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學術史的重構
——論張舜徽《四庫提要敘講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因其「辨章學術，高挹群言」而一直為學界廣為推崇，「嘉、道以後，通儒輩出，莫不資其津逮，奉作指南」。《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中，經部分十類，史部分十五類，子部分十四類，集部分五類。四部各部前有總敘，每類前有小敘，將總敘和小敘連綴起來儼然就是一部「中國學術史論」。張舜徽先生對《四庫提要敘》非常重視，六十多年前曾以此作為大學文科「國學概論」的教本，將每篇敘文都向學生進行講論和疏通，這些講論稿現已成為「二十世紀學術要籍」《四庫提要敘講疏》（以下簡稱《講疏》）。張先生在《四庫提要敘講疏·自序》中說：「昔張之洞《輏軒語》教學者曰：『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余則以為此四十八篇者，又門徑中之門徑也。苟能熟習而詳繹之，則于群經傳注之流別，諸史體例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衍，釋道之演變原委，悉憭然於心，於是博治載籍，自不迷於趣向矣。」其中「傳注流別」和「體例異同」屬於文獻學中的「簿錄體例」「支分派衍」和「演變原委」屬於「學術源流」，與之相應，張先生講疏的內容便集中於考鏡學術源流，辨明簿錄體例，講疏的方法則「首取《提要》本書以相申發，次采史傳及前人舊說藉資說明，末乃附以愚慮所及而討論之」。可見，這部《講疏》體例上雖為古代學者常用的註疏體，但它突破了「注不叛經，疏不破注」的陳規，對《四庫提要》四十八篇敘文既有引申發揮，也有采史求證，更有正誤糾謬，並由此完成了對中國古代學術史的重構。
一、正誤：重溯學術之源
四庫館臣雖極一時之選，但《四庫全書總目》既成之於眾手，又迫之以時限，其間抵牾謬誤在所難免。即使再淵博的學者也會有知識上的暗角，更不可能對每一學術問題細究深考，加之總其成者「紀氏恃其博洽，往往奮筆直書，而其謬誤乃益多」。《四庫提要敘》在考鏡源流時甚至還出現知識性的「硬傷」，如《目錄類敘》斷言：「鄭玄有《三禮目錄》一卷，此名所昉也。」「目錄」名稱起於東漢後期的《三禮目錄》嗎？張先生以有力的證據作了否定的回答：「『目錄』二字連稱，實起於西漢。《漢書·敘傳》雲：『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文選》任昉《為范始興求立太宰碑表注》引《七略》雲：『《尚書》有青絲編目錄。』是劉向、劉歆校書漢成帝時，已有目錄之名，遠在鄭玄《三禮目錄》之前。特為專書目錄，自鄭氏始耳。」從現存資料看，「目錄」名稱西漢向、歆父子時就有了，至東漢鄭玄才開始用「目錄」作書名，說「目錄」之名始於《三禮目錄》，顯然是館臣一時疏於考證而輕下結論。這篇敘文在考鏡源流上出錯的還不止這一處：「今所傳者，以《崇文總目》為古。晁公武、趙希弁、陳振孫，並准為撰述之式。惟鄭樵作《通志·藝文略》，始無所詮釋，並建議廢《崇文總目》之解題。」館臣誤以為但記書名而不錄解題始於鄭樵《通志·藝文略》，而且將刪削《崇文總目》解題過錯也歸咎於鄭樵。《講疏》對此做了有力的辯證：「論者咸以《崇文總目》之刪去序釋，出於鄭樵，相與譏短而嫉恨之，此則不明乎簿錄體例之過也。無論《崇文總目》之無序釋，與鄭氏不相涉，即書目下不錄解題，其例實創于班固。蓋史志之不同於朝廷官簿與私家書目，亦即在此，尤不可不明辨也。」張先生從簿錄體例的角度分析了《漢書·藝文志》但記書名的原因：「《隋書·經籍志》既舉劉向《別錄》、劉歆《七略》以別於後世但記書名一派，從知不獨《別錄》每書皆有敘錄，即《七略》亦必刪繁存簡，各為解題，如《四庫簡明目錄》之於《提要》無疑耳……班氏撰《藝文志》時，所以毅然刪去《七略》解題而不顧者，誠以史之為書，包羅甚廣，《藝文》特其一篇，勢不得不芟汰煩辭、但記書名而已。若夫朝廷官簿與私家書目，意在條別源流，考正得失。其所營為，既為專門之事；其所論述，則成專門之書；考釋務致其詳，亦勢所能為。劉、班二家編目之職志既有不同，則體例亦無由強合。鄭氏《通志·藝文略》之於《崇文總目》，亦猶班氏《藝文志》之於《七略》耳。惟鄭氏深明修史之不同於他書，故獨遵班例，不為序釋，其識已卓，豈特不可譏詆已哉！」令人不解的是，鄭樵《通志》和班固《漢書》同為史書，《漢書·藝文志》和《通志·藝文略》同樣都是只記書名而無解題，為何四庫館臣不追究《漢書·藝文志》開始「但記書名」，偏偏歸咎於「唯鄭樵作《通志·藝文略》，始無所詮釋」？至於所謂鄭樵「建議廢《崇文總目》之解題」的指責，余嘉錫早已指出是四庫館臣偏信朱彝尊《曝書亭集》中的「意度之詞」，清代學者杭世俊、錢大昕早為鄭氏洗刷了不白之冤。當然，余嘉錫先生也可能百密一疏，鄭樵嫌《崇文總目》解題「文煩無用」，朱彝尊的「意度」也並非無風起浪，鄭樵《校讎略》對《崇文總目》的解題的確多有批評：「古之編書，但標類而已，未嘗註解，其著注者，人之姓名耳。蓋經入經類，何必更言經？史入史類，何必更言史？但隨其凡目，則其書自顯……今《崇文總目》出新意，每書之下必著說焉。據標類自見，何用更為之說？且為之說也已自繁矣，何用一一說焉？至於無說者，或后書與前書不殊者，則強為之說，使人意怠。」鄭樵的校讎學理論強調「類例」而不是「解題」，他認為「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依類而查「其書自顯」，無須在「每書之下必著說焉」，「于晦疑處則釋之，無晦疑處則以類顯」。他批評《崇文總目》「不應釋」「亦強為之釋」，是基於自己校讎學理論而做出的判斷，可四庫館臣對其動機做了最卑污的猜測：「鄭樵作《通志二十略》，務欲凌跨前人，而《藝文》一略，非目睹其書，則不能詳究原委，自揣海濱寒畯，不能窺中秘之全，無以駕乎其上，遂惡其害己而去之，此宋人忌刻之故智，非出公心。」館臣認為鄭樵抨擊《崇文總目》的解題，是出於「我自己沒有便不允許別人有」的小人心理，館臣們以陰暗的心理去揣度他人，雖言之鑿鑿卻全無依據。張先生說「《崇文總目》之無序釋，與鄭氏不相涉」，則既能征于史實也合符情理：鄭氏一介海濱布衣，他的言論根本不足以聳動視聽，更不足以左右朝廷，而且后鄭氏一百多年的馬端臨《文獻通考》尚引證過《崇文總目》解題，可見直到宋末元初，這些解題並沒有刪除，後來刪除這些解題與他全「不相涉」。從向、歆父子《別錄》《七略》附敘錄解題到班固《漢書·藝文志》「但記書名」，我國古代目錄學書籍就一直並存這兩種形式。目錄學著作「但記書名」既不自鄭樵而始，《崇文總目》敘錄解題更不因鄭樵而刪——《講疏》追溯了源流，也澄清了史實。九-九-藏-書
《四庫提要·術數類敘》對術數興起時間的論斷同樣錯得離譜：「術數之興，多在秦漢以後。要其旨不出乎陰陽五行，生克制化。實皆《易》之支派，傅以雜說耳。」《講疏》對這一說法斷然否定：「《漢書·藝文志》有《數術略》，凡分六家：曰天文、曰歷譜、曰五行、曰蓍龜、曰雜占、曰形法。《四庫總目》術數類，大抵近之也。陰陽五行之說，所起甚早，不得謂秦漢以後始有之……《漢志》論及古者數術之士，則謂『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灶，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則秦漢以前，已有以數術馳名周末者矣。即秦始皇所尊信之盧生、侯生，亦當時之方士也，以其行騙詐而久不能致奇葯，大興坑殺之獄，《史記·儒林傳》稱之為『坑術士』，乃實錄也。焉得謂術數之興，多在秦漢以後乎？」張先生的考辨肯定更近於歷史真實。甲骨文中大量卜辭標示了占卜活動的盛行，《左傳》《國語》也記載了不少術士占卜盛況，國君、貴族、軍事家直至一般老百姓幾乎都對占卜感興趣。祈雨、征戰乃至日常婚嫁，人們都離不開卜筮術數。從《荀子·天論》對人們迷信占卜術數的批評中，就不難從反面猜想到當時人們對此沉迷的程度：「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可是像荀子這樣明白事理的天才畢竟極少，對卜筮信以為神的人無疑佔大多數。上古術數活動如此頻繁，飽讀詩書的四庫館臣竟然將「術數之興」的時間定在「秦漢以後」，著實令人費解。
九*九*藏*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總類、小類前的敘錄承《漢書·藝文志》之緒，考鏡學術淵源與流衍，闡述學派興盛與衰微，論定各家的是非與高下。但追溯各家各派的學術淵源流變，可不像追溯黃河和長江的源頭那樣可以「逆流而上」，歷史上各種學術和各個流派往往相互影響，彼此滲透，有的可能枝分而干同，有的可能源異而流合，更加之時代久遠頭緒紛繁，所以「認祖追宗」式的考鏡源流絕非易事。《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將諸子百家的產生推源於上古的某官某守，如「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等等，就常被人指責認錯了祖、歸錯了宗，不只現代學者胡適等人提出反駁，連清代四庫館臣也認為「名家稱出於禮官，然堅石白馬之辨，無所謂禮；縱橫家稱出於行人，然傾危變詐，古行人無是詞命；墨家稱出於清廟之守，並不解其為何語」。《四庫提要》敘錄考索源流時問題也同樣不少，這次該由張舜徽先生來為四庫館臣正本清源了。譬如，《經部總敘》一開口就錯：「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漢武帝以後，儒學之士都稱孔子刪定《詩經》《尚書》，制訂《禮記》《rｅad•9９ｃｓｗ•com樂經》。四庫館臣所謂「經稟聖裁」「刪定之旨」云云，不過人云亦云剿襲陳說。《講疏》闡述了這種說法不成立的理由：
如果說認定孔子刪定六經是意識形態作祟，《四庫提要敘》中對方誌、職官、目錄等類淵源的誤斷，則屬於認知偏差或知識錯誤。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地理類敘》稱：「《元和郡縣誌》頗涉古迹，蓋用《山海經》例；《太平寰宇記》增以人物，又偶及藝文，於是為州縣誌書之濫觴。」這裏所謂「州縣誌書」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方誌」。四庫館臣把《元和郡縣誌》，尤其是《太平寰宇記》視為「州縣誌書之濫觴」，是因為前者記載了唐元和年間四十七節鎮各府、州、縣、戶政區的沿革，及山川、道里、貢賦等情況，後者在沿襲《元和郡縣誌》門類之外，又增以風俗、姓氏、人物、藝文、土產等門，該著卷帙雖十分浩博，但「考據特為精核」。《太平寰宇記提要》稱：「蓋地理之書，記載至是書而始詳，體例亦至是書而大變。」但是，將二書作為方誌的濫觴卻犯了以「流」當「源」的錯誤。張先生在《講疏》中說「方誌之起源甚早」，更遠可以追溯到周代，「遠在周代，百國分立，大者如後世之府、郡，小者僅同州縣耳。《孟子》所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以今視之，即最古之方誌耳。」不只是周時沒有「方誌」的名稱，「自隋以前，方誌但稱為『記』。即以著錄于《隋書·經籍志》者而言，以三國時吳人顧啟期所撰《婁地記》為最先。此後復有《洛陽記》《吳興記》《吳郡記》《京口記》《南徐州記》《會稽記》《荊州記》等數十種書。此皆後世州縣誌書之作」。張先生還指出，即使像《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這樣分門別類記載，其體式也是因襲而非首創：「至於分門敘述，成為專門性記載者，尤不可勝數。《隋志·史部·地理類敘》稱：『隋大業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于尚書。故隋代有《諸郡物產土俗記》一百三十一卷，《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記》一百卷。』此乃歷代帝王下詔編纂全國性方誌圖經之始。其後如唐代李吉甫所修《元和郡縣誌》，宋代樂史所修《太平寰宇記》，皆沿用其體，不得謂二書為州縣誌之濫觴也。下逮元、明、清三朝所修《一統志》，亦循斯例矣。」《講疏》從方誌在上古的雛形，再到方誌體例在隋代的成熟，以及《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二書對隋代方誌體例的承襲，通過探本溯源有力辯駁了四庫館臣有關方誌「濫觴」的誤判。
二、《詩經》《書經》《禮記》《樂經》四經都是孔子之前就已存在的舊典。「史遷嘗稱『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然《管子》中已雲『澤其四經』，可知以《詩》《書》《禮》《樂》為教者，不自孔子始。此四經者，皆舊典也，孔子特取舊典為及門講習之，所謂『述而不作』也。」《講疏》還特引龔自珍《六經正名》中的名言作為佐證：「仲尼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自明不作。」六經為孔子以前「舊典」之說，張氏還可以找到更早的同道，章學誠在《校讎通義》中早就斷言「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講疏》還從社會背景和社會心理兩方面探討了這一說法的成因：「蓋自漢世罷黜百家，獨崇儒術，言及六籍，必推尊為孔子所刪定，此猶言易卦者，必託名於伏羲；言本草者，必託名于神農；言醫經者，必託名于黃帝；言禮制者，必託名于周公，莫不高遠其所從來，以自取重於世，后先相師，如出一轍，學者可明辨之。」推尊孔子刪定六經，是儒者尊聖宗經的心理作祟，四庫館臣不是無能，而是無意去探尋六經產生的淵源。ｒｅaｄ•99ｃｓw•ｃoｍ
「別集」源頭始於西漢而非東漢，《漢書·藝文志》中《詩賦略》所收錄某某賦若干篇，其實就是某某人作品的別集，只是沒有冠以「集」名罷了。四庫《總集類敘》對「總集」源頭的論定同樣是沿襲《隋書·經籍志》，《隋書·經籍志》「以摯虞《流別》為始」，四庫館臣也將摯虞編的《文章流別集》作為「總集」的濫觴，《講疏》則認為「總集」實際上始於劉向裒集的《楚辭》：「《楚辭》本劉向所輯錄，至東漢王逸作注時，又益以己作《九思》與班固二敘為十七卷。自此疏釋《楚辭》者，咸以王注為定本，故《四庫敘》文雲『王逸所裒』也。《楚辭》本總集之始，《四庫總目》仍探原於摯虞《流別》者，本《隋書·經籍志》之說耳。」張先生說即使不算上劉向編的《楚辭》，摯虞編的《文章流別集》也不是最早的總集，早在摯虞之前就有曹丕編輯過建安作家總集：「考魏文帝雅重文學，自為太子時……《與吳質書》有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所謂『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即總集之體例，遠在摯虞《流別集》之前矣。」總之，《別集類敘》和《總集類敘》都沒有盡到文獻學「考鏡源流」的本分，未能追溯到「別集」「總集」最早的源頭。《類書類敘》也附和《隋書·經籍志》，將《皇覽》定為類書的開端，《講疏》則認為：「類書之興，當溯源於《爾雅》。其書十九篇，有解說字義者，《釋詁》《釋言》《釋訓》是也；有專明親屬者，《釋親》是也；有記房屋器用者，《釋宮》《釋器》《釋樂》是也；有紀自然現象者，《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是也；有錄生物品名者，《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是也。分類登載，有條不紊，此非類書而何？特由帝王分命臣工依類纂錄以成一書者，自魏文帝時編《皇覽》始耳。」張先生在《廣校讎略》中也有近似的議論：「《爾雅》首三篇專釋故訓，自《釋親》以下十六篇則備詳六親九族之禮，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遠而天地山川，近而宮室器用，庶物畢載，人事悉顯，總括萬殊，而皆以類相從，因物為號，蓋類書之始也。」《爾雅》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入經類，古代儒生將它視為經書，現代學者把它當作語言學著作，而張先生獨排眾議將它作為類書的鼻祖，非深明學術精微和群言得失不能做出如此論斷。《爾雅》將各種名物分門別類，後來的類書差不多都是依這一形式纂輯而成，從這一意義上說，《爾雅》的確開古代類書的先河。當然，考鏡學術源流不只需要學術眼光，還需要學術勇氣和膽略，否則在當時誰能把經書說成類書？rｅad•９９csw•coｍ
正如余嘉錫先生所說的那樣，《四庫提要》看似「援據紛綸，似極賅博」，可「按其出處」就會發現經、史、子、集的提要多取之於《經義考》《經籍考》《文獻通考》有限的幾部著作。再細查其《四庫提要》的總敘和小敘，其議論也常常間接參考或直接借用《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的觀點，而不是四庫館臣的新知獨創，所以常和《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一起出錯。《四庫提要》中具體典籍提要的錯誤，余嘉錫先生多有辨證，而提要中總敘、小敘的錯誤，則多由張舜徽先生糾謬。我們再看看《講疏》對《四庫提要》有關「別集」和「總集」淵源的辨證。《四庫提要·別集類敘》斷言：「集始於東漢。荀況諸集，後人追題也。」《講疏》指出這一錯誤判斷來於《隋書·經籍志》：
《隋書·經籍志》雲：「別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也。」《四庫敘文》承用其說，而其實非也。《漢志》之《詩賦略》，即後世之集部也。觀其敘次諸家之作，每雲某某賦若干篇，各取其傳世之文，家各成編，斯即別集之權輿。如雲「《屈賦》二十五篇」，即《屈原集》也；「《宋玉賦》十六篇」，即《宋玉集》也；「《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即《司馬相如集》也……循是以推，則《詩賦略》所收五種百六家之文，大半皆別集也。是劉向父子校書秘閣時，即已裒集多家之文，依人編定，使可別行。當時無集之名，而有集之實。集之創始，必溯源於此，不得謂至東漢而後有此體制也。特後人一一追題，紛加集名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