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提要》的總敘小敘往往只陳述各簿錄體例的興衰，卻未能深究興衰的動因，《講疏》則在此基礎上引而申之——不僅明其然且能探其所以然，如《編年類敘》說：「劉知幾深通史法，而《史通》分敘六家，統歸二體。則編年、紀傳，均正史也。」後來紀傳體「歷朝繼作」，而編年體「則或有或無，不能使時代相續」，這樣，正史之名逐漸為紀傳體所獨佔。四庫館臣只是陳述了紀傳、編年二體在後世的興衰，張舜徽先生進一步分析了它們興衰的箇中原因：「校論二體，各有短長；學者沿波，遂分軒輊。蓋紀傳之體，立本紀以為綱，分列傳以詳事；典章繁重，則分類綜括以為志，年爵紛綸，則旁行斜上以為表，實能兼編年之長而於事無漏，故後世多用其體。若編年之書，事繫於年，人見於事。其有經國大制非屬一年，幽隱名賢未關一事者，則以難為次序，略而不載，故後世病其體之局隘，多缺而勿續。此『班、馬舊裁，歷朝繼作；編年一體，或有或無』之故也。」紀傳能兼編年所長而避其所短，記事比編年具有更廣的容量，寫人比編年更加靈活機動，而且將君主、世家、人物、典章、年爵分類敘述更便於閱覽，尤其是以君主為綱的本紀凸顯了皇權；相比之下編年則有諸多缺點——同一經國大事可能並非一年所能完成，一事就不得不分載於數年之中；同一人物往往隔數年或數十年才能提到，這就不可能刻畫完整的人物形象；更要命的是編年「系日月以為次，列時歲以相續」的敘事特點，讓君主淹沒在時歲日月之中，沒有辦法突出王權，所以後世官方主修的史書全為紀傳體，而編年體史書的命運則是「或有或無」。紀傳體「歷朝繼作」與編年體斷續無常，不只是反映了二者文體上的優劣，也反映了權力對知識的滲透。可見，張先生對紀傳、編年二體特徵的理解比四庫館臣更為深入。

《講疏》「明簿錄體例」主要從追溯體例的起源、闡述體例的發展和辨明體例的特徵三個層面展開。《傳記類敘》將《晏子春秋》《孔子三朝記》視為「記之權輿」，《講疏》認為「博征載籍，則傳記開創之功，應推司馬遷之書為最早。彼以本紀記人主之事，世家記諸侯之政，列傳記公卿賢者之所為以及邊裔地區之事物，由是傳記之體始備」。張先生認為不能將「記」等同於「傳記」：「所謂記者，記一時所語也，自與敘一事之始末者有不同矣。」《孔子三朝記》中的「記」不過記一時之所語，與記一人一事之始末的傳記，從體例上看差別很大，不能把偶記一時之語的「記」說成傳記的開端。司馬遷《史記》或記「諸侯之政」的首尾，或記「公卿賢者」一生的始末，傳記作為一種簿錄體例才得以確立。張先生從《史記·大宛列傳》中「《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和《伯夷列傳》中「其傳曰」二語，推斷在司馬遷之前早已有紀有傳，雖然現在找不到更多史料，但紀傳這一體裁的淵源可能很早，司馬遷也不過是「特承舊文理董之」。追溯了紀傳體的淵源和分析了紀傳體的特點以後，《講疏》最後闡述這一體裁的發展：「自兩漢以逮六朝，傳記之作大興……學者沿波，厥流益廣。」四庫將這一體例的史籍分為「聖賢之屬」「名人之屬」「總錄之屬」「雜錄之屬」四類，「而於歷代高僧、地方耆舊之傳記，概不之及」，對歷代碑傳更付闕如。《四庫全書總目》不僅在典籍收錄上遠不能稱為「全書」，而且由於「仰承帝王意旨」，在收錄圖書時「君臣上下之分既嚴，叛順正僭之防尤峻」，將《安祿山事迹》《平巢事迹考》《劉豫事迹》等這些本屬傳記的典籍統統歸入別錄，這是典型「政治挂帥，學術靠邊」的惡例，使四庫館臣在圖書分類時自亂其例，一方面使「四庫全書」不「全」，另一方面又不能真實地反映傳記這一體例的流變。https://read.99csw.com

如果說《講疏》在溯學術源流時更多的是正誤糾謬，在明簿錄體例時則更多的是引申發揮和補充辯正。學問既各有源流，著述也各有體例，知識分類和圖書分類離不開辨體和辨義，四庫全書的分類不是以體分就是以義別，因此，辨明簿錄體例是《講疏》的另一重點。張先生認為簿錄體例不明則群書畛域不分，群書畛域不分則學術源流莫辨，他在《廣校讎略·自序》中說：「嘗以為校讎之學，首必究心於簿錄之體，而後辨章學術有從入之途；次必推明傳注之例，而後勘正文字無逞臆之失。」辨明簿錄體例是考鏡九*九*藏*書學術源流的必經途徑，《講疏》中經部特別注意「傳注之例」，史部和集部特別注意簿錄之體。

明體與分類具有內在聯繫，簿錄體例不明則圖書分類必亂。如《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將楚辭別立一類，《楚辭類敘》闡述了如此分類的原因：「《隋志》集部，以《楚辭》別為一門，歷代因之。蓋漢魏以下，賦體既變，無全集皆作此體者。他集不與《楚辭》類，《楚辭》亦不與他集類，體例既異，理不得不分著也。」如果按四庫館臣的邏輯推下去，《全漢賦》《全唐詩》《全宋詞》《全元散曲》是不是也要單獨分類呢？《講疏》對此提出了異議：「六朝時賦集之編多家，《隋志》悉入總集；宋元人所編《樂府詩集》《古樂府》之類，《四庫總目》亦歸之總集。斯皆文以類聚，合集成書，與《楚辭》體例相近，惟時代不同耳。《楚辭》為總集之祖，取冠其首，尤足以明原溯本也。」《楚辭》是劉向所編從屈原到西漢的辭賦總集，也是我國古代總集之祖。它與後人編的《全唐詩》《全宋詞》屬同一性質的總集，唯一的區別是它的時代更早，所以將它置於總集並「取冠其首」，比讓它別為一類「尤足以明原溯本」。再說，《四庫總目》既已立總集類，又將本屬於總集的《楚辭》另立一類，在圖書分類上同樣是「自亂其例」。又如《四庫全書總目》入「起居注」于「編年」，置「實錄」于「別史」，這一分類錯誤的根源同樣在於對該體例的特徵尚缺乏深入把握。張先生說「『起居注』但記人君言行，而『實錄』則由刪錄國史而成。體之弘纖不同，而為用亦異」，不過「實錄」和「起居注」都屬編年體，所以《講疏》稱：「《四庫總目》並『起居注』于編年，是也；而置『實錄』于別史，則倫類不侔矣。」

由於辨體與分類具有深刻的內在聯繫，《講疏》強調辨體與重視分類因而密不可分。四庫館臣雖然明白「蓋既為古所未有之書，不得不立古所未有之例」的道理，但他們在分類時常依附門牆，如《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仍是沿襲《隋書·經籍志》而稍加細密，將「地理類」中的圖書又分為十個小類，這種分類看上去也很有條理，首宮殿，次總志，次都會郡縣，次河防邊防，次山川古迹，次雜記遊記，次外紀，等等。張先生在《講疏》中說：「顧吾以十類之中，總志及都會郡縣，宜合為一而擴充之，在史部中別立方誌一門，以與地理並列。自來簿錄之家，不立方誌獨為一類，乃書目中缺陷也。亦由前人不重視方誌之探研，僅目為地理書之附庸耳。」《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中收錄的典籍，將地理、方誌、遊記、考古等方面的書籍雜糅在一類中，從現在的學科分類和圖書分類來看，這「地理類」完全是個大雜燴。張先生主張將其中的總志和都會郡縣誌析出「地理類」，別立「方誌類」以與「地理類」並列，不僅顯示了他的現代學科意識和分類意識，也顯示了他對方誌體例的透闢理解。九*九*藏*書

當然「明簿錄體例」最主要還在於辨明簿錄體例的性質與特徵，如果對該簿錄體例的特性不甚了了，就容易導致學術分類和圖書分類的錯誤。《四庫提要·小說家類敘》由於對小說的內涵沒有清晰的界定，對有些書籍的分類就明顯不當，如稱「屈原《天問》，雜陳神怪，多莫知所出，意即小說家言」。張先生闡述道：「子部之有小說，猶史部之有史鈔也。蓋載籍極博，子史尤繁，學者率鈔撮以助記誦，自古已然，仍世益盛。顧世人咸知史鈔之為鈔撮，而不知小說之亦所以薈萃群言也……故小說一家，固書林之總匯，史部之支流，博覽者之淵泉，而未可以里巷瑣談視之矣。」屈原《天問》按前人闡釋，是寫他遭放逐之後彷徨山澤，看見楚先王廟和公卿祠堂壁上所畫的山川神靈聖賢怪物，睹畫興懷不禁呵而問之，提出自己對宇宙、社會、人生的困惑，其事幻，其理深，其辭奧，至今難得真正的解人，這首偉大的詩篇絕「非小說言所可比附」。「夫小說既與史鈔相似，故二類最易混淆，與雜史一門亦復難辨。」《四庫》中不當收入小說的書籍常常錯收，當收入小說的書籍又往往漏收，儘管館臣「百計辨之，適足以自亂其例耳」。九*九*藏*書

《四庫提要》總敘小敘中許多論斷相當精審，如《紀事本末類敘》說：「古之史策，編年而已，周以前無異軌也；司馬遷作《史記》，遂有紀傳一體，唐以前亦無異軌也。至宋袁樞，以《通鑒》舊文，每事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詳敘其始終，命曰《紀事本末》，史遂又有此一體。」這段話闡述古代史書體例的變化雖然十分簡潔，告訴了人們編年、紀傳、紀事本末三種簿錄體例的產生、嬗變，但它並沒有交代紀事本末體何以產生於宋代的原因，也沒有分析這種體例的文體特徵，更沒有比較編年、紀傳、紀事本末各自的優劣，《講疏》恰好為我們彌補了以上的缺憾。首先他引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中的話比較分析三者的文體特長：「蓋紀傳體以人為主，編年體以年為主，而紀事本末體以事為主。夫欲求史跡之原因結果以為鑒往知來之用，非以事為主不可。」接著再從宋人治學方法的角度，分析紀事本末體何以出現於宋代的緣由：「大抵宋人治學，好勤動筆。每遇繁雜之書，難記之事，輒手抄存之，以備觀省，其于群經諸子，莫不皆然。袁氏之抄《通鑒》，初無意于著述，及其書成法立，遂為史學辟一新徑，亦盛業也。」袁氏不過是因為「好勤動筆」抄書的習慣，將分置於不同年月的事件首尾連綴在一起，起初沒有明確自覺的體例創新意識，後來「書成法立」而確立了一種新的史學體例，可見，紀事本末體在史學上雖然前無古人，在簿錄體例上雖是袁氏獨創，但這體例的產生卻不是有意栽花而是無心插柳。清人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書教下》中稱：「紀事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于紀傳，事豁于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章氏將紀事本末體的淵源追溯至《尚書》，張舜徽先生也不同意這種論斷：「宋賢史學，大抵步趨漢儒：司馬《通鑒》，衍荀悅之例者也；鄭樵《通志》，衍太史公之例者也。若紀事本末之書，則實古無是體，而宋人創之。禮以義起，為用尤弘。何必遠攀三古，謂為《尚書》之遺教乎！」紀事本末體為宋人創體，在史學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用不著「遠攀三古」或「拉扯家門」來撐門面。read.99csw.com

部類群書應因書而立例，不可設例類以統書；應「禮以義起」而因書命名，不「全襲前人」的類別舊名。張先生的圖書類例理論以他的簿錄體例理論為基礎，簿錄體例既然有創有因，圖書分類當然不能只因不創。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分別設置《詔令奏議類》和《政書類》。詔令為王言所敷，奏議為大臣所呈，其內容關乎軍政得失與治亂興衰。在古代，由於詔令奏議——尤其是詔令——大多出自文章大手筆，無一不訓辭爾雅莊重得體，從蕭統編《文選》到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和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都採錄了詔令和奏議兩類文體，古人以此作為文章典範來模仿學習，所以詔令奏議此前常置於集部，《四庫》從《唐志》改隸史部。不過，在張先生看來，「以『詔令奏議』標目，猶嫌局隘，未足以統括有關之書」。就是說「詔令奏議」涵蓋面太小，難以統括這方面的所有圖書，「故《四庫總目》錄《名臣經濟錄》入此類，《書目答問》乃並《經世文編》亦收進矣。良以此類書無類可歸，不得不以附於詔令奏議耳」。如果說《詔令奏議類》所患在涵蓋面太窄，《政書類》所失又在涵蓋面太泛，四庫館臣稱《政書類》「惟以國政朝章」為主，可詔令奏議算不算「國政朝章」？前朝故事當朝憲政算不算「國政朝章」？《講疏》一針見血地指出：「『政書』二字，所該至廣，如誠循名求實，則《資治通鑒》《經世文編》之類，何一不可納之政書乎？」《詔令奏議類》和《政書類》從分類到命名都多有可議。張先生建議在史部中立「政制」「政論」二類，這樣，「《四庫總目》《書目答問》所立『政書』一目，可以『政制』代之，《通典》、《通考》、歷代會要之屬，皆入此類。『詔令奏議』一目，可以『政論』代之，詔令、奏議、《經世文編》之屬，皆入此類」。