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先生本人倒是身體力行，在《通釋》中常利用現代的出土文物來證明前人論定的偽書不偽，如《漢志·兵書略》「兵形勢」類錄「《尉繚》十六篇，圖五卷」，清代姚鼐、譚獻等人都斷定此書「為偽書」，不過是「後人雜取苟以成書而已」。張先生在此書的敘錄中則說：「自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初期墓葬中，出土先秦古籍竹簡數千枚，以兵書為多。而《尉繚子》與《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諸書俱在。藏於地下，已歷二千一百余年，信為先秦遺編無疑。《漢志》雜家有《尉繚》二十九篇，注云：『六國時。』《隋志》雜家有《尉繚子》五卷，注云：『尉繚，梁惠王時人。』則與孟軻同世也。」出土文物鐵證如山，所謂《尉繚》屬「偽書」的言論不攻自破。不管是證偽還是證實，最可靠的辦法還是像張先生這樣「拿出證據」來。

《漢志》中的少數典籍儘管其書不偽，但其內容全是杜撰臆造，《通釋》對此類書籍和作者毫不假辭色。《漢志·六藝略》「春秋」類收錄了「《太古以來年紀》二篇」，顧實稱書的內容「皆漢古說」，張先生則認為這類以「年紀」形式寫出的歷史書籍，作者毫無歷史責任感，內容也毫不足取：「羲農以前之事，多見於緯書，其書已不完。即其所存者觀之，多荒誕不經之說，猶各國古史之有神話也。諸緯書所述古事，始於三皇，繼分十紀，大抵出於臆造。荒遠無稽，不足信也。古人撰《書》，斷自唐虞。而司馬遷曰：『唐虞以上，不可記已』（《龜策列傳》）；『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貨殖列傳》）。又稱『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五帝本紀贊》）。可知昔賢闕疑之義，為不可及。緯書起於西漢之末，故有撰《太古以來年紀》以欺世者。考《禮記正義序》有雲：『伏羲之前及伏羲之後，年代參差，所說不一。緯候紛紜，各相乖背，且復煩而無用。』是其說為世詬病，由來久矣。」這類所謂「年紀」「史書」，根本就違背了歷史「無徵不信」和「多聞闕疑」的學術原則，作者有意地為了個人目的而憑空濫造，難怪《通釋》嚴厲地斥責它「荒誕不經」。《太古以來年紀》這類書籍的惡果，造成讀者歷史知識的混亂尚在其次，因為這可以由嚴肅的史學家出來糾正，最可惡的是它帶壞了一代甚至幾代學風，哪怕其書久已亡佚，其流毒仍然難消，後來那些投機取巧者會見樣學樣地跟著作偽。《通釋》接著指出它的惡劣影響：「《漢志》著錄《太古以來年紀》雖僅二篇而又早亡，然其餘緒未絕，影響深遠。後世若蜀漢時譙周之《古史考》，晉人皇甫謐之《帝王世紀》，唐人司馬貞之《三皇本紀》，宋人羅泌之《路史》、金履祥之《通鑒前編》，皆其嗣音。」這是追索作偽的上游源頭與下流餘波，是在「考鏡」作偽的淵源流別。最後，《通釋》還闡述了現在史學家所當取的嚴謹態度：「今日而言太古之事，必須以科學之律令，從事於實際之考察，得地下遺物證驗，始可推知其年代，固非徒據書本，所可逞臆空談者矣。」今天學術界抄襲作偽之風盛行，不知還有多少人能像張先生所說那樣，將「科學之律令」裝在胸中？read.99csw.comhttps://read.99csw.com

當然，《漢志》中能直接用地下出土文物證偽或證實的典籍不多，《通釋》對書籍辨偽用得最多的方法是考之史志以驗證其書籍與作者，考之本書以驗證其內容前後是否吻合，考之他書以驗其是否為原著。張先生說鑒定書之真偽萬不可輕率：「世之鑒定偽書者，固貴有證，尤貴有識，否則必以不偽為偽，則天下寧復有可保信之書！」他在《漢書藝文志釋例》中還以罕見的嚴厲語氣批評後世那些未能「深明著述本原」的學者，「書未開卷，先辨真偽，苟未得其主名，輒臆定為贗鼎，任情軒輊，隨聲是非，終致經典束閣，不思窺覽，豈不悖哉」！《通釋》辨偽的方法既非常科學，態度也十分慎重，有時雖意有未安但查無實據，就只好存疑，從不輕下斷語稱某書為偽書，某作者屬偽托，真正達到了他為自己所懸的學術高標：「持論歸乎至平，立義期于有據。」《通釋》的知識考古既體現了張先生的博學深識，也體現了他治學態度的認真嚴謹。九_九_藏_書

對《漢志》進行辨偽相當複雜，有時典籍既屬偽書，作者也是偽托，這種情況是書與人都偽。如上文論及的「道家」類《關尹子》，關ｈttｐｓ://reaｄ•９9ｃｓw•cｏｍ尹子其人就是子虛烏有，《關尹子》其書又豈能為真？

部次書籍離不開「辨體」「辨義」和「辨人」，而作為對《漢志》的「通釋」，當然也少不了辨偽：或辨典籍屬偽書，或辨其內容為偽造，或辨作者屬偽托。這同樣也是「知識考古」的題中應有之義。

人與書均偽還可再細分兩種不同的情況：有時偽書內容全屬偽造，這種偽書就一無可取；有時偽書中有真事、真意或真情，即古史辨學派所謂「偽書中有真歷史」，這種偽書便有很珍貴的歷史價值。《通釋》很注意對作者與書籍辨偽，但對偽書並不是一概棄如弊屣。《漢志·諸子略》「道家」類首載「《伊尹》五十一篇」，並註明作者即「湯相」。次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同樣註明作者「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梁啟超懷疑在文明初啟之時，怎麼可能寫出幾十篇或幾百篇如此大篇幅的著作？因而他說二書「可斷其必誣」。《通釋》在二書敘錄中不僅也斷其書為偽，還分析了古人作偽的心理動因：「君人南面之術，所起甚早。然必君臣之分既立，而斯論始有所傳。其不起於夏殷以前，無疑也。顧夏殷之世，君人南面之術雖已萌芽，初但口耳相傳，至周末諸子，各述所聞，始著之竹帛耳。《淮南子·修務篇》有雲：『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記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暗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可知諸子之書，例多托古，不足怪也。」只有像張先生這樣深明古書通例的人，才會寫出這種入情入理的敘錄，不只是滿足於簡單地指斥其偽，而是細緻地分析先秦普遍作偽的原因。還有些學者一見其書既然屬於偽書，便斷定其義必然無取，張先生則認為周末諸子很多書雖為依託，但書中內容並非全是偽造，如他在《太公》一書的敘錄中說：「上世言道術者，為使其書見重於世，故必依託古初，高遠其所從來。言道術者之必推本于伊尹、太公，猶言方技者之必推本于神農、黃帝耳。此類書戰國時興起最多，要必前有所承，非盡後起臆說也。學者籀繹遺文，可慎思而明辨之。」其書雖為偽托但義並非杜撰，戰國時期這些偽書仍值得後人細讀明辨。張先生在《廣校讎略》中也強調「偽書不可盡棄」：「學者如遇偽書，而能降低其時代，平心靜氣以察其得失利弊，雖晚出贗品，猶有可觀，又不容一概鄙棄也。」九*九*藏*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