略》，《藝文略》中卻沒有「地理類」，把史學著作與地理學典籍混在一塊。清人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顯然受到鄭氏《藝文略》的影響，同樣將典籍分為十二類，不同的是出地理于史類，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鄭氏留下的缺憾。

任何一個文獻學家都有自己的知識價值判斷，但文獻學「類例之法則又不宜存褒貶于其間，有其書當有其目，有其目當有其類」，如果有「經學」與「雜學」的貴賤之分，有形而上之「道」與形而下之「術」的高下之別，類例條別就將毫無準的。鄭樵鄙薄「空言」崇尚「實學」，這表現在類例中就是給予「空言」與「實學」各類知識相應的學科地位，不像此前的文獻學家那樣，讓「空言」擠壓「實學」的生存空間，而是強調各科知識的相對獨立性，反對通過類例分出各種知識的「高卑」。有些文獻學家將道家與道術同條，法家與刑法共類，鄭樵對這種分類深致不滿：「舊類有道家，有道書，道家則老、庄是也。有法家，有刑法，法家則申、韓是也。以道家為先，法家次之，至於刑法、道書，別出條例。刑法則律令也，道書則法術也，豈可以法術與老、庄同條，律令與申、韓共貫乎？不得不分也。《唐志》則並道家、道書、釋氏三類為一類，命以『道家』，可乎？凡條例之書，古人草昧，後世詳明者有之，未有棄古人之詳明，從後人之紊濫也。其意謂釋氏之書難為，在名、墨、兵、農之上，故以合於道家。殊不知凡目之書只要明曉，不如此論高卑，況釋、道二家之書自是矛盾，豈可同一家乎？」「不如此論高卑」就是他確立的「類例」原則，也即在知識和圖書分類中保持價值中立，客觀地給予各科知識相應的地位，不通過類例來分出各科知識的貴賤。像《唐志》將釋氏混同於道家，將刑法併入法家，以此來凸顯道家與法家，並取消佛教與刑法這兩種知識的獨立地位，這種經由類例條別來顯示各科知識貴賤尊卑的分類方法，不僅會使典籍分類凌亂失次，而且會嚴重影響到某些知識類型的積累和承傳，嚴重壓縮和窒息某些學科與學術的生存發展空間。在鄭樵的《通志二十略》中，尤其是在其《藝文略》中，他給予當時已有的各科知識最大的生存空間，確立各科知識相對獨立的學術地位。https://read.99csw.com

鄭樵在知識類型上崇「實學」而棄「空言」，這一知識類型的價值判斷，深刻地影響了他文獻學的知識與圖書分類。

最後，由於鄭氏文獻學的價值目標是「成學」而非「致聖」，所以與古代大多數文獻學家不同之處就在於他極少衛道色彩，他在類書時總能兼顧各科知識系統本身的特性，絕不會因為知識的價值評價而任意扭曲各科知識本身的性質，把同一知識類型的書籍強歸於不同類別中，這一點只要將《四庫全書總目》與《藝文略》做一比較就一目了然。中國古代社會具有深厚的禮樂傳統，《禮記·樂記》稱「樂由中出，禮自外作」，禮具有外在的強制力量，樂具有內在的感化功能，它們都是安邦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禮、樂在古代文獻目錄中都入六藝略或經部。《四庫總目·經部·樂類》小序說：「大抵樂之綱目具于《禮》，其歌辭具于《詩》，其鏗鏘鼓舞則傳在伶官。……特以宣豫導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用至大，厥義至精，故尊其教得配于經。而後代鍾律之書，亦遂得著錄于經部，不與藝術同科。顧自漢氏以來，兼陳雅俗，艷歌側調，並隸《雲韶》，於是諸史所登，雖細至箏、琶，亦附於經末。循是以往，將小說、稗官未嘗不記言記事，亦附之《書》與《春秋》乎？悖理傷教，於斯為甚。今區別諸書，惟以辨律呂、明雅樂者，仍列于經，其謳歌末技、弦管繁聲，均退列『雜藝』『詞曲』兩類中，用以見大樂母音道侔天地，非鄭聲所得而奸也。」從知識論的角度看，不論是「辨律呂」還是談「謳歌」，不論是屬於風雅還是隸于艷曲，它們都同屬音樂知識的範疇，這方面的典籍理應同歸樂類。四庫館臣由於固執的衛道觀念，將「明雅樂者」入經部樂類，將「艷歌側調」歸於子部藝術類。如《羯鼓錄》一書，館臣們認為它是「論管弦工尺者，不過世俗之音」，將它歸於「藝術」類中。「辨律呂、明雅樂」屬陽春白雪，可以入于「樂類」，管弦謳歌之聲屬下里巴人，只能隸于「藝術類」，哪怕管弦之聲屬於音樂也不能入「樂」。鄭樵則認為詩、樂同源，二者密不可分，「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興衰而存亡，繼風、雅之作者，樂府也」。他將三代的風、雅、頌與漢代的民間樂府同隸于音樂，二者並無所謂等級上的尊卑。鄭樵類書遵從「義例相近，使相比附」的分類原則，對各類知識不分尊卑，將屬於同類知識的典籍歸為一類。《藝文略·樂類》分十一小類，其中有「辨律呂」的「樂書」，也有講演奏的「管弦」，有軍樂「鼓吹」，還有「鐘磬」與「琴」。「樂書」論樂理，「管弦」講樂技，雖有「道」「藝」之別，卻無貴賤之分。它們的研究對象同屬音樂，歸入同一類符合它們相同的知識屬性，這樣有利於書庫典藏和讀者借閱，也有助於學術考鏡源流。後來章學誠也應和鄭樵的類例原則，強調不能因衛道而扭曲知識類型的性質：「蓋類有相仍，學有所本；六藝本非虛器，典籍各有源流；豈可尊麒麟而遂謂馬牛不隸走部，尊鳳凰而遂謂燕雀不隸飛部耶？」因為尊經而將本應屬於音樂知識的「世俗之音」排斥於樂類之外，這不像為了尊鳳凰而將燕雀逐出鳥類一樣荒唐嗎？九九藏書

首先，鄭樵突破了「七略」和四庫分類的藩籬，通過自己的類例原則重新劃定了知識的版圖，並由此確立了各科知識的學術地位。《藝文略》徹底打破《隋書·經籍志》的四部成法，將古今圖書分為十二類：經類第一，禮類第二，樂類第三，小學類第四，史類第五，諸子類第六，天文類第七，五行類第八，藝術類第九，醫方類第十，類書類第十一，文類第十二。從現代眼光來看，圖譜和金石也屬於文獻典籍的範疇，要是再加上《二十略》中的《圖譜略》《金石略》，他劃定的典籍共有十四類。後來的文獻學家們雖肯定鄭氏《藝文略》的這種分類，但大多是稱道他將圖籍進行了更仔細的條別，一是將圖書分為十二大類，二是擴大了分類的級數，創立了三級類目體系——大類之中再分小類，小類之中又細分子目，而這種類例的知識論意義卻一直被人們所忽視。比起經、史、子、集四部分類來，鄭氏《藝文略》中的十二大類，加上《圖譜略》《金石略》二類，使不少知識類型擺脫了經的籠罩，並獲得了與經並立的地位。如析禮、樂、小學于經之外，使得禮、樂、小學從經的附庸變為與經並肩而立，出天文、五行、藝術、醫方、類書于諸子之中，使天文、五行、藝術、醫方、類書更易於顯示各自的知識特性，不再削足適履地依附於諸子。這種分類表明鄭氏對各類知識特性與地位具有深刻的認識。屬於古代禮儀法制的「禮類」需因時因地制宜，不應列于亘古不變的「經」；「小學」的研究對象是人人慣用的文字，將它側于儒家經典有何理據？天文探究星辰日月，醫方傳法以治病救人，為什麼要與立言以明道的諸子混而為一？衡之以鄭樵的知識論標準，一為虛論其理的「空言」，一為實紀其跡的「實學」，將「實學」併入「空言」，就意味著剝奪了「實學」這一知識類型的存在空間與獨立地位。金石碑刻是另一種形態的歷史文獻，有的文獻學家將它附麗於經，有的將它併入于史，可它們在內容上既非經非史又亦經亦史，是一種有別於經史子集的知識類型。鄭樵對此有獨到的認識：「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之面貌。以後學跂慕古人之心，使得親見其面而聞其言，何患不與之俱化乎？所以仲尼之徒三千皆為賢哲，而後世曠世不聞若人之一二者，何哉？良由不得親見聞于仲尼耳。蓋嫻習禮度，不若式瞻容儀，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今之方冊所傳者，已經數千萬傳之後，其去親承之道遠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他將三代鼎彝、秦人石鼓、秦后石刻，進行搜集、整理、分類而別為《金石略》，這表現了他深遠的學術眼光與開闊的知識視野。江人度上書張之洞論目錄學編撰時，對鄭氏此舉有高度評價：「『金石』之學，《隋志》列『經』，《宋志》屬『史』，已覺歧異。且昔之考核者少，尚可附麗；今之研究者多，豈容牽合？六義附庸，蔚為大國，夾漈《通志》所以別為一略也。蓋其中有證經者，有資史者。居之甲部，既病其偏枯；置之乙帙，亦嫌其泛濫。」可見鄭樵單列《金石略》有先見之明。他撰《圖譜略》是有感於從向、歆以來，文獻學家重書籍而輕圖譜的傾向，也是他重「實學」在類例上的表現。https://read.99cs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