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意識形態的傲慢在子部各類小敘中表現得更為明顯露骨。我們來看看《法家類敘》：「刑名之學，起於周季，其術為盛世所不取。然流覽遺篇，兼資法戒。觀于管仲諸家，可以知近功小利之隘；觀于商鞅、韓非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鑒彼前車，即所以克端治本，曾鞏所謂不滅其籍，乃善於放絕者歟！」說來令人無法相信，法家在四庫館臣眼中僅僅具有反面教材的價值。其所以不銷毀法家典籍，就是為了讓世世代代的人知道法家「近功小利」的狹隘及「刻薄寡恩」的冷酷，了解狹隘與冷酷給民族和國家造成的災難。《四庫全書總目·凡例》稱對那些「離經叛道、顛倒是非者，剖擊必嚴」，也許館臣們覺得法家「離經叛道」吧，所以才對這一學派徹底否定。《講疏》批駁了這種對法家的否定性論述：「此儒家正統之見，未足以為定論也。諸子之言，皆主經世。各有所偏，亦有所長。苟能取其長而不溺其偏，自能相輔為用，有益治理。」接下來從理論價值和歷史作用兩個方面闡述了法家的歷史地位：「若管仲、商鞅、韓非，皆古之大政治家也，其言治國之理，至明核矣。吾嘗以為載籍極博，而獨乏系統闡發政治理論之書。惟周秦法家于富國強民之道，生財教戰之方，以及黜華崇實、肅化明紀諸端，言之兢兢，自成體系。管仲以之治齊，商鞅以之治秦，雷厲風行，悉奏膚功。而秦皇之一統宇內，立邦治法，一遵韓非之說，此其尤大章明較著者也。後世若霍光、諸葛亮、王猛、魏徵、王安石、張居正之流，皆實本其學以治天下。立法施度，勇毅能斷，莫不有法家精神，是豈迂闊儒生所逮知哉！」張先生還引證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對法家的論述，闡明「西漢學者，已於法家之學，早有定評」，由此可知，法家的歷史地位「何可一概抹殺」？我們在這裏要特別補充的一點是，四庫館臣對管仲的評價比孔子還要尖刻嚴苛，孔子的確說過「管仲之器小哉」！但孔子也多次讚賞管仲的仁愛和功德。當「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的學生子路和子貢先後指責管仲「非仁」時，孔子對這兩位學生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管仲因其巨大的功業使廣大人民「受其賜」，這種博施廣濟的大仁大愛竟然被四庫館臣說成是「近功小利」，比起管仲來，館臣們真的是「匹夫匹婦之為諒也」；比起孔子的通達來，館臣真的顯得「器小」。《講疏》並以西漢政治為例，說明中國歷代統治者都是王霸雜施或儒法合用，「曠觀歷代興亡，亦何嘗專任儒術足以致治者乎」？這些議論表明張先生不只擺脫了意識形態的魔障，其見識境界也遠逾清儒，顯示了他對法家乃至古代政治的深刻思考。

四庫館臣的認知偏差也表現在對方誌的理解上，《地理類敘》說：「古之地誌，載方域山川風俗物產而已……王士禎稱《漢中府志》，載木牛流馬法；《武功縣誌》載織錦璇璣圖。此文士愛博之談，非古法也。」《講疏》對這一說法給予異常直率的批評：「斯論甚陋，不可為訓。大抵方誌取材，以社會為中心，與正史但詳一姓之成敗興替者不同。舉凡風俗習慣、民生利病、物產土宜、奇技異能，一切不載於正史中者，方誌皆詳著之。其足裨益國史，亦即在此。《漢中府志》載木牛流馬法，《武功縣誌》載織錦璇璣圖，實有其物，足資考證，筆之於書，有何不可！以文士愛博之談斥之，非也。」館臣對方誌的特徵與功能缺乏深刻的理解，加之他們常患食古不化的毛病，要求每一種簿錄體例僵守陳規，只能「因」而不能「創」，因而，才有對方誌載「木牛流馬法」和「織錦璇璣圖」的不滿，才有對方誌這一體例的陋識。

四庫館臣不僅常常揚漢抑宋，還往往尊古卑今甚至是古非今。來看看《樂類敘》對古樂今樂的評價：「顧自漢氏以來，兼陳雅俗，艷歌側調，並隸雲韶。於是諸史所登，雖細至箏琶，亦附於經末。循是以往，將小說稗官，未嘗不記言記事，亦附之《書》與《春秋》乎？悖理傷教，於斯為甚。今區別諸書，惟以辨律呂、明雅樂者，仍列于經。其謳歌末技，弦管繁聲，均退列雜藝、詞曲兩類中。用以見大樂母音，道侔天地，非鄭聲所得而奸也。」《講疏》分析了館臣所謂「雅俗」之所指和其評斷之所失：「苟非兼陳雅俗，斷不至繁雜至此，故《四庫總目敘》痛斥之。而必謂為悖理傷教，失之過激矣。」館臣為什麼如此偏激呢？除了他們的審美偏好外，更主要的是他們「明王道」的政治立場，使他們把審美趣味上的雅俗，混同於政治上的是非和道德上的邪正——凡雅者必正，凡俗者必邪，於是便咬牙切齒地罵俗樂「悖理傷教」。《四庫全書總目》將那些所謂「謳歌末技，弦管繁聲」都視為是淫|盪的「鄭聲」，將它們全部剔出「樂類」，歸入「雜藝」或「詞曲」二類中。「雜藝」被人鄙視自不待言，「詞曲」在四庫館臣眼中同樣「厥品頗卑」，將流行的「弦管繁聲」退出「樂類」而歸於「雜藝」和「詞曲」，就是把這一類音樂打入另冊。從知識類型上看，無論是「律呂雅樂」還是「弦管繁聲」都是音樂，將前者收入樂類，後者貶入雜藝，完全不顧知識分類和圖書分類的基本原則。張先生不同意館臣將所有「弦管繁聲」「皆目為鄭聲」：「大抵事物之興，古簡而今繁；古代樸素而後世華靡；萬類皆然，無足怪者。太古之樂，惟土鼓、蕢桴、葦龠而已。后乃益之以鐘磬弦管，亦有來自域外以補國樂之所不足者，於是音樂始臻極盛。如但一意尊古卑今，舉凡今之所有而古之所無者，悉目為不正之聲，概加屏棄，則違於事物進化之理遠矣。此學者辨藝論古，所以貴能觀其通也。」《講疏》敏銳地指出館臣是以音樂產生時代的早晚來判定音樂本身的尊卑——但凡古樂必尊，但凡今樂必賤。這既「違於事物進化之理」，也悖于音樂社會學的常識，充分暴露了四庫館臣意識形態上的傲慢和知識社會學上的偏見。httｐs://ｒｅａｄ.99csw.cｏｍ

忠君觀念和政治態度也導致《四庫提要敘》對學人、學派、學術評價的偏頗。譬如，《集部總敘》評論錢謙益時，就因政治態度而泯滅了學術良知：「至錢謙益《列朝詩集》，更顛倒賢奸，彝良泯絕，其貽害人心風俗者，又豈鮮哉！」無庸諱言，錢氏為人可訾議者很多，不只降清一事大節有虧而已。不過，張舜徽先生認為，論及《列朝詩集》時就應橋歸橋路歸路，從學術立場來論述該著的學術成敗：

上文我們闡述了《講疏》對《四庫提要敘》「考鏡源流」上的正誤，此處再分析對《四庫提要敘》「辨章學術」上的糾偏。

《列朝詩集》不僅「廣攬兼收，無分男女貴賤，朝野華夷」的收錄標準上，「在總集中為創格」，為後世保存了不少「逸篇零什」，有助於文史研究的「徵文考獻」，而且《列朝詩集小傳》中縱論明代各家各派詩歌的優劣得失，視野宏闊而又議論精警，不失為一部系統而又透闢的明代詩歌史論。這部既具詩史價值又有理論價值的總集，卻招致館臣「顛倒賢奸，彝良泯絕」如此之重的惡評，真不知從何談起。《講疏》載錢氏《初學集》《有學集》「在乾隆時，以語涉誹謗，版被禁毀。修《四庫全書》時，既未著錄其著述，撰敘文者，又假論及《列朝詩集》，而抨擊加劇，非定評也。逞愛憎之私，失是非之公，學者於此，必有辨矣」。原來如此！錢氏因其著作「語涉誹謗」，於是館臣便劇加抨擊以取悅龍顏，「逞愛憎之私」還說得太客氣，四庫館臣們根本不敢有自己的愛與憎。作為極一時之選的四庫館臣，何嘗不知道錢謙益的學問與地位，何嘗不明白《列朝詩集》的學術價值，但他們只能以時君的愛憎為其愛憎，以朝廷的是非為其是非。九-九-藏-書

四庫館臣在「評定學術高下、審斷著述精粗」中時見偏頗，並非全是政治態度、意識形態和學術傾向的原因，其中有一部分是由於識有未逮之所致，如《正史類敘》稱：「蓋正史體尊，義與經配，非懸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與稗官野記異也。」我國古代史書最常用的編年體和紀傳體，此前並沒有人將它們分出學術上或文體上的尊卑。《講疏》考證了「正史」之名的來由和本義：「『正史』之名，唐以前未有也。自唐設館修史，然後名朝廷詔修之史籍為正史，亦猶唐初詔修五經義疏為《五經正義》耳。」張先生這裏可能記憶偶誤，「正史」之名始見於南朝梁阮孝緒的《正史削繁》，它以《史記》《漢書》等紀傳體史書為正史。因為唐代官修的幾部史書都擬司馬遷、班固的紀傳體，此後紀傳體史書雖然常被說成「正史」，但「正史」之名並沒有為紀傳體所獨佔。張先生還舉例說：「劉知幾《史通》有《古今正史篇》，敘列所及，並舉紀傳、編年，初未嘗專宗紀傳。嗣《唐志》列紀傳為正史，而編年別成一類，宋以後皆因之。」不過，「宋以後皆因之」的說法也並不准確，《明史·藝文志》仍將編年、紀傳都作為正史。以紀傳體為「正史」絕非定論，「顧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史部敘》曰：『編年、紀傳，各有所長，未易以優劣論。而人皆以紀傳便於披閱，獨行於世，號為正史，不亦異乎！』章學誠《史考釋例》亦曰：『編年之書，出於《春秋》，本正史也。乃班馬之學盛，而史志著錄，皆不以編年為正史。紀傳、編年，古人未有軒輊；自唐以後，皆沿唐志之稱，于義實為未安。』可知自來學者，偶言及此，亦遞有是非。必如《四庫總目敘》所云：『正史體尊，義與經配。』揆諸情實，夫豈其然」。無論是從史學實情來看，還是從簿錄體例著眼，將編年體和紀傳體分出尊卑，既是意識上的偏見，也是認識上的偏差。

先看四庫館臣對漢學、宋學的態度。他們主觀上申明要「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表面上看，似乎對漢學與宋學一碗水端平，而實際上正如《講疏》所指出的那樣，這些都是館臣們的門面話，「然通觀全書，于評定學術高下、審斷著述精粗之際，仍多揚漢抑宋之辭。蓋習尚移人，賢者不免」。《講疏》還特地提醒讀者說：「讀是書者，宜知其論列古今，自不無偏袒之見也。良以紀昀學術根柢，仍在考證。江氏《漢學師承記》，取與江永、金榜、戴震諸家並列，以其治學趨向同耳。其撰述《提要》有所軒輊，不足怪也。」清從乾嘉開始，漢、宋之爭形同水火，在《詩經》研究領域里，「攻漢學者，意不盡在於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伸漢學者，意亦不盡在於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這兩派名義上是論是非，而實際上是爭勝負。《四庫提要·詩類敘》兩邊各打五十大板，一邊說對於兩方的意見「全信全疑，均屬偏見」，一邊又說「至於鳥獸草木之名，訓詁聲音之學，皆事須考證，非可空談。今所采輯，則尊漢學者居多焉」。從館臣的取捨可以看出，他們對漢學、宋學的態度並不那麼「持平」，張先生在漢宋之爭中才真正能「消融門戶之見」：ｈｔtｐs://rｅad•９９ｃｓw•ｃｏm

在辨章學術的過程中，學者不同的價值取向決定了各自不同的價值判斷，不同的學術傾向又影響著他們對不同學派、學科、學術的評價。由於尊聖、崇經、忠君的立場，四庫館臣毫不掩飾自己「編錄遺文」的目的，是「以闡聖學、明王道為主，不以百氏雜學為事」。他們認為經文「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對經書只能信仰而不得懷疑，對「天裁」「聖諭」只能讚頌而不可否定，一切以「天裁」的是非為是非，以「聖諭」的好惡為好惡。儘管四庫館臣反覆申言「參稽眾說，務取持平」，不斷強調「掃除畛域，一準至公」，可是由於特定的意識形態、政治態度及學術傾向，他們在月旦學人、論定學術、評價學派時，正如張先生所批評的那樣，有時難免「逞愛憎之私，失是非之公」。他們在總敘小敘中所闡述和勾勒的學術史，有些部分像誇張變形了的「學術漫畫」：有的學人被拔高聖化，有的學派學人又被貶損醜化。

清儒治《詩經》「足以跨越前人」之處在「考證名物之情狀，審別文字之異同」，宋賢治《詩經》之所長在闡述「篇中之微旨，詞外之寄託」。在張先生看來，前者只能算「治經之功」，只是治《詩經》的基礎和準備，後者才是治《詩經》的目的，它代表一個時代對《詩經》理解和體驗的深度。朱熹通過對《詩經》義的深心體貼和對《詩經》藝的細膩感悟，能夠「以意逆志，曲得詩旨」。鄭玄的《毛詩傳箋》以《禮記》解《詩經》，自然有很多曲解和附會，所以說他「牽于禮制」致使「紆曲而難通」。難怪張先生將朱熹《詩集傳》置於鄭玄《毛詩傳箋》之上了。其實，鄭玄是張先生一生都非常景仰的大師，推崇他「學術淵湛，識斷精審」，晚年還撰寫《鄭學叢著》以總結鄭學的成就，該著可以說是鄭學集大成的著作。景仰他卻不偏袒他，這才說得上是「惟求義理之安，不存門戶之異」，「一準至公」，平視漢、宋。九-九-藏-書

在《四庫提要敘》中，揚漢抑宋的學術傾向隨處可見，如《春秋類敘》交代其審斷標準說：「雖舊說流傳，不能盡廢，要以切實有徵、平易近理者為本。其瑕瑜互見者，則別白而存之；游談臆說，以私意亂聖經者，則僅存其目。」由於主其事者紀昀的學術根基在於考證，那些「切實有徵」的著作容易受到四庫館臣的青睞，而那些「游談臆說」一類的東西則被打入另冊。《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類》末的《案語》稱：「徵實跡者其失小，騁虛論者其失大矣。」從學理上講，「徵實跡」的史實考證和「騁虛論」的理論闡釋不可偏廢，古人將這二者分別名為「考據」「義理」，這兩種學術路數都各有其優劣，「失小」「失大」更是難見分曉，尚義理者容易失之空疏，尚考據者容易失之瑣碎。當時「達人顯貴之所主持，聰明才俊之所奔赴」多在名物、訓詁、考證，紀昀等館臣的觀點不過是乾嘉學界主導學風的反映。《四庫全書總目·凡例》就揭明了全書的取捨標準：「謝彼虛談，敦茲實學。」張先生對漢學與宋學無所偏心，因而對漢學與宋學的評價也就無所偏見。在《詩經》研究上，他認為鄭玄不及朱熹；在三禮的研究上，他又認為鄭玄遠過宋賢：「鄭氏遍注三禮，為世所宗。」「宋人于名物度數，不能與之立異，惟力詆鄭氏好以緯候說經……要之，三禮自是鄭學。其于勘正文字異同，疏說名物情狀，厥功不細，非可妄議，未宜以其小疵掩其大醇也。」同時，他也肯定宋儒治禮的獨到之處：「漢儒說禮，考禮之制；宋儒說禮，明禮之義，各有攸長，自可兼采。」「持論歸乎至平，立義期于有據」，是張先生一生奉行的學術準的。他不薄漢學也尊重宋儒，所以他在清儒的漢宋之爭中能不偏不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