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體·辨義·辨人·辨偽
三
細讀《史記》原文就不難明白，「關令尹」顯然是稱其官職而非指其姓氏，「喜」是形容關令尹的心情而非指其人名，但自從向歆父子、班固、高誘、陸德明等通人碩學都稱其人「名喜」，後世誰還會懷疑這些大儒可能誤讀《史記》呢？前人唱影後人繪聲，就這樣一代代以訛傳訛，歷代學者們共同「塑造」出一個「尹喜」來。如果沒有《通釋》這篇敘錄探微索隱，「尹喜」不知還要「活」多少年多少代。
《漢志》所錄書籍有時沒有標註作者，《通釋》在考定著作人歸宿上多有發明。如《漢志·諸子略》「雜家」類收錄「《博士臣賢對》一篇」，並注說「漢世難韓子、商君」。班注是說明此書內容，那麼「漢世」是誰「難韓子、商君」呢？《通釋》在此書敘錄中說：「此即漢武帝時之韋賢也。賢字長孺，魯國鄒人。《漢書》本傳稱其為人質樸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征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徙為長信少府。以先帝師，甚見尊重。可知賢在昭宣之際，實為儒學重臣。既博通經義，則言治必與法家異趣。此一篇蓋其為博士時對朝廷之問也，故題雲《博士臣賢對》耳。班固既未採錄入《傳》，文亦早亡。班氏自注云：『難韓子商君。』則非韋賢莫屬矣。」這則考辨確定了此書的作者，也闡釋了此書書名的意義及其由來。
今本之偽，固眾所周知矣。即著錄于《漢志》之九篇，亦難保其非依託。且「關尹」二字，乃稱其人之職守，而非其姓氏。劉向入之《列仙傳》中，又名關令子。彼既為神仙中人，豈復下筆著書？紀其事最早者，莫如《史記》。但言老子「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而未嘗言關尹亦著書。況《史記》所云「關令尹喜曰」，乃言關令尹見老子之至而心喜悅也。司馬遷以後之人，誤讀《史記》，遽以「喜」為其名，或直稱之為「尹喜」，自劉向、劉歆已然，班氏自《注》，亦沿其誤。他如高誘注《呂覽》，陸氏撰《釋文》，皆謂其人名喜。名之不正，孰甚於此。後世對其人之姓名，不免以訛傳訛，則其人之有無，自難遽加論斷，遑論其著述乎？《漢志》著錄九篇之書，殆秦漢間人所撰記，託名于關尹耳。
ｒｅad•99csｗ.coｍ除了像「尹喜」這類作者是無中生有外，《漢志》中還有少數作者屬於張冠李戴。《漢志》所錄的書籍，其書名有的與今本不同，也與六朝、唐宋人所見本不同，甚至還不同於班氏之前的《別錄》《七略》。古書書名並非作者所擬，常為編次其書的人所加。班氏撰《漢志》時為求體例統一，也時有改易書名的現象。由於一書而有數名，或數書而共用一名，加之此書後世亡佚，這易於滋生學者的困擾和疑竇。如《漢志·六藝略》「易」類載「《韓氏》（《易》傳）（此二字承前省略，為引者所加——引者注）二篇」，班氏自注「名嬰」。因《漢志》改易了書名，班氏自注又過分省略，招致對其作者的猜測誤解和其書真偽的懷疑。我們來看看《通釋》如何梳理與判斷這一學術公案：
《漢志》中收錄的書籍，其作者時有爵里乃至姓氏的錯誤，這些錯誤有的出在班氏本人，有的出在抄寫《漢志》的後人。如《漢志·諸子略》「縱橫家」類收錄了「《龐煖》二篇」，並自注說「為燕將」。《通釋》認為這是班氏的錯誤：「《史記·趙世家》稱『悼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燕世家》又稱『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是龐煖乃趙之名將。班《志》自注云：『為燕將』，蓋記憶偶誤。《兵書略》權謀家又有《龐煖》三篇，其所言者，蓋各有在也。」以《史記》釋《漢志》之誤，起班固於地下也無以自辯。再如《漢志·諸子略》「雜家」類收錄「《屍子》二十篇」，並自注其作者說：「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這次班氏在作者籍貫上又偶有疏誤：「《史記·孟荀列傳》：『楚有屍子。』《集解》引劉向《別錄》雲：『楚有屍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屍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並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余言。卒因葬蜀。』據此可知班《志》自注所云『魯人』，魯乃晉之誤，二字形近而訛也。考《後漢書·宦者呂強傳》注云：『屍子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是此書二十篇之書，既富儒家之言，復有水地之記。其學多方，本不限於一隅。有如《文心雕龍·諸子篇》謂其『兼總雜術』者，不誣也。如徒以其為商君師，佐之治秦，遽謂為僅長於刑名法術之學，則猶淺視之矣。」這則敘錄以班氏之前和之後的史料，無可爭辯地證明屍子不是魯人而是晉人。還有《漢志·諸子略》「陰陽家」類收錄的「《黔婁子》四篇」，班氏自注稱作者為「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梁啟超引《烈女傳》「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吊」的記載，懷疑黔婁子「非齊人，更不及威王時矣。或是兩人耶」？張先生對此的解釋更符合歷史的真實：「齊魯接壤，或實齊人而居於魯，或實魯人而居於齊，此乃事所常有。故記之者或稱為齊人，或稱為魯人也。至於時君之名，間有不合，乃古人記憶偶差耳。皇甫謐《高士傳》稱『黔婁先生齊人，修身清節，不求進于諸侯。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劉向稱黔婁為魯人，班氏說他是「齊隱士」，晉人也稱黔婁為齊人，在目前沒有更多史料確證的情況下，張先生的斷語可能較為明智。當然，有些錯誤不能歸咎於班固，如《漢志·諸子略》「陰陽家」類所錄「《乘丘子》五篇」，古今姓氏書並無「乘丘氏」，而《漢志》自注又稱他為「六國時」人。這是怎麼回事呢？還是來看看《通釋》的考釋：「《廣韻》下平十八尤、丘字下雲：『《藝文志》有桑丘公。』《通志·氏族略》雲：『桑邱氏蓋以地為氏者，《漢書》桑邱公著書五篇。』是今本《漢志》誤桑為乘，為時不早，蓋近世傳鈔致訛。」南宋末鄭樵所看到的《漢志》還是「桑丘」，可見現在《漢志》中的「乘丘」是南宋後傳鈔訛誤。張先生的考辨使《乘丘子》的書名和作者都真相大白。https://read.99csw.comreaｄ.９9ｃｓw•coｍ
《漢志》所收錄的圖書中，有少數不僅書屬於偽托，標註的作者可能是子虛烏有，如《漢志·諸子略》「道家」類載「《關尹子》九篇」，班氏自注其作者說「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從宋陳振孫、清四庫館臣到梁啟超都斷其書為偽品，從西漢劉向、九*九*藏*書東漢班固以來學界又都認為作者實有其人，並都言之鑿鑿地說其人「名喜」。《通釋》對此書的敘錄一掃二千年有關作者的迷霧：
《唐會要》載開元七年詔：「《子夏易傳》，近無習者，令儒官詳定。」司馬貞議曰：「按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雲：『《易傳》子夏，韓氏嬰也。』」是其書本名《子夏易傳》，不名《韓氏易傳》。《七略》舊題，昭然可考。班固此《志》錄諸家《易傳》，自《周氏》二篇至《丁氏》八篇七家之書，悉題某氏。欲使前後一例，遂采《七略》之語，改題《韓氏》耳。但《儒林傳》不言韓嬰字子夏，後人遂誤以為是孔子之弟子卜商。至《隋書·經籍志》乃直題之曰：「《易》二卷，魏文侯卜子夏傳」，則因子夏二字而傅會之也。於是異說紛起，爭論不休。獨宋翔鳳《過庭錄》謂「子夏當是韓商之字，與卜子夏名字正同。當是取傳韓氏《易》最後者題其書，故韓氏《易傳》為子夏傳也」。其說甚通，可成定論。
《通釋》「辨人」——考辨簿錄作者——同樣也能發千古之覆：要麼指出作者張冠李戴，要麼找到簿錄的真實主人，要麼確定作者的年代爵里，不管哪種情況，張先生都能為我們還原歷史真相。
由於古代文字讀音通假，《漢志》中作者的姓氏名字也常有因音近假借的現象，這樣便有一人而有數名或數姓，使得後人確定一書作者時十分困難，如《漢志·諸子略》「道家」類載「《蜎子》十三篇」，並自注其作者說「名淵，楚人，老子弟子」。張先生通過秦漢史書證明「蜎」為「環」的假借字，「蜎淵」就是「環淵」：「環、蜎古字通。《楚策》范環，《史記·甘茂傳》作范蜎，可證也。《史記·孟軻荀卿列傳》雲：『環淵，楚人。學黃老道德之術，著上下篇。』即其人已。史言『著上下篇』，著之言猶注也，謂為《老子》上下篇解說，使其義著明也。其解說之文有十三篇，故《漢志》如實以著錄之。」雖然《蜎子》十三篇已經亡佚，但《通釋》仍經由史料旁證和本證，考出《漢志》中的「蜎淵」即《史記》中的「環淵」。又如《漢志·諸子略》「道家」類載「《捷子》二篇」，並自注作者為「齊人」。可在秦漢其他史書中找不到有齊人名「捷子」，這是怎麼回事呢？還是《通釋》對此書的敘錄能為我們釋難：「《史記·孟荀列傳》雲：『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漢志》著錄之《捷子》二篇，乃其自得之言也。接、捷字通，猶《說文》箑字，或體作耳。《史記·田完世家》《孟荀列傳》作接子，《漢書·古今人表》及《藝文志》作捷子，固一人也。《人表》列此人于屍子之後，鄒衍之前，為六國時人。」通過《說文解字》找到捷、接二字相通的例證，考出《史記》中的齊人「接子」即《漢志》中的齊人「捷子」。從這裏可以看到，張先生繼承並光大了清儒從小學入手的治學思路。read.99csw.com
因《漢志》中的《韓氏易傳》原名《子夏易傳》，班氏注中又沒有明言韓氏字子夏，《隋書·經籍志》撰者望文生義，將漢代的韓商「子夏」換成戰國時的卜商「子夏」，由此使後世聚訟紛紜。直到現代余嘉錫先生辨於前，張舜徽先生申之於后，這一公案才得以了斷。平心而論，對這一問題的考辨余先生應居首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